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这些年技术化官僚更易被提拔任命的趋势强化，获取高学历已经成为中国官场爬向更高位置的一个明规则了。于是，千方百计地找顶硕士、博士帽戴一戴，成为官场中持续风行的热潮。大学原先的宁静，也便被打破了，高校作为“文化炼金术”的大熔炉，成为官员、国企人士等趋之若鹜的贴金（增添文化资本）的大本营。有几个案例可以作为此论据。
曾因老家房屋被强拆而给山东潍坊市市长写公开信的清华大学法学院博士生王进文在微博上称，山东省国土资源厅厅长徐景颜正在清华法学院读博士，是他的同班同学，但同学们从未见过徐。随后，清华法学院回应称，山东省国土资源厅厅长徐景颜确实是清华法学院在读博士生，但他并非是全日制博士生，而是论文博士生。此外，“百名在职学生在武汉理工大学涉嫌造假获取硕士学位，部分人已官至局级”的新闻，也进一步暴露出中国教育界那些大家心照不宣的“交易”了。
以政治为业者的不务正业
据媒体调查，一些国家部委领跑“官员博士化”进程，有的部委博士比例已占总人数一半左右。在经济发达地区和高校集中的省份，省部级、司局级、县处级官员攻读博士几乎成为潮流。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纪宝成在“2009年高等教育国际论坛”开幕式上称：“中国最大的博士群体并不在高校，而是在官场。”他担忧学术权力市场化，各式各样的博士学位开始泛滥。而清华大学教授蔡继明进一步透露，相当数量的官员读博，都是利用自己的地位和手中的职权，动用公款混取文凭。在入学考试、课程学习、学术论文写作、论文答辩等诸多环节，一些官员都是靠各种“聪明手段”来实现的。此外，在前两三年唐骏爆出假学历之时，网友甚至翻出了一份名为《美国西太平洋大学工商管理博士班学员通讯录》的名单，名单上有数十人，大多在国内的国家部委、企业、研究机构、媒介等领域担任要职。这说明，唐骏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我们这个社会里还有更多的“唐骏们”在各个角落潜伏着。
越来越多的官员要硕士博士学位、学者要行政级别、企业老总要博士、教授头衔，但是这些人真正需要具备的与他们要追求的东西，越来越开始了分道扬镳，让本来风牛马不相及事务，开始乱炖一锅起来，正如企业家并不满足真正值得骄傲的创造财富的能力，却总要傍上来历不明的光鲜头衔；学者水平应该以学术成就为衡量标准，现在却变成了级别高低来一决高下了。政界、商界、知识界，一起走向自我价值与追求背离面。
就目前来说，读博士好像变成很多人获取文化资本的渠道，“博士”变成了“搏仕”，纯粹为了科研与学术而读博的人凤毛麟角。还有的就是一些官员或者老板，将博士头衔作为炫耀的资本，或者为仕途添加筹码，总之，读博士的动机很大一部分出于功利化的驱使，与学术科研八竿子打不着了。
著名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其著名的演讲《以政治为业》中论述到：有三种前提性的素质，对于政治家是决定性的：激情、责任感和恰如其分的判断力。……政治家每时每刻都要在内心征服一个十分无聊，却又十分符合人情的敌人：一种十分庸俗的虚荣，它是对事业采取不脱离现实的一切献身行为的死敌……。政治家的工作，离不开追求权力这个不可缺少的手段。因此，如平常所说的那样，“权力本能’，属于他的正常品质。但是，这种追求权力的行为，一旦不再具有客观性，不是忘我地效力于“事业”，而变为纯属个人的自我陶醉，他便开始对自己职业的崇高精神犯下了罪过。在政治领域里，致命的罪过说到底只有两种缺乏客观性和无责任心，这两者虽不总是，也常常是一回事。虚荣心，个人尽可能站在前台被人看清楚的欲望，强烈地诱惑着政治家犯下这两种过失。除却赤裸裸的“搏仕”，一定程度上，博士学位受热捧，也于这种虚荣心有着密切关联。
高校降格与知识分子的背叛
很多高校长期以来对于各级官员回炉贴金的行为是敞开怀抱，级别越高越受欢迎，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作为当前完全被行政化的链条的一部分，大学与行政之间，便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纠结。尽管如此，人们依然对高校怀着美好的“独立之思想，自由之思想”憧憬，因此，当公众看到高校沦为了官员与其他权贵人士的“文化炼金术”贴金大熔炉，必然是愤慨难当。但愤慨归愤慨，却也只能成为一个深入骨髓无力扭转的哀愁了。
