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爱俪园是英籍犹太富商欧司·爱·哈同和罗迦陵夫妇的私家园林, 被誉为清末民初上海私人花园之首。爱俪园为私家园林, 平常极少向公众开放, 因此留存下来的可靠记录和资料相对较少。本文以新发现的黄宗仰关于爱俪园的佚文、园景照片、题咏等材料为中心, 在纠正有关爱俪园不实说法的基础上, 对营建爱俪园的缘起、爱俪园建造的起止时间、占地面积、园景布局及变迁等问题展开讨论。
关键词：爱俪园; 哈同夫妇; 黄宗仰;
爱俪园, 习称“哈同花园”, 是英籍犹太富商欧司·爱·哈同 (Silas Aaron Hardoon, 1851—1931) (1) 和罗迦陵 (1864-1941) 夫妇的私家园林。爱俪园原址东起西摩路 (今陕西北路) 、西迄哈同路 (今铜仁路) 、南自长浜路 (2) (今延安中路) 、北至静安寺路 (今南京西路) 。 (3) 全园80余景, “楼台重叠、山水纵横, 塔影湖光, 相映成趣”, 其“规模之大, 居上海私人花园之首”。 (4) 1931年哈同去世后, 爱俪园逐渐衰落。至解放初期, 爱俪园已是“园林荒芜, 房屋仅存楼房5幢, 附屋2幢, 门房2间, 往日之风采已荡然无存”。 (5) 1953年起在爱俪园原址上建造中苏友好大厦, 即今上海展览中心。从1909年落成到1953年被改建, 爱俪园存在时间仅40余年。爱俪园平时“非有人介绍不得入览”, (6) 进入人员非常有限, 因此, 爱俪园留存下来的可靠记录和资料相对较少。本文以新发现的黄宗仰关于爱俪园的佚文、园景照片、题咏等材料为中心, 在纠正有关爱俪园不实说法的基础上, 对黄宗仰主持营建爱俪园的缘起、爱俪园建造的起止时间、占地面积、相关记录的可靠性、园景布局及变迁等问题展开讨论。
一
2010年2月, 笔者从广州旧书肆觅得爱俪园相关资料一册。这册资料原封面、封底均已佚失, 也没有版权页。资料正文用铜版纸, 以珂罗版方式印制, 主要内容依次为乌目山僧黄宗仰撰文手书的《爱俪园序》《爱俪园八十三景小记》两篇文章以及爱俪园园景照片80幅, 每幅园景照片对页配有手书题咏, 题咏共存79篇。这种集图像、题诗、园记于一体的形式脱胎于中国古代园林绘画经常采用的册页形式, 是摄影技术与传统册页形式结合和创新的产物。 (1)
经考证, 新发现的这册资料应为郑逸梅在《哈同花园设计者黄中央》一文中著录的《爱俪园全景之写真》一书。 (2) 主要依据有:1、该书印制技术、用纸、内容等方面均与郑逸梅记载吻合。根据郑逸梅记载, 该书“用珂罗版印在铜版纸上”, 内容“都是照片”, “每一照片后, 均由宗仰加以简短的题识”。2、该书刊载的《爱俪园序》一文与郑逸梅文章摘录部分的内容、文字基本相同, 仅有少量文字出入。3、郑逸梅文章共抄录爱俪园园景名称75处, 并录有其中部分景点的文字题咏, 这些园景名称与题咏均与该书刊载内容一致。4、据郑逸梅记载, 《爱俪园全景之写真》刊载有黄宗仰《爱俪园八十三景小记》一文, “详述园的方位”。本书也刊载有同名文章, 其内容与郑逸梅描述相符。5、郑逸梅文章刊出的“哈同夫妇”像、黄宗仰手书“图咏”、爱俪园园景“水心草庐”照片等3幅图片, 该书均有刊载, 且完全一致。 (3)
这册《爱俪园全景之写真》有少量散佚, 但可与郑逸梅文章中关于爱俪园的记录相互补正。郑逸梅共抄录爱俪园八十三景中的七十五景, 该书刊载八十三景中的七十九景, 两者互补缺漏, 可以得知爱俪园八十三景的名称。郑逸梅文章中没有抄录的其余八景名称分别为扪碧亭、引泉桥、九思庼、延秋小榭、飞流界、千花结顶、石笋嶙峋、万字亭。而这册《爱俪园全景之写真》则缺少冬桂轩、千花结顶、涌泉小筑3景照片及绿天澄抱、笋蕨乡、驾鹤亭、涌泉小筑4景题咏。
这册资料佚失的绿天澄抱、笋蕨乡、驾鹤亭、涌泉小筑四景题咏文字, 郑逸梅抄录了绿天澄抱、笋蕨乡的题咏文字, 驾鹤亭、涌泉小筑的题咏则没有提及。在佚失的冬桂轩、千花结顶、涌泉小筑照片方面, “冬桂轩”照片可以在《广仓学会杂志》第5期的《爱俪园百景图咏》中找到。 (4) “千花结顶”照片在“上海年华”、《上海市静安区地名志》等均有刊载。 (5) 因此, 83景中目前仅有涌泉小筑照片、题咏及驾鹤亭题咏暂时缺失, 有待更加完备资料的发现和公开。
《爱俪园全景之写真》是记录爱俪园园景、风貌、布局最为直观和形象的第一手珍贵资料, 其史料价值尤为珍贵。郑逸梅在未见到该书以前, 曾“写了一本《上海旧话》, 谈到了爱俪园, 历数其景迹, 仅二十有六”。见到该书后, 郑逸梅评价说:“属于非卖品, 很是珍希难觏的。既饱眼福, 始知以前所涉及的二十六景, 未免小乎言之了”, 又说:“照版所留的境域凡八十有三, 对之足恣卧游”, 他还“深希有好事者, 翻印问世, 不但园林史上可占一页, 且亦属沪上唯一的文献”。 (1)
