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和经济危机，被称为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危机，目前已在世界各主要的经济体中造成了比较严重的衰退。西班牙也深受冲击，经济出现了大幅度的滑坡，并因此成为当前整个西方经济体系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其实，早在这场全球性危机到来之前，西班牙经济繁荣光鲜的背后就已暗藏了深重的内部矛盾。全球性危机不过是外在地激化、触发和加剧了它们而已。从根本上讲，西班牙的经济危机源自该国的发展方式，而后者相当程度上又是一个时期以来连续执政的西班牙工人社会党相关理念和政策失误的结果。人们看到，危机爆发时，工人社会党(以下简称“工社党”)虽然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一定程度上起到缓冲和止损的作用，但由于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深层次问题，西班牙仍面临经济衰退的困扰，而工社党也因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又一次被逐出了执政的舞台。

一、全球性危机对西班牙经济的影响

此次全球性金融和经济危机来势凶猛，它使得全球银行业市值蒸发5.5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GDP的10%左右；使得2009年全球GDP增长下降2.9%，其中发达国家GDP下降4.5%，发展中国家下降至4.7%；使得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进出口总额出现同步下降，当年世界贸易量下滑12%，为1945年以来最大的跌幅。

金融危机最终使欧洲一些国家长期积累的财政和债务问题转变为主权债务危机。2009年底，希腊首先陷入主权债务危机，后来蔓延到了西班牙。经济危机对西班牙的影响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甚至出现负增长，出口贸易额下降。早在2007年，3.5%的增长率便已显示了经济减缓的征兆，到2009年，GDP增长率更是迅速下降为-3.7%，2011年方才扭转负增长，但仅仅为0.7%。[1]由于欧盟国家是西班牙的主要出口地，所以伴随欧洲经济紧缩，其货物出口量也出现下降，先是由2008年的2792亿美元下降到2009年的2231亿美元，此后一直回升乏力，2011年第三季度外贸出口增长率又低至-2.0%。[2]这些都表明，西班牙经济出现了明显衰退。

第二，建筑业遭到重创。建筑业一直是西班牙经济的重要支柱，但是在经济危机的冲击下越来越不景气，房价持续下滑。2008年以来，房地产价格一直呈下降趋势。2008年7月14日，西班牙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之一马田萨—法迪萨公司正式申请破产保护，西班牙房地产泡沫开始破灭。2010年以来，西班牙住房销售下降了40%，2010年第一季度相比较于2008年第一季度，房价跌幅达到了11.2%。[3]

第三，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大幅上升。失业率由2007年的8.3%增加到2010年的20.1%，2011年，年轻人失业率高达45％，全国失业总人数达491万，创1976年有此项统计以来的最高纪录。通货膨胀率过高，2008年年中时为5.1%，2012年9月还维持在3.4%的高位，长期高于欧元区国家的平均水平。[4]

第四，金融机构不良资产增加，金融市场萎缩。金融危机的爆发使西班牙金融系统存在的问题，如流动性短缺和大量的银行坏账等的负面影响持续放大。2010年该国银行和地区储蓄机构的不良贷款占到了总额的5%，然而，一年前该数字还仅为3.2%。[5]据西班牙央行公告，银行无法收回的贷款在2011年增长了33%，达到1480亿欧元。2012年房地产泡沫破灭，西班牙首次出现抵押贷款还款拖欠比率猛增的状况，外国投资者大量出逃，西班牙的金融市场迅速出现了暴跌迹象。在2010年2月，西班牙的Ibex35指数一路暴跌，从最高的11000点，迅速下滑到10000点，甚至一度跌破10000点的心理价位。

