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21世纪以来，受神经科学、进化心理学和生物学等相关学科理论发展和重大国际政治现实的推动，国际政治心理学的理论和经验研究出现了一些新进展。神经科学的发现重构了理性和情感之间的关系，激发了情感的理性本质和理智能力的研究，有关恐怖主义的仇恨情感、国际关系中情感类型和情感的作用机制的讨论成为热点。战略心理学中关于影响力手段和声誉的研究与前景理论和情感相结合，而文化心理在中国学界备受关注，相关分析维度包括文化差异的实证研究、文化心理的国际关系理论价值。国际政治心理学如何应用更多的中国理论和经验，是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
【关 键 词】国际政治/心理学/情感/战略/文化
国际政治心理学，顾名思义，就是国际政治与心理学的交叉学科研究。自从冷战结束，特别是2000年以来，国际政治心理学的前沿进展主要受到两方面的驱动：其一是心理学及其相关学科理论的进展；其二是重大国际政治事件的刺激。前者主要包括情感与情绪的神经科学研究，对于情感及情绪作用的重新审视，以及进化心理学、生物学等学科对于政治行为和心理的研究进展，从而重构了一些经典的国际政治理论假定，比如情感与理性的关系、国际政治的进化逻辑等。而20年来的国际政治现实，促使欧美及中国学界拓展了心理学理论的应用领域，比如国际恐怖主义、中国文化心理的经验研究等。总体来说，国际政治心理学的前沿研究越来越具有理论创新的潜能，已经对主流的理性选择理论构成了重要的挑战，同时一些核心的国际安全概念，比如理性、信任、权力、认同等，都得到了心理学视角的有益补充，而且，政治心理学在国际安全领域的新议题解释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①
国际政治心理学的前沿研究，主要集中于安全研究和决策分析领域，政治经济学等低级政治领域的研究尚未充分展开。因此，相关的理论和经验研究仍然集中于安全研究的经典议题，比如威慑心理学、声誉、安全困境、信任、归因、群体关系研究等②；在现实经验研究方面，传统的欧美中心特点有了更多的改观，因为随着中国的崛起，需要解释中国政治心理和文化背景下的对外关系和国际关系事实，诸如中国政治领导人心理、中国的决策与战略等。同时，受文化心理学的影响，文化与心理因素如何影响中西国际关系事实，成为中国学术界讨论的热点话题。这也是国际政治心理学在中国发展的一个较为显著的特点，即关于文化差异的理论讨论和经验研究：政治心理因素到底是普适的还是独特的，心理因素能否上升为一种普遍的文化因素从而发挥结构性的作用，成为中国和西方学术界的一个重要分歧点。总而言之，近20年国际政治心理学的发展，一方面传承了传统的经典研究议题和理论，同时又在心理学研究进展以及重大国际安全事件的推动下，在理论和现实应用领域都取得了重要的突破。在研究方法上，传统的案例研究仍占主导地位，但在政治心理学中定量和实验方法广泛普及的背景下，国际政治心理学越来越注重定量和实验方法的引入，这成为未来研究的重要趋势，也引发了学术界对于如何权衡传统方法和新方法的一些辩论。③
一、情感理性的重构
一般来说，政治心理学是与理性选择理论相对立的一种“非理性”研究视角，因为它关注的是行为体的非理性和有限理性特性。根据理性选择理论，心理学路径以及心理因素是非理性的，唐斯(Anthony Downs)就把理性人定义为排除了人的心理因素，比如人格、情感以及复杂动机的行为体。④在这种传统的主流路径看来，政治心理学从一开始就是一种反理性选择理论，强调作为心理人的行为体，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体，都不可能达到完全的或绝对的理性状态。比如，完全理性要求行为体拥有或掌握所有的信息，但现实中，人们并不拥有这种收集和整理信息的能力，而且，因时间、环境和认知能力的局限，无法按绝对理性行事。在对系列可得的信息进行比较后，被选择的往往是最为满意的一个选项，而不是实现效用最大化。这就是著名政治心理学家西蒙(Herbert Simon)提出的“满意”原则。⑤遵此逻辑，政治心理学的研究都是强调人的非理性或有限理性特征，分析心理因素如何导致人的认知局限以及决策的非本意后果等等。所以，早期的研究均是在这种非理性或有限理性的基础上讨论心理学的贡献。
