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全国人口比重到达10%以上，开始进入老龄社会。2010年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经达到1.78亿，占全国人口比重为13.26%。2011年底，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85亿人，占总人口的13.7%，占全球老年人口的近24%，是全球惟一老年人口过亿的国家。

“十二五”时期，中国将迎来第一个老年人口增长高峰，年均增加860万左右。预计到“十二五”期末，全国老年人口将达到2.21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6%。而到2020年，老年人口将达到2.48亿。

对于中国老龄化问题，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经济系统分析室主任李军认为，短期来讲，靠多生孩子来延长人口红利不仅不现实，相反是加快了人口红利的减少，因为这将使人口抚养比在短期内快速提高，也就是非劳动年龄人口短期内将增加过快。

从长期来看，多生孩子增加劳动力，有利于改变人口结构，但其主要意义并不在于延长人口红利以及促进经济增长，而是改善“倒金字塔”的家庭结构，有助于缓解相关社会问题，增进经济社会发展的稳健性。经济增长动力的提升将主要靠技术进步。

而且，从长期看，老龄化将是一种常态。即使多生孩子，也扭转不了老龄化发展的趋势，因为存在另一种能够平衡多生孩子的因素，就是人类预期寿命将不断延长。

中国如何应对老龄化问题，有无可能通过发展老龄产业来促进形成经济增长?为什么难以像发达国家以移民来解决劳动力短缺问题?只有充分认识到人口老龄化是重大经济问题，才能真正引起各方面的高度重视。积极而有效地应对，能够在较大程度上缓解或部分消除老龄化的负面影响。

人口老龄化使劳动力稀缺性上升

《21世纪》：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的影响是宏观的，但是从具体来看，这个趋势如何发展?

李军：老龄化对养老、社会保障带来的压力，可能是目前人们最能直接感受到的老龄化效应。如果只停留在这个层面来认识老龄化的影响，那是远远不够的。事实上，老龄化对经济影响的核心性问题是，老龄化降低经济增长的潜力与活力。

一些具体的表现是：老龄化提高劳动力稀缺性，减少劳动力供给，降低国民储蓄，增加企业及家庭负担，加大政府财政与社会保障支出压力，降低以低劳动力成本为核心的贸易比较优势，同时老龄化对房地产、资本流动乃至金融体系等都有系统性的重要影响。老龄化影响经济的机理是：老龄化深刻改变原有的经济资源配置关系，从而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

这些影响已经有了一定的验证，比如当今发达国家不断出现债务危机，虽然其导火索可能是银行系统、政府运作失误，但是都可归结为一个基础性的重要背景就是人口老龄化。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乏力，收入增长抵不上支出需求增长是产生债务危机的基础性原因。

比如提高老年人口的年龄标准，比如从60岁提高到65岁，甚至是70岁，能够形成统计意义上的老龄化程度下降，但是老龄化引发的相关经济社会问题并不能由此而消除。显然，一个人活80岁与活100岁，其所花费与占用的经济社会资源是不同的，这与如何定义老年人口的年龄标准无关。

老龄化对发展产生的压力，决不意味着相关的问题就可以自动得以解决。例如，老龄化程度提高而导致劳动力稀缺性上升，并不等同于就业机会增加，不等同于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机会增加，反而容易导致就业“结构性矛盾”的出现。即，一方面经济中需要大量高质量、训练有素的劳动力而无法满足;另一方面，大量需要就业的劳动力因满足不了工作岗位的条件要求而无法实现就业。

《21世纪》：人口老龄化影响各方面，您认为有什么办法能够消除一下这些影响?

李军：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完全消除老龄化的影响。但是，积极而有效地应对，能够在较大程度上缓解或部分消除老龄化的负面影响。

“十二五”期间，我国15岁-59岁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将出现由升转降的拐点，这个拐点出现之后，在未来几十年内该比重不断下降的趋势将持续下去。预计到2050年，我国15岁到59岁劳动年龄人口将下降到7.1亿人，比2010年减少约2.3亿人。

人口红利主要指一个国家处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相对较大，非劳动年龄人口(未成年人与老年人口)的比重相对较低，从而有利于经济增长的状态。对此，可以通俗地理解为经济中“能干活的人”相对多，“吃闲饭的人”相对少。如果这种人口结构出现了变化，比如出现“能干活的人”减少，而“吃闲饭的人”增多的情况，就是所谓的人口红利减少。按此意义，人口红利是由人口的年龄结构决定的，因此是客观的，现时是无法改变的。虽然可以通过提高劳动力质量弥补劳动力数量的减少，但这种情况应属于技术进步的范畴，而不是延长人口红利的问题。

《21世纪》：机器人可以缓解劳动力短缺，提高生产率，使得人工服务问题解决吗?