第五，政府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增加。面对扩张型经济发展模式导致的经济泡沫，正常的应对思路一般是要适度压缩财政开支。但为了救助金融业和失业者，政府不得不大举借债、加大开支，从而使赤字进一步增加。2009年西班牙财政预算赤字占GDP的比重高达11.2%。尽管西班牙政府努力压缩财政开支，但2010年财政赤字还是占GDP的9.2%，公共债务则占到了GDP的66.1%，大大超过欧盟规定的3%和60%的标准。[6]2011年11月西班牙财政部不得不发行30亿—40亿欧元国债（实际发行额为35.62亿），十年期国债收益率高达7.088%，与10月份发行时的收益率5.453%比较，上升了近30%，创1997年以来新高。目前，西班牙已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最严重的国家。

第六，居民收入下降，负债率增加，人民不满情绪增加。由于失业率增加和经济衰退，再加上政府为应付债务而提高税率、减少开支，西班牙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幅度出现连续下降，由2008年的2.5%下降到2009年的1.9%。[7]居民家庭的负债率从20世纪90年代末约占收入的40%增加到2008年的122%。危机爆发时，西班牙全国有800万宗银行抵押贷款（大多为购房贷款），拖欠偿付债款者在2008年七、八两个月增加了一倍，工薪阶层的购买力和生活水准急剧下降。[8]此外，再加上高居不下的通胀率，西班牙民生陷入30年来少有的艰难境地。其结果，自然是公众抗议活动如示威、罢工和骚乱等此起彼伏。

二、西班牙遭受经济危机重创的外因和内因

从外部因素来说，全球经济环境的恶化使西班牙的生存环境变坏，不利于经济发展。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走向深入、世界性经济肌体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今天，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都离不开其他国家和地区，都要相应承载来自外部生态的助推或考验。20世纪70年代中期民主转型以后，为全面摆脱以往为因应佛朗哥独裁统治需要而自觉不自觉地游离于欧洲体制之外所导致的不利局面，民主政府采取了对外开放的战略，成功地于1986年加入了欧共体，积极融入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中，享受到了欧洲大家庭带来的种种好处，很快迎来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经济的迅速腾飞。但是，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经济繁荣时期大家固然可以共享好处，但在全球经济特别是欧洲经济面对停滞或衰退时，谁都难以独善其身。

关于此次经济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西方专家学者多认为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大力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必然结果。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说：“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彻底粉碎了人们对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的信仰。”[9]日本经济评论家内桥克人指出：“市场万能、竞争至上的新自由主义的必然结果是就业体系破坏，社会纽带断裂。”[10]崇尚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也承认“过去错误地相信自由市场可以调节金融体系而无需政府加强监管”。这些判断都看到了不受节制的资本未必就会积极专注于资源优化利用和高效率价值创造的现象。但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究其内理，此次经济危机、金融危机的本质，仍然是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资本盲动和无政府主义的危机。所不同的是，它有了新的表现形式。

伴随经济全球化、虚拟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和世界性经济分工的畸变，资本与实体经济领域直接的价值创造之间的距离越发遥远。大多数资本雄厚的国家，特别是掌握着世界货币控制权的国家，都以服务业为主导产业。在强调通过扩张性经济政策以促进增长的凯恩斯主义、反对国家对国内经济予以干预的新自由主义的交叉影响下，发达社会主流的价值观念越来越轻视劳动价值论，越来越偏好某种虚拟的“价值创造”并走向极致：自命为价值源泉的资本不仅垄断了生产和流通，而且操控了对于社会意义本身的生产和阐释；通过对自身剥削的深层次、全方位的精致包装，大量远在本国政府力量所及之外的资本事实上裹挟了权力（政府权力或世界强权），被主观创造出来的名义需求也取代了有实际购买力支撑的有效需求成为引导经济分工与价值分配的主轴。其结果，必然是要引发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断裂，扭曲国内市场机制以至整个世界经济体系的运转。

于是，一方面，居于世界产业分工低端的国家和地区不得不靠极端压低劳动力成本、不计资源和环境成本过度扩张制造业，以低廉的价格供应发达社会并积累起事实上难以造福本国民众的高额外汇储备；另一方面，发达国家的实体产业早已空心化，过剩资本流向全球以追逐短期超额利润，因而并不直接或是并无诚意从事真正的价值生产和创造，继而在本国经济领域中形成事实上的资本短缺或较差的资本流动性。这样一种局面在前述两类国家中都是不可能持久的，危机或早或晚的爆发也是其内在逻辑所自然注定了的。现在看来，想在短期内走出这样一种局面是不现实的，它需要人们走出一切不实际的“救市”幻想，转而认真地调整经济结构、改变发展方式、重塑世界经济分工系统。

