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和中共中央第一至五届总书记，陈独秀是一位独立自主意识非常强烈的人。但是，在国际、国内的特殊背景下，他独立自主的建党思想不仅没能实现，而且很快就被莫斯科以莫须有的罪名废黜，成为中共历史上最早、最大的一位悲剧人物。
陈独秀"政党观"的转变
辛亥革命确立的民主共和政体，使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了政党林立的局面。但是不久，袁世凯便利用党争上演了登基复辟、恢复帝制的丑剧。这使陈独秀早年对党派产生了很深的厌恶心理。他在年轻时虽然积极参加反对清朝封建专制的革命活动，但拒绝参加任何党派，他甚至断言，"政党政治，不适用于今日之中国也"。
俄国十月革命使他逐渐认识到进步政党可以起到刷新政治，推动社会进步和国家新生的积极作用。"社会中坚分子，应该挺身出头，组织有政见的有良心的依赖国民为后援的政党，来扫荡无良心的无政见的依赖特殊势力为后援的狗党。"五四运动后，他很快从"政党政治，不适用于今日之中国"的巢臼中跳出来，转变为创建革命政党的积极分子，并借鉴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建党经验，义无返顾地开始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
1915年9月，陈独秀创办《新青年》，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掀起了一场震撼中国近代历史的新文化运动。苏俄十月革命之后，他又将《新青年》转变为公开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阵地，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创造了条件。
1919年6月11日晚，陈独秀在新世界散发《北京市民宣言》时被暗探抓捕，引起全国震惊。各界爱国人士纷纷强烈要求释放陈独秀。
1920年2月初，出狱不久的陈独秀应邀到武汉演讲，回京后引起当局注意。为安全起见，李大钊雇一辆骡车护送陈独秀去天津转往上海。他们在路上"商讨了有关建党的问题。"这就是"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出处来源。
共产国际远东局委派维经斯基一行到达北京与李大钊等人会见，继而经李大钊介绍，转赴上海会见陈独秀，商谈建党，这是1920年4月的事。即使按《彭述之回忆录》中所说的维经斯基之前还有一位名为荷荷诺夫金的"开路先锋"。但是荷荷诺夫金会见李大钊也是在陈独秀、李大钊"相约建党"之后。这些都充分说明，在维经斯基、荷荷诺夫金等俄国人到中国找人商谈建党之前，陈独秀与李大钊已经在京津途中的一辆骡车上"相约建党"了。
由于共产国际代表来华之前"南陈北李"已经"相约建党"。所以，即使没有共产国际派人来华，中国共产党也会创建出来。只不过共产国际的支持和帮助使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早一些而已。
陈独秀反对中共成为"卢布党"
早期参加筹建中国共产党的人员大多是青年，一般没有固定的职业和收入来源，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党，光靠陈独秀、李大钊等少数知识分子教书、写文章挣来的钱是远远不够的。因此，经费问题成为建党中的一大问题。
尽管经费紧张，但当时中共总书记陈独秀却非常注意党的独立性，他不想由于中国革命接受外援而被敌对者诬蔑是"卢布党"。陈独秀曾说："每月只拿他们2000多元，事事要受支配，令人难受。中国一国也可以革命，何必一定要与国际发生关系？"在经费无着的情况下，陈独秀仍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反对接受共产国际的经费援助。他在支部会上说："革命要靠自己的力量尽力而为，我们不能要第三国际的钱。"他还说："你们看广州的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朱谦之，不是常在报上写文章骂我陈某崇拜卢布，是卢布主义吗？然而，他们恰恰又给我上了一堂课，人家的钱不能要，拿了人家的钱就要跟人家走，我们一定要独立自主干，不能受制于人。总之，我是不愿被别人牵着走的。"
