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客气地说，我几乎很少称人为“老师”，哪怕在我求学过程中真给我上过课的教师，也只是日常中职业性客气地称“师”，而并非真吾师。这我自有道理。肯定不是文革后遗症的蔑视“师道尊严”，更不敢无视“学高为师，身正为范”。而是当下教育界堪称老师者，为数实在寥寥。君不见，而今在各个领域，“搬着砖头砸你的家”（号称“专家”）的人，即常被称为“老师”。何况，绝大多数被称为老师者，仅仅就是从事教师这样的职业而已。至于那些逢人便叫老师，不是假装谦虚就是某种有所图者，也为人不齿。总之，而今称人“老师”者，大多数是随俗乱叫有口无心，极少数才可能是出于真心敬重。
李世洞先生，就是个确实让人敬重的老师。所敬者，乃“栽刺”；所重者，乃“拾贝”也。先说说“栽刺”，这里所说之刺并非刺猬之“刺”，而是学术批评中“摆事实、讲道理”之“刺”。呜呼！不讲事实、不讲道理倒成了日常常态，“摆事实、讲道理”而今却成了“栽刺”；用世洞老师的话说，是“挑刺”、“揭疮疤”、“得罪人”，哀哉！而且，事实就是这样，当我们的现实语境一直就是“只许乱动不许乱说”的情形，就更加如此了。
当然，人们的行为方式，往往与个人经历和某种特殊感受密切相关。我猜想，是否跟早年（2003年）其被动陷入所谓“名誉侵权”官司（李道揆诉李世洞案）有直接关系？因此之故，之后他对学术界的所谓“名誉侵权”诉讼颇为敏感？与此同时，对与其相关的学术腐败现象，更是深恶痛绝！也许，这里该对其生平第一次吃的官司略说两句，因为不仅对其刺激颇深，也由此激发了其出于学者的内在良知和强烈使命感。
事情的起因本来稀松平常：世洞兢兢业业，花了巨量心血主编《美国研究词典》，历经18年坎坷终于出版，还来不及享受艰苦劳动得到的成果，就被莫名地引入了一场“老虎屁股摸不得”的所谓名誉权纠纷——原因仅是该词典在转载李道揆专著《美国政府和美国政治》附录中的《美利坚合众国宪法》译文时，依据美国学者R.B.莫里斯编的《美国历史百科全书》对一些修正案的批准日期做了“订正”——只是，这里有个过程：在原本即存在美国宪法修正案批准日期这个准确考订问题上，世洞实则极尽谦恭，多次征得李先生“宽容同意”的基础上做了些考订；之后出于情同此理原则，同时也出于严谨治学的相同原则，为了避免反复讨论的繁琐，就依据上述美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做出最后订正，而未能再次征求李先生意见，岂料就此摸到了“老虎屁股”；李先生以为自己的“学术权威”受到了冒犯，从此对世洞不依不饶，无论世洞如何道歉、如何事后耐心解释均无济于事；李先生以为自己之定评定谳不可更改的权威，遭到了冒犯，影响了自己的学术地位和声誉，从而大动肝火，事件不断升级，直至把世洞告上了法庭……
尽管法庭的最后判决，是作为被告的世洞胜诉，但出于“花钱买平静”的息事宁人心理，世洞虽不情愿，但还是宁可承担诉讼费用以及继续支付稿酬若干。这对一向不喜也不善于打官司的中国人来说，确实是个很大的精神打击。世洞为了被动应付该官司，不仅身心俱疲，甚至为此生了一场大病（从此心脏出了问题并为它架上了支架）……但不能不说，这对世洞的学者人生又是一次很大的历练，无论是精神层面还是心理层面均经受了洗礼。之后的学术历程，即完全呈现出与前期完全不同的景观。一方面，他一以贯之严谨的治学风格在一个全新的高度得以发扬光大，如对相关词典（如《美国历史百科词典》《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美国大词典》等）的谬误与错漏，做了一系列具体认真的指谬和细致考订（也可参见更早的《从“常申凯”到“布雷顿·伍兹体系”》《精神产品也要打假》等篇），其专业之精神力透纸背；另一方面，对学术批评中存在的所谓“名誉权纠纷”，特别是对被批评者反诬批评者“动机不纯”之类，尤为反感而屡屡奋起批驳。到了后来，对学术腐败所进行的学术斗争，甚至越挫越勇，堪称学术斗士。假如我没说错的话，便是因为那场被步步紧逼并直逼到墙角的被动“学术官司”，才让一个老实人在精神面貌上发生出的变化，前后几乎判若两人。