《爱俪园全景之写真》的发现, 为黄宗仰及爱俪园研究提供了新的第一手史料, 其意义主要有:1、发现了黄宗仰佚文、墨迹, 包括《爱俪园序》《爱俪园八十三景小记》两篇文章及部分题咏文字。《爱俪园序》一文, 虽然郑逸梅文章已有摘录, 但引用并不完整, 且与原文存在一定出入。《爱俪园八十三景小记》则被黄宗仰研究专家沈潜称为“惜已失传”, 可归入佚文之列。 (2) 此外, 尽管该书在题咏部分缺少4景题咏, 但除郑逸梅《哈同花园设计者黄中央》公开的44篇题咏文字外, 本书尚有37篇题咏文字未见著录。2、为研究黄宗仰活动、造园思想以及爱俪园园景布局、造园艺术等提供了新资料, 为考证爱俪园建造起始时间提供了直接证据, 可以纠正现在流传的不实说法。3、为研究李恩绩、胡祥翰、丁翔华等人关于爱俪园描述的真实性, 提供了可供对比的第一手资料。4、发现了更多的爱俪园影像和文字资料, 可以补园林史、地方志、摄影史之缺。
二
《爱俪园全景之写真》文字部分的撰写者是黄宗仰 (1865—1921) , 他是江苏常熟人, 俗姓黄, 原名浩舜, 法名用仁, 后改名中央, 别号楞伽小隐, 自署乌目山僧, 晚称印楞禅师, 曾被梁启超誉为“我国佛教界中第一流人物”。 (3) 1884年, 黄宗仰赴镇江金山寺, 依从密藏隐儒禅师受戒。1899年, 黄宗仰应上海英籍犹太富商哈同夫人罗迦陵延聘, 由镇江金山寺赴上海主持佛经讲座。此后几年间, 他深受上海日益高涨的爱国情绪感染, “从参加张园拒俄集会, 到绘图纪念庚子国耻, 从发起中国教育会, 组建爱国女校、爱国学社, 到结缘《苏报》, 无论赋诗为文、募助经费, 还是登台讲演, 所言所行充分表现了他满腔的忧时之心、爱国之情、济世之志”。 (4)
1903年6月29日, 清政府查封《苏报》馆和爱国学社, “苏报案”发。在上海道开出的第二次缉捕名单上, 黄宗仰与蔡元培、陈范、冯镜如、章太炎、吴稚晖等被一并列入。 (5) 在章太炎、邹容入狱, 蔡元培、吴敬恒、陈范诸人先后出亡后, 黄宗仰千方百计营救章邹二氏。章太炎后来回忆说:“余以《驳康有为书》贬绝清室, 与邹容同下狱, 禅师 (黄宗仰) 百方为营解, 卒不得。” (6) 冯自由也记载说:“山僧 (黄宗仰) 独留沪, 百方为《苏报》及章邹二氏营救。卒不得, 始赴日本暂避。” (7) 沈潜则明确指出, 黄宗仰东渡日本有赖于罗迦陵的资助。他说:“ (黄宗仰) 虽身遭名捕, 仍独留上海, 营救不得, 随即由罗迦陵资助, 东渡日本避祸。” (8) 事实上, 罗迦陵对黄宗仰的资助不仅限于资助其东渡日本, 在黄宗仰之前参与的组建爱国女校、爱国学社等活动中, 罗迦陵就是积极的支持者和资助者, 而黄宗仰能够在蔡元培等人均被迫出走上海后, 从容地留在上海, 多方营救章太炎、邹容, 应该说这与时任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的哈同及其夫人罗迦陵的帮助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关于黄宗仰自日本返回上海的时间, 过去一般根据《革命逸史》的记载, 认为是1904年春。 (9) 事实上, 黄宗仰返回上海的时间为1903年冬, 他在《爱俪园序》中自叙道:“癸卯 (1903年) 冬, 余自东瀛归, 薄游沪上”, 而黄宗仰自日本返回上海的时间与爱俪园建造的起始时间有着直接的关系。
学界对建造爱俪园的起止的时间有多种不同的说法, 其中较有代表性的说法有:《静安区志》认为“爱俪园于光绪三十年 (1904年) 筹划始建, 宣统二年 (1910年) 建成, 历时六年”; (1) 《上海市静安区地名志》也认为爱俪园建造起始时间为1904年, 而落成时间则认为是1909年秋; (2) 高拜石则回忆说, 爱俪园“于光绪二十九年 (1903年) 落成”; (3) 薛顺生认为, 爱俪园于“光绪二十八年 (1902年) 兴建, 至宣统二年竣工”。 (4) 而根据《爱俪园序》记载, 黄宗仰1903年冬从日本返回上海, 适哈同夫妇“购地百数十亩, 拟葺园林”。他受哈同夫妇邀请, 决定“以生平游历所至, 凡名胜之接于目而会于心者, 就景生情, 次第点缀”, 为哈同夫妇营造私家园林, “凡六阅寒暑, 而楼台亭榭山水桥梁胜境毕呈”。“己酉 (1909年) 秋九月, 爱俪园落成。”此外, 姬觉弥也记录说, 爱俪园落成于宣统元年己酉。 (5) 由此可见, 爱俪园建造、落成的时间应确定为1903年冬至1909年秋较为合适。
三
哈同夫妇营建爱俪园的土地, 是哈同自1897年任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后从几十名业主手中购得。关于爱俪园的占地面积有多种不同说法, 范围从170余亩到300余亩。黄宗仰说, 1903年冬哈同夫妇拟葺园林的土地为“百数十亩”。薛顺生认为, 爱俪园“占地面积有170余亩”。 (6) 1917年9月上海《时报》刊载的爱俪园举办赈灾游览大会的广告说, 爱俪园拓地200多亩。 (7) 同年10月出版的《广仓学会杂志》则说, “园在沪上静安寺路, 周围约三百余亩”。 (8) 1936年丁翔华游览爱俪园时, 也认为该园“园址约三百亩”, (9) 曹聚仁也回忆说爱俪园“占地三百亩不下”。 (10)