1921年6月3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到达上海，在会见了代理书记李达和李汉俊后，即提出中国共产党应加入共产国际、并接受共产国际经济援助。他还直截了当地要李达做经费预算。由于陈独秀坚持独立自主的观点非常明确，所以，李达、李汉俊都明确表示中国共产党是否加入共产国际也还没有决定。……至于经费方面，只能在我们感到不足时才接受补助，我们并不期望靠共产国际的津贴来开展工作。
8月，马林在与张国焘商谈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时，再次表示要向中共提供活动经费，他说："站在国际主义的立场，共产国际有帮助各国共产党的义务，而中共也应坦然接受。"马林还要求张国焘立即编制工作计划和经费预算。按张国焘的预算，"总共预计有30人按月领取生活津贴，每人约需20元至35元。这个机构全部开支及出版费用每月约需1000多元。"马林见所需经费不多，大笑着表示同意，决定全部经费都由共产国际补贴，中共自己所筹集的经费可另作它用。但是，鉴于陈独秀有言在先，不愿意接受卢布。所以，即使马林如此慷慨地大包大揽下来，中共中央讨论此事时，仍没有明确接受，而是决定把这"视为一个试行的草案，等陈独秀先生返沪后再作最后决定"。
"一大"闭幕后，陈独秀仍在广州，马林急切地盼望能早日与陈独秀会面。为此，他曾专门召集张国焘、李达、包惠僧等人开会，讨论陈独秀回上海的问题。会上，马林说："陈独秀先生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局书记，应当回到上海，尽到责任，不能由别人代替，国际上没有这样的先例。"于是，会议决定派包惠僧去广东接陈独秀迅速回上海主持党中央工作。马林对包惠僧说："包先生，你要对陈独秀先生讲清楚，要他回上海，不仅是中国党的意思，也是我的意思。"随后不久，包惠僧就专程去广州接陈独秀回上海主持党中央的工作。
陈独秀敢于站在独立自主的立场上批评共产国际代表
包惠僧到广州向陈独秀详细汇报了党的"一大"情况，并说："上海方面及马林，要先生尽早回上海主持工作。"陈独秀说："当初是为了推进广东革命而南下，现在共产党成立，当然不能久留广州，是该回上海了。"
在谈到共产国际时，陈独秀再次明确表示："我们没有必要靠它，现在我们还没有阵地，以后工作展开了再找第三国际联系。"包惠僧说："陈先生，马林说过中国共产党从成立起，就编入第三国际，是国际的一个支部。"陈独秀听后十分反感，气愤地说："他们承认与否没有用！要靠中国人自己组织党，中国革命要靠中国人自己干，要一面工作，一面革命。"
9月11日，陈独秀向陈炯明辞职后与包惠僧乘船离粤回沪。到上海就任中共中央局书记。刚一上任，陈独秀就听说马林不尊重中国同志，态度傲慢，擅自处理一些问题等情况，还听说马林曾公开表示"一年以来，第三国际在中国用了二十余万，而成绩如此，中国同志未免太不努力"。生性刚直的陈独秀立即驳斥说："我们哪里用了这样多，半数是第三国际代表自己拿去住洋房吃面包，如何诬赖别人？"与此同时，陈独秀又责问张国焘："你为何向马林提出劳动组合书记部计划和预算，而且对于工作人员还规定了薪金，等于雇佣革命，中国革命一切要我们自己负责的，所有党员都应无报酬的为党服务，这是我们所要坚持的立场。"他还多次在党的会议上说："我们没有必要事事都要依靠第三国际，听马林的。马林以共产国际自居，他马林就是共产国际？他要我们听他的，牵着我们鼻子走。否则，不听他的，就是不听共产国际。"
马林的傲慢并没有因为陈独秀的回沪和抵制有所收敛，这进一步加剧了他与陈独秀之间的矛盾。当接到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指示，在中国、朝鲜、日本选派代表参加远东人民代表大会时，马林没有征求中共中央的同意，事前也未同陈独秀商量，就擅自派遣担任其翻译的张太雷赴日工作，并要张太雷别告诉党内其他同志。陈独秀对此事极为不满，他表示不与马林见面，并拟要求共产国际撤换马林。只是在张国焘的一再劝说下，陈独秀才勉强见了马林。双方寒暄几句后，马林就用带有命令的口吻说："第三国际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总部，各国共产党是第三国际的支部。所以，中国共产党应在共产国际统一领导下。陈独秀同志，你如果是真的共产党员，就应该听共产国际的。"陈独秀听了猛地站起来对马林说："中国革命有中国的国情，目前也不需要国际的经济援助，中共的工作，也无需样样依靠国际，我们有我们的独立性！"陈独秀义正词严，马林气得无言以对。陈独秀从广州回到上海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第一次会面就为党的独立性问题争吵起来。
