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由陈忠实巨著《白鹿原》改编的同名电影上映，本有“拍成黄土地上的史诗”之野心，结果公映版却只呈现给观众满目的失望。尽管如此，电影却难以掩盖《白鹿原》原著中展示的内涵，而且以更好的形式体现了出来。在电影中，明线是田小娥的情史，暗线则反映了中国国家权力的下放与乡土社会秩序的逐步瓦解，以及这过程中二者的冲突。
无独有偶，由于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人们也重新开始关注莫言作品。而与之相关的乡土文明的变迁，通过媒体无孔不入的报道，也在一点点地浮现。这些也都足够提示我们，有必要关注一个重要的文化转向，也就是中国乡土社会秩序与文明的终结。
宗族的意义
晚清以前的中国传统社会处于农业社会阶段，属于宗法血缘社会的范畴。宗族管理着广袤中国的社会基层，同时渗透到每一个社会环节之中。如学者秋风概括的：“宗族是乡村社会中最为重要的自治性组织，它具有深厚文化根基，并且源远流长，至少从宋明以来高度平民化的乡村社会，就是以宗族作为治理之基本单位，以祠堂作为宗族公共生活之中心的。”由于国家政权基本上只能通过乡绅阶层向基层乡村渗透，而从未实现对乡村的直接控制，因此有了秦晖教授概括的“国权不下县，县下唯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之说。如此，中国的社会结构便一直是一个相对凝固的社会形态，在学术术语上，有滕尼斯所说的“有机的团结”（organic solidarity），以及费孝通所说“差距格局”、“礼治秩序”等显著的特征。
这些特征，在《白鹿原》中就有具体的体现：祠堂是一个无上神圣之地；乡约成为白鹿原人际关系中最为核心的规范；族长白嘉轩拥有无上威严，是乡约（在乡里中订立的共同遵守的规约）的维护者与执行者；白嘉轩与鹿三之间，虽然一个是东家，一个是长工，身份区别但却形同一家；新媳妇必须明媒正娶地娶进门方能进入祠堂，否则就难以在村庄里立足；而黑娃和田小娥只能居住在村外破窑洞里等等。
族长白嘉轩就是典型的中国乡土中的乡绅，他正如张仲礼先生在《中国绅士：关于其在十九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中描述的：“绅士是一个统治中国社会的特权阶层。它所承担的许多重要职责包括了一个广泛的社会管理范围，从意识形态的引导到政治、社会和经济事务的实际管理，以至于进入行政职责的范围。”“他们视自己家乡的福利增进和利益保护为己任。他们承担了诸如公益活动、排解纠纷、兴修公共工程，有时还组织团联合征税等许多业务。”
但在辛亥革命之后，朝代更替，新的权力格局诞生。在白鹿原，高喊着“革命”的鹿子霖剪掉辫子，成为了白鹿镇“保障所”的“乡约”（指在乡里中管事的人），形成了族长之外的二元权力格局的一端，这也揭开了国家权力渗透乡土社会的开始。随后发生了一系列事件。
黑娃娶田小娥、闹农会、率众砸祠堂、当土匪（这也代表了中国近现代以来的文化激进主义趋势）；村民们在鹿子霖的撺掇下要求白嘉轩下令修庙“震鬼”未遂后，威胁另选族长，使得族长权威削弱；黑娃对父亲鹿三反叛、白孝文对父亲白嘉轩反叛。这些都意味着新的价值观对乡土秩序与文明的反叛与冲击，这种民间内生秩序力量的反抗招致了更大的混乱。另一方面，有革命思想的鹿兆鹏对父亲鹿子霖反叛，也反映了新思想的搅动。乡土社会秩序的崩盘与国家权力的渗透，就体现在这些被放大的电影情节之中，这些事件与行为，一步步地撕裂着原本凝固的社会形态，严重地冲击着原本的平衡秩序。
然后随着抗日战争的开始，社会的动荡更使得这种摇摇欲坠的乡土社会秩序更加岌岌可危。不过，虽然情形不容乐观，但以族长为表征的乡土秩序，深植于乡土社会之中，即使在国家权力渗透之时，依然生命力顽强，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并没有彻底被终结。电影中的两个场景深刻揭示了这一点。比如当代表着野蛮权力的军阀队伍进入村庄抢粮时，排长也要用武力威逼族长白嘉轩拿起铜锣吆喝村民交粮才能实现。而在另一个场景中，被授予“乡约”官职的鹿子霖尽管有外来赋予的权力，但实际作用并没有族长的权力大，他搞不定的事情都得请白嘉轩出山。
瓦解的历史
