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根据人口学的叙事，一个社会中的老年人口占比越大，抚养比越高，社会的老龄化程度就越高。为应对老龄化“危机”，西方社会提出了积极老龄化的方案，该方案强调发掘老龄人口的生产力，缓解社会的福利危机。与西方社会的方案不同，东方儒家伦理提供了另一种积极老龄化的叙事，该理解不是聚焦于生产力，而是关注一个变老的社会如何帮助个人应对越来越长的生命周期，实现好的生活。儒家的“学”与“孝”是帮助我们实现积极老龄化的两种重要方式。在当今社会，“学”将转变为“终身学习”和“代际互助式学习”“孝”应从“权威型的孝”转变为“情感型的孝”。人口老龄化与低生育率有关，生育率降低有复杂的社会原因。要解决低生育率引发的孝养困境，不仅要求传统儒家价值观的现代转型，还需要现代社会充分认识到家庭的价值，避免贪婪的工作对人生活（意义）空间的挤占。

关键词： 积极老龄化 学 孝 孝养 家庭

根据国际通行标准，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10%，或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7%，即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处于老龄化。关于老龄化的医学叙事和社会学叙事大都比较悲观。医学将老去的复杂性化减为一种病态的衰老，而阿尔茨海默病是其中最著名和令人恐惧的疾病。这种关于疾病和衰老的负面叙事引发了社会学的担忧。在社会学中，老年人被视为社会福利和照料的被动接受者，从而强化了人口统计学的论述，将人口老龄化视为一种社会危机。在将老去视为依赖性、疾病和被动性的叙事影响下，对银发浪潮的担忧似乎是合理的，如果一个社会中有大量病弱、孤寡和有认知障碍的人，前景确实黯淡。但这一假设也许并不成立。尽管一些年长者确实患有生理或认知方面的疾病，但随着生活水平和医疗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老年人能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工作能力和活力。在当今世界，应对老龄化危机的一个方案是倡导积极老龄化（active aging），即鼓励老年人积极有为地老去。我们先来看关于积极老龄化的西方论述。

一、积极老龄化的西方叙事

在当代西方文化中，老年常常被定义为两种刻板的文化叙事中的一种：第一种将衰老等同于不可避免的衰退和恶化，而第二种则声称“好的老去”从根本上说是“尽可能长时间地保持年轻”。[1]这些关于老年生活的“衰败”叙事与“抗衰老”叙事同样令人担忧。一方面，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叙事没有承认老年也有可能蓬勃发展并为社会做出贡献；另一方面，这些刻板印象尤其是关于年龄歧视的叙述，未能为个人提供将他们所经历的脆弱性融入生活所需的概念资源。

美国医生约翰·罗伊（John Rowe）和心理学家罗伯特·凯恩（Robert Kahn）想要改变这些消极的叙事。他们试图切断衰老与疾病之间的必然关联，从而论证老年人的生活也可以积极有为且富有尊严。为此，他们提出一种新的概念，即“成功的老龄化”（successful aging）。成功的老龄化“包括三个主要因素：疾病和与疾病相关的残障的可能性低，认知和身体功能高以及对生活的积极参与”[2]。尽管他们认识到对生活的积极参与可以采取多种形式，但他们尤其关注人际关系和生产活动。这种定义结合了一种针对衰老的医学方法，并侧重于个人选择生活方式的责任和伴随年龄增长在生活中获得成功的可能。尽管社会学家、心理学家、老年医学专家对何为“成功的老龄化”或“积极的老龄化”（active aging）给出了不同的解释，但这些解释往往聚焦于“健康”“生产性”或“成功老去”等概念。在相关研究的推动下，世界卫生组织于2002年提出了一种“积极老龄化”的构想：“积极的老龄化是为了提高老人的生活质量而优化其获得健康、参与社会生活和安全等机会的过程。积极的老龄化既适用于个体，也适用于群体。它使人们能够在一生中实现其生理的、社会的和心理的健康潜力，并根据他们的需要、愿望和能力参与社会，同时在需要帮助时为他们提供充分的保护、安全和护理。‘积极’一词是指能够继续参与社会的、经济的、文化的、精神的和公民事务的能力，而不仅仅是指参加体育活动或参与劳动的能力。”[3]该战略对老年人参与社会各种事务持积极鼓励的态度，并强调参与、保障和健康为其三大行动策略。它旨在通过改善健康和长期护理、就业和社会参与、人身安全和财务稳定等领域来提高人们变老后的整体生活质量。它还通过培育对老年友好的技术、服务和政策来满足人口老龄化的需求，从而促进卫生、护理和社会服务系统的长期可持续性。