本来，世洞的精神面貌好容易刚刚得以改观，并在学术批评这个新的平台上逐渐展开了拳脚，偏偏又在晴朗的天空从斜刺里吹来一股阴风。有个别有用心的“密码2”先生，看热闹不嫌事大，冷不丁从某网站的角落里向世洞突施冷箭。其所发帖子说，世洞这老头前些年吃了官司还赔了钱，自身“不干净”，而今又不甘寂寞“多管闲事”云云……又逼得世洞不得不认真回应，并努力说清当年那场官司的前后经过和事情原委，不得不把那忍辱负重的惨痛经历重新细说一遍。这就像我们一位著名先贤说过的那样，战士低头舔了舔伤口，然后抬头重新出发……之后，他断然亮剑，希望“密码2”先生公开亮明身份（甚至猜到其即躲在世洞曾经执教的武汉大学校园），请他开诚布公，一起心平气和地“摆摆事实”、“讲讲道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便是因此之故，我们才歪打正着，得以了解到上述那场官司的真实过程（另外还可参见《一部词典 一场官司 一些思考》《也谈美国宪法修正案批准日期》等篇）。
事实上，笔者直接感受到世洞的精神风采，却是他因学术批评而生平第二次被动卷入“名誉权官司”的风波之中。而“密码2”先生的冷嘲热讽、阴阳怪气，也即出现在这个时候，就像俗话说的那样“无风不起浪”。再次引起诉讼风波的世洞文章，发表在《科学对社会的影响》杂志，其题为《过而改之，善莫大焉——岂能以“动机不纯”为剽窃辩护》。南京财经大学法学院院长沈木珠女士及其夫张仲春先生，以该文侵犯“名誉权”为由，再次把世洞告上了法庭，同时被告上法庭的还有发表该文章的学术批评网的主持人杨玉圣教授（以及《科学对社会的影响》杂志，后对其撤销起诉，专门针对李、杨）。原本颇为简单的案件，由于当事人的运作，不仅单位下属、地方媒体，而且地方法院，均以偏袒的立场介入，从而推波助澜，使得案件由于场外因素的增加而逐渐复杂化。
此案经年重复累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只因沈氏夫妇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重复起诉，以至最后成为了创历史的系列诉讼案，其不仅创了学界可能也刷新了司法界的历史纪录。根据杨玉圣归纳，该系列诉讼前后历经八年，在全国各地不同法院建立诉讼十九案。可谓死缠烂打，以至被玉圣教授称之为“讼棍夫妇”（见《“沈木珠夫妇诉讼门事件”系列案第十九案》，载学术批评网，2013年4月24日）。让人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在此被动卷入多年“疲劳战术”之诉讼纠缠的过程中，彼时已是年过古稀的世洞先生，居然跟正当风华正茂的杨玉圣成了“一个战壕里的战友”。
稍有不同的是，玉圣彼时俨然一派法言法语，世洞则是认真学法讲法，辨说析理，丝丝入扣不外乎事实与道理两端。让人肃然起敬的是，到了如此年纪，竟还能如此地理性坚持，还能如此地严谨坚毅。用印在《拾贝栽刺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封底的美国史坛重量级人物刘绪贻教授题词中的话来概括：“读其书，度其腹；做老实人，办踏实事，文如其人，真正是摆事实讲道理”，确实相当贴切，并确系知人论世之语。