传统乡土秩序的真正瓦解出现在解放后。从1949年以后尤其是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合作化开始，社会主义改造下的国家权力第一次全面深入乡村，取缔了乡绅阶层和宗法制度，实现了对乡村社会的全面控制。原先的阶级划分转化为政治等级，贫下中农、富农、地主等政治身份通过血缘遗传而被标签化（如“黑五类”）、政治化（如“剥削阶级”），原有的身份秩序完全被打乱。随之而来，乡土社会秩序全面瓦解，乡绅彻底被改造或者“革了命”，宗祠、族谱、族规等乡土社会的事务与事物，被当作封建糟粕予以“破四旧”。所有人都被纳入到国家权力规训中，成为公社社员。生产大队、生产小队、生产小组是他们的生活轴心，持续地接受思想改造，再加上以户籍为标志的严格的城乡二元机制，牢牢地锁定了整个乡土社会的流动性。
再接着，改革开放以农村改革为先锋，包产到户的实施，以及之后更深入的改革，社会控制已经松动，随着迁徙和流动的约束逐渐减少，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后，经历了市民化过程，在身份上由纯粹和传统的农民，向具有了更多现代性的“农民工”或“新市民”转变。二代农民工很多人已经实现了个人的市民化，个体上已经与城市居民没有明显的区别了，真正地实现了社会学家孟德拉斯所言的“农民的终结”。
从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泥腿子”，到政策明确反对、引起社会恐慌的“盲流”，再到自由迁徙的“新市民”，从现代化进程的角度去看，是一种巨大进步；但从对原有社会的结构来看，其冲击力也是空前的。中国的城市化已经吞噬了大量的乡土空间，而乡土社会之主角毅然决然的出走，已经宣示着乡村已经被遗弃，乡土秩序已经被瓦解，乡土文明已经被淡忘。
而电影《白鹿原》，让我们又有机会重新审视其背后的乡土文明，可惜真实的原上早已没有那个牌坊，原上的老房子、遗址早已无存，乡民们亦纷纷外出，成了陕西厨师行业的主力军，空留老幼在村子里。如同莫言的获奖，恰似给落日的乡土文明，抹上一层绚烂无比的晚霞，在晚霞的绚丽之下，红高粱早已成追忆了。如今中国乡土文明在很多地方几乎消逝殆尽，除非它被重新改造，以一种风景观光的方式，如同高密东北乡要花费巨资亏损种植红高粱一般，已成为乡村生活之外的另一种魔幻了。
乡土文明将安附？
在高速奔向全面城市化和现代化的中国，却有另一种值得思考的现象，今天的城市和乡村，正在匪夷所思地互诉衷情：乡村为了接近现代化，满眼都是钢筋水泥，而偏远的农村地区，则像是一个个被掏空的鸟巢，里面的人都飞往城市。而另一面，乡土式生活，在城市中依然开始有回归趋势，如在城市大造别墅，只为营造乡村的味道，以及郊游农家乐与农家菜的流行。虽然这种乡土式生活有些只是中产阶层的消遣方式，但是这也给了我们足够的文学与社会学的想象力：时间一直在证明，乡土文明恰恰是我们的文化记忆中最坚实的部分，仍然对中国当下生活秩序和生产关系产生深层的重要影响，仍是中国文化的根基。
但问题是，乡土社会秩序之不存，乡土文明将安附？传统维系乡土秩序的各种乡俗民约、家法族规等规则面临解体，乡土生活秩序已经几近瓦解，乡土文明在城市化的浪潮中，已成昨日黄花。如同《白鹿原》电影中反复出现这样的镜头：一座中式牌楼远远竖立在大片麦田中。它像一个隐喻，隐喻着中国乡土文明在旷古的忧伤中，沦为远方的记忆与模糊的想象……如今白鹿原、高密东北乡等，其乡土秩序已经消解，宗族等乡土关系已经式微，在中国北方各地，宗祠等乡土秩序的标志性建筑已难觅影踪。
尽管乡土社会秩序瓦解与乡土文明终结的趋势是不可逆的，我们也毋庸固守与迷恋那些必然要走入历史的传统。但在很大程度上说，乡土文明又是中国人的精神家园，这是几千年的文化积淀。如今，这种文明的消逝是很多人心中的不舍。
时值至今，在南方许多地方乡村宗族仍然发挥着巨大的社会作用。这就体现在国家基层权力运行中，都时刻受着这种乡土的特性影响，宗族关系在村民选举以及村民自治中，有着重大的影响，乃至在现在的城市化生活中，建立在乡土文明之上的文化也在时刻影响着中国人。
这也让我们不得不思考，在中国未来的社会建设中，特别是重建中国底层社会秩序时，如何有效地吸收中国本土的知识与传统经验，来建设一个更符合中国实际的现代社会与文明国家，以使得生活于其中的人能够有更丰富的多元化生活的可能，有更多的传统文化与精神的寄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