据包惠僧回忆："接连谈了两次，对于中共与第三国际的关系问题还有分歧。马林按照第三国际当时的体制，认为第三国际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总部，各国共产党都是第三国际的支部，中共的工作方针、计划应在第三国际的统一领导之下进行。陈独秀认为中国共产党尚在幼年时期，一切工作尚未展开，似无必要戴上第三国际的帽子，中国的革命有中国的国情，特别提出中共目前不必要第三国际的经济支援，暂时保持中苏两党的兄弟关系，俟我们的工作发展起来后，必要时再请第三国际援助，也免得中国的无政府党及其他方面的流言蜚语，对我们无事生非的攻击。此时张太雷已到上海，他奔走于马林与陈独秀之间。有一天我去陈独秀处，张太雷正在以马林的口气对陈独秀说：'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都是在第三国际领导之下，……中国不能例外。'陈独秀把桌子一拍说：'各国革命有各国国情，我们中国是个生产事业落后的国家，我们要保留独立自主的权力，要有独立自主的作法，我们有多大的能力干多大的事，决不能让任何人牵着鼻子走，我可以不干，决不能戴第三国际的帽子。'说完了拿起皮包出门要走，张太雷仍然笑嘻嘻地请他坐下来谈，陈独秀不理，很气愤地走了。"（包惠僧：《回忆马林》、《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
陈独秀对另一位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也曾提出过批评。如10月8日，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作出决议，批评他"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同党的执委会联系很少"，"鲍罗廷同志从不同我们协商，好象中国不存在共产党。……我们希望给他提出警告。"（《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1）第539、540页）
然而，陈独秀的意见和中共中央的决议，都没有引起共产国际的重视。数月之后，维经斯基才给中共中央"同时送鲍罗廷同志"发出一封信。此信对陈独秀和中共中央决议提出的关键问题避而不谈，对鲍罗廷不与中共中央协商就决定中共重大问题的错误做法只字不提，反而责令中共中央"必须同鲍罗廷同志协调自己的工作。"
陈独秀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援助
1921年10月4日下午4时，法租界巡捕闯进陈独秀住处，发现屋中有大量禁售刊物《新青年》，于是将陈独秀和在场的杨明斋、包惠僧、柯庆施和高君曼同时拘捕。
当时陈独秀的身份尚未暴露，在巡捕房登记时，陈独秀化名王坦甫，其他人也用了假名。此时，北京众议院副议长、上海法学院院长褚辅成和邵力子因到陈独秀家中拜访也先后被捕。在巡捕房里，褚辅成一见陈独秀就说："仲甫，怎么回事，一到你家就把我带到这儿来了！"于是，陈独秀的身份暴露。在牢中，陈独秀嘱咐大家不可说出共产党的真实情况，一切都推在他身上好了，以争取其余人先行获释。陈独秀说："我家里有马林的信件，如果被搜出来可能要判七八年刑。我打算坐牢，你们出去继续为党工作。"
陈独秀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的第一次被捕后，他独立自主的思想开始有所松动，他万分感慨地说："现在的统治者们既这样无情的压迫我们，我们只有和共产国际建立更密切的关系，不必再有疑虑。"
陈独秀被捕的消息传出后，社会各界纷纷组织营救。在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下，10月26日，法庭判决陈独秀私藏《新青年》杂志，罚白银500两结案，将陈独秀释放。
陈独秀获释后，了解到自己之所以顺利出狱，除了社会各界营救之外，马林花了很多钱，出了大力，打通了会审公堂的各个关节，并请了著名的法国律师巴和出庭辩护。陈独秀出狱当天，张太雷即来到陈独秀住处，转达了马林对他的慰问，并说："如果不是不方便，马林是要亲自来慰问的。"包惠僧也对陈独秀说："这一次，马林和陈先生及中国共产党算是共了一次患难，你要当面好好谢谢马林。"陈独秀是个很重感情的性情中人，这件事改变了他对马林的看法，他说："惠僧说的对，要不是他的营救，这个案子不会很快顺利了结。过几天，我一定去当面向马林表示谢意。"
10月27日，陈独秀以书记的身份召开中央会议，除决定《共产党》月刊继续出版、将《新青年》复刊外，会议主要通过了原张国焘提出的组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计划和预算草案，但工作人员的待遇不再称薪金或工资，而称之为生活费，其标准也由原来的每月20元至35元减低到以25元为最高额。