在历时八年的系列诉讼案过程中，世洞前后共计发表了16篇情理兼具的评述文章。这里显然无须也无法多加引述，除了上述相应概括之外，这里仅举一例，即可见其说理论辩的精神风采。根据沈、张夫妇在同一法院“一案四诉”的问题，世洞直截指出：“一事不再理”，是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接着他说，“一事不再理”好懂，关键是“诉讼标的”不好理解。于是，他做出了具体辨析：“它包含实体权利的主张，论证这一权利主张的事实和理由、诉讼请求。如沈、张两教授诉我和杨玉圣的案子，其标的就包含下列三个内容：第一，原告认为被告侵犯了其名誉权，要求法院保护他们这种权利；第二，列举了他们认为侵犯其名誉权的事实和理由；第三，提出公开赔礼道歉、赔偿精神损失等诉讼请求。”进而他辩驳道：“如果当事人后提出的诉讼标的与前一诉讼的标的相同，法院就应该以‘一事不再理’原则拒绝受理……”然后讲事实，事实是原告起诉“根本违反了‘一事不再理’原则，是典型的‘一案多诉’”，更有甚者，“一案四诉”还能变成“一案四立”。之后，世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等法律文件，对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的有关做法，即对“原告有求必应，尽管要求不合法律规定，也照准不误。对被告的请求，即便是有法律依据，符合事实，即便再有理，也是不予理会”（见《“一事不再理”原则与沈木珠教授夫妇的“一案多诉”问题》），提出根本的质疑。其所做的层层分析与推论，还并非仅仅就是摆事实讲道理，更是事关程序之正义。法规法条还要靠人来执行，所以需要完全彻底的论辩，其间的公共理性精神，更是值得称道。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08年随着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终审判决，沈氏夫妇系列诉讼案彻底败诉，由此世洞也跟杨玉圣一道，创历史地成就了一个因学术批评而引入名誉权纠纷并艰难胜诉的经典案例。最高法甚至为此颁布了相关规则22条，其中第19条中说道：“法律对学术观点表达不作评判，且学者面对学术批评负有一定程度的容忍义务”（见《最高法院：名誉权纠纷裁判规则22条》，2019年）。尘埃落定，此案不仅成就了一段历史佳话，而且让学术腐败企图借助法律手段为自己“洗白”的勾当，遭到了挫败和迎头痛击。学术的正义通过法律的结果正义，得到了有效维护。
另外说来有趣，在系列诉讼案发生后的不少年中，个人跟世洞老师还有过属于“家族内部”的“小争吵”。因为个人写作有关于杨玉圣学术志业的综合批评系列文章（后结集为《转型期学术中国的守夜人》出版），关注的肯定并非仅仅是学术批评乃至学术打假，尽管它们二者均非常重要。个人一直以为，学术批评本身肯定有其自身的目的或目标（直指学术繁荣），学术打假本身自然也有目标（面对转型期大面积学术失范，张扬学术规范的重要性自是首要之务），但评论家肯定要有自己的精神，这就是作为评论家的专业精神——如果不是这样，评论家的价值就大打折扣——尽管玉圣本人一直有着“把书评当作学问来做”的主张，甚至跟“书评五老”（伍杰先生、邓蜀生先生、冯亦代先生、戴文葆先生、沈昌文先生）有着非常深厚的情谊，但个人则以为仅靠书评恐怕很难成为真正的学问家的。比如杨玉圣，出自其学术功底是大有可能成为学问家的；又比如本人，就不太喜欢别人专称我为评论家，我做评论的目的是通向思想，因为思想离不开学术，所以我必须借助学术批评（个人即有思想专著《至道论纲》为证）。讲到底，就是潜藏在批评背后的专业精神（当然，假如我们存在有健康的公共理性的话，专业书评一样也会具备有专业精神，则另当别论——其实，“书评五老”中的伍杰和邓蜀生二老，就是出于编辑家的专业精神，又另当别论）。特别是玉圣，不仅学术功底深厚，而且学科视野开阔，跨学科能力很强，特别是我读过其《中国人的美国观》《美国历史散论》等著后，十分希望他能在美国史学园地继续深耕细作，而不是被学术打假以及学术官司耽误去工夫，于是絮絮叨叨，没少说道。
