玉圣兄拟出版十卷本个人文集《英堂文存》，嘱我为其中一本《学术书评集》作序。我于是一口应承下来——当然，并非因为本人何德何能。依学界惯例，或出于学者自身谦虚，一般不敢给同辈作序，而常邀前辈德高望重者成全，同时还有奖掖后进、提携后学之意。但我一直无意当学者，而只是个思想者，同时也就是个作家，大概可以不循此旧例，此其一；其二，可能跟性情有关，玉圣与我性情相近，大致都不把旧例太当回事儿。况玉圣与我精神交往至深，深到其实根本用不着多碰面，其诚如磐，其心不变。
说起性情，清代史学大家章学诚之说确实有道理。他说：“学术功力兼其性情，为学之方不立规矩，但令学者自认资之所近与力能勉者而施其功力，殆即王氏良知之遗意也。”玉圣有幸，在山东师大读本科，在北京大学读硕士（乃至后来在中国政法大学在职读博士）时，均遇名师（依次为世界近代史专家海恩忠教授、美国早期史齐文颖教授和民法学泰斗江平教授）指点与栽培，自始即受到完整、良好、规范的学术训练，在耳濡目染之中，获得优良的学术规训，加之“自认资之所近与力能勉者而施其功力”，虎虎有生气，且学术起点高，故其学术脚步稳健而扎实。这是我读了玉圣所著《美国历史散论》《中国人的美国观——一个历史的考察》和《小区善治研究》《史学评论》《学术批评丛稿》《学术共同体》等之后，留下的第一印象。
人的第一印象，很奇怪。也许因为深刻，居然能颇长时间左右着对某个人某件事的看法。话说当年，我跟玉圣是在其所主持的学术批评网上结缘。彼时，玉圣风风火火，因为学术批评，其声名鹊起，然也树大招风，常陷入于单打独斗，官司缠身。
我常常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就常督促玉圣能适当收敛锋芒，何况有着那么好的学术基础，学术本身更不能为此耽误而荒废，等等。这就形成了一个基本矛盾：一方面，对玉圣以学术批评为武器、撬开中国的学术公共空间不断击节喝彩；另一方面，又老觉得人的精力有限，四面出击，八面来风，毕竟太费心力，太过于影响其专业学术研究；然后，我又始终把玉圣的学术活动和种种作为统称为“学术志业”，“志业”的说法，当然包括却绝不只限于学术研究。
这不能怪玉圣，只能说是我一时没能真正了解和吃透玉圣的学术情怀，特别是玉圣的学者公共情怀。幸运的是，这个矛盾并没有纠结我太久，因为没过多长时间，我就看到玉圣的学术情怀逐渐地开始舒展开来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发现玉圣的学者公共情怀，绝非仅限于学术领域。其实，其早已拓展到社会的公共领域乃至政治的公共领域里面去了，特别是早已身体力行介入到小区业主自治实践的第一线。之后，“学术共同体”的倡导，“小区善治研究”专著的出版和“全国‘县域法治’高端论坛”的举办等，纷至沓来，玉圣的学术性情更是尽情地得到一步步的全面呈现。
尽管很早的时候我就意识到，学术公共领域的事情，在中国的特殊情境和语境里面，特别是在学术高度行政化的情形下，洁身自好的研究几乎很难取得真正有效的独立发展。比如说学术腐败，假如全社会都充满着一种腐败气息的状况，已经高度行政化并市场化了的高校，又如何可以做到“独善其身”呢？尽管学术腐败是最大的腐败，就像良知感强烈的学者资中筠先生所说的那样：“中国名牌大学招天下英才而毁之，伤天害理。清华已六十年未给国家贡献大师了……中国教育不改变，人种都会退化。”。
最后，玉圣兄的学术性情终于在更高层次上舒展开来了，这就是“自认资之所近与力能勉者”，终于从“非法非史”走上“亦法亦史”的道路上来了。尽管这条道路充满艰辛，有时干脆就是出于为生民请命而不惜舍身求法，因而，遍地荆棘，充满危险；同时，也意味着个人代价巨大。
然而，玉圣义无反顾，一身铁骨铮铮。而且，事实就是这样。玉圣兄甚至屡经身体与精神的多重炼狱，包括但不限于六一九案、香堂院子被暴力、野蛮、非法强拆、长达八个月的抑郁症折磨，但是，这个年近六旬的青州汉子，硬生生就是那“煮不烂、蒸不熟、锤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玉圣无怨无悔，傲然挺立于世，唯有“向真理低头”，正所谓“气贯云霓，义高云汉”！