冷战结束以来，特别是2000年以来，由于神经科学的进展，即借助于认知神经科学或情感神经科学的先进实验技术，我们现在可以知道人的大脑是如何工作的，当前的技术已经可以将大脑的黑箱打开。在此背景下，我们明白了为何人们具有喜怒哀乐的情感能力，诸如移情、同情等情绪体验。⑥最为著名的是达马西奥(Antonio R.Damasio)关于情感与理性关系的研究。这位顶尖的神经科学家，通过系列实验发现即使一个人具备完整的认知能力，比如记忆、注意、思维等，但是只要他缺乏情感和情绪的能力，那么他的判断和决策能力就会受到极大的影响，特别是他的人格特质就会改变，而且会出现社会规范和道德原则的混乱情况，即没有了社会规范的意识。他犹如一台计算机，经常进行非常精细的成本效益分析，但是无法作出一个简单的决策或判断。在经典的《笛卡尔的错误》一书中，达马西奥援引了病人埃利奥特的情形，从而证实了上述判断。这彻底颠覆了西方哲学传统上关于情绪与理智对立关系的看法，指出情绪是理性的基础。⑦比如，在欧美广为流行的《星际迷航》电视剧和电影中，斯波克代表的是理智的逻辑力量，而人类则受制于情绪，经常做出不理性的举动。
情绪和情感性质的重新建构，为我们重新思考国际政治研究主流的理性选择理论及其逻辑带来了一种划时代的革命。因为理性选择理论的前提假定——即理性必须排除人的心理，特别是情感因素——是错误的。因此，最近10余年来的国际政治心理学研究，尤其关注情感和情绪对于理性选择的积极作用。在这一领域，默瑟(Jonathan Mercer)和麦克德莫特(Rose Mcdermott)是代表性的人物。⑧他们提出，受神经科学中关于情感与情绪的理性作用的启发，情感与情绪在政治世界是可以发挥积极作用的。一个理性的行为体，无论是国家还是领导人，都是一个情感体或情绪体。所以，如果不考虑国家的情感和情绪因素，我们则难以理解它们为何能做出理性的决策。这将国际关系研究带入了一种所谓的“情感转向”阶段。⑨情感是一种人类独特的体验，基于不同的分类标准，我们可以对国际关系中的情感进行分类。比如，可以区分为个体的情感和集体的情感、基调情感和状态情感等类型。总之，当前我们已完全认识到并接受了情感和情绪的理性作用的观点，试图重新思考理性选择理论的逻辑。
在研究了情感或情绪的理性本质或作用之后，接下来的问题是，作为一种具有相对独立或本体性地位的心理因素或变量，情绪与情感是否具有理性的能力呢?比如，它能否促进理性决策的形成?能否促进合作的形成?对于国际关系的合作、联盟、和谐以及问题解决等，情感和情绪因素是如何发挥作用的?等等。针对这些理论性的问题，政治心理学家开展了大量的中层理论研究，并紧密联系相关的经验事实，比如郝拓德(Todd Hall)的研究集中于情绪的战略性功能或理性能力。德国向以色列的道歉，实际上并不符合德国自身的国家利益，但是它促发了德以的和解，而中日之间却缺乏这种情感的表达；中国和俄罗斯向遭受恐怖袭击的美国表达了同情，由此促进了它们与美国的双边关系的改善和合作的形成。⑩
综上所述，从理论意义上而言，最近十多年的政治心理学研究，对于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以及相关的中层理论具有重要的创新意义。它预示着政治心理学能够解释理性的对象和结果，在系列的安全研究议题中已产生了丰富的研究成果，比如信任、和解、群体关系、个人关系与诚意等问题，均表明情感关系对于国际关系具有影响和作用。
二、恐怖主义心理学
2001年“9?11”恐怖袭击发生之后，国际恐怖主义研究成为国际关系学界的一个热点议题。美国最为关心的重大安全问题之一，便是恐怖主义以及相关的族群冲突。恐怖主义研究的视角是多学科和多维度的，既有安全视角的反恐战略与恐怖主义社会政治经济起源研究，也有心理学层面的恐怖主义者心理特征以及恐怖极端心理研究。政治心理学视角的切入，更多是着眼于恐怖主义者的心理特征，以及作为极端群体的恐怖主义的心理特征。(11)