世洞老师每当获知我对玉圣的有关说道，即刻会给我带来较为尖锐的反弹，其反弹有时还让我觉得有点矫枉过正意味。不过，我确实能理解:特别是新时期以来，中国学术界大面积陷入学术失范，高水平重复与低水平重复比比皆是，抄袭剽窃更是层出不穷……如此等等严重局面，如果不能得到有效遏制的话，学术前程与后果均为堪忧。世洞之深层忧虑，当然好理解，此其一。其二，可能确实跟世洞本人后来深度介入学术打假与学术批评有关。想想看，一个老实人、一个古稀老人，硬生生被逼成为一个学术打假斗士，长期的学术斗争练就的顽强意志，很可能会让他眼里几乎掺不得沙子……则更是好理解。
不管是上述我所理解的两条中的哪一条，其间所贯穿着的，其实均是理性精神以及专业精神。收入书中的从国外留学生学历集体造假（《令人汗颜的“49:1”》）到“院士课题组”学术造假（《评“院士课题组论文涉嫌造假”事件》），从西安交大所谓“名誉侵权”案（《“请大家一定擦亮眼睛”》）到辽宁大学校长抄袭案（《敦促辽宁大学副校长陆杰荣教授引咎辞职书》）；或者是好处说好、坏处说坏：如对南开大学历史系的出重拳“清理门户”（《南开重拳打假 学术规范可期》，正好与上述西安交大的“护短”成对比），如对自己服务过的武大存在的学风问题也不护短（《自相矛盾的判决》，即指名噪一时的王天成诉周叶中等侵权案）；又如对沈履伟明目张胆的抄袭剽窃案，更是写出多篇评析文章，不仅义正辞严地声援天津市语言学会的学术正义主张（《为学术打假护航，还是为学术造假账目？》《石头 舞台 镜子》），更是对葫芦官判葫芦案的地方法院的判决，给予了毫不留情的抨击和入情入理的客观剖析（《司法判决书岂能草率成文？》），同时更为法律正义给学术正义护航鼓与呼（《司法之舰重护航 学园百花迎艳阳》）；至于全程参与“沈木珠夫妇系列诉讼案”的文字论战与学术斗争，就更是如此了。
实话说，当我通读过《拾贝栽刺集》之后，个人自是更为理解世洞老师的良苦用心，同时也更是赞赏玉圣等的“不打假就是打真”的批评主张。但可能是由于个人一直对仅在学界内部展开对学术腐败的斗争不甚乐观的缘故，才会一度对玉圣因学术打假常陷入于官司纠缠而耽误个人学术研究倍感痛惜。只不过，可能事实又恰恰就是这样，这原因有二：一是无论何时，学术研究均是个人性的知识活动；二是要从源头上根治学术腐败，还真的有赖于学术公共领域的发生与发育。而学术的公共领域的诞生，又有赖于政治公共领域的发生与孕育，由此学术共同体才会得以真正产生。就像要根除社会腐败那样，凡涉腐败的区域均需有赖法律制度的健全与完善，才能奏效。如果既缺学术共同体，又缺乏制度的落实与支持，那种学术内部的反腐败斗争，就可能只有一时之效，而并无根治可能。比如，世洞就总是寄希望于“现官不如现管”的单位领导。稍有官场常识的人即知，官场逻辑与学术逻辑泾渭分明，指望用官场逻辑来处理学术问题，不说与虎谋皮，起码可遇不可求。