“积极老龄化”旨在描绘一幅老年人口积极参与社会的乐观图景。世界卫生组织对“积极老龄化”的定义相对全面，然而西方大多数有关积极老龄化的话语仍显示出对经济生产力的强烈偏好。这些话语强调对老人的生产潜力或社会潜能的利用，倡导采取一系列措施，提高老年人的生产力和参与度，以有效缓解劳动力市场的压力，促进国家的经济发展。在这种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之下，积极地老去被视为一种对老年人和社会都有好处的“双赢局面”，是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长久之道。但这种理解过于重视挖掘老年群体的生产能力或社会能力，忽视了老年阶段特有的脆弱性。

二、积极老龄化的儒家叙事

自2020年以来，“积极”也成为中国政府应对老龄化相关工作的基调和原则。“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进一步明确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将老年看作仍然可以有作为、有进步、有快乐的重要人生阶段，强调要发挥老年人的积极作用。“积极老龄化”不再简单地将老龄化视为危机或挑战，而强调老年人在退休后可以继续参与社会，甚至达到社会化的最佳状态，利己利国。倡导中国特色的积极老龄化，意味着创造条件让老年人回归社会，塑造友好的老龄环境，支持老龄参与，让老年阶段真正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阶段。衰老和老化是人类有机体的必然历程，老年人如何积极地面对这一生命进程，避免人格尊严和生存意义的丧失，需要在参与社会的具体实践中，形成积极有为的生命观。“积极老龄化”是涵盖全社会成员、全生命过程的积极参与，包括为老年人群体提供产品和服务的政策制定者、产品研发者的积极关注，以及老年人自身的积极参与。[4]积极老龄化对每一个老年人提出了新要求，如何做到老而不衰，老而不忧，老有所为，老有所乐，需要社会、家庭和个人共同努力。应对人口老龄化不仅仅是解决生育率的下降问题，也不仅仅是考虑社会劳动力不足的问题，还应思考如何调动老年群体的积极性，以不同的方式服务于社会和家庭，在老年阶段实现其人生价值。因此，对积极老龄化战略的思考不应仅关注挖掘老年人的生产力，还应关注一个变老的社会如何帮助个人应对越来越长的生命周期，实现好的生活。换言之，我们之所以关心老年人的健康和福祉，不仅是由于老年人可以成为社会的贡献者，更是为了促进他们对生活意义的追求，帮助他们实现好的老年生活。接下来，笔者将借助儒家的文化资源，探讨对这一古典智慧的创造性转化如何可能对“积极老龄化”做出贡献。