玉圣兄之所以可以如此矢志不移，是因为自然有着高义在，这就是如果不能有效地阻遏全社会所充斥着的腐败气息蔓延，要想从源头上根除学术腐败就是件扯着自己的头发上天的事情。于是，从“小区善治”到“县域法治”论题的相继展开，再到“法治天下”的学术诉求，就一路清晰并立体起来。与此同时，逐渐舒展开来的学术性情，也跟着“力能勉者而施其功力”，让自身的学术气象越来越显得深邃而恢宏。
这就是说，学术气象的事情，也一样事关学术性情。也便是出于这性情，玉圣的学术志业逐步拓展，学术景观与气象也就这样慢慢地呈现到了人们眼前。提及学术景观，就不能不提及玉圣兄先后几个阶段领衔主编的一系列大型文库图书。其所主编的众多图书，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一是学术基础性和制度性建设部分，该部分主要有《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博士硕士文库》。该文库分哲学卷、文学卷、历史学卷、教育学卷、经济学卷、法学卷等，人文社会科学基础建设门类基本齐全（该文库主体部分17卷，续编部分15卷，由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2005年先后出版）。至于制度建设门类，当是被誉为三位一体的“学术宪章”的《学术规范导论》《学术规范读本》《学术规范手册》（分别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等；
二是以中坚学者为主体，特别是以志趣相近并同具公共人文于社会情怀者的学术研究，组成《学术共同体文库》（该文库先后出版图书计22册，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到2022年先后出版）；
三是以亦法亦史为主要使命的《法律学术馆文库》和以故乡情怀为底色的 “青州文库”（前者拟出版第一批图书十册，后者已出一种）。同时，还有出版以学界精英为追慕对象的追思集、祝贺集六种，等等。
这三个部分相得益彰，互为关涉。也许可以对此做个简单归纳，即在健全的学术制度之下，致力于基础理论的建设，在相应的知识积累的可能性上，增强知识界团结，凝聚学术共同体力量，以推动中国的学术进步与健康发展。
需要强调的是，其间始终贯穿着一条重要的主线，这就是“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即尊师重教，教学相长，重建学术道统，营造一种学风端正、追比先贤、长江后浪推前浪的学术基调与氛围。
不用说，杨玉圣个人的学术研究、学术抱负，也即常常体现在上述学术情怀与学术志业上了。收入本书的学术书评，除了部分篇章收入《非法非史集》《美国历史论稿》《学术共同体》（修订版）和《史学评论》（修订版）外的相关文章外，玉圣为有关著作所写的序、跋、编后记，其或提纲挈领，或点评点睛，或归结归纳，或披阅感发，且乐在其中，舞之蹈之，形神兼具，跃然纸上。
我个人一直以为，一个好作家天生就是最好的评论家，以至笔者在做孙绍振文论研究之前，几乎不接触任何文艺理论。后来看到李泽厚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说作家不要去看什么文艺理论，应该多看哲学与历史方面的书，才会有真正帮助。同理，一个好学者，天生就是最好的学术评论家，杨玉圣即为典型一例。
这里还需要做个补充，一个真正的好学者还天生就是最好的编辑家，杨玉圣是典型的一例。然后，要说的是，杨玉圣所呈现出来的学术气象确实深邃。今付梓的《英堂文存》十卷本，只是玉圣学术志业与学术情怀中的一个侧面检阅以及结晶，尽管这个侧面检阅之学术结晶本身构成的风景已经足够亮丽；《学术书评集》卷，只是其间的一个缩影，尽管据此也能以其一斑而窥全豹。
我如此描述玉圣的学术气象，自有我个人的根据和道理。这个根据就是我作为思想者，曾经跋涉当代中国思想与学术中心地带近二十年，不敢说能够全盘透彻，但至少对中国当代思想事件与学术概貌还能了然于心。比如说，对邓正来的知识批判，对周宁的批评性研究，对陈平原的学案研究，对孙绍振的文论研究，对张远山的“新庄学工程”的系列批评等。