李军：当然，机器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人的替代进行服务。但是，机器不可能完全替代人，而只能在特定的局部范围内实现替代。从总体上看，机器永远都无法完全替代人的劳动，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劳动力减少的问题。

老龄化对服务业发展有非常大的影响。老年人增加，老年人的服务需求也增加，尤其是对照顾、护理等人工服务需求增加。而劳动力数量的减少对人工服务业有更大的制约性，甚至有可能出现有钱也买不到服务的情况。

老年产业难以成为经济增长点

《21世纪》：老年人退休后返聘，开发老年人的潜力，是否会促进经济增长?

李军：让更多的老年人参与经济活动，当然有利于经济，但这种影响是有限的，不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方式。开发老年人潜力的意义并不在于增加劳动力以促进经济增长，其意义

更主要是尊重老年人的价值，满足老年人自身发展的需要。事实上，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的情况，以及经济对就业的容纳量情况，与产业发展的模式及产业结构有很大的关系，不是简单地延长退休年龄或返聘老年人的问题。

劳动力减少，似乎减轻了就业压力，就业问题好像就容易解决了，但实际并非如此。因特定的产业需要特定类型的劳动力，不是一刀切地在总体上提高退休年龄，就可以解决具体产业发展所需要劳动力的问题。这里存在着产业结构与劳动力的就业结构，能否互相匹配的问题。比如，按现行美国的产业结构及产业技术水平，也就是可容纳约两三亿人的就业，如果中国现在拥有同美国一样的产业结构与产业技术水平，试想如何容纳下七八亿人的就业?因此，未来在中国人口老龄化条件下的劳动力是否短缺，与产业发展的情况有很大关系，不能简单地说劳动力是否短缺。

这实际上涉及另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面对人口老龄化与就业问题，经济转型并不是越快越好，而是要与老龄化的进程相适应。如果转型过慢，现有增长方式不可持续，无法实现经济适度快速增长。模拟测算结果显示，如果现有产业发展模式不能有效地向技术与资本替代劳动方向发展，2030年后中国劳动力供给将出现严重不足。但是，在当前中国劳动力绝对数量仍很大的情况下，如果转型过快，容易出现劳动力结构性过剩的情况，不利于增加就业。

《21世纪》：这样看来，有些产业会不会就慢慢消亡?

李军：劳动力具有流向工资高、待遇好的岗位的内在动力，因此劳动力稀缺性上升将促进劳动力对高工资的追求，一些缺少竞争力的产业，包括缺少对劳动力吸引力的产业，出现消亡的情况是很有可能的。

对于企业来说，要及早应对这种情况，从劳动力密集型逐渐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转变应是未来的主流方向。但具体企业的转型是微观问题，不能一概而论。

《21世纪》：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有一定影响，您怎么看待中国未来10年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化?

李军：人口老龄化将导致中国潜在经济增速下降，根据在一定条件下的模型模拟测算结果表明，2021-2025年期间，人口老龄化因素可使中国年均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约2.2个百分点。

当前中国正处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阶段，在此阶段适度降低经济增长速度是合理的、恰当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内涵是多元的，单一的指标不能说明太多的问题。

老龄化因素在短期内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还不大，但随着老龄化程度的提高，其影响效应将不断显现。短期内需要关注的老龄化影响，主要是对劳动力稀缺性的预期可能会不断增强，进而容易引发相关成本上升而影响经济。

《21世纪》：开发老年人资源，发展老年产业，是否会形成新的增长点?