（一）“学”与“孝”：儒家应对老龄化的建议

先秦儒家对老年生活的思考集中体现在《礼记》中。《礼记》发展了善待老年群体的社会制度构想，《礼记·祭义》载：“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遗年者。年之贵乎天下久矣，次乎事亲也。”这段话透露出在中国远古时期，年长者即老年人就被看重，供养老年人的重要性仅次于侍奉父母。所谓“养老”，原指为德高望重的老者供奉酒食并礼敬之。在这种儒家制度设想中，老年人可以凭借其丰富的经验和成熟的智慧积极参与社会的公共服务，乃至担任要职。先秦儒学既正视老年人生理、心理的变化，提出士卿大夫七十致仕，也珍视老者的品德与学养，重视他们的社会贡献。对于长者的尊重，不仅是对家庭成员的一种伦理要求，也是对整个社会的一种伦理规制，体现于社会所流行的风气中。儒家不仅发展出一套尊老敬老的社会理想——这一社会理想充分地尊重不同年龄阶段人的需求差异，提出了针对不同年龄群体的社会治理策略，还从主体视角提供了一种应对老年的个人伦理策略，从中可以发展出另一种积极老龄化的版本，这一版本的伦理预设与西方社会倡导的积极老龄化有着明显的不同。在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下，西方宣传的积极老龄化虽然有助于推动老年群体更好地融入社会，发挥余热，但它将老年人的尊严奠基于他们的生产能力或社会能力之上，忽视了老年阶段特有的脆弱性。以是否保有生产能力来看待老人，以“有用”“无用”来评价老年人的社会价值，突显了现代西方社会将工作伦理置于优先地位的意识形态偏见。与之相对，儒家将人视为学习的主体，人通过不断学习而走向伦理上的完善。通过学习，人得以克服本能的先天不足，将自身与历史中绵延的精神传统相贯通，从而创造出开放性的前景。学习不仅是个体承担伦理角色、融入社会的有效方式，也是精神传统和历史文明代代相传的动力机制。因此，从儒家文化中可能提出的积极老龄化方案不是建立在对老年群体生产力的偏好基础上，而是建立在老年群体终身“学习”的可能性上，它号召老年人“学到老，活到老”，邀请他们与年轻人相互学习，了解认识对方。老年人为年轻人提供生活指导和帮助，反过来年轻人尊重老年人，为其提供照护和陪伴等服务，以此方式来增强代际融合与互动。

要阐明儒家文化中蕴含着积极老龄化的潜力，我们需要给出充分理据。儒家虽然没有哪一部著作专门探讨人如何应对衰老的挑战，但重视德性修养的儒家伦理关注人在全生命周期通过修身获得好生活的可能性。“学”与“孝”这两种方式可被看作是儒家开出的应对衰老的两剂药方。“学”是一种积极自修的过程，要成为儒家的君子，不仅要修习六艺，还需进入到各种各样的人伦关系中，通过承担起各种伦理角色来学习。学习带来了反身性的思考，这令任何指向外部的实践活动最终都导向了我们对自身的性与命的体认和领悟。学习不仅包括自省，也包括学习他人的洞见和看法，以便获得教益来改善我们的生活方式。因此，儒家所说之学即成人之学，也是体悟生命之学。学习和自修的目的是获得精神的成长和生命的快乐，一个善于学习的人甚至会忘了自己的年龄，“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论语·述而》）。学习带来的快乐不是外在的，不是由名利的获得或欲望的满足带来的，相反，这种快乐滋养着人的生命，它表明一个人可以通过自修而摆脱困惑、烦恼和恐惧，抵达无忧无虑的精神自由之境。如果说欲望的满足或名利的获取依赖于我们的能力、机会和运气，对老人而言获得这些快乐的机会是逐渐变少的；那么获得一种内在的精神快乐正好依赖于我们在时间中获得的生命积淀，它需要我们从足够多的人生经历中获得一种自我转化。

“孝”与“学”不同，它更侧重于关系的维护而非个体的自修。孝亲尊老是中国传统道德的根基。从现象学的角度来看，“孝”生发于伦理生活的自然过程中，它表达了人对其世代位置的存在论体验：当一个孩子出生时，他完全依赖他的父母。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获得了独立，他与父母的关系也开始发生变化。到父母年老时，成年的子女必须照顾父母。子女有尊敬父母的义务，而父母有责任以慈爱之心抚育孩子，教会他们人情与美德。“孝”在人性中有根基，这种源自人类本性的爱必须先作为道德根基加以珍惜，首先在家庭中培养，然后才能以关怀和仁慈的方式指导人参与其他的人际关系和社会交往。因此，在儒家的存在论中，人最好的生存方式是存在于“家”之中，每一个人都在家中经历生命的轮回和世代的更替，从做人子女到做人父母，从年幼到年长，安顿这种生命秩序最好的方式就是确立一种“仁”的道德。“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先秦儒家从“亲亲”这一最基本的情感出发，由“亲亲”而“孝悌”，由“孝悌”而“仁义”，发展出中国文化面向未来世代的存在论结构。与经常忽视和边缘化家庭照护问题的西方伦理传统不同，照顾家庭和关怀家人在中国的伦理传统中具有核心的重要性。孝亲的能力成为人在世的一个情感纽带和存在依据，它不仅保证了代际的延续，也使得人的生命中有一种可以对抗有限性的总体性。孝意味着真正关心家庭成员的福祉，以获得内在的良善。具体到老年人的孝养问题上，“孝”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老年人抵御随着身体衰老而产生的消极情绪：子女需要供养年老的父母，不仅是提供物质上的支持，更重要的是要有敬，要令其身心愉悦。相比物质上的奉养，儒家开启的孝亲传统更看重子女对父母的爱敬之心。拓展到整个社会，它要求年轻人在社会上尊敬长者，如《礼记·曲礼上》中所说，“年长以倍，则父事之；十年以长，则兄事之；五年以长，则肩随之”。它要求政府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采取一系列尊老敬老的措施，借助治国策略和礼法之功来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敬”。