但是必须即刻指出，世洞老师在上述一系列批评文章中的理性论辩，以及据理力争和客观分析种种，特别是涉及法院判决以及立案与否的评析部分，却是公共理性在中国可能孕育的绝好实验。熟悉美国历史的人都知道，美国法院在全社会的公共理性建设中常常起着催化剂的作用，以至罗尔斯在论证公共理性的过程中，即专门例举美国高等法院论辩的情形，以加以佐证。如果我们的法院秉持的就是公正理念，那么张扬公共理性本来就该是题中之义。程序正义是必须的，实质正义则需要公共理性的导航。如果由此伸展开来的公共理性，就可能让我们的公共事务与政治决策，有着全新的依托。因为公共理性并不预设任何正确，包括政治场域、经济场域和社会场域乃至舆论场域，需要的都是反复论辩的重叠共识，而不是由谁官大谁说了算。因此，由本身就是反公共理性的“顶头上司”，来解决学术腐败的问题，恐怕真的是找错了对象。唯有在健康的公共理性前提下，由理性的行为自觉形成的学术共同体，才具备有这种随时纠错、纠正的功能。
我想，作为资深的美国学研究者，世洞老师比我更为了解公共理性的重要性。而事实也是如此，在他谓之“拾贝”的美国学研究的诸多篇章里，这种识见几乎俯拾即是。特别是《美国基金会初探》《美国的思想库与智囊团》《简谈“美国学”》诸文，就很是立体地揭示出了这样的道理：如果缺失的是公共利益考量、公共事务的参与，以及公共理性的导引，无论基金会、思想库还是“美国学”，就基本失去了理性运作的可能，就更不可能具备其应有的张力和社会的塑造性力量。比如，眼下中国的基金会，时至今日还只是以“救助”为主要目的（暂且不论其还时有猫腻存在）。很难想象，中国的基金会会意识到教育的重要性，会对科技资助有特别的关注，（美国基金会）“首先它非常重视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他们认为没有一流的基础研究，也就没有一流的应用研究，更谈不上对尖端科学的开发与突破。”光是这一条，就可直指中国问题的症结：我们关心的从来就是应用研究，却不甚关心基础研究，因为急功近利，其后果正在呈现并有目共睹。暂且不提某些典型公共事件的应对（如新冠疫情），其他行业也基本没有两样。假如人们热衷和追逐的就是“院士”或“国医大师”、“工艺大师”类的实在利益（名利地位），当然不会在意那些看似暂时“虚无”的基础研究。何况，全社会都在热衷追逐实用性利益，就几乎很少有人愿意从事那些看似虚无实则根本的基础研究。即便在高校，有识之士曾经反复强调“通识教育”如何如何重要，殊不知这些个“通识”，一旦拿到社会上去即统统无用。
思想库建设，则更艰难。出于传统中国的“帝王师”情结，“智囊团”从来就是为统治者出谋划策而存在的，几乎不可能关心公共利益，又遑论公共事务呢？“思想库”也即人们常说的“智库”，而所谓智库就像郑永年所指出过的那样，是“有库无智”（见郑永年：《我对中国智库很悲观》，参见湖南智库网，2016年2月1日）。这很正常，因为“智囊团”孜孜以求的本来就是“抵达上听”，当然就是专门“拣好听的说”，“有智无智”无关紧要。便是因此，几乎不用教，本土就自动盛产“搬着砖头砸你的家”的专家，网上流行已久的“建议专家们不要再建议了”，就是对这些“智库专家”们最形象的反馈和描述。
个人以为，世洞老师对美国基金会、思想库和“美国学”的推介与研究，所带来的启示理应是全方位的。特别是“美国学”建构，对中国的启示尤大。一如当年美国，我们在引入市场经济之后，高校学生就业的市场法则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学术教育界，不说“单科独进”，甚至我们一时之间出现如此之多的“无脑专家”，显然与此也有正相关关系。究其深层原因，实则缺失当下我们“中国学”的建构。甚至我们不甚清楚“中国思想与文明”为何，更不清楚中国当下发展的方向又究竟为何。
