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篇：破除思维定势，找寻陌生人眼光的必要性

最近，我在关注我们中国人和中国文化，想探究里面究竟有一些怎么样的一些内在的品质，我们是怎么样地来界定这种品质，同时，外面的人，他们是怎么看待中国文学和文化。这些人对中国的文学和文化，或者用学者的方式，或者用普通老百姓的方式进行研究。他们的言语，对我们有什么启发。我们很多表述和认识已经说了很久了。那么，一直在说的话，背后是不是经得起推敲，是不是有一些表述我们也需要作出一些相应的变动，这是值得我们去重新探讨的。

因为我这几天是在中央党校一个文化班里学习，班级里面有一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地方上的文化厅厅长、文联主席等职务，他们一直在讲文化产业等相关问题。我们国家这几年也都在说文化产业。当我们说到文化产业的时候，我们是想当然的，因为我们觉得全世界都是这样，其实不然。对于外国的情况我还是知道一些，比如美国大片，有很多东西都是政府制作的。因为我们一旦说文化产业的时候，我们就把它当作是一个经济的行为。我们应经说了二十几年：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最终实际上还是把经济作为主导，所以说文化产业这种说法实际上恰恰印证了我们把“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作为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实际上，是不是这样的呢？如果是这样的话，背后又说明了什么问题。这种问题，我们大家提出来的很少。我们的文学传统或文化传统里面，我们以为有一些很好的表述，以为这些表述，不用更正。随即，我们就直接认同了。在我们研究或者写文章，就有很多的套话。使用这些套话好像我们在褒奖某一个人，但实际上，这个品质值得表扬吗？今天，我希望大家有一个习惯，这个习惯就是从陌生人的眼光来看这些文化传统。

一、回溯中国知识分子对认识中国文化的求索

从20世纪以来，有一些非常值得敬重的人士，他们指出了我们的文化跟西方的文化相比有什么特点。在新文化运动期间，像陈独秀他们推崇西方文化，认为两者完全对立，希望用欧洲的文化来改造中国的文化和文学，这个就是新文化运动的诠释。但是那个时候也出现了一些不同的声音，比如有代表性的像梁漱溟先生，他比较中国文化、西方文化和印度文化，其用心可嘉。包括后来季羡林先生也是一样，他们的用心是很好的。他们觉得过分的否定了中国文化，会走向民族虚无主义的道路，确实是这样。所以他们重新界说外国文化与中国文化。他们在维护中国文化的时候，在很多立论上，在很多方面与陈独秀那些人相近。他们会说西方文化以个人为主。

我们现在说到新文化运动史，如陈独秀他们，就主张个性张扬，个体经验，认为这种精神都是美得不得了的东西。我从来不知道个性张扬，个体经验究竟是什么。如果说这种经验要是有的，我想说《红楼梦》的时候是有的，《诗经》也是有的，一直就是有的，并不是五四以后才有的。只是五四以后出现一套话语，这套话语开始流行，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个性张扬，个体体验，一直沿用到今，一直原来的样子。当然我们说的这个个体，是把他说成是很美好的东西，就好像新文化运动那个时候就是这样，他们说，像易卜生的戏，怎么反对封建主义，走向新生活，都是以个性解放为号召。梁漱溟他们不认为这样，他们更多的认为中国文化实际上是讲阶级的，他们用来肯定一个集体，认为个人只有在集体里面才有意义。

从这里可以联想到，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比如原来的家属结构、村落结构、士绅在中国传统社会里面所起到的作用，他们的生活又在很大程度上又反映了儒家社会的更高理想、社会应该是怎么样的。所以，梁漱溟他们几个也是这样，他们想到，可能西方是重个体，但是我们是重群体的，而且重群体的这种痕迹很多。到了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现在一般做比较文学的人和政治思想学界的人也会说，西方重个体，中国重群体，重社会。但是，实际上外面的人看起来跟我们不太一样，有一些学界的前辈他们做的都非常优秀，像哈佛的杜维明，他要在美国来弘扬儒教文化，我们比较看重的是我们经典上的文字如何说，就认为我们的社会是这样的。但是实际上，一个社会学家跟老百姓的很多行为习惯，或者说文字与习惯，是不一样的。这个时候就要看看，外面的人怎么看。我想到苏联文论家巴赫金，我们都知道，他有提出狂欢理论，他还有一个词叫polyphonic，多声部，然后他还有个关键词叫“外围视角”，就是你处在外面来看一个东西。最近几十年，在整个西方学术界非常流行的一个观点，这一点也跟我们课程的主体相关，就是你这个人是一个流亡者，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像《东方主义》的作者齐亚乌丁•萨达尔，他说，他自己就是一个exile（流亡者），流亡者从一个地方出来，生活在另外一个地方，或者再到一个地方。他不属于一个固定的地方，很多方面他有一个优势。优势是什么萨达尔本人没说，但是，巴赫金说到的了，那就是外围视角。他不固定的地方，就是几种文化结合起来的产品。他总是能以外人的视角来看这个东西。所以，从八九十年代开始，后现代批评在世界范围内影响很大，很重要一个分支就是，你流亡者的身份能给你带来的优势。

