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从来不曾像现在一样充满了不知所措的彷徨，全台上下就像无头苍蝇和找不到出路、关在笼子里的松鼠一样，从政治到经济莫不如此。大家在穷忙、瞎忙、乱忙之余，开始相互指责，彼此干谯，朝野固然如此，民众之间也不遑多让。

问题的症结在于台湾的大饼已经无法做大，阶级斗争隐然待发。民众对于未来感到惶恐不安，于是大家相互猜忌的红眼症愈见明显。

反正你好我就不好，你高兴我就不高兴，你的成功如果不是我的失败，至少也减少了我成功的机会，相对剥夺感无限上纲的结果，就是既然我不能更好，你也不许比我稍好。大家都只想争取、扩大自己的权利，但又不愿付出任何代价。台湾的教育、人才、经济、财政政策全都出了问题，仇富以及反精英的气氛正在蔓延，向下攀比以及劣币驱逐良币的反淘汰情形使得台湾逐步走向恶性循环，向下沉沦的境地。

稍早，台湾曾有所谓的证所税及油电双涨争议，最近台湾媒体又报道，劳保、公保、军保都有破产之虞，接着就讨论到退休军公教人员的年终慰问金和优惠存款利息，问题后来更进一步提到公立大学退休教授转职私立大学兼领双薪的事情上，然后又更进一步讨论到有关社会正义的议题，最后再把所谓世代剥夺的大帽子往上一戴，这就形成了阶级性和制度性的剥削问题。大家都有一肚子的气。

谈到社会正义，最新一期的英国《经济学人》周刊指出，在当前全球化的情况下，社会向上流动的僵固情形及贫富悬殊的扩大确实是有恶化的现象，世界各国莫不如此。笔者同意，任何一个政府都有责任采取相应的财政、税收、金融、教育及社会福利政策来改善这种情形。给年青一代一个公平合理的发展机会，这是年长仍然在职者的一种责任，如果不能做到就是失职，但问题是要如何做才能解决问题。

不患寡而患不均

不患寡而患不均确实是台湾当前的写照，但是正如《经济学人》所说，可容忍程度内的不均（inequality）可以是个激发个人上进、创新的一种动力，而适当的精英主义（meritocracy）只要不形成制度性的歧视，没有不公平的人为操控，它对社会发展也有正面的意义，因为齐头式的平等只会造成平等的错觉和假象，让更多人缺乏上进的动力与驱力，最终反而会让社会成为一潭死水、发展停滞，最后大家都要受害。

就以目前甚嚣尘上的台湾公立大学教授退休后转任私大为例，首先，这基本上是一个法律问题，其中牵涉到宪法保障人民工作权的问题。如果领有退休金的人都不能再寻求事业的第二春，那么台湾所有军警公教退休后再度就业的人，不管是去担任保安，或是拉保险、开计程车、到餐厅打工岂不都应在禁止之列？否则岂不有歧视特定对象及人才之嫌？政府胆敢如此，保证有打不完的宪法官司。

其次，在台湾少子化日渐严重，部分大学招生已然不足的情况下，提早退职教授如果不是学有专精，在学术及社会上有相当的知名度，也未必就能再找到工作，他们其实也可以坚持工作到合法退休年龄，但这样只会让公立学校更难引进新人，而他们提早退休后所腾出来的空缺则可以引进已在私立大学历练，逐渐成熟的新人。这对公、私立大学、学生及转职教授其实都是一个双赢、多赢的最佳结果，结果现在反倒成了不公不义的行为。

笔者曾在公职及学界服务多年，深知许多人和政客在经济上打着自由化、民营化，政治上打着民主与人权的幌子，其实干的都是一些吃干抹净，见不得人的勾当。表面上，自由化、民营化的市场竞争当然好过吃大锅饭，没有效率的国营企业，但这些人早就磨刀霍霍地等在一旁，准备上下其手地抢夺资源；同样的，许多人表面打着民主人权的正义招牌，干的却尽是党同阀异、夺权斗争的无耻情事。

民进党意在扩大阶级对立

仔细分析起来，许多政治人物其实是在利用当前的争议问题来攫取个人和政党的政治利益。再以退职军公教人员的年终慰问金为例，民进党表面上打的是社会正义，实际上则是要扩大社会阶级对立，这样既打击了蓝营的士气，又增加蓝营支持者对马政府不敢坚持己见的不满，遂而一箭双雕地争取到一般选民的认同。民进党的做法稳赢不输，国民党又吃了一记闷棍，有苦还说不出。

针对当前各国普遍面对的困境，《经济学人》开出的药方是，锁定目标、鼓励竞争、推动改革，政府大小并不重要，而是要能解决问题。政经改革的目标不是要惩罚富人及精英份子，而是要让税制更为公平合理，政府尤其应该加强对穷人及青年的协助，但这并不表示应该采取扩大福利的政策，而是要透过教育及训练，让那些低所得者及正在起步的青年朋友，有更多的机会能够正常的往上流动。

传统上，两岸中国人多半透过教育脱贫解困、向上攀爬社会阶梯，而改善各级学校的师资，推动职业教育训练，增加青年人的就业机会，吸引制造业台商返台，改善台湾的投资环境，多管齐下的目的就是要给青年人及弱势民众一个希望，避免贫穷成为世袭。开错药方吃错药、头痛医脚或脚痛医头的结果，都将使台湾付出重大的代价，反智的民粹做法只会让台湾更加沉沦，主其事者可不慎乎？

话虽如此，但在台湾当前这种民粹当道，反智引为时尚，政客竞相喊价的社会里，一切问题都失去了合理讨论的空间。一句合法，但不合情、不合理的讲法就要逼人就范，如果为了表面的社会正义就可以置现行法律规范于不顾，这样虽可满足部分人一时的情绪诉求，但这样下去台湾将更缺乏竞争力、人才出走只会更快，到那时候，大家一起向下沉沦，台湾真会沦入万劫不复的地步。

难道有霉也要大家一起倒？

（作者是台湾中国文化大学中山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