（二）“学”与“孝”的当代挑战及转化

值得注意的是，儒家传统的“学”与“孝”的实践在现代社会都遭到了挑战。就“学”而言，儒家之“学”要求我们建立起一种内在的生命态度，“学”是为己之学而非为他之学。但现代社会的“学”指向外部社会，“学”更多是获得一些生存技能而非生活智慧。技术的快速发展、产品功能的复杂化，以及产品设计对老年群体的不友好，让老年人无法适应快节奏的数字化生存。许多老年人尝试学习数字技能，但记忆力的下降和对智能产品的不熟悉让他们感到力不从心。网络诈骗的存在和数字能力的不足又让很多老年人不敢轻易尝试购买数字服务和商品，这大大限制了他们参与公共生活以及在公共空间满足自身需求的可能性。目前大多数老年人的困境不是不愿意学习，而是缺乏有效学习的渠道。针对这种情况，儒家伦理学的建议是，通过社区、学校和家庭的力量帮助老人建立终身学习机制，不管是借助社区的公益服务，还是家庭成员的互助，抑或依托学校展开的代际学习项目[5]，帮助老年人习得一些基本技能，使其能够无障碍地接入网络构筑的公共空间，实现行动和社交的自由。孔子强调“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论语·述而》），认为学习是一生中持续不断的过程。学习让人主动接触新事物，积极应对外部世界的变化，由此带来一种持续的自我转化，这使得老年人得以保持精神的活力。人专心学习，身心愉快，就会忘掉自己的衰老。此外，老年人的生活经验并未完全过时，他们对于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他们所掌握的文化记忆，可以被调用起来传承给子孙后代。儒家所希望的代际传承正是以这种活泼泼的方式来传递的。目前，中国有不少中小学正通过设计如耕读传家等代际共学课程来开展这方面的积极探索。[6]这一积极老龄化的方案与西方老龄化的方案一样旨在促进老年人参与社会，但在目标和方式上存在一些差别。从目标上来说，它并非建立在对老年群体生产力的偏好基础上，而是建立在老年人作为“学习者”的可能性上，它的目的在于“成人”，而非对人的使用。从方式上来看，它要求老年人作为终身学习的主体，抱有“学到老、活到老”的生活态度。老年人既可以成为传统文化的传播者和教导者而将经验与智慧传递给子辈和孙辈，也可以向年轻的子辈、孙辈学习一些数字技能。在此意义上，学习成为促进老年人进入社会空间与其他人交流和互动的有效方式：老年人为年轻人提供一些生活经验和指导，反过来年轻人尊重老年人，为其提供适当的陪伴和技术支持，以此方式来增强代际融合与互动。

