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有意义的，而且历史的意义是可以理解的。否则，何必研究历史呢？我们必须承认，历史有其意义，历史发展作为一个整体有它的趋向、意义和可理解性，因为事件之间存在复杂的因果关系和内在必然性。理解历史的意义，就是揭示存在于历史过程中的因果关系和历史必然性。
历史的意义并非人强加的，因为客观历史自身必然包括人称之为意义的东西。历史事件有其内在联系。比如，为什么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不是别的道路呢？因为中国的历史条件及与外在世界的关系决定它只能走这条路，别的路走不通。试过，都失败了。但历史自身并不会说话，说话的是历史学家。这条走不通的历史道路并不是人人明白的，直到现在还有人想走。这就需要政治家、历史学家把道理说明白。正如沃尔什所说的，“尽管历史事实的许多细节还隐晦不明，历史事件的相互联系还模糊不清，但无论如何，历史学家的目的却是要减少蒙昧和排除阴霾。一句话，就是要依任务的性质和担负此项任务者的资质与能力之不同，尽可能使过去能够为人所理解。总之，任何一个历史学家都不会接受历史不可理解这种说法”。
历史当然是人创造的，它包括已经成为客观事实的历史过程、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这些都是无法改变的过往存在。但就人的活动而言，人是有思想有情感有意志的生物，我们不可能把历史变为无主体的客观过程，因此历史总是包括主体客体两个方面。就客体而言，它是事实；就主体而言，它包括人的意志和观念。因此，历史研究可以是多角度的，既可以研究经济、政治、战争的历史，也可以研究历史活动中人的观念的历史。现在风行的心理史学就侧重于人的心理活动的历史。这种做法本无可非议，但如果把人的历史变成心理史学、变成观念史学就是错误的，是由片面而步入歧路。因为心理和观念不是自生的，必然有其根源。我们可以发现，人的不同观念和心理活动归根结底只能用物质根源解释。不同时代之所以有不同的观念和不同的心理活动，就是因为时代决定人的观念和心理。心理史学一旦变为独立的、与时代及其产生的根源相脱离的单纯主体的观念过程，就会陷入混乱。
历史有意义、历史可以理解，乃是因为历史事件的相互关系特别是因果关系可以解释。把毫无因果关系的两件事放在一起，仍然是不可理解的。因此，从历史研究中排斥因果关系，就不可能有历史研究，只有毫无关系的事件的排列。正如沃尔什所说，“一个历史学家如果只能确定发生了什么事件，却不能说明那些事件何以会如此这般地发生，那就绝没有完成他的任务”，“历史学家的任务不仅是对过去发生的事件作出一般的叙述，而是要作出表达意义的叙述……这种叙述在某种意义上是‘自我阐明’的，它可以使我们不仅看到事件的先后顺序，而且看到其间的联系”。说明意义的历史叙述便是因果叙述。
感情会不会影响历史判断的公正性？这是历史研究的一个难题。自然科学家不会把自己的感情投射到研究对象中，历史研究则不同。因为历史研究的对象总是与人相关，研究者难以怀有一种超然的态度，而往往怀有对研究对象的同情或憎恨。因此，历史学家在自己的著作中放进的东西的确比自然科学多得多。自然科学家面对自然，要求的是客观性，不能夹带私人的东西；可以有个人的发现，但不能发现仅属于自己的公理或公式。而历史著作则可以充满个性。这就涉及历史学的科学性问题。
历史学的科学性是什么？是排除研究者的感情和评价的纯客观记载吗？不可能。历史学的科学性一是要求史实真实，这一点同自然科学的要求一样；二是要判断公正，即评价准确。史实真实，要求使用经过充分考评的证据。历史学中关于同一历史事件的事实认定应该是相同的，不能各有各的事实，事实是唯一的；如果发生对同一历史事件的不同描写，那就不是事实，而是不同历史学家对所谓事实的选择性应用。当出现两种相反的“事实”时，肯定一真一假。那就须有辨伪和考证的依据。事实即事件的真相，是可以找到的，因为它是曾经存在过的不可更改的。判断准确与否，则涉及立场和历史观问题。一种判断是否属于正确的判断，有两个标准：判断的依据是否是事实；判断是否代表大多数人民利益和社会进步方向。历史虚无主义在这两点上都是错误的。历史书写可以多种多样，但其中不能变的，一是事实不能伪造，二是评价不能逆历史进步方向和人民利益。
历史学关注个别，自然科学关注普遍，但都不能绝对化。自然科学研究个别中的同一性；而历史学则研究特殊性中的规律性现象。自然科学中的普遍性即共性，是从个别中概括出来的，没有个别就没有一般；历史学当然着重特殊性，特殊的历史事件、特殊的历史人物，都不会重复出现，但如果历史学中没有一般，就是无尽头的特殊事件和特殊人物的叙述，而不能发现其中的规律性，这样的历史就是一大堆历史事件和一大群历史人物的汇集；这种历史书只是各不相同的互不相关的历史故事，讲述不同的历史细节、历史情节，完整而有规律可循的历史变为无数的历史碎片。如果把规律性、必然性、因果性完全从历史过程中排除，剩下的就是一连串的偶然性。
最后再补充一点，历史学家试图解决的问题是由他对当前的关切引起的。历史学家立足当代研究过去，为了当代研究过去，而不是立足历史研究当代，为了历史研究当代。历史永远是研究的对象，而不可能是研究的立足点。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