此间，人们看到，西方大多数国家的经济都受到了金融危机的破坏，但程度有所不同。其中，越是对资本控制相对稳健、能够保持了比较合理的产业结构的国家，譬如德国，其抵抗经济危机的能力越强。但对于西班牙这种先天基础薄弱的国家而言，它遭受到的冲击要比德国大得多、走出危机的时间也要长得多。西班牙何以不能像德国那样拥有强劲的抗危机能力？这里就有必要进一步探索西班牙经济自身存在的问题。

首先，西班牙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爆发，与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班牙政府采取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有着密切的关系。20世纪70年代末，受石油危机的影响，西班牙经济曾一度面临衰退，通货膨胀和失业率居高不下，而传统的经济政策也难以奏效。有鉴于此，1982年上台执政的工社党逐渐采取了一种趋向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后者产生了较好的效果因而被以后历届政府所继承和强化。这些政策主要包括：第一，实施经济紧缩政策，减少政府债务和财政开支，降低税收，削减养老金，提高养老金领取标准。第二，国有企业逐渐实现私有化。20世纪80年代的私有化规模较小，到90年代初期，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开始加速。2000年6月，人民党政府进一步颁布了全面放开经济的52项措施，打破关键部门的垄断局面，建立了更加严厉的保障市场竞争的机制。第三，金融业和资本流动的自由化。工社党政府颁布了一系列鼓励资本流动的措施，取消了各种外资壁垒，逐渐解除了外商银行设置分行的限制，解除了当地储蓄银行的地区性限制，并且颁布了一系列放松银行部门管制的措施，促进了银行业的自由化和现代化。为了增加银行的获利能力，政府还多次降低存款准备金率。这些新自由主义的举措，在西班牙经济刚刚脱离专制政体的管制转向市场经济的历史条件下无疑是按病投方，药效良好。但若过分推行这些政策，将其长期化甚至于教条化、迷信化，问题即接踵而来。作为新兴的经济体，又有良好的经济和政治地缘环境，西班牙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就吸引了总量排名世界第四的外资，其中不乏短线炒作的资本，它们逐渐操控了西班牙经济，最终诱发了西班牙的经济泡沫。

其次，增长模式和途径太过单一，过度依赖房地产业和个人消费来带动经济发展。自20世纪80年代实行开放性经济政策以来，西班牙历届政府都以刺激消费、拉动内需作为治理通胀、降低失业率的重要手段。在工资增长、信贷扩大的情况下，1998—2007年期间，西班牙居民消费水平平均每年增长3%，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拉动内需的增加，成为西班牙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这一时期西班牙的房地产及其他资产投资也快速增加。此间，西班牙过于宽松的移民政策曾导致大量非熟练劳动者的到来。出于消化这些新移民的需要，政府更将技术要求不高的建筑业视作重要的政策倾斜领域。1999—2007年，西班牙新建住房的数量占到同时期全欧洲总量的2/3。2006年，西班牙建筑业和房地产业的产值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8.5%，是欧盟平均水平的两倍。2007年第三季度，房地产业提供的岗位占据了整个劳动市场的13.3%，大大超出了德国(6.7%)和英国(8.5%)当时的情况。1997—2007年，西班牙住房增值率为191%，超过了公认存在房地产泡沫的美国(85%)和英国(168%)。此种情形得以持续的一个原因在于较低的利率和融资成本。西班牙政府长期放松对银行的管制，加入欧共体以后，随着外国资本大量涌入，银行利率不断降低，短期利率和长期利率分别从1992年的13.3%和11.7%降为1999年的3.0%和4.7%，2005年更是低至2.2%和3.4%。在对经济发展前景预期充满信心的情况下，西班牙居民家庭利用接近于零的低利率超前消费。2006年，西班牙家庭平均负债率即已达到可支配收入的115%。在资金充足的情况下，银行也放松了对投资环境的考察，放宽了对个人贷款的质押要求，这更进一步刺激了国内市场对房屋的需求，导致在住房数量增加一倍的情况下，房屋价格仍然由1997年的每平方米700欧元增长到2006年的2000欧元。这种舍本逐末、通过刺激个人消费来带动经济发展而忽视生产性投资的增长模式，显然具有很大的脆弱性和不均衡性。当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以后，由房地产泡沫制造出来的虚假繁荣很快便消失了。在宽松的外部环境发生变化以后，此种通过拉动内需带动经济的增长方式便难以持续。