首先，对恐怖主义者人格特质的研究成为恐怖主义心理学的一个经典话题。(12)初始，受精神分析学说的影响，往往将恐怖分子与一种独特的变态人格联系起来。因为恐怖活动的实施者如果不是异常的人格，那么从常识来判断，就是不符合逻辑的。这种认识具有源远流长的政治哲学传统，比如，二战后兴起的法西斯主义人格研究表明，人们通常认为法西斯分子是异于常人的，因为整个国家表现出如此不理性的举动，这是常人所无法理性想象的。最具代表性的是阿道诺(Theodor Adorno)等人出版的《威权主义人格》一书，这些心理学家通过一种F量表测量，表明德国人具有一种整体的威权主义人格特质(13)，表现为从小在严格的家庭环境中成长，更为服从权威。然而，这种将某一人格特质赋予某一国家或民族的做法，随后遭到了各种学术批评。有从方法论角度批评的，有从文化情境批评的，等等。政治哲学家阿伦特也指出，通常我们认为极端政治势力或分子就是精神变态狂，这种看法是需要纠正的。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中，阿伦特指出，参与执行了成千上万犹太人死刑的纳粹文员艾希曼，仅仅是一个普通的邻家大叔，而不是电影中所常见的精神变态。为此，她提出了著名的“恶之庸常”概念，从而将我们对极端政治心理的理解提升到正常的心理学解释层次，而不是之前的异常心理学。(14)
与极端政治心理紧密相连的问题是：我们如何解释人们为何会有服从权威的心理?无论是法西斯主义还是恐怖主义，其民众或信徒为何为了所谓的组织利益和目标而前仆后继，将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这是理性人的理论所很难解释的。因此，自战后以来，社会心理学家进行了一系列实验，试图超越行为者的个体心理特质进行解释，从而为情境论的解释提供了一定的空间。最为著名的实验当属米尔格莱姆(Stanley Milgram)的电击实验和津巴多(Philip George Zimbardo)的斯坦福夏令营实验。(15)这两个实验均是模仿了相关的权力或权威的游戏，让试验者扮演不同的角色，比如警察和小偷等。当赋予试验者这种社会化的角色，并且赋予他们正当的权力时，试验者慢慢进入角色，从而忘记了这只是一项实验。他们大多表现出与平常迥异的行为，其中某些激进者甚至表现出虐待狂的特征。这两个实验均表明，正常人在情境的强大压力之下，就会按照情境结构的压力和社会所赋予的角色行事。当然，这两个实验在获得盛名的同时，也遭受到各种学术质疑以及伦理质疑，其中学术质疑的是实验的人为干扰性和精致性，伦理质疑的是实验结果挑战了西方的传统法律理念，即人们(而不是情境)必须对自己的坏行为负责。
从情境的角度解释行为体的极端政治行为的一个最新案例就是津巴多对于2004年美军在伊拉克虐囚事件的分析。在他的名著《路西法效应》中，津巴多为虐囚美军提供了一种“开脱的”情境论解释。(16)他认为，正是美国整体的行政官僚体系以及反恐战略体制下的氛围，让这些爱国之士到伊拉克之后变成了坏人，而这些人本来并非坏人。津巴多还出任了法庭审判时的“专家证人”，并为此备受争议。《路西法效应》一书的基本理念就是，人性一半是魔鬼，一半是天使，这取决于我们的环境激发了哪一部分。
总体来说，极端政治心理中行为体人格特质分析的宏观主线，从强调行为者个人的精神变态、人格非理性，演变为强调环境因素的塑造作用。而今，我们对于这些极端政治分子人格特征的理解，越来越倾向于他们其实就是正常人，任何试图寻求一种独特的极端政治人格的努力都是徒劳的。(17)所以，要理解极端政治心理的起源、发展以及作用，必须从更为宏大的环境因素，包括社会、经济和文化中理解极端政治心理的形成和发展。
恐怖分子并不是如我们想象的那样，都是出身寒微，食不果腹，在遭受系列的人生挫折后才走上了极端的道路。所以，他们的动机未必应该被归结为一种挫折—攻击论。现实的极端政治心理动机更为复杂，也许是受到一种复仇的愿望驱动，比如因为自身遭受到政治经济、特别是情感上的重大损失。同时，相较于一种理性的回报解释，现在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认为，一个理性的个体是不会牺牲自己的利益的，因为这明显不符合自私基因的逻辑。更为深入的解释可能是一种对于未来回报的期待，比如家庭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回报，以及能够从精神力量那里获得对于荣誉和地位的肯定性激励。凡此种种皆表明，理解极端政治心理需要超越先前精神分析所提出的异常人格论，走向更为综合的情境与人格互动解释，在这个过程中，政治、经济和文化以及宗教因素的影响是重要的综合性维度。(18)
三、威慑心理学
