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0月20日上午，应中国心理学会的邀请，我参加了在京举行的“庆祝中国心理学会成立九十周年茶话会”。进入会场后，立即有几位年轻人走过来，希望和我合影留念。他们自我介绍是参加庆祝会的“学生代表”，主要来自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他们热情地告诉我：“彭老师，我们是读您的书长大的，读了您的书我们才走进心理学”“我们从书上早就认识您了，但没有机会见到您”。10月21日下午，我在西安参加中国心理学会第十四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见到了来自东北的几位“老学生”，他们都年近半百，见面时也都亲热地和我打招呼：“彭老师，我们是80年代听您讲过“普通心理学”的学生，我们是在您的书的影响下走进心理学，现在还在用你的教材给学生讲授普通心理学。每当这时，我都会觉得有一股热流流过自己的全身，并且告诉他们：“谢谢你们的鼓励，看到你们喜爱心理学，我从心里感到非常高兴，这是我觉得人生最充实的一个时刻”。

文革后，百废待兴。心理学要复兴，最重要的是人才培养。早在1980年，我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系访问时，就萌发了编写一部心理学教材的愿望。当时，我读过美国著名心理学家，机能心理学的创始人Willian James的名著“心理学”和“心理学简编”。以后发现，20世纪许多著名的心理学家在其求学的过程中，都得益于上述这两本书。20世纪60年代，认知心理学兴起后，许多著名的研究，如注意，记忆和情绪的研究，也都受到过上述著作的启发。当时我就觉得，一部好教材可以影响几代人的成长。1981年回国后，系里分配我担任教育系和心理系本科生的普通心理学课程，从头讲到尾，有了教学实践的机会，编写教材也就从一种愿望变成了实际行动。但是，回国后我担任了心理学系副系主任的工作。当时系主任是彭飞教授，副系主任是朱智贤教授，他们两位都是老先生，我比较年轻，系里的许多事情决定后都要由我来操办。文革刚过去，新形势下如何工作，完全没有经验，许多事情都是“摸着石头过河”。白天工作很忙，也比较杂乱，静不下心来编书。于是，我只能在每天下班回家后，利用晚饭前的时间和晚上的时间，整理自己每次的讲稿，反复修改，一点点补充丰富，这样几乎费了5-6年的时间才把教材的主要章节编好，以后我又邀请了郭德俊老师和赵忠天老师，撰写了一些章节，这样拖到1988年才正式出版了《普通心理学》的第一版，也就是说，前后用了快7年时间。

一篇文章，一部著作正式发表后，通常都不会再修改了，但教材不是这样，也不能这样。时代在前进，学科在发展，教学经验也在不断积累和丰富，这些都使得教材不得不变，不能不变。因此，一部教材只有经过反复修订才可能成为一部好教材，就像一块玉石必须经过反复雕塑和琢磨才能成为一块宝玉一样。从1988年以来，我们的教材经过了三次大的修订，每次修订都是一次提升，一次升华。到今年为止，教材的累计发行量已经超过56万册，使用单位接近200个，我想都得益于教材与时俱进，从内容到形式，都不断得到更新。    中国心理学会走过了90年艰难曲折的路程，近30年来，出现了心理学蓬勃发展的大好局面。中国心理学不仅取得了“顶天”的好成绩，在国际学术界取得了一个又一个有国际重要影响的研究成果，而且也取得了“立地”的好收成，在为社会，为老百姓服务方面做出了令人赞赏的成绩。当我想到自己编写的教材，曾经为新一代人才的成长做出了一些贡献，因而间接促进了心理学的发展，内心多少有了一点安慰。我得过许多奖励和奖项，但在我的内心深处，所有的奖励都没有比来自学生的评价“我们是读您的书长大的”，更让我激动，更让我觉得有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