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界一般认为，去年签署的两岸服贸协议是两案关系中的一项重大成就，而吴、习会，萧、习会中，台湾有关一国两区、一中架构的表述说明了台湾的立场，而习近平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中有关两岸争议不该一代代传下去的说法，则是表明了北京的态度，另外去年APEC会上，陆委会主委王郁琦与国台办主任张志军以官职互称也是个重大突破，意味着两岸关系未来会有些不一样的发展，增加了外界的想象空间，值得肯定。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马英九总统去年宣示要实现的三大年度工作目标，如深化两岸交流互动，设立两岸两会办事机构，修改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及现行法律中的歧视性条款并未完全实现，而两岸服贸协议直到目前为止仍然卡在立法院中，若再加上今年台湾将进入政治旺季，年底的七合一选举会使得政府在处理敏感的两岸关系时更形绑手绑脚，所以一般认为，马英九政府明年的大陆政策将会转为消极保守，除了持续推动未完成的工作之外，应该不致再有太多的亮点或突破。

谁知去年12月19日，马英九在接受《亚洲周刊》访问时却突然首度公开表示，他愿意争取参加于2014年秋天在北京举行的APEC会议，并与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推动两岸关系的突破，创造历史。从专访的内容看来，马英九显然是有备而来，他高度赞扬了APEC的弹性，“在APEC不是专门与大陆接触，双方的压力都会小，称呼都是领导人，所以很多事情都可以顺便进行”。他强调，“不管APEC在哪里，如果能去，我都愿意去”。马英九难得的表现相当积极与主动。

相对而言，这比马英九过去所说，马、习二人见面还要创造条件，外界只见官方暧昧的态度，媒体的一再鼓吹及学者的呼吁又往前迈进了一大步。如果再把陆委会主委王郁琦在去年12月25日于国民党中常会后有关“APEC会议是(马习会)适当场合”的谈话一并纳入观察，就可确定台北已经摆明，就是想在今年的北京APEC年会上实现马、习二人见面。台北已经出招，剩下的就看北京要如何加以回应了。马、习会面的可能性不能排除，但机会能有多大就又是另一回事了。

其实，从两岸幕僚层级出发，双方当然都会研究马、习二人见面的时机、头衔、方式、地点、讨论的议题等等，甚至还免不了一些政治的算计，务求把两人见与不见的利弊得失，哪些可以谈，哪些不能让，国际的可能反应，在马英九民意低落的情况下，是否应压迫台湾做出更大的妥协与让步等等全部列出，以供决策参考之用。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作业程序，但既然两岸领导人会面的本身就有极大的政治意涵，对国族的未来发展会有极大的影响，所以此事最后还是只能由北京最高当局，从战略大局的角度出发，做出定夺。

习马会是两岸中国人自己的事

打个比方，对中共而言，胡、温二人或可归类为共和国的专业经理人，任内只要能够维系既有的局面，经济能够持续增长，国内外不出大事即可，遇到困难他们可能会采取回避，甚至妥协的态度，但对身为红二代的习近平而言，天下就是他们父执辈打下来的，共和国的未来是他无可逃避的责任，权力集中意味着更大的责任，再加上习近平勇于接受挑战，不怕险阻的个性，敢对有害国家发展存续的既得利益动手，甚至不惜得罪官二代、富二代，期待他在两岸领导人会面一事上有些创造性的想法，不同的思维高度和战略性的决断或许并不为过。

就目前看来，台北的上策是在APEC会上实现两岸领导人的会面，中策是在APEC会前见面，然后再一并出席APEC经济领袖会议，下策则是再另谋机会，安排双方在第三国见面。可以理解的是，北京当然有其顾虑，比如说如果同意台湾最高当局出席APEC峰会，打破了过去与会各国的谅解备忘录，万一形成新的惯例，以后台湾再度发生政党轮替，中国大陆将会处于一个相对困难的处境。不过若从大局出发，衡诸两岸关系发展的经验看来，其实历史的发展有其自然规律，不随人的主观意志而转移，过去有些事情确实是过虑、多虑了一些。

至于马英九为何选在此时，以如此的方式表达意愿，这其中当然少不了国民党政府选举内政以及马英九追求历史定位的考量。有关美方是否会有反对意见或压力，至少就笔者目前所知，美国并无施压迹象，否则岂不说明其在台协会理事主席薄瑞光去年底的访台行程完全失败?既然连、胡二人已经完成国共两党对话，马、习二人如能实现领导人的正式会面，自然更是两岸关系史上的一大盛事。笔者相信，只要二人会面能为国家发展、对海峡两岸的民众以及后代炎黄子孙带来最大的幸福与利益，相关各方不但应该加以支持，还要努力促其尽早实现。

两岸双方都别再小鼻子、小眼睛地专在枝节上打转了。

作者是台湾中国文化大学中山所教授

来源: 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