“孝”的实践也同样面临挑战。首先，若没有生育作为前提，孝就无法成为一个伦理要求，而生育率的下降是一个有着复杂原因的社会问题。其次，在当今中国，由于农村的青壮年到城市务工，农村老人往往处于缺乏照顾的境地；城市老人进入子女生活中的方式多是隔代抚养，这种相互帮助使得父母与子女得以重建关联，但也常常以牺牲父母个人的生活计划为代价，所谓“老漂族”正是这种体现。最后，依据孔子的看法，孝必须以敬为基础，而敬在现代社会中有其特殊的困难。由于现代社会的经验快速流动，父母难以对子女的人生规划提供经验性的指导，他们的权威在子女成年后已大大减弱。“孝”所面临的挑战比“学”的困难更严峻，因为如果践行“孝”的人伦基础没有了，“学”也就失去了根基。那么，孝道实践在当下的中国已经衰落了吗？社会学家刘汶蓉在其研究中发现，“孝”的实践在当下中国呈现出与传统社会不同的方式。她指出，父母权威的衰减并未导致代际关系的弱化，亲子关系的互动从“顺从”转向“尊重”，使得中国当下的孝道实践从“权威型”转向了“情感型”。[7]两代人通过交换经济资源、劳务资源和情感资源来维系家庭这个共同体，使得家庭的资源可以相对顺利地完成代际间的传承。这种交换关系的存在，让年轻人对其父母有更多的感激和尊敬，同时也增强了父母对子女生活的影响力。这在许多城市中产家庭的实践中表现得比较明显。刘汶蓉的研究表明，当下青年人的孝心和孝行主要源于对父母的亲密情感以及维系亲密共同体的强烈愿望。这表现为子女以文化反哺、技术反哺的优势扮演父母的“监护人”。父母则以倾听者、陪伴者的身份进入子女的生活，帮助其抵御成长的风险和认同的危机。[8]换言之，“孝”在当代中国的家庭实践中远远没有退场，而是采取了一种更具情感团结的形式。在中国当下的个体化进程中，家庭的自反性实践并未导致家庭个体化，相反，孝亲的情感和代际责任伦理在家庭成员的自反性生涯和协商过程中得以再造。这些研究表明，当今的中国人依然对“孝”心怀向往，但其实践方式却发生了改变。城市老年人一方面依赖于社会保障体系所提供的经济支持和医疗服务，另一方面通过参与子女家庭的生活实践来获得天伦之乐。农村的情况更为复杂，由于子女外出务工而无暇照顾，一些老年人不仅在经济上陷入困境，也因为子女忽视孝亲的情感关怀而感到生活绝望。研究发现，当老年人丧失劳动能力或是生病之后，子代又无法兼顾竞争与赡养时，就会有希望老人“早点死”的心态。这种情感压力导致一些老年人在生病之后就把自己给拖死、饿死或者自杀死。[9]这意味着要解决农村老人的养老问题，不仅是完善社会和医疗保障的问题，更重要的是重建孝亲的伦理文化认同。

三、儒家叙事面临的孝养困境

刘汶蓉等人的研究表明，儒家所提倡的“孝道”在当代中国并未完全退场，尤其在城市的中产阶级家庭中，“孝”已从“权威型的孝”转变为“情感型的孝”。两代人的关系从过去的权威服从关系逐渐演变为今天的平等互助关系。这种互助是贯穿家庭成员的不同生命阶段的、基于需要的互帮互助。这既体现了家庭的社会学功能，也展示了家庭在当代社会的伦理意义。尽管如此，她的结论还是稍显乐观。刘汶蓉的研究样本主要是出生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人，但到了“90后”“00后”，人们关于婚姻和生育的理解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婚育从一种默认选项变成了一种个人选择，受儒家文化影响的整个东亚社会目前普遍面临离婚率上升、生育率下降的挑战。年轻一代很多人选择不婚不育，坚持个性至上的生活方式。当前我国生育问题的核心是年轻人不愿结婚、生育，而不是生几个小孩的问题。[10]这对儒家传统所鼓励的孝亲实践形成了严峻的挑战。