正所谓“高明者通大略而切求，沉潜者循度数而徐达”（章学诚语），邓正来的法律哲学和政治哲学研究，周宁（在后殖民理论与第三世界话语之后）的跨文化研究，均处在自身研究领域的理论前沿，孙绍振、陈平原、张远山则在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之中的文、史、哲各自学科，均有大成。最后，我用专著的形式进行研究与批评的则先后有孙绍振文论研究（《解构孙绍振》）、邓正来终身问题谱系研究（《国家理性与全球理性之间》，已由《社会科学论坛》杂志连载）、杨玉圣学术志业综合批评（《转型期学术中国的守夜人》），我想我的根据应该算充分了。
再略说道理。这个道理就是知识的发展与繁荣务须遵循自身的逻辑，这更是经过中外长期的历史实践所证明的铁律。也就是说，知识的发展一定是遵循着自己的发展脉络，绝非遵循别的诸如经济的、社会的乃至政治的发展脉络，也即知识的逻辑完全独立于经济的逻辑、社会的逻辑和政治的逻辑。因此，知识的繁荣与发展必然是以个人性的知识活动为前提的。
不幸的是，很长时间以来中国的知识活动却均是以“类型知识”的活动面目出现的。用邓正来的话说：“这些类型知识并不是个人性知识活动的结果，而是或根据某种特定的‘知识规划’或以经济场域、社会场域以及政治场域的逻辑为原则由某种特定的‘集体性’知识生产机器生产和再生产出来的……我们可以经由此而认识到，无论是‘知识规划’时代还是‘集体性知识生产机器’，都是以知识分子参与其间并与之‘合谋’为前提条件的。”既然知识在当下中国遭遇如此不幸，如何让自主的知识活动从经济场域、社会场域和政治场域的“宰制”之中解放出来，让学术回归学术本身，才是真正的重中之重。玉圣的学术志业所做的大部分功夫，便是这样的重中之重。
当然不是说，包括邓正来、周宁、陈平原、孙绍振、张远山等在内的个人性知识活动就不重要。恰恰相反，非常重要。不然，我就不可能花出那么大的心力，去进行那样认真的研究和批判。而是说，个体的生命毕竟有限，只有不朽的学术传统与学术制度才能长存，追比先贤和知识创新才会有着基本的依托和保障。不然，就会像我在拙著《思想中国》的自序中所说的那样：“这样的中国学术与思想的全新发展局面，在邓正来之前或之后都可能是难以想象的。”不幸言中，由于英年早逝，邓氏的个人性知识活动以及学术精神，而今花果飘零。还不仅仅如此，特别是“人在人情在”这个中国社会特有的可怖腐败场景与情景，比如到龄退休和逐渐“边缘化”，如陈平原以及秦晖（退休）、孙绍振（已过耄耋）、周宁（也临近退休，其似乎已致力于厦大学术典藏的工作，但像王亚南先生的经典研究都没能在厦大得到起码传承或重视，如何典如何藏不得而知）等等，思想的断裂与学术的中断就是转眼之间的事情。一百多年来，我们的思想与学术由于丢失了传统，就只能中断、再中断，然后重新起步，再然后继续中断，再重新来过。这样发展下去的中国思想与学术状况，真是不敢多想。
因此，当我有一天无意中在网上看到玉圣发布的有关“学人志”微信，其中，有个关于我的条目，该条目中他说“对于我这样一个平凡的人，虽说在学术上乏善可陈，然励生兄始终给以热情的关注和鼓励……”，然后说：“我之不敢懈怠，原因之一即唯恐让励生兄失望”。我看到后有点不以为然。
玉圣谦虚自是美德，其所从事的学术研究以及相关的学术志业，成果如何效果怎样，或者更上层楼或者“亢龙有悔”，肯定首先不是也不该是不让我“失望”，应该是也只能是不让中国学术、学界和学术共同体“失望”。作为“原因之一”，至少玉圣兄的学术志业从来就没在我这里失望过，恰恰相反，我总是在玉圣有点跌宕起伏的学术生涯与峰回路转的人生际遇之中，不断地重新看到希望。
或许我还可以为自己做一个假设——当然仅仅是假设，此假设仅是为了说明问题方便——来日若有条件，我再假充回学者，然后，斗胆为自己出一本学术自选集，把自己曾经所做的那些思想追踪与学术探究系列，选出其中自己较满意的部分，做成专题若干。鉴于上述种种，我肯定会把有关杨玉圣的专题，以头题推出。
2008年的时候，我把从文学创作、文学评论领域转向学术批评领域后的数年写作的文章，结集为《学术批评与学术共同体》，几乎本能地把“关于杨玉圣学术志业的综合批评”两篇搁在头题，并非仅仅因为玉圣兄乃我至友，而是在当年我即已朦胧地意识到其以学术批评为杠杆洞开中国学术公共空间对中国学术发展的重要性。到了眼下，这种意识早已不再朦胧，而是倍加清晰了。
——2022年正月十八于福建聚龙小镇思想小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