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认为，心理病态是人们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领袖概莫能外。甘地的“自恋式愤怒”就是一种精神病状：灵魂的杂乱与不和谐。但在领袖那里，对困扰的克服最终转化为某种群体目标的实现。
关于灵魂的科学
在许多意义上，《领袖》的价值将遭到严重误解，除非读者具有如下的品性：他能够接受并欣赏有关人类“灵魂”的知识与事实。换一个说法，他能够理解由弗洛伊德所创建的“精神分析学派”的心理学。本书使用的“心理史”方法，正是精神分析向历史研究中的一种应用。
一般而言，狭义的精神分析是指一种临床实践，是“一种旨在揭示和显露无意识心理内容，并将它们整合到自觉意识中去的心理技巧”（荣格：《精神分析与灵魂治疗》，译林出版社，2012年）。而广义的精神分析则是指一种独特的关于内在心灵的叙事。有学者将其与欧洲宗教改革时期的加尔文主义相提并论，因二者同样促使人们转向内心，并最终成为促进历史进程与个体生活变革的强劲的精神动力（扎列茨基：《灵魂的秘密：精神分析的社会史和文化史》，金城出版社，2013年）。
那么，这里所言的“灵魂”究竟为何物？显然，单是提及“灵魂”这个说法，就会让那些对其科学知识与理性天赋抱有纯朴信念的人们感到冒犯。对于此刻的多数读者而言，这个字眼几乎与“死语”无异。在这个由物质主义的世界观以及某种狭隘的科学观所主宰的时代，这一意味着人类独特的心灵、意味着他们迥异于动物的内心世界的词语，尚能坦然使用者有几？除了在诸如“灵魂深处闹革命”、“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艺术的灵魂”等极少数情形外，人们已不再使用这个说法。
这么说并非是呼吁人们恢复对“灵魂”古老的想象力与热情，重新激活这个字眼对个体与公共生活的建构能力。这里的意图仅在于引发一种反思：历史上以及当下的领袖的“灵魂”，怎样影响了我们的生活？对领袖的“灵魂”加以科学的分析，正是《领袖》这本科学著作的主题。这里强调“科学”，只是让读者不再有所顾虑，能心平气和地阅读这部作品而已。
本书“心理史”这一用语的使用，意图无非如此。这种学科通过系统使用心理学的概念和理论，旨在“加强我们对历史上某个具体的人物、某些特定事件的理解”。借助于历史学严谨的考证方法，他们试图超越精神分析理论及实践所引发的争议。不同于精神分析直接面对患者，心理史聚焦于领袖的“病史”，观察“领袖怎么把个人的矛盾和困惑转化到公共事务中”。这注定是一个反英雄主义、反乌托邦的视角：往往被尊崇为导师与舵手的伟大领袖，其言行竟然为其个人的且往往是病态的灵魂特征所驱动！那么，他们高谈阔论的“国家”、“人民”、“梦想”、“正义”，其真实面目又为何物？
疑问再次出现：领袖有“灵魂”吗？在人们的日常感觉中，与没有相比，有“灵魂”的领袖或许更被视为国民之幸。若某个领袖的内心世界仅仅由钢筋、水泥、GDP、权力浇筑而成，人们一定觉得他乏味、平庸，让人感觉“望之不似人君”。这种感觉，保证了我们有必要在方法上假设“灵魂”存在。
其实，在精神分析学者看来，“灵魂”无非是指人的全部心理活动。与这个字眼相比，精神分析尚有更多显得光怪陆离、甚至让人触目惊心的用语：“无意识”、“自恋”、“恋父（恋母）情结”、“口腔”、“肛门”、“生殖器”、“阉割恐惧”、“乱伦禁忌”、“阴茎（子宫）嫉妒”……不过，那些能够欣赏人类心灵科学的人，比如被视为世纪伟人的伟大科学家爱因斯坦，早已谦卑地接受了由这些用语所描画的精神风景，因为正是它们将人的幸福、人类艺术与文明的本质揭示了出来。想来，现代人由“物质”、“经济”、“财产”、“生产力”、“消费”等编织的心灵内容，不同样显得面目可憎？
回到正题，在精神分析的视野下，领袖得以成为领袖的条件是什么？是什么使其灵魂的品质迥异于芸芸众生？精神分析对此展现了卓越的洞察。我们将看到，心理事实、尤其是其中的无意识部分如同香象渡河、羚羊挂角，让人难以把捉，但正是它们将我们对自己、对群体政治生活的理解引向全新的深度。
领袖、心灵与民众
