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基地（卡伊达）组织关系密切的伊斯兰逊尼派武装分子，接连攻占伊拉克第二大城摩苏尔和前总统萨达姆的故乡提克里克，准备向首都巴格达大举进军，伊拉克国家“分崩离析”（《华盛顿邮报》标题），奥巴马政府不得不准备紧急应变。
这无法不使人联想到1996年秋，塔利班武装力量向喀布尔进军，受到国际承认的阿富汗政权溃不成军的一幕。阿富汗因此成为基地组织的“鱼米之乡”，导致近代史上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最大高潮，在五年后的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中达到顶峰。
我刚在评论新疆暴恐事件的国际背景时，提到伊斯兰极端主义在短暂沉寂之后，目前再度活跃上升。此后的巴基斯坦卡拉奇国际机场恐怖袭击事件，以及伊拉克局势的迅速恶化，完全证实国际社会面临伊斯兰极端主义的第二个高潮威胁。
这先后两次极端主义高潮的渊源非常相似，甚至称得上是历史的重演。除了思想根源是同样的伊斯兰逊尼派激进主义，其最大的促成因素，都是欧美强权注重眼前利益的短视国际政策。
塔利班组织的兴起固然是在1994年，然而所有专家论客都同意：其根源与奥萨马·本拉登创立的基地组织一样，在于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后，西方大力支持的伊斯兰“圣战者”运动。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塔利班（意为“学生”）本身，来自沙特阿拉伯为了帮助培养“圣战者”而出钱举办的大批伊斯兰教经学校。同一“圣战者”运动，在苏联“共产主义”敌人消失之后，迅速把矛头转向了同样“邪恶”的西方世界。
当前逊尼派极端主义新高潮的主要促成因素，如我之前所指出，则是美国和北约盟友们为了打击和削弱伊朗“区域霸权”，以及俄国的国际影响，不负责任地大肆鼓励资助各种逊尼派力量起事，推翻叙利亚阿萨德政权。一个直接结果，便是如今在伊拉克攻城略地的“伊拉克和叙利亚伊斯兰国”组织（ISIS），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壮大机会和人力物力资源，迅速成为跨越两国的最大造反武装。此外，把伊朗作为头号敌人的沙特，又成为这一过程的主要财东。
另外一个主要因素，是华盛顿出于短期利益考虑，放任埃及军方发动政变，推翻民选的伊斯兰政党政府，逆转“阿拉伯之春”，阻断了政治伊斯兰力量通过非暴力手段获取政治权力的通道，加快了基地组织在阿拉伯世界尤其下层“街头”卷土重来的“合法化”过程。
美国在阿富汗扶持“圣战者”力量，虽然落得九一一“回爆”苦果，好歹先前已经因此加快了苏联政权的崩溃，有得有失。奥巴马政府鼓励扶持叙利亚反对派，至今连一时摇摇欲坠的阿萨德政权都未能推翻，却已经出现基地组织在伊拉克和叙利亚两国遍地开花的结局。还不提成百上千参加“圣战”的欧美土生穆斯林青年的日后去向意愿。
有人或许会认为如此指责华盛顿有失公允。但是必须看到，当今世界仍然是所谓的“美国强制和平”（Pax Americana），美国和北约仍然代表全球无敌的军事力量，利比亚卡达菲政权的下场，充分证明西方仍然是可以主导中东世界的唯一强权。
伊拉克乱局目前的最大赢家是库尔德族，不费吹灰之力接管了石油重镇基尔库克。从更长远的角度看，华盛顿的现行伊朗－叙利亚政策明显违背美国的长远利益，但是因此促成的伊斯兰教派内战，却符合以色列的战略利益。被迫紧急应变的奥巴马政府，如果能够因此得到教训，改变对伊朗的态度，将会是抑制逊尼派极端主义继续壮大，造福世界的明智之举。
作者在北美从事科研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