生育对于儒家文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若是没有生育作为前提，儒学作为一种安顿生命秩序的文化理想就彻底失效了。儒家认为生育后代是人生重要的伦理义务，主要有以下几个理由：首先，在儒家文化中，孝道是一种至高无上的美德。孟子曾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孟子·离娄上》），生育被视为实现孝道的一种方式。其次，儒家文化强调家庭生活对于个人的重要性。生育后代可以延续家族血脉，维护家族的传承和发展。生育后代也是一个人获得伦理角色，进而培养德性的重要方式。通过抚育孩子，父母有机会实践慈爱、责任和奉献等美德。孩子也可以通过与父母建立的人伦关系，获得人格成长、实现美德的机会。这种基于德性的生育观以家庭为核心，认为组建家庭就暗含着生育的义务。最后，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来看，儒家认为，人口的稳定增长对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至关重要。孔子强调“庶富教”的思想，即先要有充足的人口，然后使民众富裕起来，再进行教化。[11]因此，鼓励生育有助于维持社会的和谐稳定。

尽管儒家传统强调生育的重要性，但在当今世界，儒家文化圈的国家如中国、韩国和日本等国家或地区的生育率普遍偏低，并在近十年持续降低，几乎到达全球最低。这是值得深思的。如果年轻一代不生育，儒家的家庭伦理和孝道理想就失去了根基。如果一个社会的老年人越来越多，却没有子女来照顾他们，就会出现所谓的孝养困境。孝养困境的出现常常被认为与东亚女性性别意识的觉醒有关，正是女性不愿意生育，才有了孝养困境。然而，这种简单的替罪羊认知模式除了造成性别对立，无法真正解决东亚社会面临的孝亲难题。试想，如果一个社会将生育、抚育乃至照顾老人的责任都不成比例地压在女性身上，女性对这种性别角色及其负担的逃离就非常合理了。

本文试图表明，老龄化社会所面临的孝养难题虽然与女性主义意识的觉醒有关，但更多受到当代社会工作优先的意识形态以及社会流动压力增大的影响。[12]由于贪婪的工作影响了人们对成就和幸福的理解，导致家庭生活和生育后代的吸引力下降。要解决老龄化社会的孝养危机，不仅要求儒家价值观的现代化转型，还需现代社会充分认识到家庭的价值，避免贪婪的工作对人生活（意义）空间的挤占。在此意义上，儒家与女性主义的立场不应该是互斥的。一方面，儒家应该正视女性主义者的诉求，推动关怀劳动在家庭中的公平分配。另一方面，儒家应该与女性主义一道向现代社会工作优先的意识形态发起挑战。

生育率的下降是一个有复杂原因的现实问题。首先，随着现代社会越来越多地强调个人实现的重要性，家庭生活的必要性和意义遭到了侵蚀。工作的重要性在当代社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经济学家克劳迪娅·戈尔丁的研究表明，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收入不平等加剧，贪婪工作的价值大幅飙升。[13]贪婪的工作假设人是不需要照顾家庭的，他们可以全天候随时待命，通过超长的工作时间来获取超额的报酬。通过工作获得肯定成为人们实现自我价值的最重要方式。它带来的结果是关怀的价值被贬低，家庭生活的重要性下降。育儿成为一种牺牲，会牺牲掉一个人通过工作实现自我价值的上升机会。女性如果要支持她们的丈夫从贪婪的工作中获益，她们就要牺牲自己的事业，选择时间灵活收入更低的工作。戈尔丁的研究指出，在贪婪的工作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中，追求两性平等就是一种奢望。生育加剧了男女在就业市场的不平等，实证研究表明，生育使男性工资增长，使女性工资缩水，每生育一个子女会造成女性工资率下降约7%，且这一负面影响随着生育子女数量的增加而变大。[14]由于生育成本过高、女性难以兼顾家庭和工作等原因，中国人的平均生育意愿（理想子女数）属于世界最低行列。另一方面，女性之所以要努力往职场更进一步，正是由于女性对于家庭的付出并不被社会所认可，东亚社会又普遍存在过度竞争导致的教育焦虑。如果人们都认为从职业中取得的成功与成就高于在家庭生活中获得的满足和价值，那么，家庭和婚姻的吸引力就会大大下降。