战略威慑一直是国际政治心理学的经典研究内容。从理论路径来看，占据主流地位的理性选择理论，往往将行为主体看作是理性单一的，具有稳定的偏好，战略信息的传递也是可预期的。但是，心理学路径往往挑战理性威慑理论的前提，认为行为主体要么不可能是完全理性的，要么威慑的效果不是纯粹的理性效用分析，要么心理因素成为理性威慑的基本构成成分。总体来说，当前越来越注重将心理学研究的一些前沿理论应用到威慑理论研究中，讨论国家是采取何种战略手段实施威慑的，以及心理因素是如何影响威慑效果及过程的，等等。
首先，前景理论与威慑。前景理论是近些年来在政治心理学研究中应用得较多的理论之一。(19)作者之一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因为这一重要的行为心理学发现获得了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前景理论的基本理论逻辑是，人们对于同一问题，由于不同的框定(frame)，从而导致不同的偏好和行为方式。比如，如果将事件框定为收益，就会出现厌恶风险的心理；如果将事件框定为损失，就会出现冒险的心理。理性选择理论的逻辑看重具体的绝对数值，不同的人对于相同数值，其偏好和选择是一样的。前景理论更为看重的是人的价值选择性，尤其是在一些特定的心理机制影响下，因规避损失而引发的冒险心理更为突出。比如，沉没成本会加重人们对于损失的不可接受性；禀赋效应是指人们会喜欢已经获得的事物，从而增加对其的偏好。前景理论对于行为体决策心理的重新建构，为其在国际政治研究中的应用打下了基础。
对于威慑策略而言，传统的威慑理论一般认为，我们如果想迫使对手或另一方不敢做某事，那么，最为合适的手段选择就是使用军事或政治、经济的威慑或强迫手段，由此才能震慑对手，使其放弃挑战现状、追求收益的举动。这种传统的理性威慑观念是建立在对手挑战现状、打破均衡的动机是追求收益的基础之上的，这也是由客观的物质利益偏好所决定的，但是，在前景理论看来，必须细致地区分对手挑战现状的基本动机，如果对手的动机是追求收益，那么最为合适的首选就是进行威慑，无论是军事威慑还是政治或经济威慑；如果对手的动机是防止损失，那么合适的手段就是保证，反之，则会让对手陷入损失心理，从而导致冒险行为。这种对动机的区分，为威慑理论的手段选择提供了更具针对性的措施。(20)
第二，威慑与情感。传统的威慑理论均是从理性行为体的假定出发，认为理性的威慑是不需要考虑行为体的情感因素的。但是，随着理性行为体假定的逐步去黑箱化，越来越多的研究试图揭示行为体的情感因素如何影响到战略威慑的过程及效果。(21)比如，情感会影响行为体对于威胁的判断和认知，无论是领导人个体的情感和经历，还是国家的民族情感，都会对敌人和朋友的战略判断产生影响。同时，情感也会影响到战略互动过程中对于信息的选择和吸收。在朝鲜战争中，麦克阿瑟等人对于中国战略威慑的忽视就受到了自身情感(或愿望)的影响。最为重要的是，情感和情绪可以起到战略性的作用，比如，传统理性威慑和战略理论认为，行为体的偏好是既定的，言下之意就是，我们都彼此知道对方的偏好是什么，我们也明白各自的利益及其敏感点。但是，心理学的路径则认为，理性偏好假定是错误的，在很多情况下，情感和情绪起着传递战略敏感性及其偏好的作用。比如，在第三次台海危机中，中国大陆的愤怒情感就达到了传递战略敏感性的作用——在危机过后，美国终于认识到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敏感性。(22)所以，无论是在威慑还是在强迫的战略互动中，情感和情绪都可以起到战略性的功能，是理性行为体之间战略信息沟通的一种常见方式。
第三，威慑及其声誉。声誉问题对于国家的对外战略和互动至关重要，它与战略行为比如联盟、危机管理等紧密相关。威慑理论事实上具有一种潜在的声誉逻辑，比如，要使我们对于对手的威慑是可信的，就必须拥有良好的威慑记录，而且使用必需的军事和政治或经济等威慑手段。反过来，在盟友关系的管理过程中，如果我们要使自己对于盟友的承诺是可信的，就必须坚持做盟友希望我们做的事情，即不断加强承诺并付之实践。但是，对于战略对手之间的威慑逻辑和盟友之间的承诺逻辑，理性威慑理论缺乏对相关行为体之间互动的分析，特别是缺乏对认知和心理互动的分析。比如，在归因理论看来，即使我们对于对手实施各种严厉的威慑手段，但是由于一些根本性的认知偏差，比如基本归因错误、错误知觉以及情感等因素的干扰，威慑的效果会事与愿违。