静安区内的哈同地产以爱俪园为轴心, 向东西两侧展开, 东起西摩路 (今陕西北路) , 西至哈同路 (今铜仁路) 西侧, 与安南路 (今安义路) 相交, 南起福煦路 (今延安中路) , 东端与威海路相交, (11) 北至静安寺路 (今南京西路) 。而综合历史记载, 爱俪园东起西摩路 (今陕西北路) 、西迄哈同路 (今铜仁路) 、南自长浜路 (今延安中路) 、北至静安寺路 (今南京西路) 。由此可见, 静安区内的哈同地产虽然以爱俪园为轴心, 但并不是说周边的哈同地产均在爱俪园范围内, 因此也不应该将哈同周边产业全部计入爱俪园占地面积内。这些不在爱俪园范围内的地产主要包括慈厚北里、慈厚南里、慈惠里、沧州饭店、林村等。从《静安区志》“境内哈同房地产业分布表”可以看出, 哈同在爱俪园周边的地产共有土地11幅, 计土地面积268.90亩, 主要以开发房地产业为主, 表中将这些地产“建筑物情况”一览均标注为市房若干幢、住房若干幢。 (12) 其中, 地籍编号为静安区15号1丘的慈厚南里占地18.594亩、编号为静安区16号1丘的慈厚北里占地25.096亩, 均位于位于今铜仁路以西, 不在爱俪园范围内。地籍编号为10号8丘、9丘、10丘、11丘的慈惠里占地面积分别为1.716亩、1.627亩、1.561亩、7.388亩, 系哈同在1929年、1930年向英领署登记取得, 土地上有哈同自建普通市房66座, 由其分宅长期出租。慈惠里修建于1934—1935年, 位于今陕西北路、威海路交会处沿线、爱俪园一侧。地籍编号为10号30丘、占地11.458亩的“沧州饭店2幢、市房88幢”, “1900年建成二至三层新式里弄房19幢, 1935年建成公寓房五层1幢、三层房屋2幢”。 (1) 在1917年版《上海公共租界西区及闸北分图》、1943年版《最新上海市区详图》均与爱俪园单独标注, 前者标注为“爱俪园即哈同花园”以及“沧州别墅及旅馆”, 后者标注为“哈同花园 (爱俪园) ”和“沧州饭店”, 均没有纳入爱俪园范围。 (2) 地籍编号为“10号17丘一部分”的8.2亩土地即林村, 原称哈同别墅, 建于1941年前后, 位于威海路西端, 原由华星地产公司向哈同洋行租地建造住房88幢, 再由华星公司分宅出租。编号为“10号17丘一部分”的1.5亩土地, 也为市房、住房。
在《静安区志》“境内哈同房地产业分布表”中明确标明为“哈同花园建筑残存物”的土地地籍编号为10号17丘甲, 占地面积为170.853亩。由于这幅土地是哈同于1925年向英领署登记取得的, 1925年之前这幅土地被陆续纳入哈同产业的历史已难以考证。因此, 爱俪园兴建之初的具体占地面积也难于计算。同时, 爱俪园的占地面积也不是固定不变, 据目前所见的历史记录, 爱俪园占地面积的变动主要涉及五个方面:一、1915年落成的仓圣明智大学“广拓十数亩”建成, (3) 约“占据全园八分之一的地方”。 (4) 在1909年爱俪园落成之初, 这一区域没有任何景点分布, 可能在当时还没有被用于爱俪园的建造。二、1920年落成的仓圣明智女学, 原附设于阿耨池, 后“拓地数亩特建女学校校舍、住宅”。 (5) 三、仓圣明智女学附近的“媊垣”也是爱俪园1909年落成以后新建的, 媊垣共五进, 面积应该不小。上述新建建筑均在西摩路、哈同路、长浜路、静安寺路范围以内, 但均在1909年爱俪园的基础上向外有所拓展。四、地籍编号静安区10号13丘、14丘的慈惠南里占地面积分别为12.646亩、7.306亩, 修建于1934年, 位于今陕西北路、威海路、延安中路交会形成的三角地带, 该区域在爱俪园建造之初, 曾为爱俪园一角。1932年公共租界辟筑威海卫路 (今威海路) 西段, 该路穿越爱俪园东南角, 罗迦陵遂将部分园境改建为民房。 (6) 五、据《静安区志》记载, 爱俪园建成后直到1925年间, 园内还有3丘方单地不属于哈同, 到1931年, 园内还有张姓1幅0.85亩土地不属于哈同, 这种说法也可以在《爱俪园梦影录》中得到证实。 (7)
由此可见, 1909年爱俪园落成后, 其占地面积并不是固定不变的。经过拓地和改建民房, 到20世纪50年代登记时, 爱俪园的占地面积被确定为170余亩。同时, 哈同在爱俪园周边的地产是逐步扩展的, 从1903年爱俪园兴建之初的“百数十亩”逐渐拓展至1917年的“200多亩”、“约300余亩”。因此, 1917年9月, 在《时报》登载的赈灾游览大会广告上称爱俪园“拓地200多亩”。1917年10月出版的《广仓学会杂志》说“园在沪上静安寺路, 周围约三百余亩”。这两种基本一致的说法, 应该都是将哈同在爱俪园周边的地产纳入爱俪园一并计算所得出的。姬觉弥在《哈同先生轶事状》中模糊两者区别, 适当夸大其词地说“爱俪园面积三百亩, 地大冠于上海”, 也是可以理解的。 (8) 后来者如丁翔华、曹聚仁等人关于爱俪园占地面积的描述, 应该也是据此而来。
四
“爱俪园建成后, 轰动上海, 人人以有缘一睹花园美轮美奂的真容为荣, 但无人介绍是不得其门而入的。” (9) 事实上, 爱俪园除1914年、1915年、1917年8月、9月四次开放, 以游赀助吴兴水灾会、慈善救济会、京直奉水灾义赈会、汴晋湘鲁秦鄂水灾义赈会之外, 平常时间无人介绍确实是不得其门而入的。 (1) 丁翔华说爱俪园“门禁森严, 等闲莫能入雷池一步”, 自己因“得宝因法师之介”, 才有机会“遍游名胜”, 但内园因“未得罗夫人之许, 莫能观光”。 (2) 曹聚仁则因同学替哈同夫妇造像, 且另有朋友与爱俪园总管姬觉弥是苏北同乡, “因此有住园的机会”。 (3)