作为中国学者，使用外围视角是不够的，要分析原因，我暂时说不清楚为什么。但是，长久的生活在一个地方，浸润一个同样的文学，读差不多的这种文学史的表述，确实有很多时候，我们觉得事情天经地义必然是这样的。但是一旦你用外围视角，你就会觉得，不是这样的。我刚才举的例子，不管是陈独秀、梁漱溟，他们的观点不同，一个说中国个性张扬不够，另外一个梁漱溟说我们的社会是重群体的，西方的社会是重个体的。但是，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学界是怎样的一种态度。

我今天拿的这本书的，是一个美国的女传教士写的，她很多年在山东生活。文学所一位退休的老同志——陈广林同志，他把这本书翻译出来，叫《我日所思》。书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但是讲得事情要更早。我们看一下，这个美国传教士怎么说中国社会。书里面取得一些视角，我们从来没想到过，但仔细一想，好像还有一点道理。美国传教士是美国派过来，在美国家里的生活条件都不错，但是他们有传教的热情。大家有没有看过电影《简•爱》，影片里简爱从罗切斯特离开后，到一个荒原上，碰到有一家人家，看到她昏倒在地，就把她收养起来，很好的照顾她。这个人家里，有一个年轻的男子，叫圣约翰，他公开表示他想跟简爱结婚。圣约翰说，他老早以前，就跟上帝结婚了，他们的结婚很重要，能够帮助他服务上帝的事业，他准备到外面去传教。简爱相对来说不太一样，婚姻不是建立在爱情基础上，她觉得不自然。但是圣约翰这样的人，在当时是很多的，简爱离开他后，他有可能就来传教了，到中国、印度等地方，开始做很多的工作。

最近几十年翻译了很多的著作，都是跟传教有关的。明末的时候有一个人，叫Matteo Ricci?，我们译为利玛窦，还有像司徒雷登，他家里也传教的，在中西文化的交流和碰撞中，都是这些传教士在起作用。在这些传教士身上，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些中国文化所不具备的力量。这个真的是看来很有感叹。我前几天，还在看美国学者写的传记，关于赛珍珠（Pearl Buck）， 她也是在中国生活多年，出生在一个传教士家庭。美国一般的情况下，生活条件相比较中国要好很多。建议大家也去看一下，美国四五十年的电影，彩色画面，看起来舒服一些。他们讲的是19世纪下半叶或者20世纪初的生活水准，我们看到，那个时候的美国人的一般人的生活水准，已经达到了很高的程度，那些美国传教士就放弃这样的生活程度，到中国来。那个传记里还讲到，当地人，怎么处理垃圾，怎么处理人类排泄物啊，怎么用处理人类的排泄物来表示对这家人家欢迎或是不欢迎。看到很多细节，非常有冲击力。

《我日所思》里的这个人也是，她叫安娜?普鲁伊特。那个时候的山东，像梁漱溟他们说，我们有宗族的观念，我们有村落的观念，我们重集体，但是也有很多时候不是这样的。因为当时中国农村遇到灾难的，作为传教士，在中国看到的是彻底的个人主义。这种个人主义，像陈独秀、梁漱溟他们都没有想到的，陈独秀他会想，中国没有个人，梁漱溟会想，个人？个人主义给西方吧。在中国，我们有群体，集体的概念。当时中国乡间，有各种各样的疾病，有麻风病，很多人得病后，知道要传染其他人，就听之任之，自己勉强过日子，也许有一天在街上就死掉了。