而对于盟友的承诺，威慑理论认为，只要我们积极实践自己的承诺，就可以获得盟友的感激，从而就能够获得较好的声誉，但是，在政治心理学的视角下，盟友的承诺实践是无法获得声誉的。(23)这是因为，我们一般将联盟看作是战略性的群体组织，因此这是一种群体外的身份认同，而不是自己人的群体内认同。在归因理论的逻辑下，我们对群体外的盟友做出了积极的、符合对方期望的行为，对方将其归因为情境因素，而不是内在的特质所为。因此，这将无法产生良好的声誉。当然，这种从归因理论讨论声誉形成的逻辑，遭到了结构主义逻辑的批评。国内学者唐世平吸收了结构现实主义的理论，提出盟友之间之所以无法形成良好的声誉，是因为在无政府状态下意图无法确定所致。(24)
四、情感与国际关系
情感政治研究的兴起，是冷战结束以来国际政治心理学研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进展。在20世纪70-80年代，认知(知觉与错误知觉)主导着当时的国际政治心理学研究，但关于情感的研究也逐渐兴起，只不过当时杰维斯(Robert Jevis)等人均否认情感对于错误知觉的作用，或者是认为情感只是一种消极的作用。(25)正如上文所言，随着神经科学的进展，我们对于情感的认知逐渐扩展，当前学术界越来越热衷于讨论情感的理性战略功能。
首先，情感的类型学分析。(26)由于情感是人类的一种基本体验，因而是难以琢磨的，也是难以量化的。对此，诸多学者借助于心理学的成果，进行了广泛的类型学提炼。比如，有学者从基本功能维度将情感区分为积极情感(比如团结、友爱、信任等)与消极情感(比如仇恨、恐惧、愤怒等)。也有基于不同的行为主体属性的区分，即个体情感和集体情感，前者如领导人的情感，后者如决策团体、民族国家、社会公众以及国际体系的情感文化等。最后，更为精细的分类当属郝拓德(Todd Hall)等人借助于情感心理学、音乐等领域的划分，将国际政治中的情感区分为状态情感和基调情感，二者的差别在于历时性、触发因素以及发挥作用的渠道等存在差异。
其次，情感的细致实证研究。在上述分类的基础之上，关于情感与国际关系议题的研究进一步深入，由先前提出宏观上的“情感转向”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等本体讨论，进一步发展为讨论各种次情感类型在国际政治场景中如何发挥作用，如何对理性本身以及政治实践产生重要作用。比如，内疚情感有助于促进国际关系的良好发展，尽管本初可能是不符合理性的自私利益的；愤怒情感可以传递战略敏感信息，让行为体在互动中彼此熟悉偏好；同情情感可以化解国家间的敌对与竞争关系。此外，在人道主义援助、国际救灾等事件中，我们也可以剖析出同情及其表达的战略性作用和效果。信任及其形成则对国际合作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但信任的类型也是丰富的，而且不同地区的信任形成也具有各自的特性。(27)恐惧等消极情感其实也具有重要的进化作用，即有利于行为体对于威胁和危险的判断，因此能更为有效地实现自身基因的发展以及社会适应能力的提高。(28)总之，当前对于情感因素的关注越来越倾向于聚焦具体的情感变量(无论是积极情感还是消极情感)，进而从具体的问题领域以及案例研究中探析情感因素的重要性及其如何对国际政治实践产生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发挥理性的功能，比如维系行为体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促进国际合作与对话，在群体层面有助于群体/国际社会的和谐与秩序的形成。
第三，情感与中国的对外关系。伴随着政治心理学中对于情感和情绪研究的重视，在中国对外关系的研究中，也更多地将情感与认同等规范性的变量纳入进来，一方面与更多的中层战略和安全理论的研究相结合，另一方面则基于中国对外关系的具体经验事实和案例，试图提炼出中国对外关系所具有的独特或普世的理论意义。在观众成本研究方面，传统的观众成本理论都是基于民主政治国家的经验，那么中国等集体领导的威权体制是否存在观众成本因素?如果存在，中国的观众成本因素又是如何起源的，如何发挥作用的，观众成本与领导人之间的互动又是什么??(29)要回答这些问题，中国领导人的情感以及社会层面的民族主义情绪都是不可忽视的核心变量。比如，在分析中国抵制日货等民族主义情绪表达的过程中，有研究指出，中国政府的决策与社会层面的观众成本/民族主义因素之间的互动具有一定的条件性，政府的决策与社会情绪的互动不是决定论的。同时，在一些历史案例中，比如中国如何做出关于朝鲜战争的决策，领导人所面临的国际和国内观众成本对于领导人自身的利益和情感体验产生了重要的作用。(30)