第三，忽视提高生产力和科学技术水平，经济结构失衡且缺乏创新。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西班牙的经济效率、竞争力相对疲弱，西班牙工人平均的生产效率只相当于美国工人的75%。由于经济结构失衡，原应最具有发展潜力的能源、工业和金融业等部门对GDP增长的贡献仅仅占到11%，而为经济增长作出主要贡献的领域主要集中在服务业和建筑业等技术水平较差、并不参与国际竞争的部门。譬如2006年，大多数新提供的工作岗位主要来自于建筑业和与房屋销售、租赁有关的服务业，占比分别为33%和15%，旅游业和国内服务业则占30%，而其他生产领域仅占5%。由于技术含量不高，西班牙出口主要是附加值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高科技产品仅占出口总量的8%（低于欧盟15国平均水平的一半）。究其原因，在于西班牙政府对教育和科技发展投资的亏欠。2010年，西班牙研发（R&D）投入仅为GDP总值的1.4%左右，大大落后于其他欧洲发达国家，其教育投资也只相当于经合发展组织平均水平的一半。投入不足导致劳动生产率水平提升缓慢，也导致技术密集型的现代产业难以获得长足的进步。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的十多年间，西班牙工业生产率仅增长了0.3%，比欧盟平均水平低一个百分点，在欧盟国家中排在后列，仅比意大利和希腊强一点。当然，历史的原因也不容忽视。早在佛朗哥时期，西班牙因为推行精英教育战略而过于忽视基础教育，早就埋下了公民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的种子——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西班牙每年还约有20%的适龄学生不能完成初级教育。尽管政府日益重视教育事业的发展，但其人口素质相比较于其他发达国家还是有不小的差距。

第四，劳动力成本上升导致出口竞争能力下降。西班牙出口产值占GDP的比重一直低于进口。除本国产品科技含量低以外，劳动力成本高也是影响产品竞争力的主要因素。由于深受工会力量的制约，同时也深陷于自己对于福利国家理念的追逐，工社党政府长期将工资和福利水平与通货膨胀相挂钩。因此，西班牙的劳动力成本一直高于欧盟平均水平。这种挂钩关系又导致西班牙的通货膨胀率比欧元区的平均水平高出许多。此种循环往复的结果，是使西班牙的出口竞争能力大大弱化，并进而加剧了国内需求不足导致经济发展减缓的局面。相形之下，德国人就灵活得多，他们在经济危机中及时实施紧缩政策、限制工资增长，并伴以削减工资税和提高生产率等手段，降低劳动力成本，使其远低于欧元区平均水平13%，从而使德国在2007年成为欧洲最富有竞争力的国家。总之，一方面，西班牙高福利、高工资和通货膨胀此起彼伏，难以得到有效控制；另一方面，许多国家出于保护本国经济的意图又减少了进口，致使竞争空前激烈，这对相对落后的西班牙经济体而言无疑更是雪上加霜。