假如说，民国一代学人（如钱穆、陈寅恪、牟宗三、梁簌溟、萧公权以及后来的余英时等），对中国的重新塑建，贡献了诸多“中国思想与文明”的卓越研究，那么眼下的有关中国发展方向的跨学科研究，则乏善可陈。一如上述，假如人们就是热衷于现世的现实利益，加上长期以来人们早已习惯于在被计划和被组织的社会框架中生活，动脑子或追求真理变得不需要或干脆多余——那么，“美国学”研究学科强调的“实践性”与“讨论课”，就更显多余了。世洞写道：“乔治敦大学在其‘美国学’的指导书中就明确指出，通过历史、文学、艺术及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使学生能对从殖民地时代起到现代美国发展过程中有一个清晰的概念，能对现实中的一些实际问题进行分析提出对策。”毋庸讳言，我们有必要“使学生能对从春秋战国到晚清现代性以降的中国发展过程有一个清晰的概念”，然后“对现实中的一些实际问题进行分析提出对策”么？恐怕还并非是必要与否，甚至还可能不被允许，又何必自寻烦恼呢？
当然，世洞老师的本意，是“研究美国，促进‘四化’”。但恕我直言，在一个国家与社会无法分离并由国家淹没社会领域的结构之中，这种借鉴的可能性是很小的。特别是缺乏独立的社会领域，公共空间狭窄，公共意识淡漠，公共理性的确立就很是困难。而建立在公共理性基础上（公共理性并不等同于理性，但理性的运行却依托于公共理性）的类似美国示范意义上的“基金会”、“思想库”以及“中国学”，就缺失了确切的地基。因此，研究美国，无论如何还是要从确立公共理性做起。尽管美国在全球公共理性的确立方面一样乏善可陈，而且其庞大的霸权结构也彻底消解了这个可能性，但是，美国国内的公共理性的健康循环，则是世界的榜样。不过这只是个人看法，并不影响世洞研究给我们带来的众多正面启示。
甚至，还不只启示，同时还能给我们带来某种警醒。比如，我们奉行已久的“以市场换技术”策略，引进的其实一直是技术，而并非科学，其实就是引进应用科技。这固然能够立竿见影，短期内即能取得极大成功，但从长期战略看，基础科学与基础研究的薄弱，很快就会自己把自己的脖颈扼住。时至今日，真正明白此道之人基本寥寥，绝大数人总是为那些用市场换回来的应用科技所取得的成就，感到盲目自豪且自大。而世洞老师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即已洞察到了的问题，我们许多人至今浑然不觉。
这里需要进一步特别提及的，是世洞老师的治学风格。作为历史学家，其对基础研究的重视一样一以贯之。从早年的美国史学史的研究与考察（如《美国历史资料的搜集与研究》《美国历史学会今夕谈》《北美殖民地时期史学综论》《二战后美国独立革命和宪法史学述评》《美国进步主义学派史学》《美国进步主义学派历史学家查·奥·比尔德》以及《美国新保守派史学》《美国新保守派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斯塔德》《美国新保守派史学家丹尼尔·布尔斯廷》等），到诸多的美国史实的考订与考实研究（如《五月花公约》以及上述提及的诸多对词典辞书的指谬和订正等）；无论是到访美国对各高校历史研究的实地探寻（《学术上的破冰之旅》），还是对中国本土的美国历史研究学会的创建回顾与总结（如《关于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第六届年会的点滴回忆》《学术评奖喜忧录》等）……诸如历史沿革、现实状况、发展展望等等，方方面面，基本都属于基础研究的范围。没有一流的基础研究，就不可能有尖端科学的开发与突破，确实是至理。即便局限于历史学研究的方法论上，道理一样。
从世洞的美国历史具体考实研究上看，其实颇具清儒遗风（清儒之学术成就，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所做的一些总结，即可见一斑）。尤其是史学史研究部分，更是洞开了不少美国史研究中的问题与进路——而这，也便是我一开始就尊称世洞为老师的基本原因。由此可见，世洞后来成为玉圣的忘年交，而且还成为一个“战壕里的战友”，着实渊源有自。除了他们俩有着共同的公共理性关切之外，有着共同的专业与事业关怀，同时更有着相近似的治学风格。世洞的《五月花公约》一文，即颇得玉圣赞许，并在不同文章中被反复提及（除了《拾贝栽刺集·序》之外，还有《应当重视考实性研究成果》等文均为重点提及）。
