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本笃十六世出任罗马教廷教宗时，我曾经在《联合早报》发表评论《新教宗和梵蒂冈的“政治改革” 》，指出罗马天主教廷面临现代社会的巨大挑战，无法长期回避必要的“政治改革”。然而除了若干言不由衷的讲话，本笃十六世处处坚持保守教条，加重了梵蒂冈教廷内部的矛盾，心力交瘁之下，最终成为成为600年来第一个逊位的教宗。

首位第三世界教宗方济各继任不到一年，梵蒂冈却出现了一系列新气象，显示在若望保禄二世和本笃十六世这两位教宗总共长达35年的保守主义路线之后，罗马教廷正在加速向“梵二大公会议”的“自由化”改革路线回归。

在许多层面上，教廷的改革受到外部力量的驱动。本月16日，教廷代表被迫在日内瓦公开应答联合国保护儿童权益委员会的质问，追究大量天主教神父娈童案的责任，以及教廷在执行《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时的缺失。面对联合国的质询，罗马教廷只能以梵蒂冈的法律责任限于面积0.44平方公里的梵蒂冈城范围来推托，在世界舆论中非常被动。

但是教宗方济各明显也采取了许多主动，在内部推动天主教廷的变革。除了媒体高调报道的同情同性恋和批判资本主义的言论，《纽约时报》最近披露：方济各已经在教廷内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特别是把好几位保守派主教免职或者打入冷宫，而代之已与自己观点相近的新进主教，以至长期把持梵蒂冈内部运作的保守派势力颇有点人心惶惶。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梵蒂冈的“地头蛇”——意大利籍主教团和教会职员。他们称得上是罗马教廷的“既得利益”集团。虽然方济各的父亲是阿根廷意大利移民，教宗已经做出一系列举动，淡化这一集团的影响，特别对丑闻不断的梵蒂冈银行的长期控制。

各种迹象显示，方济各教宗清楚全球天主教会面临严峻的挑战：欧洲以及北美世俗化日益加速，天主教会却坚持教士独身、禁止册封女教士、反对堕胎等等，造成天主教会后继乏人，教士性侵儿童案层出不穷；非洲爱之病泛滥，回教势力不断扩展，而梵蒂冈却坚持反对人工避孕的教条；南美“革命神学”被梵蒂冈压制，天主教徒离心，原先天主教的一统天下被新教不断蚕食，等等。但是要应付这些挑战，教宗必须领导和推行一系列艰难的改革措施，触动到天主教廷长期坚持的许多教条，在梵蒂冈内外都有极大的阻力。

从许多角度，梵蒂冈与中国面对的“政治改革”具有相似或平行的环境和现象。

首先，早有学者指出：在意识形态上，马克思创立的共产主义理论，包括所谓“原始共产主义”，实在是基督教“伊甸园”以及向这一乐园回归的社会映像。其次，整个罗马天主教廷的组织结构，尤其是自上而下的严密等级和服从机制、内部不透明的运作、缺乏基层民主选举和民意监督等等，都与中国现行政治制度有很大的相似之处。

另外，即便不计中世纪的黑暗腐败，以及宗教革命之后血腥的教派冲突和战争，罗马教廷仍然有巨大的历史包袱和罪责。例如二次大战期间对纳粹的纵容，以至教宗庇护十二世被称为“希特勒的教宗”；近年来欧美各国大批教士和神父性侵儿童案，以及教廷上下对这些犯罪教士的庇护掩盖；几十年来南美洲军事独裁政权以反共为名，大肆迫害和消灭左倾人士，也曾经得到梵蒂冈当局不顾本地教士异议的容忍和支持，甚至教宗方济各本人也被人指控有向阿根廷军政府“出卖”左翼教士的嫌疑，等等。这与中共从镇与肃反、反右运动、三年大饥荒、文化大革命，直到1989年天安门事件逐年积累的历史包袱不无相似之处。

所以梵蒂冈在各种内外压力之下，如何克服传统教义教条、历史罪责包袱、既得利益的各种阻力，推行必要的政治改革，以维持罗马教廷的延续和发展，可以成为北京观摩的样板。虽然都面对新社会环境的艰巨挑战乃至生存危机，我们可以确信五十年或百年之后，不断变革的罗马教廷会继续存在。但是现有的中国政治体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