弗洛伊德在对达·芬奇、摩西等人的传记叙述中，开创了从精神分析角度探讨历史问题的传统，形成了以其名字命名的历史学派。领袖们的精神症状成为分析政治冲突、理解政治进程的材料。他们的出身及其意识和无意识的表现，包括“梦境和幻想”以及“童年生活、他和父母的关系、他成年后与重要对象之间的关系，这些都从精神病学和临床角度被详加探讨”。通过回溯早年的经历，分析者旨在洞悉领袖的主观世界，尤其是他本人亦无法意识到的世界。本书对甘地与威廉二世的分析，即是精彩之作。
众所周知，圣雄甘地被视为人类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圣雄”这一称号的意思是“伟大的灵魂、极不平凡的人”。在心理史研究中，甘地自传中记载的一件早岁往事，被视为其精神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
那一年甘地十六岁，被剥夺了与父亲卡巴·甘地最后亲近的机会。在印度，孩子，尤其是儿子守候在临终的父亲身边十分重要，“这是印度的传统，老辈人最后赐予下一代、下一代最后汲取老辈人的智慧，就发生在这个时刻”。甘地唯有在那天晚上未照顾父亲，让叔叔接替了自己。“父亲去世之后，甘地为自己沦为肉欲的奴隶自责不已，因为当天晚上，他急于离开父亲病房的原因是赶回去与妻子嘉斯杜白做爱。”心理史学家就此分析说，终其一生，“甘地都把这件事看做是他与妻子肉体结合的可耻愿望的证明，却忽略了他的被剥夺感和随之而来的自恋式的愤怒……”这成为他许多行为的内心驱动力。
其后，甘地南非之行时遭遇了两次屈辱事件，成为“世界历史的一个标志性时刻”，因为他最终完成了自我转变。他决意以承受痛苦的方式改变自我，最终改变印度。“在甘地看来，一个努力实现自我的人必须遵循五种肉体仪式，……它们分别是：非暴力（不可摧毁）、真理、不占有、不偷窃和禁欲。在印度禁欲主义的意义上，要想‘动摇压迫者的王位’，积极努力的人必须发誓自我克制，尤其是反对性欲的发泄。”分析者就此评论说，“甘地的这些教诲和相关印度教的实践被转化成了内在的自我结构，持续为他提供了平和与抚慰，它们充当了他的理想，指引他走上一条同情他人的命运之路。”
精神分析认为，心理病态是人们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领袖概莫能外。甘地的“自恋式愤怒”就是一种精神病状：灵魂的杂乱与不和谐。但在领袖那里，对困扰的克服最终转化为某种群体目标的实现。领袖所在群体及其文化传统，构成其得以出现的外部环境。甘地内心面临的苦恼，无异于印度种族群体所抱有的苦恼。反过来说，印度种族的集体心理状况，可完全从甘地一人身上推演出来。在这个意义上，领袖的心理病态更为强烈，因而在外观上显现出“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英雄气概。
与甘地的成功相比，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的灵魂构成了失败的典型。威廉童年的经历，导致他成年后内心失衡，结果，“他外在的神秘和排场与内心的虚幻脆弱、富于魅力的领袖风范与显而易见的低效无能”必然联系到了一起。比如，1897年，当他听说两位德国传教士在中国被杀害时，立即下令“要不遗余力地报复，……以便彻底表明，德国皇帝不容轻视”。而当1900年6月驻华大使遇害时，他下令“必须把北京夷为平地”，命令“即刻与日本缔结攻守同盟，而此前，他对日本一直是极度鄙视的”。本书分析者评论道：“威廉把自己易受国际‘侮辱’的感觉传达给他的臣民，从而助长了国内焦虑和愤怒的紧张气氛，公众觉得德国遭到其他欧洲列强的蔑视，欧洲列强正试图按部就班地挫败德国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发挥作用的正当抱负。”
领袖的心理状态与其臣民并无二致。1871年以后的三十余年间，德国跑步进入了现代化国家的行列，这是导致德国上下心理失衡的外在要素。德国人开始为大国崛起而躁动不安，甚至做起神圣罗马帝国复兴的美梦。结果，对于什么是德国，什么是世界，什么是德国的真正利益，他们陷入了偏执的、甚至是恍兮惚兮的境地当中。