由于爱俪园门禁森严, 加之哈同夫妇的传奇色彩, “爱俪园种种扑朔迷离的传说, 在旧上海长期流传, 成为小市民茶余饭后的谈资。为了满足人们的猎奇心理, 道听途说, 摭拾猥闻, 铺张扬厉的笔墨就绵延不绝。其中偶有熟悉内情的作者, 衍成说部, 则又意在影射, 沦于黑幕小说的末流”。 (4) 这类文章包括作者署名为乌目山人的《海上大观园》等, 文章作者或许从未真正进入爱俪园, 或许故意变换更改, 因此这类文章关于爱俪园的描述, 其真实性是较为欠缺的。
除上述这类文章外, 当时还有不少文人游览爱俪园后, 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游记性质的文章。虽然较为简短, 但这类游记性质的文章基本秉持实事求是的态度, 比较真实地描述了有关爱俪园的所见所闻, 其可信度相对较高。从当时报刊登载的文章来看, 时人对爱俪园几乎都持赞誉之声。《游哈同园》说:“甫入园门, 便览树木荫茂, 佳气葱茏, 耳目为之一新”, “到此境地, 不必天花乱坠, 自觉尘虑全消失矣”。 (5) 《脱颖室笔记:爱俪园》说:“余细览园内各景, 布置甚佳”, “亭台甚多, 均疏落有致, 不失山林气象”。 (6) 《游爱俪园记》也说:“余游览该园为第一次, 尝闻闺人言, 该园地势辽阔, 水木明瑟, 风景绝佳。初游者常有沧海遗珠之憾。” (7)1948年出版的《苏讯》月刊回顾说:“园内景状, 富丽者有之, 古朴者有之, 奇异者有之, 幽雅者尤多。” (8)
当年曾经亲身游览爱俪园, 并留存下来的较为详细地描述爱俪园园景的文字记录主要有胡祥翰1921年所记的《爱俪园》、丁翔华1936年所作的《哈同花园》、曹聚仁的《爱俪园之回忆》以及李恩绩的《爱俪园梦影录》等文章。近人根据民国时期的文字记录整理的较为真实、详尽的文章有《爱俪园园景介绍》。 (9) 经对比, 胡祥翰、丁翔华及曹聚仁的文章存在部分描述文字完全一致的情况, 而这些相同内容几乎与黄宗仰《爱俪园八十三景小记》一文完全相同。其中, 胡祥翰的《爱俪园》与黄宗仰文章最为相近, 很大一部分内容完全相同, 只增添了仓圣明智大学、媊垣、仓圣明智女学等1910年以后新建园景的描述。 (10) 丁翔华的《哈同花园》写于哈同去世之后, 文章关于爱俪园外园的描述很大一部分也与《爱俪园八十三景小记》文字完全相同。 (11) 曹聚仁的《爱俪园之忆》描述爱俪园园景的内容, 也存在部分文字与黄宗仰文章完全相同的现象。 (12) 由此可见, 胡祥翰、丁翔华及曹聚仁文章关于爱俪园园景的描述, 其最初来源应该就是黄宗仰的《爱俪园八十三景小记》。
关于爱俪园最为详实的记述当数李恩绩的《爱俪园梦影录》。李恩绩1921年随父亲进入爱俪园。柯灵说, “作者长期生活在爱俪园”, 加上“作者的态度和认识:有实事求是之心, 无哗众取宠之意, 这就保证了春秋史笔所必需而又难能可贵的真实性, 而且文字朴茂, 描叙从容。迄今为止, 就我个人所见, 李恩绩为爱俪园所作的素描, 还是第一种可靠的信史”。 (13) 经过认真对比黄宗仰《爱俪园全景之写真》和李恩绩《爱俪园梦影录》发现, 李恩绩对园景的方位、形貌等的描述与黄宗仰的记录基本完全一致, 为我们考证爱俪园园景从建成之初到20世纪20年代的变化情况提供了可信的资料。
五
黄宗仰《爱俪园之八十三景小记》完整记录了爱俪园建成初八十三景的名称、相对位置等情况。爱俪园分为外园和内园, 其中外园有六十五景, 内园有十八景。外园六十五景分别是海棠艇、看竹笼鹅、茝兰室、黄檗山房、接叶亭、听风亭、森立坌来、观渔亭、拨云亭、扪碧亭、蝶隐廊、岁寒亭、绿天澄抱、冬桂轩、诗瓢、昆仑源、串月廊、引泉桥、九思庼、延秋小榭、飞流界、挹翠亭、水芝洞、方壶、小瀛洲、堆碧、慢舸、云林画本、太华仙掌、迎仙桥、饮蕙崖、铃语阁、涵虚楼、平波廊、苍髯上寿、藏机洞、石坪台、山外山、逃秦处、万生囿、赊月亭、锦秋亭、筍蕨乡、千花结顶、石笏嶙峋、?字亭、松筠绿荫、梅壑、水心草庐、九曲桥、阿耨池、曼陀罗华室、兰亭修禊、柳堤试马、澹圃、思潜亭、涉否、万花坞、渡月桥、烟水湾、绛雪海、望云楼、春晖楼、鉴泓亭、频伽精舍。内园十八景分别为欧风东渐、黄海涛声、红叶邨、俟秋吟馆、待雨楼、椒亭、风来啸、月在亭、巢云、西爽斋、寒山片骨、松脊、天演界、仙药阿、环翠亭、选胜、驾鹤亭、涌泉小筑。
1909年落成后, 爱俪园内又陆续新建“仓圣明智大学”等建筑。正如胡祥翰所说, “此园逐渐开拓”而成。 (1) 到1917年《广仓学会杂志》创刊时, 拟定设置“爱俪园百景图咏”栏目, 在这“百景”中, 除增加部分之前已经建成但未被列入83景的景点外, 还有部分属于新营建的园景。从出版的24幅园景照片来看, “爱俪园百景图咏”较“爱俪园八十三景”多出了“爱俪园”正门、“絮舞桥”、“仓圣明智大学”、“仓圣明智大学礼堂”四景。其中, “爱俪园”正门、“絮舞桥”属于1909年之前已经存在但未被列入八十三景的景点, 而仓圣明智大学及其礼堂则是新建建筑, 这些新建园景或建筑在李恩绩的文章中有较为细致的描述。不过, 由于文献资料的相对缺乏, 部分之前已经存在但黄宗仰未提及的园景与之后新建的园景、建筑之间已经很难区分。
