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期7天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关于“中国式改革”道路的讨论仍在继续。

面临经济增速可能的放缓、部分地区社会矛盾突出、个别地区环境恶化等诸多挑战，今后，中国改革又将走入何种路径，更是令各界期待。

新一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11月15日新当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见面会上郑重表态：“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地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如果回望过去的十年，人口红利为中国创造了极大的财富，但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步消失，众多有识之士甚至发出了“中国将向何处去”的疑问，而如何将改革贯彻到治国理政各个环节，将是未来十年的考验。

本报就此专访中国问题专家、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他给出的答案，还是社会改革，培养庞大的中产阶级，推动理性的中国富强、民主、文明的道路。

中国要警惕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21世纪》：中国经济改革正在逐步深化，尤其是财富分配。十八大报告也重点提到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的问题，您怎么看待收入分配改革？

郑永年：只注重分蛋糕不会很有效，因为蛋糕很快就会分完，一次分配最重要，二次分配能解决一些问题，但只是一个补充，不可以过分强调。

中国为什么收入差距那么大，关键是一次分配出现了问题，是结构性问题，就像国企与民营、大型企业与中小型企业之间的不平衡情况，当一个国家中小微企业不发达，肯定收入不公平。西方之所以反垄断就是因为它带来很多的问题，中国的国有企业越做越大，都是大型企业，民营企业多数都是中小型企业。但民营企业是解决社会分配的好方法。

当然，公共服务领域必须改变，提高服务的水平和扩大服务的范围。但现在这方面的比例仍然较低。以公平为目标的分配，做不好，会走向更不公平，根本原因是体制结构没有理顺。

《21世纪》：如果这方面的问题不解决，外界有声音担心中国有可能进入中等收入陷阱。

郑永年：教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障都需要资金，因此需要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中国的高增长阶段已经过去了，现在进入中等增长阶段，走得好就进入日本、东亚四小龙的状态，要努力避免进入中等收入陷阱。

外向型的、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无法维持。欧美国家三五年内走不出困境，因为结构性调整需要时间。中国必须转向消费，消费社会的建立必须通过社会改革，否则公共服务无法提供，因为没有社会政策，年轻一代都成为孩奴、房奴而不敢消费。

中国未来20年如果能有中等收入增长，20年后就能达到高收入阶段，一方面经济在增长，另一方面收入提高。收入提高必须达到比较公平的状态，如果差距继续拉大将没有稳定的空间。

需要制度性保障民企和央企平等

《21世纪》：有种观点认为，像浙江以民营企业为主的结构现在遇到了这么多的困难，是需要通过国资、外资的引入，使三种成分达到一个合理的比例才能解决的？

郑永年：对，这也是我说的国有企业跟民营企业有个平衡才行。但问题是这种平衡的达到必须有制度性作保障。

就是那些有战略意义的行业，比如航天、核武器等，让国企负责，其它的竞争性部门都应该向民企敞开。

《21世纪》：在城市之外，农村问题的解决，十八大报告提出，要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你怎么看？

郑永年：真正要为农民谋利益，很简单，在土地增值部分要给予农民一定的补偿。

社会改革壮大中产阶级

《21世纪》：如何看待中国的人口红利？

郑永年：接下来，人口红利还有一点，但逐渐削弱，再也不能支撑高增长，同时基础建设投资东部沿海已经基本饱和，尽管中西部地区可以贡献一些GDP，公共服务领域也可以有些投资，但也不足以支撑高增长。因此只能靠制度改革，包括城市化、国企改革、税收改革、金融改革。比如城市化角度要考虑怎么把现在3亿左右的农民工转化成社会的消费主体，或者国企改革。

《21世纪》：如何看待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收入倍增计划？

郑永年：按照东亚地区的经验，日本通过工资倍增计划、终身雇佣制，中国台湾通过中小企业，新加坡靠政府力量，香港、韩国等地也差不多，都花了20多年促进中产阶级的壮大，中国也可以借鉴。

社会改革很丰富，自上而下的就是社会政策、医疗、教育、公共住房、社会保障，都是自上而下建立制度，企业也可参与其中，放权给社会，在大部制的基础上，将审批权下放。这些做好了，对经济而言，建立了消费社会，对政治而言，开放性开始形成，中产阶级做大。

《21世纪》：为解决住房问题，中国正在进行的保障房建设、限购政策，你怎么看？

郑永年：真正的限购是从房产税入手，比如第一套不用征税，第二套加重，第三套更重，买得多的就会吐出来，市场上的供应量一多，房价自然就下来了。但房产税征收很困难，因为拥有多套房产的既得利益者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