第五，工社党政府没有积极地、及时地采取应对经济危机的措施。一方面，西班牙工人社会党政策腾挪的空间相对有限，再加上立足长远、推进痛苦的经济转型并不符合工社党短期内继续执政的利益，所以它很难主动地关注深层次的不良结构问题。另一方面，萨帕特罗政府刚上台时，西班牙还处于经济快速发展期，工社党政府很容易忽视西班牙经济已经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即使意识到了也不想打破眼前经济繁荣的美景。正如萨帕特罗所说：“如果它没有坏，就不用修理它。”这样一种侥幸心态使工社党政府沉醉于经济政策所带来的短期效应，因而很难为经济危机的到来作好准备、甚至觉察不到危机的迫近。即使在2007—2008年美国房地产泡沫破裂、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时，由于西班牙经济状况尚好于其他许多国家，其金融领域还没有受到次贷危机的冲击，之前采取的少量经济紧缩政策也取得了一些成就（财政盈余和低债务），对危机形成了一定的缓冲。因此，工社党政府不仅拒绝承认国际经济危机正在影响西班牙，而且不认为西班牙高水平的个人债务会加重国内危机。西班牙财政部长索尔韦斯在2007年8月指出：“危机只会对西班牙经济产生很小的影响”。直至危机来临的前夜，萨帕特罗首相还在2007年8月14日要求各大银行继续对房地产企业提供贷款。 由于工社党政府对经济问题的严重性缺乏全面清醒的认识，西班牙经济终于恶化至难以收拾的地步。

三、救市成效及其启示

由于笃信扩张性财政能够大幅度创造需求的学说、希望能够通过注资救市迅速刺激经济走出困境，危机来临时仍在执政的工社党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积极的经济政策，总目标是要平衡地处理危机，实现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的共同发展。工社党政府加大了市场干预，希望通过举债、扩大公共部门投资等手段来提高资金流动性、恢复信心和消费需求。具体的举措包括：进行政府改组，救助金融业，扶持企业、促进经济复苏，改革劳动力市场促进就业，提出国家创新战略以及加大教育投入等。

经过调整和改革，经济危机带来的冲击有所缓和，经济发展停滞的局面有所改善，但西班牙经济肌体仍然弱不禁风。

从主要经济指标来看，情况虽有好转的迹象，但还是没能彻底摆脱危局。西班牙GDP增长率一度由2009年的-3.7%上升到2011年的0.4%。政府开支由2009年的2236.03亿欧元下降为2011年的2227.21亿欧元。根据西班牙央行公布的数据，2011年上半年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仍然达62.5%，政府财政赤字由2009年的11.2%下降到2012年的9.4%，但是仍然高出欧盟平均水平5个百分点。通货膨胀增长率有所下降，2011年为3.1%，但是仍然高出欧元区平均水平0.4%。失业率仍居高不下，截至2012年第三季度，西班牙失业率为25.02%。新任人民党首相拉霍伊在财政支出有限的政策下，只能通过大力发展旅游业来带动经济复苏。但由于该项产业高度依赖欧盟国家，在后者整体陷入债务危机的情况下，发展很缓慢。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报告，危机爆发后上台的拉霍伊政府一系列削减开支、提高税率的政策可能进一步加剧西班牙的危机，并预测西班牙经济状况在2013年有可能持续衰退并出现1.3%的负增长。

从国家财力来看，由于政府储备不足，要想解决危机，有些力不从心。起初，工社党政府虽想努力解决经济困难，但国家财力已经难以支应庞大的开支。据西班牙央行数据，危机爆发至欧债危机蔓延的五年来，西班牙金融业漏洞带来近两千亿欧元的经济损失，政府支持银行体系正常运转及重组计划所付的资金，已相当于该国GDP的18%。除救助银行业所需的庞大资金以外，维持社会福利的开支也是不小的数字。工社党政府担心经过多次的财政削减会造成社会动荡，妨碍经济复苏，因而不愿触动劳工福利，即使在经济危机严重时期，此项开支一点也没有减少。在2009年和2010年这个关键时期，西班牙政府用尽全力也只能投入GDP的1.1%和0.3%去解决危机。相形之下，德国于同期的相应投入则是GDP的1.5%和2%。不仅如此，在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困扰下，西班牙新国债的发行也面临很大困难，十年期国债收益率高达7.088%，已经超过了公认7%的警戒线。恶化的财政状况和高失业率使西班牙经济前景不容乐观。2011年11月13日国际评级机构——美国标准普尔公司看淡西班牙的经济前景，将其主权信用评级从AA级下调至AA-级。