书里说，有一天清晨，在门口看到一个得病的孩子，曾经在城里干过活得。得病后，老板把他赶出来，后来在一个庙里待了几天，和尚怕他死在庙里，又把他赶了出来。得病的年轻人知道不远的地方有一些专门“行好”（原文写的是汉语拼音）的外国人。当然，这个话要打很多折扣，因为外国人来传教，也需要为自己讲很多好话，比如我们要帮助你，要办育婴堂，要办学，这里面，背后也有非常复杂的情况。关于这一点，我们暂时不批评。我们来看她的观察如何。这个生病的年轻人，是从地上爬过来的，爬了一公里多，花了一天一夜的时间，来到我们的小院子。书中写到，传教士让他躺在一个草垫子上，端来一碗稀饭，放在他身边，还给他拿了一些面饼和开胃的洋葱，对他进行一些比较业余的护理。同时这个美国传教士还找到男孩子的母亲——一个小脚太太，老太太走了十多里路，来认自己的儿子。然后教堂里的人，给他们叫了独轮车，要生病的年轻人坐到车上，把它们送回家。这个背后事情还很多，我们现在是不知道，书里说的不一定完全公平，但是我们要用欣赏这种外围视角的态度，来看他怎么说。“也许你会认为中国人心肠太硬，出现这种事，是因为他们文明里面个人主义太严重。”他说的个人主义太严重，实际上是对于周围的人或事得冷漠。

我们读一些美国文化或美国文学史上的东西，会看到，像埃莫森这样的人，他们会非常强调英文里面Individuality，中文的理解就是个人，个性，有特点。他们强调做事情，不应群，敢于发出自己的声音，敢于挑战，同时这个individuality他是既有权利，又是有承担的。也就是说，在明知、确知自己的权利的同时，也有很多责任义务，并且要去践行自己的义务和责任。在很多方面，一个人在很多群体里面，可能是很好的一员，在群体里是有个性的。但埃莫森为代表的人又担心，在19世纪的社会，劳动的分工越来越明确，原来一个人生活在世上，要做各种事情，但是分工一明确了以后，做的事情范围越来越狭窄。这种生活状态，埃莫森他们认为，是不利于人性的充分发展的，人性的充分发展是整个身体，两个手，有头有脚，现代的社会，我们现在看到的人，只是一个拇指，一个食指，一个鼻子……我们成了一个碎片化的人，完全没有充分发展的，远离头脑并用的人。埃莫森在这种意义上，强调人的个性，但是，这个女传教士看到一种情况，在中国，很多时候，有人遇到了危难，没有人去管理他，大家觉得我管自己的事情，这个不干我的事。这种情况，我觉得在外国人写中国的时候，表现的比较多。

前些年，有一部电影，我不确定这个电影是英国的还是美国的。电影脚本是英国的作家Maugham（毛姆），写得有一本跟中国相关的小说，英文叫《Veil》，中文叫《面纱》。里面就有这样的场景，可能确实毛姆当时就是看到，到了中国一些小城市里面，看到有人就在街上死了，没人去管他们，或者病重，也没人去管他。他们看到这个情况，他们说中国人是不是心肠太硬了，他们说在中国的文明里面，是不是个人主义太严重。书中说“每个人觉得应该只顾自己，同情别人多少有些轻率。”就是应该不要轻易去同情别人，同情别人。像我刚才说，在一个庙里面，你同情他，到时候你是要负责任的。人家反过来说你什么话，这样就说社会之间，猜忌比较多。“那个男孩子，在他主人的家里，不仅会给主人带来厄运，死者的母亲还会控告主人对孩子的死负有责任。”这些话要我们觉得，不能说完全正确，但也不完全是不对的。我觉得我们的社会是这样的，我如果的到广州去，在广州火车站，有一个很大的民警的友善提示，有八条或者几条的样子，叫你千万不要去理睬陌生人。你会觉得，这是一个猜忌心比较重的社会，现在可能好一些了。所以，现在是大家只管自己的社会。

在中国，男孩子的病被看做是本世或者前世，所犯下的错的报应。只有跟他有关系的人，比如家里的直系亲属才会去照顾他。陌生人去帮助他，有为自己招来上天报复的危险。一个离开家乡的得病者，也并不会期望陌生人来帮助他。他病情越加重，越要赶紧回家，能够体面的死在自己的家里，这才是一个人的本分，不愿意因为自己的死去连累任何人。下面这句话，我认为是不太准确的，他们不像我们基督教文明对自己给别人带来怎样的麻烦并不怎么在意。他观察问题的视角，可能跟我们完全不一样，让我们看一个很难下咽的东西，吐出来也不一定会我们的健康有利。吞咽下去也无妨，看看我们的消化机制能不能更多得吞咽这样东西。

我们说的以上的作品虽然不是纯粹的文学作品，但是这也不是纯粹的史料。很多的回忆的东西都并不完全可靠。背后都有一个回忆的中介，总是在考虑想象的读者，看这个想象的读者他应该用什么样的话语，有很多妥协或者说是representation，有好多的东西，我们怎么去represent。现在我们大家认为，我们的历史，我们的事实，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所有人都达成共识的东西。我们任何的现实，最终离不开我们的采信（representation），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克罗齐说，一切文学史都是当代史，也就是说，我们都带着当代的既定的价值的、美学的、理论的来处理一些零零散散的事情。这里的representation不一定完全可靠，但是他提供了一些情况，可以有其他比照的。史料为我们更接近真相，提供了一种可能。