其次，历史上支持生育的原因正在被削弱。由于儒家对家庭的重视，生育是儒家伦理规范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将生育与道德联系起来，生育不仅是个人的私事，更是整个社会可以干预的大事。但生育对于现代人来说不再是一项对家庭或家族的义务，而成为事关个人生活计划的一项选择。当代人重视自我价值的实现和亲密关系的价值。如果“我”的价值还未实现，“我”还未担负其对自己的责任，“我”又如何能将另一个人带到这个世界，承担其对“她/他”的责任呢？当生育从一种家庭/家族义务转变为一种个人生活的选择，生育的目的就发生了变化：人们不再是“养儿防老”，将孩子视为养老的手段，而是通过生育来创造一种爱的关系，孩子成为目的本身。这种生育观念与个人价值的追求密切相关，但也会带来生育率的下降，因为生育的条件变得更难满足了，人们对生育孩子的目的变得更纯粹了。

最后，今天我们很多呼吁生育的声音，往往站在集体福祉的角度，企图借助经济激励的措施来促成生育，却忽视了其中最重要的女性生育意愿。女性为什么不愿意生育，或者多生育？除去与育儿相关的经济因素的考量，代际支持力量的减弱，养育劳动的繁重与分配不公，以及生育、抚育对女性职业发展造成的影响恐怕是最主要的因素。当市场不再以性别作为区分劳动力价值的主要因素，生育这一古老的再生产方式势必会受到影响。如果女性在职场之外还要上“第二轮班”（承担育儿或者照顾老人的重任），而男性只需考虑工作，那么职业发展的不平等与家务分工的不平等就会彼此强化，造成家庭内部关系的紧张。正如女性主义哲学家苏珊·奥金所看到的，婚姻加剧了女性的脆弱性，因为大部分工作是按照“工作者”有妻子在家的假设安排的，如果女性变成主要的养育者，就会使她们更加弱势，如果她们的婚姻解体，则她们的脆弱性达到峰值。[15]难道儒家只能接受蒋庆的提议，让女性回归家庭，才能保住“家”和“子孙”？[16]儒家是否有可能改变其父权制的家庭分工，通过倡导家务劳动的公平分配来缓解女性的育儿焦虑，从而改变人们对家庭的期待？这些问题既是中国社会当前面对的棘手难题，也事关儒家家庭理想的现代转型能否成功。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孝”和“养”是可以分开来讨论的，“养”可以通过社会化手段和技术化手段（如机器人养老）来解决，但“孝”的价值必须通过家庭的代际传承来维护。如果我们认为以“孝养”的方式（而非以技术化的方式）来解决养老是更有价值的，说到底要重建人们对“家”的向往。如孙向晨注意到的那样，现代价值观念偏向个体主义立场，家庭价值观念更多的是一种伦理主义立场。因此，在现代价值观与家庭价值观之间是有差异与冲突的。[17]这种个体主义立场重视个人的自我实现，在当前社会这种实现又被简单地等同于在工作中获得成就。然而，通过工作获得成就仅仅是幸福生活的一个面向。且在优绩制的背景下，过度重视工作成就也是现代人陷入焦虑的一个根源，因为工作成就是竞争性和排他性的。缓解这种焦虑的重要途径是在家庭生活中获得修复。任何个体都需要在“家”中安顿自身，才能获得“亲亲”的温暖感，在世代的延续中找到生命的意义。“个体”如何通过“亲亲”重建对“家”的向往，从“亲亲”中衍生出的“孝悌”之义务如何在男女间公平分配，是儒家的家庭理想能否在现代社会复兴的关键。或许，儒家的根本价值，在于为了子孙后代的健康成长与社会和谐稳定，家庭需建立一种相互协作的结构以及关爱与秩序并存的环境，而非基于某种形而上学的理念固守“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此外，人们需要重新思考工作与生活的关系，避免工作的异化和对人类生活空间的全面侵占。说到底，在现代社会重建儒家的家庭理想需要男女双方的自愿认同和全心投入，需要性别合作而非性别对立，需要社会营造一种对家庭友好的文化环境，促使年轻一代认可家庭生活的价值和在世代中生活的伦理意义。