从政府采取的措施来看，缺乏长远规划。工社党为了应付危机采取的措施基本上属于危机管理的办法，注重的是短期效应，并不能从根本上扭转长期以来形成的经济结构失衡等深层次问题，而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都需要一个较长的时期才能取得成效。就目前执政的拉霍伊政府所采取的经济政策来看，虽然其在财政货币等领域一反工社党政府的做法，对西班牙经济的结构性矛盾的某些方面也有所关注，但总体上还是没有脱离新自由主义的窠臼，再加上远水不解近渴，刚刚执政一年的新政府也很难在短期内进入状态、在业已设定的救市如救火的情境中从容找出能够迅速将西班牙经济导向健康发展的坦途。

总的来看，西班牙经济危机的爆发、成因及其演绎既具有个别性，同时也具有一般性，我们应当从中总结规律，吸取经验教训。

第一，政府必须保持对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的合理监管。从本质上来说，此次金融和经济危机的爆发，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带来的必然结果，是资本不顾一切，企图绕开正常的价值创造过程取直其通向高额利润的投机的恶果。市场固然需要鼓励自由竞争，也只有自由竞争才能够有效地提升劳动生产率，但自由竞争同市场监管并不存在必然的矛盾。在西班牙这样的转型国家，新自由主义的一些政策主张起初还是颇有成效的，成功地助推了一个封闭的、高度集权的经济体完成了向富于活力的市场体系的转变，西班牙连续近20年的经济繁荣也正是得益于此。遗憾的是，在转型完成以后，当过往的耀眼成绩将新自由主义神圣化以后，任何政府都有可能走向另一个极端——忽视正常的市场监管。其结果自然是资本追求效用最大化的有限理性导致资本的整体的无政府主义倾向，而后者不断积聚的结果自然是相对过剩危机以全新的面目再一次地发作。国家作为市场合约的第三方执行者，始终负有合理和有效监管责任，监管当然不可以重，回政府主宰资源配置的统制经济的老路，但必须确保各种市场要素、相关主体都能够合理和平等地参与市场运行、参与价值的创造和分配。

第二，注重经济的综合平衡发展，改变增长方式。西班牙经济危机主要是由于过度发展房地产业和高负债消费所引发，因此必须高度重视经济的综合平衡发展，避免过度投资，过度生产，造成产能过剩继而发生经济危机。必须指出，单一产业孤军冒进、一枝独秀，对于任何具有相当规模的经济体而言都是一件值得高度警惕的事情。从表象上看，它一定会挤压其他产业获取社会资源的正常空间导致经济畸形发展；从内理来看，它极有可能就是投机资本兴风作浪的巢穴所在。应当看到，所以会出现单一产业畸形扩张的局面，所以会出现极其严重的产业和经济结构矛盾问题，不仅与资本投机逐利的天性有关，也与公众和政府好大喜功的短视心理相关。经济发展不仅要有数字上的增长，更要求有质量的保障。经济泡沫之所以能够使人们迷乱，关键在于人们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拒绝将其视作泡沫。此次世界性的危机及其在西班牙的具体体现以及西班牙政府应对的经验和教训充分表明，高质量的经济发展必须是各次产业和不同经济部门合理兼顾，虚拟与实体经济紧密协调、本地消费需求与生产供给适度均衡的经济发展，应当是建立在提高客观价值的生产效率基础之上的基础扎实的经济发展。这样的发展不可能是急就章，不可能有捷径，人们也应当尽早打消这样的企图，踏踏实实地从教育、研发，以及技术和制度创新的角度去作长远打算。