出于政治本能，威廉努力渲染德国的军事胜利，“把民族英雄提升为‘神’，在不存在帝国传统的地方创造一种传统”。这符合近代国家建构的一般逻辑，无可厚非，但问题是，他认为自己的使命是“为德国人民把‘辉煌的历史’与专制政府及大众工业社会统一起来”。民众则依据本能，“通过与高大威严的皇帝形象认同，通过与他并肩战斗的感觉”，结果，“他们本人的自大幻想在世界历史的舞台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宣泄”。如此一来，德国逐渐被视为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胁。
我们看到，威廉二世的心理事实经由现代政治过程，进入内政与外交政策当中，从而使一种廉价的阴谋论，即欧洲列强对德国进行的子虚乌有的围追堵截，得到了自我实现。这样的事例在人类历史上屡见不鲜。历史之所以一再重演，原因无他，只因包括领袖在内的人类共有相似的灵魂结构。
心理视角的意义
上述事例表明，将精神分析用于历史研究似乎“靠谱”。这种感觉不错，因为正是精神分析将形形色色的人类经验呈现了出来。领袖人物的深层心理状态，尤其是深蕴其中、通常被视为处于压抑状态的心理能量的溢出，足以导致社会制度的变革与大众精神风貌的改换。这里面的关键环节在于，领袖与大众之间有着一种可称之为“互为亲子”的结构。大众的心理暗流开始汹涌澎湃之日，就是领袖的诞生之时。在这个意义上，对大众进行心理史分析，构成了领袖研究不可或缺的侧面。其实，二战期间美国政府“战时情报局”为分析日本军事行为，展开对日“心理战”，特别委托过文化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进行日本国民性格研究；这可谓是名著《菊与刀》（1946年）的诞生秘辛。这部至今仍得到广泛而热烈的阅读的作品的魅力之处正在于，它是精神分析与人类学融合的具体成果（参见笔者为《菊与刀》汉译本[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所撰写的序言）。
顺便值得一提的是，早在1946年，日本著名的政治思想史家丸山真男就发表了题为《超国家主义的逻辑与心理》的有名论文，从思想结构“乃至心理基础”的角度，切开了日本从上至下的军国主义者的隐匿的内心世界。在他看来，导致日本国民长期处于“奴隶般的境况”的要因，并非仅在于外部权力机关的束缚，还在于某种“心理强制力”，它“通过一定的渠道，渗透于那些机关，并流入国民的内心倾向与行动当中”。在随后发表的《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思想与运动》（1947）、《军国支配者的精神形态》（1949）等文章中，丸山继续进行这一分析，旨在谋求“国民精神的真正变革”。心病还须心药医，看来这同样是人类共有的经验。
将精神分析用于政治研究虽已颇有建树，但上文言及的“靠谱”感觉背后是依然潜在的疑虑与不安：精神分析是科学吗？在现代观念中，人们习惯以狭隘的实证主义界定科学，即科学只是一系列经得起检测的假说。然而，精神分析迄今为止尚无法进行量化研究。结果，主流学术界中对其持冷淡态度者居多，甚至不时出现充满敌意者。这里的问题在于如何界定科学自身。
其实，精神分析的奠基者们最初就认为自己的探索符合真正的科学精神。比如，曾被弗洛伊德称为“亲爱的儿子”、并被指定为学派传人的荣格，通过反转客观与物质的观念，为其研究的科学性展开了彻底的辩护：认为存在只能是物质的存在是一种偏见；我们能够直接认识到的唯一存在乃是心理的存在。不过，这种心理事实往往不能领悟自己的存在。借助这种心理主义视角，荣格对包括“上帝”在内宗教观念进行了深度的分析——“上帝”是一种理论，是一种表达人们内心某种虽不可测度、但却是真实的体验的方法。
弗洛伊德本人则认为，其探索的科学性还包含了与人类心灵及人类文明息息相关的艺术。在《文明及其不满》一文中，他曾引用歌德的诗句来表明其科学观念：“懂得科学，懂得艺术的人，也一定会懂得宗教；不懂科学，不懂艺术的人，就只能当个教徒！”精神分析通过对启蒙主义所持有的理性观念的批判，将人类的精神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因此，本书的真正意义不仅在于领袖研究自身，更在于它所展现的更为广阔无垠的人类心理事实；这些事实与我们的生活、与我们的政治品性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