总之，情感与国际关系的研究，目前在欧美和中国学界处于方兴未艾的局面。越来越多的安全研究和中国研究试图将情感研究与传统的安全理论研究结合，而且情感研究的类型化和细致程度也得到了加强。方法论上的缺补也正在进行，无论是历史案例，还是现实的舆论调查等手段，在研究中都有相当多的应用。(31)
五、文化心理与国际关系
相对于更为微观的心理因素而言，文化是较为宏观的集体心理的沉淀。文化心理对于国际关系的作用一直没有受到欧美政治心理学界的重视。因为文化差异论与理性选择以及普世的心理机制认识是相矛盾的。然而，最近十多年的政治心理学研究，尤其是中国学界的研究，给予了文化变量相当分量的地位。
首先，文化差异的实证研究。文化差异是否影响到国际关系的互动，这不仅是一个理论上的本体问题，同时更需要在经验研究中加以总结和概括。从具体的案例研究出发，我们可以找到文化差异对于不同国际行为体的认知以及双边关系互动产生影响的案例。比如，彭凯平和葛小伟的研究指出，中国和美国在处理双边危机的过程中，由于各自的心理文化和政治文化差异，导致对于事件的判断以及解决措施的选择差异较大。(32)由此，文化差异(更多的是思维差异)导致了观念的差异，而观念差异的存在，客观上促发了对于利益判断以及解决问题方式理念的差异。在分析2001年中美南海撞机事件过程中两国的外交互动时，他们指出，中国更为强调事件的性质判断，即美国战机对中国的骚扰是对于主权的侵犯，而美国则更为强调细节的对错，即认为中国方面的举动导致撞机的发生。此外，在关于道歉外交的研究中，也有部分学者从文化差异角度出发，提出道歉外交之所以难以发生，或者难以发挥作用，是因为不同的文化对于道歉的理解存在差异。比如，中国和日本关于道歉的理解具有社会差异。日本方面更为掩饰自己所犯下的罪行，认为侵略罪行不应代代相传，靖国神社也是国家荣誉的象征，而中国方面则更为强调，如果历史基础不改善，那么其他领域的合作则无从开展。当然，从文化路径解释道歉外交的差异，会面临现实主义者的批评，比如一方不愿意作出道歉，从而导致和解难以实现，是出于现实主义战略利益的考量，或者是源于权力结构中占据优势的地位，或者是由于国内政治的压力等等。
其次，文化心理学的国际关系理论建构尝试。一般来说，心理学路径的国际关系研究，更多地集中于决策和外交层面，而缺少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建构。但近些年国内外学界的尝试尤为值得关注。比如，社会认同理论的引入，为现实主义提供了微观的基础，因为国家追求有利于自身的社会认同，可能会导致国家间关于认同的竞争，从而引发冲突。但也有观点认为，社会认同竞争是否引发冲突，取决于行为体采取何种认同策略。如果是竞争策略，则可能引发冲突；如果是流动策略和创造性策略，那么可能会化解冲突。(33)又如，前景理论关于人类行为动机的区分，为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提供了更为精细的基础，比如基于欲望/利益的动机，人们会更为在乎损失，而规避风险，但是如果行为体的动机是追求荣誉、精神和认同，那么无论是损失还是收益的心理框定，都会引发行为体更为激进地接受风险。(34)中国学界也基于社会心理学和文化心理学的角度，试图发展国际关系理论，从而提出中国自身的国际关系理论。比如，从群体心理学的逻辑出发，运用社会认同理论关于群体冲突及其规避的条件分析，可以论证和谐世界秩序的可能性和条件，而西方的国际秩序观则更多是冲突性的。从中国特有的文化心理学出发，也可以论证中国的国家形态以及国际体系理论是不同于西方的，比如天下体制、朝贡体系等秩序观。这背后更为基础的讨论就是关于文化差异到底是本质差异还是程度差异，以及文化差异与制度差异到底谁发挥作用更大的问题。(35)