李军：不能简单地认为，老年产业会形成新的增长点。理论上讲，人口老龄化意味着老年人口规模不断扩大，发展老年产业的潜力越来越大。但是，由此能否形成新的增长点，要取决于经济中多方面的具体条件。其中，老年人的购买力情况是重要的因素，有购买力且有愿望购买的需求才是有效需求。就短期而言，老年人的有效需求尚不足以支撑形成新的增长点。

老龄化是否有利于提高总消费需求，还难以给出定论。从全局来看，老年人规模的扩大对应的是劳动人口规模的相对减小，其结果是劳动力需求的相对下降，综合结果是增加经济总需求还是降低总需求，取决于一些有关的经济参数，如老年人与劳动力的消费倾向的差异。

从局部来看，老年产业即使可以成为经济的一个新的增长点，但在总体上的平衡结果看，其效应也未必能带动总体经济增长。因为老年人是从劳动力转过来的，老年人越多就意味着劳动力的减少相对越多，因此不利于劳动力群体消费的增加，即在老年人群体消费与劳动力群体消费之间存在一种替换效应。如果老年人的购买力不及劳动力，那么这种替换效应的结果主要是总体上降低消费需求。

总体上看，由于中国老年人作为消费群体的购买力不够，短期内要使老年产业发展并成为新的增长点是很困难的。为此需要国家从社会保障、收入分配乃至国有资产配置等方面做多方面的工作。当然，老年产业的发展是具有结构性的，老年人可能在旅游、护理等市场方面发挥显著的消费带动作用，但是从总体上来讲，老年产业还不能成为国家经济增长的一个亮点。

多生孩子不能延长人口红利

《21世纪》：多生孩子是一个解决办法吗，能否延长人口红利，或者移民增加人口?

李军：前面已经谈到，多生孩子的意义主要在于改善家庭结构，因此其意义也不在于延长人口红利。短期内靠多生孩子来延长人口红利也是并不现实的，因为孩子出生后一般要经过十多年的成长才能成为劳动力。如果孩子要接受更多的教育，如上大学，参加实际工作的时间还要拖后，所以在短期内多生孩子的结果是增加负担，是加剧人口红利的减少。

即使从长期来看，由于人类的寿命在不断延长而导致老年人数量相对增加，多生孩子也阻挡不了人口老龄化成为常态状况的出现，多生孩子只能是在一定限度内缓解老龄化进程。因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现的人口红利的局面将不会再现。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不可能通过移民来解决中国总体的人口结构问题。当然，局部地区可以通过适度移民的方式缓解特定地区的劳动力不足，这比较适用于一些边境地区。但就中国总体而言，移民是不可行的。一方面，人口老龄化是世界性问题，从长期来看，随着各个国家老龄化程度普遍提高，在世界范围内发生年轻劳动力大规模移民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另一方面，像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提供足够的人力资源移民到中国，更谈不上可以影响到中国的人口结构。预计到2050年前后，中国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有3.6亿多，届时要把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降到20%左右，大体估计约需要补充三四亿人的年轻劳动力，试想有哪个国家可以输出这样巨大规模的人口?

《21世纪》：日本等发达国家应对老龄化的措施能否借鉴?

李军：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个像中国这样人口规模的国家进入老龄化，因此不存在完全适用的国际经验。了解和学习日本等发达国家应对老龄化的措施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但不能照抄照搬，特别是不能总拿美国的经验说中国的事。

中国只能根据自己的国情，采取适合中国国情的应对策略。如果不能及早而正确地应对，未来中国人口老龄化引发的问题会比现在西方国家出现的情况更严重。

老龄化是重大经济问题

《21世纪》：人口老龄化各地不一样，农村与城市不一样，对此怎么看，各地情况不一样，应对的方法不一样吗?

李军：人口老龄化是长期性问题，现在谈论应对老龄化的意义主要是提前做准备。短期内，由于地区间存在着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使劳动力尚有一定的流动空间，从而地区间的劳动力供给有一定的互补性。但从长期来看，如果全国各地老龄化程度趋向均衡，区域经济水平差异明显缩小，劳动力流动性将显著减弱，从而通过区域间人口流动解决老龄化问题的空间越来越小。由于不同地区的情况可能不同，应对方法不能一刀切，不能一概而论。农村地区收入低，应对老龄化问题会更复杂和困难，更需要特别重视和加强应对。

总而言之，对老龄化问题的认识目前仍主要停留在养老、社会保障、人口红利、就业等层面，而对经济各方面影响的深入认识仍很不够。

认识问题至关重要，只有充分认识到人口老龄化是重大经济问题，而不是单纯的社会问题，更不是单纯的社会保障问题，才能真正引起各方面的高度重视，这是加强从经济层面应对人口老龄化工作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