第三，适度改革福利制度，避免寅吃卯粮，坚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从当前的欧洲债务危机中可以看出，无论是希腊还是西班牙的主权债务危机，从一定意义上讲就是其福利制度的危机。特别是在发达国家阵营中相对落后的南欧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尚不高、国民财富底子尚不厚的情况下，就相对超前地实行了高福利制度（这当中当然有深受欧洲一体化进程影响的关系），虽然一方面有利于提高民众的生活质量，有助于一个相对健康和稳健的劳动市场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和发展；但另一方面，由于超出了必要的度，所以会导致政府债务过高，同时也难能有效激励劳动者主动提升劳动技能和创新能力，可能导致政府高额投资却不能带来所期待的高质量劳动力和生产率的弊病，因而是不可持续的。我们应当从中吸取的教训是，政府应义不容辞地承担起提供合理限度社会保障的责任，积极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适时适度地提高保障的质量和水平；同时，政府投资应当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提高公民素质和就业能力上，积极创造就业机会和改善创业环境，优先从提高政府投资效率、提高经济运行效率和劳动生产率的角度，逐步地、相对公平地提高民众的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

第四，辩证和正确地认识经济危机，着眼长远，审慎应对。经济危机具有两面性。危机会给世界经济、给当事国家和地区造成严重的损失，会使民众生活水准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甚至导致民生艰难；然而，危机持续的过程又是优胜劣汰的过程，是变压力为动力的过程。一般来说，危机越重的社会是经济体质越不健康的社会，也是种种经济、社会和政治的结构性矛盾越发复杂和尖锐的社会。相同的道理，遭遇危机越是严重的产业部门和经济领域，也越有可能是问题最多的部门和领域。一定意义上，危机犹如自然界的天火，可能消灭相当一部分不合理的生产关系，消灭大量不健康的经济肌体，为市场经济、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开拓新的空间。所以，在面对危机时应当沉着应对、有所为有所不为，而不是手足无措、不加区别，一味忙于企图保守虚假繁荣的所谓救市。面对危机，首先，要深刻、全面地反思发展模式和各项经济政策，准确地把握各方面的关键矛盾，进而做到有的放矢、缓急有序。其次，要彻底走出片面推崇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等一切教条迷思，转而一切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地制定应对之策。最后，不能委曲求全，而应有进有退、进退自如。政策缺乏远见、洞见，舍不得一时一地一事的短期利益和表面繁荣，没有壮士断腕和刮骨疗毒的决心和勇气，动辄抱薪救火、宁愿饮鸩止渴，这正是许多在此次危机中应对最为失败的国家之所以如此失败的直接原因。

总之，金融和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贪婪和短视——资本对利润的贪婪和短视以及一部分政客、政党、政府对亮眼政绩和选举连任利益的贪婪和短视等。相应地，一个社会、一个政府能够有效地防范、抵御危机或是成功地摆脱危机，关键就在于能否适度地管束和尽早地走出此种贪婪和短视。

注释：

[1] 数据来自西班牙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ine.es/en/prensa/pib_tabla_cne_en.htm.

[2] 数据来自西班牙国家统计局网站， “Foreign Trade in Service Indices, Base 2007”,http://www.ine.es/en/daco/daco42/ices/ices0212_en.pdf.

[3] 周弘《欧洲发展报告(2010—2011)：〈里斯本条约〉与欧盟的未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91页。

[4][6] 冯俊伟《西班牙执政党在地方选举中遭失败》，http://news.xinhuanet.com/2011-05/23/c_121445081.htm.

[5] 张健《西班牙房地产泡沫破灭的教训》，载于《国际资料信息》2010年第6期。

[6][7][9] “Country statistical profile: Spain 2011-2012”, seehttp://www.oecd?ilibrary.org/economics/country?statistical?profile?spain_20752288-table?esp.

[7] 洪圭《解读西班牙经济窘况》，载于2008年10月27日《欧华报》。

[8] 吴易风《当前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背景下西方经济思潮的新动向》中国经济出版社2010年版第49页，第51页。

[9] 于青《一个经济学家的反思》，载于2009年3月23日《人民日报》。

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