据李恩绩描述, 爱俪园大门匾额出自仁和高邕之先生手笔。《广仓学会杂志》也说“仁和高邕之先生为其榜其额”。 (2) 入园后的海棠艇、看竹笼鹅、茝兰室、黄檗山房、接叶亭诸景处没有明显变化。《园记》记载, 听风亭“其南循路而行至柳湾, 湾前有桥曰絮舞”。 (3) 在《爱俪园梦影录》中, 此路已有明确的名字叫“明智路”, 其命名应在1915年以后, 因为哈同自号“明智居士”始于1915年或以后。 (4) 1915年12月, 仓圣明智大学落成, 校舍在爱俪园东偏, 靠近絮舞桥。仓圣明智大学“广拓十数亩, 操场天桥、浪木皆备……图书室、彝器室、武器室、礼乐器室, 布置井井, 设附属中学四级, 高等小学三级”, 后又增设大学和女校。“大学而东, 设礼堂”, “堂址闳敞, 中肃古圣仓颉先师神位”, “每岁三月十八日、九月十八日, 循例展祀”。 (5)
《园记》记载, 柳堤试马“堤之西碧沼前净澄水清涟, 曰阿耨池, 池北仿东瀛屋三间, 杂花绕砌, 曰曼陀罗华室”。据李恩绩介绍, 曼陀罗华室又名阿耨北舍, 为东洋式建筑, 曼陀罗华室后面是贮藏大藏经的藏经阁, 藏经阁后面是仓圣明智女学。在另“拓地数亩”新建之前, 女学一直“附设于园西阿耨池, 仅师范预科暨高等初等小学”。阿耨池仓圣明智女学的地址即为华严大学旧址, 华严大学1914年由黄宗仰协助释月霞创办, 主旨在于“召集僧侣, 授以经典”。1914年秋, 黄宗仰离开爱俪园, 重返金山寺, 华严大学于次年被改为仓圣明智大学。1920年仓圣明智女学落成后, “校舍凡三进, 后为住宅”, 由罗迦陵“躬自督课, 规则严肃”, 同年“始办师范本科”。 (1) 女学西南是新建的“媊垣”, 媊垣一共五进, 前面是崇礼堂、燕誉堂, 左边是“肄成茅蕝”, 右边是“芬若椒兰”, 楼曰“慈淑楼”, 旁边是“麈谭室”, 后面是跳舞厅和餐室。媊垣北, 有楼面东者为迎旭楼, 面西者为卷影楼。 (2) 李恩绩描述, 后来“芬若椒兰”处曾经失火。
《园记》记载, 思潜亭“其麓辟畦种菊, 曰淡圃, 圃之北临河一亭曰涉否, 可于此棹舟至水心草庐, 亭后为万花坞, 其南有桥曰渡月, 过此曰烟水湾”。李恩绩记录说, “穿过淡圃, 再向东去, 临流的房子”是“泻春潭”, “泻春潭原是水心草庐四周的水名, 因为这匾额在这房子里, 所以这房子也就叫泻春潭”, 这“泻春潭正对着水心草庐”, 在此“可以划船过去”水心草庐, “泻春潭的后面是万花坞”, “从泻春潭沿河流东去, 一座木桥是渡月桥, 更过东北, 河流曲折, 谓之烟水湾”。从这段描述来看, 泻春潭应该就是涉否亭后来的名称。
《园记》记载, 烟水湾“其北接绛雪海, 中有楼曰望云, 后有长廊, 以藤萝为之, 沿廊循径, 横隔一河, 有小桥曰玉, 可通频伽精舍”。李恩绩记录说, 烟水湾的北面是“梅园”。不过, 李恩绩认为“园里的房子谓之绛雪海”的说法则不准确, 其实“绛雪海”即为梅园, 而梅园里的房子叫“望云楼”, 望云楼后来曾遭受火灾。李恩绩入园后, 也曾听说“梅园里原是三间东洋式的房子, 后来火烧过了, 才改建的”, 这东洋式的房子即为望云楼。
《园记》记载, 频伽精舍“舍之前为养生池。池上有亭曰鉴泓。池后一楼为春晖。其东有家祠在焉”。李恩绩则明确指出了春晖楼的功能和家祠的名称, 他记录道, “频伽精舍的后面是春晖楼, 算园里老太太纪念他母亲沈老太太的地方”, 春晖楼“东面是纯嘏堂罗氏家庙”, 1931年哈同去世后, 也葬于春晖楼东面。
《园记》记载, 内园戬寿堂“阶下芝兰, 庭前, 花鸟山石, 点缀, 藻采缤纷, 堂凡五楹, 翼然有楼, 左右则廊宇宏深, 曰巢云, 曰选胜, 迤西曰西爽斋”。此时, 西爽斋在戬寿堂西边。李恩绩记录, 西爽斋也叫西花厅, 后来搬至“新房子 (媊垣) 的后面西边”, 而“大厅 (戬寿堂) 后面是老房子, 榜着‘巢云’、‘选胜’等字, 更西南是‘文海阁’藏书的所在。”文海阁建成于1919年, “阁在爱俪园西, 有楼藏经史子集具备, 并多经典, 南通张謇为榜其额”。 (3)
《园记》记载“内园 (红叶邨) 邨前有俟秋吟馆, 馆之上曰待雨楼”。根据李恩绩记载, “红叶村”也叫“黄叶村”。在黄宗仰离开爱俪园后, 俟秋吟馆被用作“广仓学宭”, “作为专门编印书籍的处所”, 也被称作“编辑所”、“宭里”, 广仓学宭前面的一条马路, 被称为广仓路。 (4) 广仓学宭曾聘请王国维主编《学术丛编》、邹景叔主编《艺术丛编》。
六
上海开埠以后, 园林建筑实践开始受到西方园林建筑风格的广泛影响, 并在建筑形制和装饰等方面逐渐形成中西融合的独特风格, 反映出强烈的时代特征。 (5) 这种中西交融的建筑风格, 作为一个历史阶段的遗存, 具有独特的价值。建造爱俪园的20世纪初, 上海正处于中西建筑风格交融的阶段, 折中主义建筑思想流行, 这种建筑思想在建筑技术、房屋结构及住宅设备上较多地采用了西方的做法, 而在平面布置、内外装修、庭院绿化、园林艺术方面则更多地保留着中国的传统。此外, 爱俪园的主人又来自异域, 这些都使得爱俪园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建筑风格的影响。但与当时大多数新建园林完全崇尚西式风格不同, 爱俪园仍然属于中国古典园林范畴, 这在上海园林建筑风格广泛受到西方影响的清末民初显得别具一格。胡祥翰曾评论说:“今日吾国人士或构一宅、或辟一园, 均惟西式之是尚, 而哈同以西方之人对于一切建筑又惟华式之是宗, 岂厌故喜新之习, 抑中国经画之善, 制作之佳有以观感之耶?” (1)