中国已经开始步入老龄化社会，这意味着社会中的老年人占比将会越来越高。对于任何一个社会而言，发挥老年人的余热，提高他们的社会参与度都是积极老龄化的应有之义。但除此之外，我们还应站在老年人的立场思考在生命变得越来越长的同时，如何过好老年生活才是幸福且有意义的。儒家伦理在此方面可以做出独特的贡献，儒家倡导的“学”与“孝”可以帮助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应对老龄化带来的挑战。“学”的形式可以向“终身学习”和“代际互助式学习”转化，“孝”应从“权威型的孝”转变为“情感型的孝”。人口结构的老龄化与低生育率有一定关联，生育率的下降与人们对生育目的的理解转变相关，也与女性的生育意愿紧密相关。要让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解决由于低生育率造成的孝养困境，需要传统的儒家价值观向现代转型，尤其是回应女性主义对家庭内部公平的诉求。只有在此基础上，儒家伦理才能与女性主义一道向工作优先的意识形态发起挑战，避免贪婪的工作对人生活（意义）空间的挤占，重建家庭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性。

注释

[1]Laceulle,H.Baars,JSelf-realization and cultural narratives about later life.Journal of Aging Studies,2014,31(4):34-44.

[2] John Rowe,Robert Kahn,Successful Aging,The Gerontologist,1997,37(4):433.

[3] Active ageing.A policy framework.2002[2014-01-12].https://iris.who.int/bitstream/handle/10665/67215/WHO_NMH_NPH_02.8.pdf?sequence=1&is Allowed=y.

[4]李翌萱：《人工智能时代老年人社会参与的价值审视和伦理思考》《自然辩证法通讯》2021年第6期。

[5] 2024年7月4日，全国代际学习研究联盟2024年第一届会员会议在上海举办。作为一种跨越年龄界限的教育模式，代际学习强调打破传统的教育观念，通过老年人与儿童青少年之间的互学共学，实现人际关系的和谐、家庭伦理的重塑、文化知识的传递及各类资源的融通。

[6]上海市金山区廊下镇社区学校即以“共耕知识共享智慧共乐生长”为主题，在中民耕乐学堂开展“三耕”代际共学课程亲子研学活动。

[7]刘汶蓉：《活在心上：转型期的家庭代际关系与孝道实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214-215页。

[8]刘汶蓉、李博健：《自反性实践视角下的亲权与孝道回归——以城市中产阶层家庭成年初显期子女与父母的关系为例》《青年研究》2020年第3期。

[9]杨华：《分化、竞争与压力的社会配置——对农村两类高危群体自杀行为的理解》《人文杂志》2019年第4期，第126页。

[10]苗国、黄永亮：《高期望择偶与低生育陷阱：当代青年婚育困境的社会学反思》《中国青年研究》2022年第5期。

[11]参见《论语·子路》，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12]苗国等人在研究中指出，“儒家等级森严”的文化传统导致阶层定型，给予年轻人的结构性“向上”机会匮乏，年轻人在如此不利的“制度约束”下很难发生个体“逆袭”。个体生存都如此困难，繁衍议题自然会被压抑并推后。参见苗国、庞飞：《现代化与低生育率陷阱——东亚国家与地区生育政策的转向与反思》《现代经济探讨》2019年第6期，第29页。

[13]2023年，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劳迪娅·戈尔丁凭借对女性劳动力的研究而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戈尔丁提出了“贪婪的工作”（greedy work）这一概念，并以此来分析生育对女性职业发展的影响。她的工作虽然基于西方社会的经验事实，但有证据表明，儒家文化圈的国家如中、日、韩，工作时间普遍长于欧美国家。

[14]於嘉、谢宇：《生育对我国女性工资率的影响》《人口研究》2014年第1期，第25页。

[15][美]苏珊·穆勒·奥金：《正义、社会性别与家庭》，王新宇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92页。

[16]蒋庆：“只有儒家才能安顿现代女性”[2024-01-12]，澎湃新闻https://m.thepaper.cn/news Detail_forward_1362813。

[17]孙向晨：《在现代世界中拯救“家”--关于“家”哲学讨论的回应》《探索与争鸣》2021年第10期

张容南（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 华东师范大学应用伦理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