综上所述，冷战结束以来的国际政治心理学研究，在承继先前的人格、认知和社会心理等路径的基础上，出现了一系列重要的进展，包括神经科学在内的研究带来了一系列的革命，传统的安全研究也越来越与新事实和新理论相结合，诸如恐怖主义、威慑理论和中国经验也备受青睐。同时，情感和情绪研究的回归成为新世纪以来最为吸引人的研究议题之一。
注释：
①关于国际政治心理学的基础知识，请参阅：尹继武：《国际政治心理学的知识谱系》，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4期，第48-78页。张清敏：《国际政治心理学流派评析》，载《国际政治科学》2008年第3期，第71-101页。尹继武、刘训练主编：《政治心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
②James M. Goldgeler,“Psychology and Security”, Security Studies, Vol. 6, No. 4, 1997, pp. 137-166.
③关于政治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可参阅：蒲晓宇：《政治心理学》，载华世平主编：《西方人文社科前沿述评：政治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80-205页。
④[美]唐斯：《民主的经济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⑤Herbert Simon,“Human Nature in Politics: The Dialogue of Psychology with Political Scienc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79, No. 2, 1985, pp. 293-304.
⑥[美]丹尼尔?卡尼曼：《思考，快与慢》，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
⑦[美]安东尼奥?达马西奥：《笛卡尔的错误——情绪、推理和人脑》，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⑧[美]乔纳森?默瑟：《人性与第一意象：国际政治中的情绪》，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12期，第46-53页。Rose Mcdermott,“The Feeling of Rationality: The Meaning of Neuroscientific Advances for Political Science”, Perspective on Politics, Vol. 2, No. 4, 2004, pp. 695-696; Jonathan Mercer,“Emotional Belie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64, No. 1, 2010, pp. 1-31。
⑨[美]郝拓德、安德鲁?罗斯：《情感转向：情感的类型及其国际关系影响》，载《外交评论》2011年第4期，第40-56页。
⑩Todd Hall, Emotional Diplomacy: Official Emotion on the International Stage, Ith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forthcoming.
(11)(15)[美]戴维?霍顿：《政治心理学：情境、个人与案例》，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版，第255-274页。
(12)John Horgan,“The Search for The Terrorist Personality”, in Andrew Sillke ed., Terrorists, Victims and Society: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Terrorism and Its Consequences, Chichester, UK: Jon Wiley, 2003.
