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我还在中国专业领域讨生活的时候，总是被强迫做过许多应景政治教育的过场，很反感于宣传部门的“法制教育”形式，被迫抄过无数的法律常识答卷，抄的时候像个傻子，卷子一递，连关于是什么内容的知识都全不记得，好在没伤着脑筋。后来出国以后办过一些法律事务，程序一过，就像半个行家了，说出来头头是道，连推敲文字也颇为头脑清晰。中国教育的死结大抵上出在以记忆信息的方式代替了思维和实践的训练，死的知识充斥了大脑，但是探究和解决问题的智能空空阙如，出道社会，就像废物一样，连说话也脑筋不清晰。从整个社会的情形看来，也是说的是一套，全社会没有一个合理的规则可以共同遵守。可见死记硬背的方式是愚民的好法子，要做守法公民，还得制度说话。
中国人之缺乏科学素质，也与此法相关。在学校里“被”塞进去那么多的文化知识，全是没用的垃圾。其实科学素质根本不是什么知识的问题，主要还在掌握“科学探究”的能力。欧美教育的精华，不在知识的抄写、背诵和考试，而在“探究学习”的过程，只要你经历过“苏格拉底的追问式教育”，你自然是一个头脑清楚充满创造性的有用人物。如果经过系统的探究过程的经验性训练，就会在国民性的基因上留下终生的智能。
我们所需要的科学素质，大致不出以下五个方面：1，尊重事实、经验和常识；2，遵循逻辑，掌握探究事情真相的科学程序；3，会运用基本的科学方法解决问题；4，爱好观察和学习，善于发现；5，有追究真相和探索奥秘的好奇心。上面几方面的科学素质，一言以蔽之：学会理性地认识世界、人性和社会，学会理性地探索、发现和解决问题。理性，就是科学素质的核心。
看中国人吵架，那叫一个热闹。现在盛行“电视辩论”，其实那不是辩论，是吵架。列席的即使都是教授、研究员和社会学家、历史学家，也是各说各话，抢着发言，中间拦了对方的话，意气用事，挥斥方遒，情绪激烈，义愤填膺，强加于人，教训对方，暗含讥讽，曲折进行人身攻击，一大批老愤青罢了。你说你的主题，我说我的意思，大家不在同一个事实上澄清，不在同一个问题上交锋，没有同一个程序讨论，说的不是同一个概念，不断转移命题，每个人都滚雪球似的拉出许多新问题新观点新例证，就是没有一个共同的论题，也不按部就班地逐一解决。那个吵啊，剪不断理还乱！你会格外地奇怪，怎么我们的专家们都完全没有一点科学素质呢？等而下之，其他人都是愤青则情有可原了。至于网络上的跟进评论，基本情况完全跟电视辩论一样，激切狠吵，往死里骂，上纲上线，极端言之，偏执暴戾，从一开始就不讲道理，渐行渐远，所有问题和观念纠缠乱做一团。
读中国人的社科和人文论文，很少看到严格按照科学探究程序完成的作品。种种时髦理论和观点洋洋洒洒，出现的艰深概念越多越表示我有学术水平。有太多的自以为是的“我的原创和发明”，重复研究和重复成果层层叠叠。构建宏大体系草草搭架的创新努力热情可加，夯实基础步步为营的工作毫无兴趣。都在说我的正面结论，案例充分，概括宏大，新方法吓人。核心概念没有严格定位，没有死死抓着核心概念做文章的习惯意识，每一个新出现的概念都随心所欲定义，前后概念的意义在暗中偷天换日。没有对研究背景进行穷尽性的清理，没有对所有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详尽检验再往前推进。不按照严格的科学程序使用一种探究方法，宁愿用修改方法论和理论的方式去削足适履我的观点，一切事实和观念都是我的妃子太监，只选择为我所用的案例例证来雄辩滔滔。缺乏对一切问题锱铢必较的专业分析，不愿意对一个问题进行竭泽而渔的追究。只喜欢大题小作而看不起小题大做。至于抄袭窃取的风气泛滥成灾，这样的毛病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的论文中屡见不鲜。
发源于英国而在欧美成熟的“分析哲学”很值得中国人进行一次严肃的补课。分析哲学认为：哲学的内容或者可以归结为对科学语言进行逻辑分析，或者对日常语言进行语义分析，哲学不是理论，而是活动，哲学家的任务不是发现和提出新的命题，而是阐释思想，使已有的命题变得清晰。他们强调语言对哲学的影响，重视对语言问题的研究，强调概念的明确性和推理的严密性。他们十分强调形式分析或逻辑分析，即从纯粹逻辑的观点分析语言的形式，研究现实和语言的最终结构。反对建立庞大的哲学体系，主张在解决哲学问题时 要从小问题着手，由小到大地逐一解决。分析哲学作为一种方法论对于严重缺乏科学素质的国民，有着重要的实际针对意义。