最近些年来，人们对于北大清华等中国原本算是招牌大学嗤之以鼻，便是高校“校格”急剧下坠的生动注脚。最典型的譬如，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特刊的那张令人记忆犹新的封面海报，图画里的清华门上排满前、现任高官与领导，还严格地以职务高低排序的，而清华百年来本引以为荣已经进入历史的大学者大家们，只能被安排在领导们的下方。
这虽然只是一个小插曲，但管中窥豹，学校的自我降格到了很重程度，可见一斑。如此之下，现在中国的大学，虽然博士授予数量超过美国，攀升至世界第一，但由于这些博士的来头或者其真正的意图，让其中的大部分者成为滥竽充数者。与欧美各大学的“宽进严出”博士培养机制相比，我国的博士培养基本上已经变成“宽进宽出”了，不伦不类的论文博士即为登峰造极之典型。这样迥然不同的进出机制，就导致了迥然不同的人才产出，各种沽名钓誉的人最后都能顺利拿到学位，于是这样的博士大国，其价值贬值就成了必然。
按理说，博士这个原本大学象牙塔里最为顶端的群体，是抽象的知识分子的具体化对象，他们应该是深居简出，专注于学术或者热衷科研，甚至被视为书呆子都毫不在意的一群人，现如今却经常成为公众舆论的旋涡中心，这值得我们深思。按照马克斯·韦伯在另外一篇演讲《以学术为业》的意思，“以学术为业”的“业”，很像《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阐释，并不仅仅是“职业”的“业”，更多的是具有了“天职”的结果和表现，会选择以将自己的信仰与精神追求献祭给了他们所信奉的知识与学术。而无疑的是，当下高校还仍然纯粹以地以学术为业的知识分子，已经少之又少了，人们正目视着一个个知识分子的背叛，当然，这些“知识分子”或者说仅仅是一个披着博士袍的粗俗之人，需要靠着其点缀与贴金的虚荣之政客罢了。
不过，从发展教育的角度说，教育是一个民族发展和振兴最根本的事业，而高端教育则直接是国家之间“真刀真枪”比试的武器，博士人才必须作为一个国家科研与学术的顶尖与核心力量，为国家的创新与发展创造价值，而不是为官场培养生力军。但是我们现在依靠这样一些“高端人才”，拿什么和那些拥有严格博士教育机制的国家竞争呢？国家间科技与文化竞争力的比赛还没开始比试，我们就已经在起跑线上远远落后了。
权力与知识间的媾和与交易
官员以权力谋学位，学校以学位谋资源、学者以资源谋利益，这是“注水文凭”泛滥背后更为可怕的事情——权力与知识间媾和，实现了权学交易，各取所需，狼狈为奸。
在“中国最大的博士群体在官场”之外，其实还有着“中国庞大的官员群体在高校”现象。据2009年统计发现，教育部评出的第五届国家高等学校教学名师100位获奖者中，担任党委书记、校长、院长、系主任、教研室主任等行政职务的，占到九成，还有人身兼几种职务。不带任何“官职”的一线教师仅有10人左右。
如果将这二者结合一起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行政体系的高学历化，和学术教育领域的行政化，现在越来越多的大学教师开始在意‘位子’而不是教学质量，学术权力现在行政化严峻。
这本质上就是一种错位。虽然，从短期来看，这种权力与知识的媾和与交易，也带来了一些的社会效应，因为行政体系的高学历化，给政治文明带来了一定程度的提高。同时学术教育领域的行政化，让知识精英有了更多的渠道参与公共领域。但从长远看，只会带来后患无穷的弊端，因为这不仅会让学者的独立性丧失，还造成一种政界的错误导向，把学历与能力等同，产生了“高学历幻象”，并且让很多官员对于这种幻象的趋之若鹜。
这时，就必须明确分辨官员的行政和学者的学术之间的本质区别了。行政的职责是完成社会公共服务，而学术的任务助推社会建设与进步，二者的职能不同决定了二者不能相交，当然，高学历的行政人员，是有助于社会服务质量的改善和提升，但这之间的关系不是充要的，也就是说，社会服务的提升，并不一定只能提高行政人员的学历，制度制约、基层实践、从政职业素养等，才是更重要的。
从这个角度看，过份地强调行政的高学历，会导致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否则培养那么多的智囊、科研和学术人才，有何意义？还有，行政人员特别是级别高的，他们在获取这个受教育的能力上，远远强于普通人，所以在有限的社会教育资源下，必然会占去其他人的受教育机会。而学术的行政化，最严重的后果将是导致学术有可能成为政治的附庸。必须警惕权力资本和学术资本的之间的恶性串换。如果这种情况大面积地发生，那么，社会将愈加分割成条块状的群体分层，将是权力精英和知识精英的利益抱团，强强联合，这种危害性，现在基本有了共识：将导致社会公平和正义被破坏的后果。
来源: 《社会学家茶座》 2012年第三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