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对门徒说：我差你们此去，有如羊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如蛇，温驯如鸽

——《圣经》马太福音10章16节

今天教会内部谈及应对危机与悲伤的心理治疗与辅导策略，总有一种“鱼和熊掌不可得兼”的感觉。何以不可得兼？主要争论focus在基督教神学基础和具体实践手段上的不相融。心理学的治疗方法在当代保守的基督教会内部长期饱受批评和非议。关于其在运用于处理危机与悲伤的实践果效，教会人士一直持保留意见。无论从人格理论、哲学基础、健康模式、异常模式、治疗方式等诸多方面，心理学和基督教都有很大的分歧。特别是大部分的心理学学派的哲学基底是以无神论或个人主义为主要模式（古典精神分析、存在主义、行为疗法等），因此他们对于宗教在诊治病患中所取得的效果，多数是以病理学的角度来进行考量，而不会从超越的认识上来看待。对于基督徒而言，一个人的心理出现了危机，那么不仅仅是指代危机本身，归根结底是灵性上的考验。所以基督教的辅导与心理治疗，肯定是要以圣经的总原则和基督教神学作为出发点来整体性地处理身、心、灵的问题。故身心医疗和全人教育，是将灵性纳入考虑范围的。这就截然不同于其他的心理学辅导与心理学治疗。

可喜的是，大部分的主流基督教界的辅导和谘商人士，还是能够正视现代心理学界的治疗模式，客观地应用其已经证明富有成效的治疗方法，并从神学和教义上做出自己的反应。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出，基督教和心理学在关注人性健全和弥合心灵创伤上有共通之处，在具体的实践处境中，也有很多地方可以相互借鉴。已经有诸多基督教界的学者在会通神学和心理学方面有重要建树。

例如在《Reframing： A new Method in Pastoral Care》中， Donald Capps就特别提到“易构”在临场处境下的重要性。其实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例如《易经》，也有“通变”的思想，和“易构”一样，是存在一个跳脱框架重新设定的过程。 Donald Capps在意的是“转变”和“如何转变”，一如reframing的前缀“re—”，直接就把牧养关顾和心理辅导指向一个“重设”和“重组”处境的方向。不过我认为，“易构”的最终目的是要将危机和困境的解决方案转向倚靠神的道。或者可以这样说，我们借用中国传统语境中的“道”与“术”来解释，即基督教的心理辅导和心理治疗，在“术”上存在借用心理学资源和技术的广大空间，在“道”上则要归回倚靠上帝的力量和从圣经总原则出发的基础之上，这在《易构》中提到的一个《圣经》中的案例，即约伯三位朋友辅导模式（以利法——支持式辅导法；比勒达——危机辅导法；琐法——伦理、价值和意义辅导法）的不足中可以看出。“易构”的方法和处境化思维一脉相承，“frame”框架的更新和辅导者视域的转变也息息相关。当然，《易构》的作者指出易构之模式是适合“大智若愚”类型（其将牧养辅导角色分为牧羊人、受伤的治疗者、大智若愚三型），这多少有点先入为主的观念。因为在我的理解认为，将旧约先知之医治和预言的功能投射为神的“愚者”是不恰当的。如若如此，则其在约伯的案例中，用上帝的易构（即其提到的减少反省、降低姿态、二阶转换等）的说服力也就相应的不够强了。

然而无论是“易构”、“通变”还是其他的治疗危机和悲伤的辅导方法，首先都是治疗者作为行为主体来引导病患或者当事人来进行“施治”的过程。所以，治疗者正确的“辅导”概念就成为整个施治体系中极其重要的一环，它关系到如何在诊治中行出神的形象，其对于疗效具有重要意义。在《辅导与心理治疗》中，林孟平从反面的例证即“辅导不是什么”来告诫治疗者在施治过程中需要注意以及经常忽略的几大原则，对于基督徒辅导员和基督徒心理学家有重要的警示作用：

一、辅导不是资料提供

二、辅导不是社交谈话

三、辅导不是普通会见

四、辅导不是教导说教

五、辅导不是逻辑分析

六、辅导不是建议忠告

七、辅导不是辅导员为当事人解决个人问题

八、辅导不是单纯安慰

九、辅导不是施展同情

十、辅导不是道德威吓

十一、辅导不是批评指责

所以，林孟平提出“在关注当事人成长的基要条件下，尽量让他有机会在人生的过程中学习对自己负责，学习做个人的抉择”。也就是说，相对于世俗心理学和治疗手段，基督教的牧养神学和心理辅导，不可能是以投当事人所好的方式来施展（投其所好式），而牧养或者辅导的终极范畴，必须有超越的关怀所在（基督光照式），而不是单纯以解决个人属世问题的方法来搪塞了事。这些原则，林氏也在其所举的牧会和辅导的实战案例中，如本地教会牧养、建立校园关顾小组、香港青少年辅导、性教育辅导等方面认真贯彻。