我不久前，曾经接待过以色列的小说家阿莫斯?奥茨，他是很优秀的作家，跟他有几次机会长谈。他是个以色列人，在很多方面，不是处处维护以色列的外交政策。尤其最近，我还从报纸上看到，以色列在1967年战争以后，在约旦河西岸不断的建立定居点。但按照原来协议的精神，这一地区应该归巴勒斯坦（阿拉伯国家），但是以色列原则上不同意，美国也是。但是以色列不断在被占领的地方，建定居点（settle），定居点建了以后，就变成实际占有，最后，就永久占有。对以色列这种批评非常厉害。最近还发生了一件事，但是各地媒体报道不多。就是联合国通过了一个决议，由阿拉伯国家发起，谴责以色列在被占领地区建立永久的拘留点。所有的国家，都是同意的。有一个世界的老大，投了反对票，于是，这个决议就不能通过。老大是谁，我们当然都知道。这个事情在整个阿拉伯世界意义特别重大，事情出了以后，我们看到CNN他不报道，世界主要的媒体，也不报道。他们报道的是埃及、也门、巴林出现什么事情，尤其是最近利比亚出现什么事情。到最后，重大的新闻就消失了。所以像奥茨这样的人，对类似以色列建居留点的事情是非常反对的，而且明确发出自己的声音， 是很有责任感的行为。

奥茨的生平也很有趣，很小的时候，父母离异，到集体农庄（Kips）去生活，举目无亲。照我们中国人的观念，他相当于一个孤儿，被遗弃的孩子。但在农庄里的生活，没有叔叔伯伯的关怀，在所有人都不认识的情况下他仍然健康长大了。后来，农庄出钱，让他去读大学。他成长于小小的一个社会群体，在那样的文化里长大。中国文化经常强调集体精神，解放前，梁漱溟他们这样说；解放后，说得人更多了。我在想这样的孩子，成长中的不愉快事情，是跟我们集体主义相关，还是跟个人主义相关？我想更多的是跟负面的个人主义相关。就好像，现在我们看到征婚广告，里面有一些男士或女士，他（她）们在介绍自己离异了以后，会说没有子女。这种说法跟他有一辆汽车或者房子是给他加分的。因为他知道，有一个孩子，拖带过去，就有拖油瓶就要受到虐待的。奥茨，父母都不健在了，他到了一个群体后，会怎么样？依然健康的成长起来了，所以从这种方面一看的话，我们确实觉得，东西方有很多不同。