会后，陈独秀在张国焘、张太雷的陪同下特地拜访了马林。马林也一扫过去盛气凌人的架势，表示"中国党的一切工作完全由中共中央负责领导，作为共产国际代表的我，只与中共最高负责人保持经常接触，商谈一般政策而已。"陈独秀诚恳地表示："中共拥护共产国际，对其代表在政策上的建议自应尊重。"此后，陈独秀与马林经常见面，商讨各项问题，中共中央计划也按时送交马林一份，陈独秀也经常将马林的意见向中共中央会议报告。陈独秀与马林还具体规定了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补助经费的办法。从此，中共正式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和经费援助。据杨奎松所著《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一书记载，从中共"一大"召开后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可以看出，"自1921年10月起至1922年6月止，由中央机关支出17655元，收入国际协款16655元，自行募捐1000元。"另据《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一卷《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运动（1920-1925）》一书记载，1922年12月共产国际通过的《中国共产党1923年支出预算》每月支出为：《向导》周报，210元金卢布；《工人周刊》，40金卢布；印刷传单、宣言等，60金卢布；组织员和宣传员的费用，汉口、湖南、上海各60金卢布，北京80金卢布，香港、广州各40金卢布，山东30金卢布；两名中央委员旅差费100金卢布；两名固定宣传演讲员的食宿旅差费120金卢布；意外开支100金卢布，总计月支出1000金卢布，总计年支出12000金卢布。1924年实际得到活动经费约36000金卢布。
马林对陈独秀的营救，不仅使两者个人之间的隔阂烟消云散，而且促使陈独秀放弃了独立自主的坚持，欣然接受莫斯科的援助。有时在共产国际的经费没有及时拨付下来时，陈独秀曾主动伸手向共产国际代表要钱，如1924年9月7日，陈独秀给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写信称："我们党的经济状况很严重。由于经费不足许多方面的工作处于荒废状态。我们希望您立即从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给我们寄7、8、9、10月份的钱来。"此后，从1925年至1927年，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的经费援助不断增加，但与他们给国民党的援助相比，则不成比例。尽管如此，共产国际的经费援助毕竟使中共的经费短缺问题有所缓解。正如国防大学教授金一南所说："实际上共产国际给中共的援助，我们从它给国民党给孙中山政府的，给蒋介石黄埔军校的给冯玉祥的北方西北军的援助来看，共产国际和苏俄提供给中共的援助只能叫九牛一毛，是极其有限的，但是这些非常有限的经费还是对中共早期的活动起到了非常大的帮助。"
陈独秀屈从了莫斯科要中共加入国民党的指令
陈独秀不仅接受了共产国际的经费援助，而且在压力下屈从了莫斯科要中共加入国民党的指令。
中共"二大"闭幕后，此前回到莫斯科的马林向共产国际递交了中国国内情况的详细报告，并提出共产党在组织上同国民党结合的建议。共产国际执委会采纳了马林的建议，并起草了给中共中央的命令，要求中国共产党人与马林保持工作的一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接短笺后，应据共产国际主席团7月18日决定，立即将驻地迁往广州并与菲力浦（即马林）同志密切配合进行党的一切工作。"
7月30日，共产国际会议上通过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现状》决议，采纳了马林的意见，批评陈独秀和中国共产党人推行"宗派主义政策"。有了共产国际的明确支持，马林十分高兴，他将7月18日的命令用打字机打印在自己的丝质衬衣上，于8月初返回上海。当得知中共"二大"已经结束后，马林要求召开一次补充会议，以执行共产国际的最新指示。