也许需要指出，由于时代的原因，世洞文章中也确实存在有一些出于“站队”需要的偏颇研究（如《美国社会党与马克思主义在美国的传播》，但其也清晰可见考实研究之专业精神）。同时，由于局限于时代的求学与研究背景，世洞的诸多基础研究也未能进一步开枝散叶。即便如此，世洞的美国历史探索的篇章中，仍然有着诸多能有效开放出问题以及相关进路的基础研究。比如，世洞提出的马克思主义起源的“美国历史地位”问题，就是如此。依笔者之见，假如对其做出进一步的系统研究，至少是一部潜力很大且有可见深度的专著；更不用说，在新时期进一步开放出来的问题和进路，一如美国基金会、思想库和“美国学”的问题与进路，如果通过我们自身问题的有效转换，更是可以开辟出相当广阔的研究前景。
无可置疑的是，高水平的基础研究，确实可以为高水平的尖端研究打下扎实的地桩，只要假以时日，便能集腋成裘。我不清楚世洞的学术传承关系，是否有得意的学生继承其衣钵，等等……但就像南开大学历史系的杨生茂先生，便是依循此理带出了一拨高质量的博士生，如任东来、李剑鸣等。之后任东来和李剑鸣，尤其是李剑鸣教授，又在不同高校分别带出了一波又一波颇有出息的博士（杨玉圣主编的《美国早期史新论》，很多就是其成果的展示）。唯有如此，所谓“桃李满天下”，才算是名副其实。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许多在高校任教的教师，真的不配被称之为“老师”，充其量就是个教书匠，或者职业是教师而已。“桃李”者，果实也。而今高校教师，普遍津津乐道的，是自己教过的学生谁当了官，为自己争了脸；高校本身也为自己培养出了多少官员而觉荣耀，却并不真的在意究竟在天下结了多少个“桃李”。更为荒谬的是，居然还有不少教师在那炫耀自己如何授之以渔，而不是授之以“鱼”云云。自家尚无捕鱼功夫，最大的能力就是编编教材，所谓“教科书体系”。高校本来就是一潭浑水，恰好浑水摸鱼，因此最大的指望是自己教过的学生能当上大小官员，那才是他们心目中的真正小大之鱼。由此可知，真正以学术为志业的教师，才配得上“老师”的荣誉。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无道，即无渔可授，即能随时被政治场域、经济场域和社会场域的逻辑所左右，抄袭剽窃者，无非也就是为了混个人五人六也！
“有道”，在当代的意义上，就是基础理论和基础科学的研究，就是知识创新；就是全社会的知识创新，就是包括企业家在内的知识创新（近期企业家曹德旺即似有此觉悟，说他要在国内创办大学，而且要请大师来办大学云云……尽管何为“大师”却让人心存犹疑），更是包括基金会、思想库和“中国学”知识建构的创新。因此，“有道”就是不分老少、不分男女、不分职业、不分身份，知识平等，人格平等，共同朝着全社会知识创新的方向而努力。古人云：从道不从师。比如，世洞老师是我们前辈，但他却与玉圣成了忘年交；玉圣比我小了6岁，但我却一直把他的学术志业视作知识创新的一种有效推动力。正所谓，闻道有先后，谁“有道”，即“吾师”。
世洞老师之为人为学，堪称为人师表。其所拾之“贝”，所栽之“刺”，就是“有道”的具体表现。在世洞老师临近九十华诞之际，我特意认真写下了上述文字，既是志庆，也是尊师，更是重道。
——2023年农历正月十八初稿，新历3月9日修改、28日改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