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峰会后，接着是澳大利亚布里斯班的二十国集团（G20）峰会，无不凸显了亚太地区在国际上的重要地位。迅速演变的亚太地缘政治布局，又为此添加色彩。

亚太局势的最大变化，无过于霸主美国的衰退。奥巴马上台不久，我通过“阶级烙印”（brand of a class）分析，指出他是美国历史上最缺乏欧洲情结的“环太平洋”总统。果不其然，“战略枢轴转向”成为他最大的外交主动，主要目标是制约美国霸权的主要挑战者中国。但是时至今日，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强弱消长，却与奥巴马外交战略背道而驰。

尤其是奥巴马面临中东、欧洲和非洲一连串难以应付的国际危机，又遭遇国会中期选举民主党空前惨败，作为跛鸭总统灰头土脸地出席时下两场峰会，是美国力不从心的极好标志。

美国国际影响衰落的主要原因在于国内。经济结构的改变，带来美国社会的深刻演变和分化，尤其是中产阶层受到的持续挤压，和低教育蓝领阶层的沉沦。奥巴马两届政府任上，虽然宏观经济有所改善，失业率明显回落，然而贫富分化加剧，半数以上民众收入和生活水平不见提高，使得奥巴马民望直追伊拉克战争泥沼和金融海啸时期焦头烂额的小布什。

内政无力回天之外，美国对外政策的失误，也是重要因素。为了把重点转向亚洲，奥巴马听任大中东局势的糜烂，导致伊斯兰极端势力卷土重来。如我预测，美国媒体近日爆料：奥巴马再次向伊朗最高领袖传递私信，争取在核谈判上取得突破，改善一筹莫展的外交局面。可是《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马上从左右两方发出警告，指出共和党全面控制的国会两院，难以允许奥巴马政府为此“出卖”盟友（以色列和沙特等海湾君主国）利益。

以我的看法，更糟糕的是贸然导演发动的乌克兰危机，实在是华盛顿的战略误判和历史性错误，无形中强化了中国的战略地位和优势。

多年前我就指出：乌克兰触及俄罗斯的民族灵魂，会引起莫斯科的全力对抗。由于历史上的蒙古征服，俄罗斯精英主流长期抱有一种深刻的“亲欧恐亚”心态。斯大林因此导演了外蒙古“独立”，也使得西方预期俄中两国最终必然反目成仇。但是这次美国迫使西欧一同策划剥夺俄罗斯的“文化摇篮”，彻底动摇了俄罗斯知识精英上述历史情结，对欧亚大陆未来影响至大，而北京是最大的获益者。

不妨回顾一下，小布什总统“意识形态”挂帅，发动“反恐”战争，为北京带来10年和平发展环境。奥巴马转而“促生产”，把战略重点转向世界经济新中心亚太地区，却不慎引发新冷战，把普京“逼上梁山”，与北京结盟。其他不说，为了打击俄罗斯和伊朗，美国与沙特合谋，把国际油价从夏季每桶115美元压到今天的80美元上下，几乎跌掉三分之一。全球最大原油进口国中国（日进口量超过600万桶）每天获益便是2亿美元。

美国固然加紧拉拢东京。但是我10年前就指出：日本面临无法逃避的人口衰减，是个“日落”之国。习李政府履新后的一大外交成就，便是疏远不可救药的朝鲜金氏王朝，而强化与韩国的关系。借APEC峰会签署的中韩自由贸易协议（FTA）概要，两国形同实质缔结FTA（英国BBC电台评论），是对日美非常不利的东北亚整合大势。

再看华盛顿插手其中的南中国海主权争议。南中国海九段线其实是民国政府和蒋介石的民族主义遗产，中国最南领土改名曾母暗沙，便反映了蒋介石的儒家观念。即便在风雨飘摇的1950年代，蒋介石仍然派军戍守南中国海太平岛。南中国海领土的现状，是国共内战的不幸后果。

在这场争议中，菲律宾是扶不起的阿斗，众所周知。华盛顿因此有意与越南发展军事合作。但是与东南亚其他国家一样，经济发展的需求，最终会压倒山姆大叔日益干瘪的美援钱袋。

白宫一直渲染的美国亚太战略的唯一“成就”是缅甸。可是最新一期《经济学人》周刊，报道了其“民主改革”的倒退僵局，挖苦“缅甸越来越不像是个奥巴马外交政策的胜利”。

至于华盛顿忙于撮合与日本结盟的印度，莫迪政府上台似乎大有帮助。这样的想法忽略了人民党信奉的是印度教至上主义（Hindutva）。这一宗教信念不仅仇视伊斯兰，也蕴含强烈的反西方主义。《纽约时报》月前有专文评论，显示美国知识精英对此的防范担心。其他不说，莫迪除了急于抄袭中国发展模式，也决不肯在国际政治上扮演二号提琴手。印度是唯一正式承认俄国吞并克里米亚的大国，便是例子。

总体而言，国际局势的演变对中国利大于弊。而香港“占中”事件表明，北京的软肋在内不在外。这是另外的题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