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考伯是狄更斯小说《大卫·科波菲尔》中的人物，虽然穷得叮当响，但生活积极乐观，“会好起来的”（something will turn up），成为其一个口头禅与鲜明的。于是，在诸多的国家政策上，米考伯原则也就顺势频频而出了——“好事情准要来了”。在美国学者《新自由主义简史》的作者大卫·哈维看来，这就是在新自由主义世界最新正流行的一个梦呓般的声明，所有关心国家与世界利益的人，都应会对这样的梦呓感到焦虑与担忧。

在国际的用词上，新自由主义指的是一种政治—经济哲学，强调自由市场的机制，主张减少对于商业行为和财产权的管制。新自由主义认为，通过建立一个以稳固的个人财产权、自由市场以及自由贸易为特征的制度框架，能释放个体企业的自由和技能，从而最大程度上促进人的幸福。

但是，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的来临，新自由主义彻底遭遇了一次滑铁卢。此时，凯恩斯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重新受宠。在西方左派学者口中，新自由主义成为当前经济问题的罪魁祸首，成为围殴的靶子。当然，在拉美等发展中国家中，原本就不怎么受欢迎的它，更是遭遇了四面楚歌。

来自拉丁美洲的巴西社会学学者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在《新自由主义的兴衰》中，他试图阐明新自由主义学说如何被强制推向世界，而且他认为，根据这一学说制定的经济政策导致了世界经济严重失衡。“新自由主义兴盛时期强制推行的那些错误的解决办法在这一新阶段陷入了万劫不复的危机。原先分析研究得出的结论在2008年下半年爆发危机时得到了充分验证。”

《新自由主义的兴衰》多斯桑托斯三部曲之一，它也延续了《依附论：总结和前瞻》、《世界经济和拉丁美洲地区一体化》的极具左派的批评传统，对社会科学原理进行了重新阐释，对欧美中心论进行了批判，他在论及法西斯式和准法西斯式的强权暴政跟新自由主义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进行的控制之间的关系时直白地说：“芝加哥大学的那帮缺德的家伙们找到的第一个政府是智利政府，该政府凭借奥古斯托·皮诺切特的法西斯统治将他们引进了极其重要的经济领域，这并非是种巧合；而满世界到处吹捧他们的撒切尔和里根政府跟其本国工会运动发生激烈冲突，就更不是巧合了。”其来自拉美的批判性，显露无遗。他详尽地阐明了国家恐怖跟新自由主义政策之间的直接关系，认为新自由主义政策剥夺了劳动者经过长期斗争获得的权利；经济衰退、政府镇压加上经济控制，劳动者的工资遂大幅下降，接踵而来的是失业和失望。

其实，新自由主义是当了冤大头，它成为高福利、政策失误等导致经济衰退的替罪羊了，成为一个众矢之的的靶子。诚然，任何的主义，都有其内在的不可避免的问题，但这样的问题，不能成为证明其他主义的优越性的依据，就如同一个人批评另一个人长得丑，就好像能证明自己很帅一样，这是毫无逻辑关联的。新自由主义有问题，但有问题了，就不等于要彻底否定之、消灭之，更何况，这并不妨碍人们继续吸收其中有益的部分。客观地说，新自由主义不是最好的，但肯定也不是最坏的，它既不是“医治经济痼疾的万应灵丹”也不是“带你去地狱的理论”。但如今的舆论，却把所有的屎盆子扣到了它的头上，这是不公平的。对于现在很多国家来说，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来说，跨国公司和国际垄断资本集团等控制与压迫，往往寄生在权力之上的，权力是肆虐才是罪魁祸首（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曾强调：“对自由最大的威胁是权力的集中”），但在意识形态的偏见之下，后者却被有意无意地被遮蔽。

文化批评家马修·阿诺德的话说：自由是匹好马，但关键是看它向何处去。而哈维则感叹说，好的自由已经丧失，而坏的自由横行霸道……最终让自由，成为了一个华丽但却并不真实的代名词。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则讽刺道：这是多么古怪的世界啊，反倒是贫穷的国家在补助最富裕的国家。多斯桑托斯则认为，“自由市场”是根本不存在的——这些左派的论调，虽然指向的是新自由主义，但结合那些发展中国家的具体语境看，好像别有他意了，也极其荒谬：好的自由，已经被糟蹋成了坏自由，而人们却只会反过来指责说，看，这都是“自由”的错，犹如人们指责被逼良为娼的“失足妇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