根据马林的提议，1922年8月29、30日，中共召开西湖特别会议，马林、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和蔡和森等7人专门就国共两党合作的问题进行了两天的辩论。马林坚持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方案，并且出示了印在丝衬衣上的"尚方宝剑"，说这是共产国际已经决定的政策。虽然陈独秀、蔡和森等人极力反对，但最后还是通过了此项决定，这实际上修改了中共"二大"关于民主联合战线的政策。陈独秀在会上虽然满心不赞成，但在最后发言时不得不说："如果这是共产国际的不可改变的决定，我们应当服从，至多只能申述我们不赞同的意见。"陈独秀终于在共产国际的压力下屈从了，正如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多年后承认的：共产党人根本不想投奔国民党，是共产国际说服中国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
陈独秀下台后思想再度回归独立自主
陈独秀在担任党的总书记前期，坚持独立自主思想，主张"革命是我们自己的事，有人帮助固然好，没有人帮助我们还是要干，靠别人拿钱来革命是要不得的。"后来在感情和压力下，陈独秀接受了共产国际的经费援助，屈从了共产国际要中国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指令。
然而，共产国际不了解中国的国情，不尊重陈独秀等中国同志的意见，凭借共产国际代表的片面汇报遥控指挥，导致了中国大革命的失败。
面对大革命的失败，共产国际不是认真地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争取新的胜利，而是文过饰非，将责任完全推给中共中央和陈独秀。1927年7月11日，斯大林在致莫洛托夫的信中说："我将努力证明，我们的政策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唯一正确的政策。"这就为共产国际把责任完全推到中共中央及其总书记陈独秀身上定下了调子。任建树先生说："关于共产国际對大革命失败负不负责的问题，斯大林说得最绝：中国革命在广州时期和在蒋介石叛变革命以后，共产国际的领导都'完全是正确的'，到了武汉时期，'反对派说革命的暂时失败是由于共产国际的政策。可是只有背弃马克思主义的人才会这样说'。革命失败是由于中共中央'犯了一系列的极大的错误'。谁说共产国际的政策有错误，谁就是背弃了马克思主义。斯大林把板子全部打向了中共中央，而连任中央五届书记的陈独秀自然是首当其冲了。"（《陈独秀大传》第437页）
大革命的失败，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陈独秀虽然应负一定的责任，但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文过饰非，将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完全推到陈独秀头上，显然是不公允的。
1927年7月12日，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根据共产国际的指令，改组了中共中央领导核心，总书记陈独秀"靠边站"，从此"即不视事"。
陈独秀下台后，对建党以来的经历和挫折作了深刻、痛苦的反思之后，他的思想又回归到独立自主上来。
面对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瞎指挥，夹缝中的陈独秀曾感叹说："国际一面要我们执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许我们退出国民党，实在没有出路，我实在不能继续工作"。陈独秀一直处于动辄得咎、进退两难的境地，不知如何才能摆脱。他曾说："我所受国际机会主义的训练已经受够了，以前因为接受国际意见，而做了许多错误。"（张宝明刘云飞：《飞扬与落寞：陈独秀的旷代悲情》第138页）
下台后，陈独秀对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强加给他的"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中国共产党最突出、最道地的机会主义代表"、"叛变革命"……等等莫须有的罪名不能接受，坚持抗辩。"陈独秀还曾就中共中央要其写悔过书说：他们让我写悔过书，过从何来？如何悔之？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不叫斯大林悔过呢？我是执行他的训令的，他悔过我就悔过。叫我做替罪人，于情于理都说不通。""共产国际让陈独秀到莫斯科去，并许以'东方部长'的职位。陈独秀严词拒绝，并说：你们骂我是右倾机会主义，还有人骂我是叛变革命。在这种情况下，叫我到莫斯科去当什么东方部长，岂非揶揄？我不愿当官，也不能当一个被别人牵着鼻子走的牛。对你们的好意，敬谢不敏。"在共产国际和瞿秋白、李维汉一再要他去莫斯科时，他断然拒绝。他曾激愤地对秘书黄文容说："中国的问题是中国人了解还是外国人了解？我是中国人，我要研究中国问题，为什么不能在中国研究而要到莫斯科去研究？"（张宝明、刘云飞：《陈独秀的最后十年》，第8页）