什么是科学研究呢？口译界世界大师法国教授丹尼尔·吉尔认为，人在认识上有感官、认知和情感偏好等局限性，而借助科学技术手段可以让人类跨越这些局限性。科学也就是为更准确更完整更深刻地了解事实而调查事实的一种特定方式。基 础研究是认清事实，而应用研究是改变事实。在中国的一些学术会议上常听到一些学者爱用“我们应该…”这样的词眼，显然这不是研究论文，而是一种表达观点式的专业论述。两者同样重要，但不可混淆。科学 研究是要遵循一定的准则，而后者则有更大的主观性和自由性。科学研究的质量优劣往往是由这些准则来衡量的。科学准则主要有：集体性，交际性、谨慎性、客观 性、逻辑性、批判性和清晰性。在原有的事实上增加新内容、对事实的新理解、检测现有事 实认知的准确性并改善之、检测现有事实解释的准确性。其它目的包括改变调查研究的方法、说服他者等。而科学研究的功能与目的也是紧密相联，也就是揭露不为 人熟知的事实真相、通过分析数据来检查与提高现存事实认知度等。
我认为中国人需要培养的科学素质首先应该是学会“探究和合作的学习方法”。探究主要包括尊重事实，反思批判，发现和解决问题。尊重事实是近乎苛刻的认真，丝毫不能作假，这是最基本的人性，事关国民性和制度惯例，这里不说也罢。发现和解决问题也是基本的科学要求常识，不必多说。但是“反思批判”却是更重要的科学素质，在中国人中间特别难以实行。反思和批判不但是对别人的，也是对自己的，而且它们是客观的，不是主观的，更不是上纲上线的，是基于事实和逻辑，基于科学程序和专业分析的。反思和批判的本质是“证伪原则”，在研究性的清理基础上对一切问题重新检验。波普认为：全部科学都具有演绎而不是归纳的特点，即使归纳法在确立物理学规律方面也是无能为力的。波普的科学方法体现了“假设－演绎”的方法论，依据这种方法论，知识是通过不断地试图对假设进行证伪而发展的：没有一种理论能被认为在检验中是无懈可击的。“证伪原则”是西方文明制度在文化决策中的科学与人文理性精华。钱锺书指出：澳大利亚一位哲学家说过，真正的好文章，在于证明“为什么是错误”，而一般的文章都是在证明自己的正确。我们会看到，中国人所写的论文总是习惯于说“我们应该……”这样的论证范式，只是说自己主张的观点，大力甚至大肆宣扬自己的观点怎样正确，怎样无懈可击，所选择的都是对自己有利的论据，却看不到任何一些不同意见和观点甚至相反事实的冲突，所以在中国长期流传着的论文格式就是“提出自己的论点—罗列正面支持的论据—得出似乎是绝对真理的结论”。太幼稚了！这是最经不起讨论、辩论和驳斥的论证方式，由此产生的大量论文都是“宣扬式论文”或“宣传式论文”。西方的研究论文必须是首先考察过全部的研究背景，列出前人所有的研究结论和观点，事实和经验，指出哪些是不足的，哪些是空白，哪些是有偏颇的，哪些是有漏洞的，哪些是需要修正的，一一证伪，把正面的，反面的，侧面的，复杂的，以及所有有关的问题全部加以验证，最后找到一种更合理性的事实真相和结论。这就是“证伪原则”在方法论上的理性精神。
至于“合作”的学习方法，其意义可以以哈耶克的“知识分工理论”来解释。哈耶克认为：如果我们假设社会中任何人都是全知全能者，那么我们可以宣称社会处于均衡状态或可以处于均衡状态。然而，这个“均衡”含义却没有任何的经验性意义，在真实世界里，任何人都不可能知道所有的事件及事件发生的原因，每个人所拥有的知识只占全社会知识总量的微不足道的一部分。或者说行为者个人不可能掌握完全的信息，即使是一些伟大的专家，他们可能对某一领域或少数的几个领域知之甚多，但他们绝不可能完全了解所有的知识。这即是类似于劳动分工的“知识分工”（the division of knowledge）。知识分工决定了我们需要在合作中探究社会和人类的事实真相，于是“合作”必须讲究规则和合乎理性，不能意气用事，不能话语一尊，不能在辩论中压制和压倒他人，快意独大，不能各说各话，不能吵架和教训他人。大家要建立共同的探究规则，在同一问题、同一程序、同一逻辑、同一概念上逐一推进，搜集基本的事实，从小到大一步一步地导出一个一个的结论。在科学妥协中学会“共赢法则”。中国人的“权力潜规则”决定了我们都不自觉地趋向于“势利态度”，每个人都习惯于用权力和势力说话，在思维定势上有太多的“极权主义”倾向，似乎我就是真理和唯一论的拥有者，我的意见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不易定论，所以合作很难出现在我们的词典里。其实没有什么终极真理和唯一结论，只有更好的解决问题的策略和不断修正的合理的知识。既然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信息有限的知识局限者和偏见者，那么只有良好交流和理性合作才是唯一的出路。当我们讨论和解决问题的时候，我们何妨首先确立合作探究的规则，一个一个轮流发表，认真倾听每一方的意见，并且由主持人和所有人共同监督我们的命题、概念和逻辑的同一性，这样我们又何须愤青似的兵戎相见？
要培养中国人的科学素质，我想首先要在学校教育里真正实现“自主探究的合作学习方式”。然后由媒体做出榜样，让每一场辩论和每一次公共讨论都体现出理性的胜利。最重要的，我认为是我们的社会科学家和人文学者要为我们整个社会做出合格的榜样。庶几，我们的国民将更有理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