由书里面观察到的再引申开去说，日本人曾在19世纪下半叶，尤其是明治维新以后，非常认真地观察社会。日本天生就有国家利益的观念，今年辛亥也要纪念百年，我在看纪念的过程中，看到原来的“革命先烈”，看那些材料比读到这些东西心里更难过，更咽不下去。比如说，1903年时候，孙中山和其他一些革命者到越南（安南）河内去，当时河内是法国的殖民地，革命者想要跟法国在越南（安南）的总督交涉，想在那里建立一个南方政府，独立于中国其他地方，想得到法国的支持。有些人觉得，当然应该这么做。这样做就说明我赢了，那就可以。而且最重要的是我赢了，不要让他赢。我可以跟英国，也可以跟日本谈都可以。在记述历史的时候，在谈到这些细节的时候，我们没有意识到，所有这些行为背后，有一种变态的个人主义，把个人变成小集团，其他的整体的，国家的，民族的考虑的不多。我们把这一套叙事话语延续下来，有人写文章讲以孙为代表的革命派后来到英国去，说你们帮我，我以后给你好处，跟日本说你们帮助我、解决我的财政困难，我怎么回报你。说到这些事情的时候，都是毫无愧色，想当然的。日本人，就不一样，日本当时深深卷入中国的事。大家如果对中国近代史感兴趣的话，可以了解到日本从19末20世纪初，成立了一个协会——黑龙会，目的把日本势力扩展到黑龙江，要把俄国在东三省的势力排挤出去。俄国人以哈尔滨为据点，在建造中东铁路，控制东三省的事务。黑龙会跟日本的关系，盘根错节，以个人名义活动，背后想着怎么样使中国的发展符合日本的利益。但是这一套思维模式，在中国是不大有的，革命者不大会想到这一点。所以同盟会成立，开会的地方，是黑龙会头目家里。我觉得，中国有一点是非常不幸，让人觉得揪心，那就是：当我们国家面临种种问题时，不要提出泛泛的批评，不要借重外国势力，来对中国施压。如果这样做，就使得批评完全变换了性质，这样做不能发挥积极的作用，这样做是非常恶劣的。这就是“挟洋自重”。看我们中国近代史的话，也是有来历的。我们可以重新来看，这样的人是不是有很强的国家民族意识。有一些先人，比如孙中山，在说中国人一盘散沙，缺乏国家观念的时候，很不幸地自己也是那个群体中的一员，不然的话，怎么会在1894年的时候，一方面孙中山要上书李鸿章，对这个国家提出积极的建议，然后又通过别人，像王韬、郑观应的关系，把上书交上去，而且还要请人润色，希望得到国家政府的重用。另一方面，就在同一年，在中国各个地方看，在想自己做点什么推翻这个国家。我想，如果李鸿章很快的回复他，说你的建议太好了，我请你来做事情，这样中国的历史肯定会非常不一样。这个小小的插曲，使我想到了《战国策》，大家去看一下，那时候，社会上有很多聪明人有很多计谋。今天到这个国家献计，希望被统治者采用，他就成了这个地方的高官。如果他的计策人家不用，他就到另外一个国家去献策说：最好的办法是打败那个国家依次延伸，兜售自己的计谋，获取个人利益。我们可以看到，《战国策》所有的序言还有跋，都会说战国那个时候道德是非常沦丧，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士大夫本人都是把自己当做投资的工具，用一句俗话来说，叫“有奶便是娘”。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国家怎么会强大，怎么会不是一盘散沙？因为有无数的个人要打天下的英雄，大家都要做刘邦和项羽，背后就充斥着个人主义。

这种个人主义实际上跟埃莫森所说的个人的责任和承担是完全不同的，它是完全负面的，不幸的是，这种个人主义在中国还是很强的。

比如说在中国，有时候，我们能看到很多奇怪的现象。我自己觉得长在红旗下，但实际上我的很多生活习惯，平时上课、玩得游戏，跟哥哥他们一模一样，虽然他们都生活在解放前。我们共同爱好，一放学，就开始赌博，所有的游戏都是赌具。不管是洋片啊、香烟纸啊，一切游戏都是赌。大家，以后有机会到各地的赌场去看看，黑压压的一片，兜售黑头发，黄种人。这种游戏的盛行，实际上反应了对个人利益尽最大可能博取的国民心态。我们自省这个方面是很少的。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日本有些书也是翻译过来的，那些书，现在看看，再出版也特别好，因为里面有一些说法让我们特别不能承受。比如说有一个早稻田大学的教授，在20年代，说中国人有两点，：一是主我心，凡是以我为中心；一是自利心。他在说这个同时，还说到其他的一些话，让我们感受更深刻的。他以《水浒传》为例，认识到：看中国法制的话，都是个人为单位的。“水浒”里面的人物，比如九纹龙史进，都是个人在习武练枪，自己走天下，武艺高强，别人就不敢欺负他。他自己不能够用拳头来为自己说话的话，他就受欺负。中国的国家是很弱的，所以最终法律最后落实到个人怎么来造福自己？但在日本碰到任何事情都会去找警察，生活是安全的。这一点，特别的发人深省，让人警醒。