在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有很多人批评牧养关顾和辅导运动，认为其过分强调心理治疗，而忽略了神学元素。不可否认的是，基督教神学和现代心理学的相遇，的确促使教会界更主动地认识当代多元的社会价值，不至于固步自封，并且会通了一些个人主义和实证科学。然而会通的后果却可能引导病患和当事人只注意当时当下的疗效成果，而不注意灵性生命的更新。缺乏了基督教道德和基督教伦理的“基督教心理学”是面目可疑的，排除了忏悔、赎罪、恩典等概念的心理治疗可能取得一时的成功，却缺乏探入灵魂的深度。就如同Richard Butman在《Modern Psychotherapies》中举的例证那样：一个有婚外情的丈夫，他因为怕得性病，从而不再去找女人寻欢。从结果上看，他确实因为“害怕得病”这个因素而暂时戒除了这个不良习惯。但是在灵性上，因为缺乏忏悔和赎罪，他并没有真正认识到破坏“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马太福音19章6节》）的神圣婚姻契约的严重性。这就给之后再次犯错（罪）留了地步。

Butman的认识是极为深刻的，可见基督徒在吸收当代心理学的有力因素，更多是在“术”即部分的可量化和可实证的具体操作手段上（如古典精神分析对童年创伤的医治、行为疗法对自闭症儿童行为的改变、理情疗法对更正病患在事物上的错误认知具有良好疗效等）。而在“道”上，即整全人格、身心观念、哲学基础上则是难以调和的（如行为疗法的人格原子论的、古典精神分析的决定论和自然主义、个人中心疗法的个人中心主义倾向）。也许在Stanton Jones看来，缺乏基督光照以及属灵深度的当代心理学疗法，无法从灵性上彻底根治人的问题，而且无法达到整全人格的程度。在《Modern Psychotherapies》中，作者是以基督教神学的观点来检视各大主流心理学派，发现都存在一定的问题，比如：佛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学说简化人类的行为动机，存在“化约”倾向，仅凭死亡、性欲等动机无法解释如特蕾莎修女完全不为任何个人私利的牺牲行为，故流于简单；荣格学派疗法虽然重视灵性的修为，但是容易成为少数高端知识分子的神智游戏，并且他的理论基础本质上是泛神论的；行为学派虽然重视实践，在监控和实证上有很大进步，但是其治疗模式的背后潜藏着漠视人权的倾向，极其有可能演绎成集权主义式的“强制”规范甚至洗脑。Butman和Jones都认为当代心理学的发展，缺少了基督教的正确影响。这些心理学背后的哲学基础，无一例外地高举个人。而它们对于危机与悲伤的洞见，虽然也有深刻之处，但本质上仍是实用主义的。

论到将“道”“术”两方面结合的较好的本地实用辅导书籍，我认为曹敏敬牧师的《抑郁有时——抑郁症的认识与治疗》。作为一个牧者，他很明确地提出在处理基督徒的抑郁症问题时，应是客观和冷静的分析，并借用教会内外的资源。曹牧师特别提到不能一概地将抑郁症打为“被鬼附”甚而实行“驱魔”仪式等做法，反而是在诊断明确地基础上寻求教会属灵权柄和教外心理学、医学手段的相互结合。这对一些农村教会、基要派、灵恩派有很大的提醒作用，事实上在现实的教会生活中，每当教友遇到类似困难，总少不了有上面提到的极其“反智”的情况存在。曹牧师在书中提到对抑郁症的防治，除了心理治疗外，还可能需要配合药物治疗、脑电震荡治疗、运动、松弛技巧、小组关顾等。

诚如关启文在《危机中见盼望》所认为的，教会在危机处理中是具有优势地位的，因为如果教会施予正确辅导，是能够使得上文提到的那位有婚外情的丈夫不但不犯背叛和得病的“错”（肉体），还能使其生出认罪悔改的心，有效避免好了伤疤忘了痛的“罪”（心灵）。但是，关启文也提到教会的辅导事工或者助人行为，即基督教教牧神学和基督教心理学的介入，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能成为新的危机的策源地。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基督教神学和教牧神学，同当代心理学所面临的挑战是一致的，不存在此高彼低的问题。只可惜有些停留在概念上的论述，还没有足够篇幅深入讨论，总有浅尝辄止的感觉。

面对基督教神学和当代心理学的相遇，面对当代多元文化价值观的冲击，许多基督徒辅导员显得茫然无措，有如同“羊入狼群”的恐惧。其实，只要“灵巧如蛇，温驯如鸽”，在坚持圣经总原则和神学总立场的前提下，最大限度的利用当代心理学的有效资源和实证技术，是可以为危机中的众生带去盼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