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巴马总统任上，美国对外政策的最大演变，莫过于把战略重点从欧洲和中东转向亚太地区。这一所谓枢轴转向，是共和党攻击奥巴马政府“出卖以色列”的主要原因。罗姆尼如果赢得总统选举，奥巴马政府这一战略决策很可能遭到某种逆转，或至少淡化，但是美国亚太政策的一个重点——寻求与印度的非正式战略同盟，却肇始于小布什政府，而不会改变。

冷战结束以来，苏联－印度轴心的淡化消失，而隐隐约约浮现美国－印度“准同盟”，是亚洲地缘政治的一项重要变化。从华盛顿在印度洋的军事布局，可以清楚看到这一演变。

在1960到1970年代，华盛顿与伦敦密切合作，通过“民族清洗”原有居民，在印度正南的英属迪戈加西亚环礁上建立了庞大的军事基地，控制整个印度洋。从1971年催生孟加拉国独立的第三次印巴战争中华盛顿与北京首次实行国际战略合作，到苏联侵入阿富汗之后的美中巴三国事实同盟，苏联－印度轴心明显是华盛顿的军事目标。

时间快进到2012年春，《华盛顿邮报》报道：在迪戈加西亚基地租约2016年满期后，五角大楼有意不再续约，而是计划东移2700公里，转进到澳大利亚所属的科科斯群岛（Cocos Islands）上。美国潜在军事目标的变化，一目了然。

印度不会像日本那样依附美国

自从小布什政府实施双重标准而与印度签署“核合作计划”以来，华盛顿力图扶植印度来制约中国的崛起、“将印度变成另一个日本”，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这一策略与奥巴马的战略重点转向完全合拍，而且得到更有力的推动。随着中国与日本以及若干东南亚邻国的关系因为领土争议而退化，华盛顿的印度策略不能不引起更大的关注，印度甚至被形容为新世纪华盛顿亚洲战略的“关键”（linchpin）。

对于美国的这一战略算盘，早在2005年我就在《联合早报》撰文，认定为一厢情愿之想。我断言印度不会成为第二个日本，乃是根据次大陆的有关历史和社会现实，首先是印度的文化自信远在日本之上，而决不肯心甘情愿地成为另一个大国的小伙计（用亨廷顿的话说是沦为一个“依附性文明”）；其次是印度的内外矛盾，特别是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历史恩怨，远远超过亚洲其他国家，而成为印度发展的重要障碍，难以成为像日本那样的经济强国和富国。

几年来的局势发展证实了我的上述预断。《华盛顿邮报》本月13日以《印度对（自身）角色表现犹豫不决》为题，报道美国方面疑心印度永远不会成为华盛顿可以信赖的战略伙伴。其主要原因是印度坚持保持自己的“战略自主（strategic autonomy）”，在外交上不肯与美国亦步亦趋，在军事合作上则拒绝签订军械通用和后勤互助协议，引起华盛顿相当程度的灰心和沮丧。

印度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则继续受到各种内外矛盾的重大牵制。我曾经指出印度内政的暴力化趋势。《纽约时报》今年5月报道了印度政治的区域化趋势：区域性政党蓬勃发展，而国大党和人民党这样的全国性党派却日趋衰落。一个直接结果，便是使得印度进一步的经济改革努力受阻。9月中印度5000万人大罢工抗议向外资开放零售市场，就是一个明证。

与此同时，印度国内深刻的宗教和族群冲突，以及各种分离主义运动并无缓解迹象。8月份，远在东北部的阿萨姆邦原住民与穆斯林的暴力冲突，引起孟买等主要城市的劳工恐慌大逃亡。《纽约时报》最新报道：印占克什米尔地区出现新的统治危机，去年基层选举选出的村镇官员遭到暗杀和威胁而大批辞职。英语《亚洲时报》则报道印度军警镇压关闭克什米尔地区的大量网吧，以压制当地穆斯林青年的反政府言论活动。7月底波及6亿人口的大停电，加上始终无法减少的政治腐败痼疾，都说明印度真要成为富国强国谈何容易。

我无意淡化印美“准同盟”的发展及其影响。除了日益频繁的两国军事合作，新德里为了取悦华盛顿而疏远伊朗，以及放弃支持巴勒斯坦的传统国策而靠拢以色列，加上俄罗斯转而改善与印度的宿敌巴基斯坦的关系，都是重要的地缘政治发展。这也就难怪连美国国务卿希拉莉都在《外交政策》杂志上公开承认印度只是美国的“战略赌注（strategic bet）”，形象描述了印度在美国亚洲战略中的暧昧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