我们可以看到，你如果生活在特别安全的地方，碰到陌生人，你不会对他怀疑的，你不会觉得很危险的。我曾经听出国的人说起，他们很惊讶外国的房东什么都不锁。有的社会，你进进出出，人家不把你当贼的。我们的社会就是一种瓜田李下的情景，所有人都是贼，所有人做事都是为了自己，别指望有什么公道，别指望他有什么假惺惺的东西。如果所有人都为了自己，这样的社会就非常可怕。一方面，变得比较cynic，就是犬儒派的人，愤世嫉俗。在中国传统里愤世嫉俗，一般形容比较好的人，但是在英文里面，cynic或者cynicism这个词是不好的。这样的人相信人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有一个自私的动机，不相信人会以非个人的理由来做事情。我们看到了中国文化中这样的问题后，一方面在批评这个事情的同时，另外也确立了一个前提，所有人，做事情，都是这样的，背后有一个动机。《水浒传》，就是这样的，所有村里的人，都是自己要有一只小小的队伍，保护自己，看不到国家所起的作用，看不到社会所起的作用。你一个人到城里去的时候，要求你要本事大，你要会打拳，看看你认识什么人，才能保证你最后求得比较公道的待遇。像林冲一样，他发配的路上，很多经历，值得我们多读几遍。在这里，我推荐金圣叹对《水浒传》的评语，大家一定要去看，我认为他是中国小说批判里面最优秀的人物。因为他对人事背后隐含的动机观察的比较深刻，习以为常的举动，他会提出看法，提示我们怎么去看这个现象。比如像水浒里面的一个情节，林冲到了柴进的庄园，柴进出去了，柴进的庄客说，他不在这里，不然的话，你可以白吃几顿饭，拿几两银子。我们就发现柴进小小的世界，维持世界的正常运转的是银子，是银子在一路说话。武松曾经在那生活过，没有受到很好的待遇。宋江的行为也是这样，金圣叹突然看到在那个社会，这个小群体里面，银子所起的关键作用。很多人在讨论事情的时候，会下意识地用银子来指挥，自己会意识不到。在那样的社会，一方面，公共的、个人的力量是很弱的，你要靠个人的拳头，或者靠村庄里面小的一个群体，雇佣一些人，建立武装队伍。另外一面，又是单纯靠银子来做事情。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弊病。最终，中国社会，慢慢地一定要走向一个现代社会的话，就要有一个公民社会（civic society），是一个民治的社会。在那样一个社会里面，上下情是通达，在我们这里，面临巨大瓶颈。

我们这一部分，先从小事情讲到我们要运用视角，跟现在后现代文学批评里面关于流亡文学、后殖民主义文学有一定联系。眼光不要固定在一个地方，从不同地方观察，由此，再反观中国文化和文学。

二、从外文作品解读外围视角

晚晴的时候的中国，鲁迅他们就开始讨论国民性问题了。但这个问题并不是本土生发的一个问题，实际上是外围视角产生的冲撞，然后他们才开始反省。鲁迅先生如果不是在跟外面的文化发生接触碰撞的话，他不会意识到这个问题。这里有一个悖论：有时候对一个地方了解最深的人，不一定是世世代代住在这里的人，他可能世世代代住在这里，但是他又有不少时间，他在外面有了其他的经验，等他再回来，反观自己的家乡，发现很多原来习以为常的东西变得比较陌生。这个就是外围视角给他带来的很多优势。

在晚清的时候讲到国民性，大家迫切感到他们批评很多东西。我们先看洋人怎么看我们。这里要介绍英国的作家康拉德，自己原来是波兰裔的人，后来，到卡波去做水手，离开法国的船队，到英国的商船队过起英国水手的生活。他的好几部小说都跟海洋生活有关。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看看老舍的著作。老舍先生曾经在英国教过中文，他的英文也相当不错，翻译了一些作品，他很喜欢康拉德。老舍先生还特别说到，在康拉德笔下的英国船长、水手，他们的行为规范是怎么样的。老舍对这个问题特别感叹。康拉德曾经介绍过一个英国船长的故事，这里还涉及到他们到怎么看中国的传统和文化以及中国一般人，船长叫麦克沃，那艘船在国外注册。麦克沃的船要从新加坡一带，运东西，到福建去，康拉德曾经在南洋生活过一段时间，所以他对生活在那里的中国人有过观察。那艘船叫“南三号”，从新加坡到福州的航程，船长是苏格兰人，言语少，不大说话，木讷，他带着这艘船，主要运煤和中国的苦力。中国在清朝的时候，不断有很多劳工漂洋过海，混饭吃，劳工的性质是不一样的，有的劳工出去了不回来，就移民了，有的订约，三五七年。那个船上有大约二百个劳工，他们有些带着樟木箱，箱子的边角用铜脚包起来，放随身物品，里面有南洋生活期间买的用的东西，还有赚的钱，把它们都换成银元。晚清没有统一的货币，那时候私铸钱很普遍，地方上也可以铸钱，外国钱到了中国可以用，像墨西哥银元。中国缺少中央的政府统筹调节最最重大的财政，在货币市场上，听任一个绝对自由的市场。这个绝对的自由市场给整个民族国家带来无穷无尽的灾难。船上的大副二副水手都是外国人，有几个重要的是英国人，有几个是号称海上帝国的英国的附属小国，让中国的劳工，坐到下面舱里，有的光的身子，有的躺着，蹲着，说一些话，有的头上还盘着辫子。有时候看到有一些描写中国人散漫的情节，我们心里不是很舒服。书写于庚子年，正处在中国义和团运动（Boxing Uprising）兴起的时期，后来在镇压时期被清政府称作拳匪。庚子年也是八国联军进入中国的一年。我觉得康拉德在写那部作品的时候，实际上想要做一个政治寓言，想通过他小说里所讲的事情，来揭示一个更宏大的“真理“。这个真理可能是，中国人天生就是混乱的，他们很难自己形成秩序。所以，在这个小说的背后，有一个帝国主义、种族主义、殖民主义的话语。我们如果光用帝国主义、种族主义、殖民主义称它，我觉得太容易，也太武断了。这样全盘的非理性的否定康拉德的小说，我们并没有因此得到什么好处。20年代末，胡适说大家拿起镜子来照照自己，不要以为，到街上去叫打倒帝国主义就什么事情都做好了，看看自己是不是真的能够做出事情人，让人家觉得，你有公民责任感，你有天才的潜质。你做出了令人刮目相看的东西。有的时候，我们光给人或事情光给他戴几顶帽子不够，而是要看故事的背后意味着什么。