爱俪园园林艺术风格的形成与其主持建造者黄宗仰有着直接的关系, 黄宗仰的造园思想决定了爱俪园的园林艺术风格。从历史上来看, 中国古代没有专门的造园家, 许多私家园林都是在文人、画家的直接参与下营建的。中国古典园林既然由文人、画家所代庖, 自不免要反映这些人的趣味、气质和精神。 (2) 在哈同邀请黄宗仰为其营造私家园林时, 黄宗仰就明确表示“兹地漭旷达, 若铺细草数弓, 种矮树数本, 小亭三五, 错落其间, 如海上所谓公园者, 是非余所知也。抑五步一楼, 十步一阁, 隐鳞巍峨, 望若仙居, 亦且逊谢不敏”, “或者以生平游历所至, 凡名胜之接于目而会于心者, 就景生情, 次第点缀, 则司契为匠、程材效能庶几可乎”?这可以看做是黄宗仰主持建造爱俪园的指导思想。而这一思想与中国古典园林“巧于因借, 精在体宜”的造园思想是完全一致的。系统总结中国古典园林造园法则的《园冶》提出:“园林巧于因借, 精在体宜……因者, 随基势之高下, 体形之端正, 碍木删桠, 泉流石注, 互相借资, 宜亭斯亭, 宜榭斯榭, 不妨偏径, 顿置婉转, 斯谓精而合宜者也。借者, 园虽别内外, 得景则无拘远近, 晴峦耸秀, 绀宇凌空, 极目所至, 俗则屏之, 嘉则收之, 不分町畽, 尽为烟景, 斯所谓巧而得体者也。” (3) 由此可见, 黄宗仰决定接手主持建造爱俪园之初, 就已经明确地表示将以中国古典园林造园思想为指导来营建爱俪园。
建成后的爱俪园不仅普遍采用了西方建筑式样和装饰艺术, 还借鉴了日本的园林建筑艺术。沈福煦说, 爱俪园“建筑及其他设施, 形式可真谓丰富多彩, 更是中西杂操。例如, 引泉桥的栏杆是用西式铸铁花洛可可式, 桥身花纹则是水泥粉刷的;俟秋吟馆是日本式建筑, 但在居室四周却绕有阳台, 为殖民地式;听风亭的屋顶是中国宫廷式的, 但其柱头却是古希腊科林斯式的;涵虚楼仿江南园林中的楼阁形式, 边上长廊有汤窗、美人靠栏杆;天演界戏台到精雕细刻, 仿中国传统厅堂形式”。 (4) 除此之外, 望云楼、频伽精舍、曼陀罗华室等也为日本式建筑。爱俪园的园林艺术风格强烈地反映出东西方文化的交汇和融合, 是东西方建筑文化融会创新的代表, 被誉为“既具中国古典园艺之大成, 又间西式楼房车道之穿插, 蔚为大观, 为时之冠”。 (5)
爱俪园作为清末民初英籍犹太富商欧司·爱·哈同和罗迦陵夫妇的私家园林, 具有不同于中国传统园林的功能和属性。建造爱俪园的财富来自西方殖民者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 它的建成、兴盛、抗战期间被毁坏、新中国建立后被建成为中苏友好大厦, 这一系列过程都具有强烈的文化象征意义。在清末民初, 哈同夫妇既支持孙中山、黄兴、陈其美、宋教仁、章太炎、黄宗仰等革命者, 又讨好已经被赶下台的清统治者, 还和北洋政府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竭尽全力维持和扩大自己的地位与产业。他们还开办学校、设立学会、赞助王国维等人的学术研究、出版学术著作、推崇佛教, 以此获得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爱俪园为这些活动提供了空间和场地, 而这些活动的目的旨在维持爱俪园和哈同产业的稳定, 并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殖民者的利益。尽管哈同夫妇极力想要延续爱俪园的长久繁荣, 然而它却被另一个侵略者破坏、毁灭, 最终仅能在支离破碎的文字、图片和回忆中存在。爱俪园突破了传统园林的文化内涵, 交织在它背后的是近代中国的苦难历程, 这是爱俪园区别于传统园林的地方。从这个意义来说, 在厘清爱俪园基本史实的基础上, 探讨并揭示爱俪园历史变迁所蕴含的多层意义, 是一项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
注释
1据姬觉弥辑《哈同先生迦陵夫人年谱》记载, 哈同生于“清咸丰元年辛亥 (西历一千八百五十一年) 五月” (张爱芳选编《历代妇女名人年谱》下册,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版, 第341页) 。《静安区志》记录哈同生年为1849年 (上海市静安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静安区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 第1025页) , 当误。
2据《上海市静安区地名志》介绍, 长浜路辟筑于1910年。1910年至1920年, 称长浜路。1920年至1943年, 称福煦路。1943年至1945年, 称洛阳路。1945年至1950年, 称中正中路, 后称延安中路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政府编《上海市静安区地名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 第240—241页) 。在涉及爱俪园方位的描述时, 较多地使用到的名称是长浜路和福煦路。
3徐亚芳:《哈同花园的旧影珍闻》, 《档案春秋》2006年第10期。