(13)[美]西奥多?W.阿道诺等：《权力主义人格》，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心理学界将书名译为《权力主义人格》，按照国内政治学界的通常理解，应为《威权主义人格》。
(14)[美]汉娜?阿伦特：《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伦理的现代困境》，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16)[美]菲利普?津巴多：《路西法效应——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
(17)政治心理学专家杰拉尔德?波斯特一直致力于用心理分析理论对恐怖主义进行分析，但后期他也认为恐怖分子的心理是正常的，只不过有自恋情结。Jerrold Post, Leaders and Their Followers in a Dangerous World: The Psychology of Political Behavior,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4; Jerrold Post, The Mind of the Terrorist: The Psychology of Terrorism from the IRA to Al-Qaeda,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18)对于这种综合性视角更为详细的论证和分析请参阅戴维?霍顿的《政治心理学：情境、个人与案例》。
(19)林民旺：《国际关系的前景理论》，载《国际政治科学》2007年第4期，第104-126页。
(20)James W. Davis, Jr., Threats and Promises: The Pursuit of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Maryland: The Johns Hops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0.
(21)Jonathan Mercer,“Emotional Belief”, Jonathan Mercer,“Emotion and Strategy in the Korean Wa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67, No. 2, 2013, pp. 221-252.
(22)Todd H. Hall,“We Will Not Swallow This Bitter Fruit: Theorizing a Diplomacy of Anger”, Security Studies, Vol. 20, No. 4, 2011, pp. 521-555.
(23)Jonathan Mercer, Reputa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th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6.
(24)Shiping Tang,“Reputation, Cult of Reputation,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Security Studies, Vol. 14, No. 1, 2005, pp. 34-62.
(25)[美]罗伯特?杰维斯：《国际政治中的知觉和错误知觉》，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
(26)类型学描述是国际关系中情感研究的一项基础工作，对目前研究的综述，参阅：方鹿敏、尹继武：《情感与国际关系研究：主要路径与发展趋势》，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1月16日。
(27)尹继武：《社会认知与联盟信任形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尹继武：《文化与国际信任——基于东亚信任形成的比较分析》，载《外交评论》2011年第4期，第21-39页。
(28)唐世平对社会心理学和进化心理学的应用进行了大量研究，重构了一些重要的概念，比如安全困境、信任、恐惧等。
(29)Jessica L. Weeks,“Autocratic Audience Costs: Regime Type and Signaling Resolv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62, No. 1, 2008, pp. 35-64. Jessica Chen Weiss,“Authoritarian Signaling, Mass Audiences, and National Protest in China”,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67, No. 1, 2013, pp. 1-35.
(30)林民旺：《选择战争：基于损失规避的战争决策理论》，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版。
(31)《外交评论》杂志2011年第4期和第5期以“情感、认同与对外关系”为专题的两组文章即有定性分析，也有定量的舆论与民意研究。
(32)Peter Hays Gries and Kaiping Peng,“Culture Clash? Apologies East and West”,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11, No. 30, 2002, pp. 173-178.
(33)Jonathan Mercer,“Anarchy and Identit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9, No. 2, 1995, pp. 229-252; Peter Hays Gries,“Social Psychology and the Identity -Conflict Debate: Is a＇China Threat＇Inevitable?”,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1, No. 2, 2005, pp. 235-265; Deborah Welch Larson and Alexei Shevchenko,“Statues Seekers: Chinese and Russian Responses to U. S. Prima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4, No. 4, 2010, pp. 63-95; Esra Cuhadar and Bruce Dayton,“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Identity and Inter-group Conflict: From Theory to Practice”, International Studies Perspectives, Vol. 12, No. 3, 2011, pp. 273-293.
(34)[美]理查德?内德?勒博：《国际关系的文化理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2年版。
(35)尹继武：《和谐世界秩序的可能：社会心理学的视角》，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5期，第56-65页。尚会鹏、游国龙：《心理文化学：许烺光学说的研究与应用》，南天书局2010年版。尹继武：《政治心理学的争辩议题述评》，载《心理科学进展》2011年第11期，第1713-172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