夕阳西下，苦力在甲板上，各自的交谈，有的躺着，有的坐着。他们看起来，显得特别的自由。如果我们看过电影，我们就应该知道在甲板上走路，一般要注意自己的行为规范，很难坐着蹲着躺着。但在我们的社会里面没有约定俗成的规矩。晚上，这些中国的苦力，就到舱下去。在舱下，他们受到的待遇不公平，下舱后几个舱口就会被英国水手用木条拴起来的，从下面是上不来的。船在行进，有人告诉船长，根据预报我们会遇到台风，我们是不是考虑改变路线。但要改变航线就得绕一个大圈子，这样就会烧更多的煤，这样成本会高一些。我觉得如果是现代的船长，应该说安全第一，再大的成本也不在乎。那个时候，船长说只要有我们人在，就没有关系，我们不怕台风。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来，他对中国人的生命是不够重视的。如果是英国人、美国人、法国人，肯定是不一样的。

情况越来越不妙了，台风果然来了，我们看到的是水手在船长的指挥下，尽量与台风搏斗。船上的器具有的被台风打掉了，有的折断了，这个时候甲板上有着一种人和超强的自然力搏斗的痕迹。就在这时，下面传来声音，有人来报告，因为台风的颠簸，使得原来每个人的固定的仓位变乱，箱子滚来滚去，就破了，银元流出来，大家开始抢银元，产生了争斗。船长说我们遇到再大的灾难，都不允许这样的混乱发生，必须制止下面的混乱。无形中，小混乱或多或少让我们发现透视当时中国的整个社会状况，暗含八国联军，看下去中国当时的混乱，以稳定社会为名，入侵中国。船长派几个人到舱下去处理混乱。大副还有水手长下去以后，把景色描写得很难堪，像是地狱一样。有一些人，在打在抢，有的人，在爬梯子想出舱。他们开始镇压，拿很大的绳子，束缚住劳工的上肢，把人固定下来。还有一些人，被打伤了，有些是被同胞打得，也有是英国人维持秩序弄伤得。最后，事情平息下来，接着又面临一个问题，这么多银元在地上，怎么处理才好？

动乱安定，台风也过去了，又看到风平浪静，一艘看起来被打得不成样子的可怜兮兮的老式的蒸汽船，从台风中幸存下来，继续往目的地驶去。这时，他们考虑怎么分配已经混在一起的银元。如果让大家都报出数字的话，肯定会远远高于实际有的银元的数字。还有一种方法说，很快要到中国岸边了，是否把银子交给中国的官员。但是又担心，中国的官员很不可靠。银元交给地方官后，这些苦力不知道会不会得到银元。然后，他们想到了一个最简单的办法，一共多少人头，所以银元混在一起，因为他们工作的年份都差不多，所以就平分，最后剩下了一点余数，看看谁鼻子出血了脸打肿了，余下的就给谁。

作为中国人，读到这里是非常不舒服的。首先是因为想到那个时候，八国联军侵入中国，维持所谓的秩序，另外一点，我们要看看那个时候，回到甲午战争的时候，甲午以后中国很多报刊杂志，像传教士办的《万国公报》，有很多外国和中国优秀知识分子写的文章。他们分析甲午之败，究竟是败在哪里。甲午之后，出现了关于国民性的批评。现今西方有很多知识分子，把一个群体当做一个整体描述，有一个本质主义的特点。我们知道存在主义，他对立面是反本质的。本质主义就是，简单说，本质主义就是我们认为一个东西有固定不移的、永久的特质。一直在那里，不变化。他们说现在变数更多，要更多的看个人，不能笼统的看中国人如何、或是英国人如何，或是美国人如何。这样说不对，我们要更多的看个人，有许多人学者对鲁迅的国民性批评持怀疑态度，是不是有所谓的国民性，他用的这套语言在美国是优势语言、占统治地位的语言，语言背后也有一个支撑，都是个人。群体的描述很容易陷入本质主义的陷阱。