4上海市静安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静安区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 第403页。
5上海市静安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静安区志》, 第277页。
6胡祥翰:《上海小志》, 胡祥翰、李维清、曹晟著《上海小志·上海乡土志·夷患备尝记》,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标点本, 第48页。
7高居翰、黄晓、刘珊珊:《不朽的林泉:中国古代园林绘画》,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 第149页。
8郑逸梅著录该书书名为《爱俪园全景之写真》该书《民国时期总书目》也有著录, 其内容描述与郑逸梅记载完全一致 (北京图书馆编《民国时期总书目历史·传记·地理·考古 (下册) ,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4年版, 第879页) 。另《上海市静安区地名志》刊载有《爱俪园园景介绍》一文, 文章与黄宗仰《爱俪园八十三景小记》及园景照片题咏高度吻合, 文章自叙取材于《爱俪园写真集》《上海小志》《哈同外传》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政府编《上海市静安区地名志》, 第426页) 。因《上海小志》《哈同外传》中均无黄宗仰园景题咏, 因此推断《爱俪园写真集》与《爱俪园全景之写真》应为一书。
9郑逸梅:《哈同花园设计者黄中央》, 《艺林拾趣》, 浙江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第230—241页。
10《广仓学会杂志》由爱俪园广仓学会编辑出版, 共出版6期, 每期均有《爱俪园百景图咏》栏目, 各登载爱俪园景4帧, 对页附有文字说明 (参见上海广仓学会编《广仓学会杂志》第1—6期,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 。这6期杂志共刊录24幅爱俪园景照片, 其中19幅照片与《爱俪园全景之写真》中刊载的园景照片完全一致, 另外4张照片为1910年以后爱俪园新建建筑的照片。由此推断, 《爱俪园百景图咏》与《爱俪园全景之写真》照片应为同一底版, 冬桂轩照片也应完全一致。
12郑逸梅:《艺林拾趣》, 第233页。
13沈潜、唐文权编《宗仰上人集》,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第230页。
14梁启超:《饮冰室诗话》,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点校本, 第45页。
15沈潜:《黄宗仰与民初政潮》, 《徐州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年第2期。
16张篁溪:《苏报案实录》, 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 (一) , 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第372页。
17章太炎:《栖霞寺印楞禅师塔铭》, 《章太炎全集》 (五) ,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点校本, 第266页。
18冯自由:《革命逸史》, 新星出版社2009年版, 第501页。
19沈潜、唐文权编《宗仰上人集》, 第228页。
20《革命逸史》记录说:“时, 在东京出版之《江苏》杂志, 以经济困乏, 势将停刊, 山僧 (黄宗仰) 为言于上海友人醵资助之, 该杂志赖以不倒。翌年 (1904年) 春, 上海党案风潮平息, 山僧乃返沪。”冯自由:《革命逸史》, 第501页。
21上海市静安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静安区志》, 第403页。
22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政府编《上海市静安区地名志》, 第301页
23高拜石:《新编古春风楼琐记》第4集, 作家出版社2003年版, 第249页。
24薛顺生:《上海园林建筑 (中) 》, 《上海房地》1997年第6期。
25姬觉弥辑《哈同先生迦陵夫人年谱》, 张爱芳选编《历代妇女名人年谱》 (下册) ,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版, 第345页。
26薛顺生:《上海园林建筑 (中) 》, 《上海房地》1997年第6期。
27参见李昌道:《旧上海的“海上大观园”》, 《世纪》2002年第3期。
28《爱俪园百景图咏·爱俪园》, 《广仓学会杂志》1917年总第1期。
29丁翔华:《哈同花园》, 《蜗牛居士全集·椿荫闲话》, 上海丁寿世草堂1940年版, 第80页。?