八七会议后，1927年9月10日，正值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陈独秀与秘书黄文容等乘船离开汉口去上海。船行江上，月在中天。陈独秀独自站在甲板上，他哪有心思欣赏这江上的中秋明月！他想起7月4日被反动当局在上海龙华血腥屠杀的长子陈延年，仅过八天，俄国人鲍罗廷就向他传达共产国际关于改组中共中央的训令，他从此在党內"即不视事"。又想起新来中国接替鲍罗廷任共产国际代表的罗明纳兹，下车伊始就杀气腾腾，大肆宣扬要惩罚陈独秀，开除其党籍，还跑到长沙鼓动中共湖南省委签名打倒党的总书记陈独秀。陈独秀大惑不解：在反动当局大批屠杀中共党人的危急关头，同为共产党的共产国际和联共领导人，缘何不把斗争的锋芒指向敌人，而却罗织罪状，将莫须有的罪名强加在中共中央及其领导人头上，并无情打击，置之死地？
此时，陈独秀的激愤是可想而知的。他频频地拍着甲板上的栏杆，喃喃自语："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领导"……，这句话他反反复复地念叨了一路。
对共产国际的功过是非，1960年7月，周恩来在北戴河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委书记会议上做报告时曾说："共产国际的缺点和错误，特别在中期的缺点和错误，概括地说是：一般号召不与各国实践相结合，具体布置代替了原则的指导，变成了干涉各国党的内部事务，使各国党不能独立自主，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创造性。"邓小平曾说："在斯大林时期，中国党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没有听他的话，才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7页）这句话是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历史的高度概括和科学总结。连斯大林自己在共产国际即将解散时也说："经验表明，无论是在马克思、列宁时代，还是在现在，由一个国际中心来领导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工人运动都是不可能的……当我们建立共产国际的时候，我们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以为我们可以领导所有国家中的工人运动。这是我们的过错。共产国际的继续存在会败坏国际主义的思想名声，这是我们所不想要的。"
1943年5月1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作出《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5月22日，共产国际向全世界公布了解散的决定，中共中央表示欢迎。并于26日发出《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宣布"自即日起，中国共产党解除对于共产国际的章程和历次大会决议所规定的各种义务。"当晚，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延安召开干部大会，号召全党同志应提高责任心，发挥创造力。从此，中国共产党摆脱了束缚，迈开大步，仅6年时间就取得了解放全中国的伟大胜利。
纵观世界政党史，没有任何一个政党是在国际组织或别国政党属下充当一个"支部"而成就一番事业的。各个国家的命运只有本国人民自己才能掌握和决定。历史证明，一个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只有独立自主，才能根据自身的实际选择道路，组织力量，克敌制胜，兴旺发达。陈独秀独立自主的建党思想经过一番曲折，最终又回归到独立自主上来的经历和中国共产党的曲折历程足以证明这一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