30曹聚仁:《万里行记》, 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第64页。?
311932年公共租界为辟筑威海卫路 (今威海路) 西段时, 穿越爱俪园东南角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政府编《上海市静安区地名志》, 第302页) , 从该地名志书前所附的《1917年境内租界状况图》和《1936年境内地图》的对比中, 可以明显看出这一变化, 其中《1936年境内地图》所示的爱俪园内拟筑的道路即为威海卫路。因此, 威海卫路、福煦路、西摩路之间的三角地带也属于哈同产业。?
32上海市静安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静安区志》, 第276—277页。
33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政府编《上海市静安区地名志》, 第158页。
34参见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政府编《上海市静安区地名志》前所附的《1917年境内租界状况图》和《1936年境内地图》和《1943年境内道路状况图》。
35《爱俪园百景图咏·仓圣明智大学》, 《广仓学会杂志》1918年总第3期。
36李恩绩:《爱俪园梦影录》,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 第30页。
37姬觉弥辑《哈同先生迦陵夫人年谱》, 张爱芳选编《历代妇女名人年谱》下册, 第347页。
38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政府编《上海市静安区地名志》, 第302页。
39李恩绩:《爱俪园梦影录》, 第29—30页。
40参见夏伯铭著《上海旧事之哈同夫妇》, 上海远东出版社2008年版, 第98页。
41夏伯铭:《上海旧事之哈同夫妇》, 第74页。
42姬觉弥辑《哈同先生迦陵夫人年谱》, 张爱芳选编《历代妇女名人年谱》下册, 第341—374页。
43丁翔华:《哈同花园》, 《蜗牛居士全集·椿荫闲话》, 第80页。
44曹聚仁:《万里行记》, 第63页。
45见柯灵为李恩绩著《爱俪园梦影录》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 所作的“代序”, 第3页。
46醉侬:《游哈同园》, 《歌场新月》1913年第1期。
47一鸣:《脱颖室笔记:爱俪园》, 《歌场新月》1913年第2期。
48叶志英:《游爱俪园记》, 《妇女时报》1917年第21期。
49《名胜古迹:爱俪园》:《苏讯月刊》1948年第91、92期合刊。
50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政府编《上海市静安区地名志》, 第422—436页。?
51胡祥翰:《上海小志》, 胡祥翰、李维清、曹晟著《上海小志·上海乡土志·夷患备尝记》, 第48—50页。?
52丁翔华:《哈同花园》, 《蜗牛居士全集·椿荫闲话》, 第80—82页。?
53曹聚仁:《万里行记》, 第63—68页。
54见柯灵为李恩绩著《爱俪园梦影录》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 所作的“代序”, 第3页。
55胡祥翰:《上海小志》, 胡祥翰、李维清、曹晟著《上海小志·上海乡土志·夷患备尝记》, 第50页。
56《爱俪园百景图咏·爱俪园》, 《广仓学会杂志》1917年总第1期。
57为便于行文, 黄宗仰《爱俪园八十三景小记》简称《园记》, 该部分引用李恩绩的描述内容均来自《爱俪园梦影录》第22—36页, 均不再一一出注。
58姬觉弥辑《哈同先生迦陵夫人年谱》, 张爱芳选编《历代妇女名人年谱》 (下册) , 第348页。
59《爱俪园百景图咏·仓圣明智大学礼堂》, 《广仓学会杂志》1918年总第3期。
60姬觉弥辑《哈同先生迦陵夫人年谱》, 张爱芳选编《历代妇女名人年谱》 (下册) , 第348页。
61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政府编《上海市静安区地名志》, 第425页。
62姬觉弥辑《哈同先生迦陵夫人年谱》, 张爱芳选编《历代妇女名人年谱》 (下册) , 第349页。
63李恩绩:《爱俪园梦影录》, 第270~272页。
64居阅时:《晚清民国园林建筑装饰风格的变迁与特征》, 《中国园林》2009年第3期。
65胡祥翰:《上海小志》, 胡祥翰、李维清、曹晟著《上海小志·上海乡土志·夷患备尝记》, 第50页。
66彭一刚:《中国古典园林分析》,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9年版, 第10页。
67计成原著、陈植注释《园冶注释》,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8年版, 第47页。
68沈福煦:《上海园林钩沉》 (六) , 《园林》2002年第12期。
69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政府编《上海市静安区地名志》, 第28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