所以，一方面我们要防止本质主义的陷阱，另一方面也要承认确实有很多维斯根斯坦提出来的，就是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似之处。要说家庭成员之间没有相似之处，就变成原子主义。都是单个的原子，没有整体的大概。如果，各位有机会去外面看看的话，外面有很多中国人聚居的地方（china town）有很多中国相似的地方，跟其他国家韩国日本有很多不一样。对于这种不一样，我们生活在大陆的知识分子，要有开阔的胸怀，一方面我们要抵制帝国主义的语言，另一方面，运用外围视角，看看不同的文化里面有没有让我们警醒的东西，我们看到这种情况，提出一个有的放矢的反思的认识。现在有一种趋向，你描写东西，你就有很大的权力。你如果把这个东西描写成有积极意义，这个东西，以后向积极意义的方向发展的可能性就比较大。如果描写完全是负面色彩的，我们说这个东西被唱衰了。

康拉德这里描写的显然对中国人是非常不利的，奇怪的一点是，这个故事出版的时候，那时，他已经是很大的作家，所有英国杂志不谈中国人的事情，只谈船长跟自然的搏斗，谈船长不尚空谈，特别强调，正是船长的细小的习惯，决定了船上人的命运。我们看出这个船船长很细心，作家也在书中告诉我们一个很细小的地方。一般来讲，船长跟船的关系是非常神圣的，可能比夫妻的关系都要神圣，他跟这个船是同归于尽的。

康拉德还有一个小说里面，讲一个年轻人，不够成熟，去一个客船当水手，海上起了大风，他就跳海逃了。后来，他认识到，他违背了自己的职业道德，他一生一世生活在谴责自己中。后来，离开了自己的国家，到了一个蛮荒的成了一个王这样一个角色。在海洋上的社会群体，对每一个人小小的责任非常重大，船长应该有这种坚决的责任。

关于这篇小说的评论，八九篇中，只有一篇提到，对于中国人的描写是多余的，不说揭示了更重要的问题。他觉得这个事情就是这样，很简单，不需要评论。

如果我们去读晚清的很多文章，他们怎么来看中国的社会，怎么来看中国每一个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责任，以及行为的规范。关于中国的讨论一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从国民性的讨论还引发了更多的东西，是关于中国应该是开明专制还是革命，其实都是跟关于康拉德小说的讨论有紧密的关联。 康拉德作为一个英国人，但又不是地道的英国人，这就更加可怕，这就是老舍提出的，他写东西的时候，老试着去讨好英国人。中国很多写作，包括鲁迅，在仙台读到看到什么，写东西的精神，在中国知识分子里，大体有一种共识，这就是严复在甲午战争以后提出来的，我们实际上面临的民治（文明程度、教育程度如何）、民立（非社会的力量）、民德（道德水准）。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没有一个人对以上三方面都觉得心安理得的。当时中国是一盘散沙的状态。正是面临这个现实，在中国知识界慢慢看到中国有几派不同思想出现。

戊戌变法以后，康梁又出去，他们宣扬一种思想，大致上用梁启超的话叫开明专制论，差不多时候，那时候出现另一派思想，有一个年级还很轻的人，是邹容，他写出了《革命军》，年纪大的是章太炎，两个人背后有一个英国的视野，当时的《苏报》是英国人在上海创办的。中国当时有租借，当时没有达成共识的是，这些租借上，中国人是不是有法律的权利。英国人坚持他们有治外法权，这点跟中国是有冲突的。这两个“革命派”，章太炎种族主义太厉害了，说到少数民族，言语上太厉害了，态度让人难以忍受，他政治上极端的幼稚，他希望把自己统一国家变成松散的邦联，最终是跟对中国虎视眈眈的帝国主义势力的目的完全合拍。他们在这个过程里，又倚重了英国在上海工部局即上海市政府不合法的权力，最后，中国政府败掉了，英国的上海工部局判他们，判2年，说邹容和章太炎，英国有些罪在18世纪末就确定了，煽动罪、颠覆国家罪，英国律师在这一点上是承认的，他们的辩护律师说，他的文章在不知道情况下被人拿去偷偷发表，是家庭作业，被人拿去发表的，在主观的动机上，他是没有形成煽动罪。中国那边没有在法庭上跟他们平起平坐的对手，几乎是英国说了算。那个时候法国美国的态度是不一样的，法国美国还斗不过英国，两人被判2年，两人很开心。孙中山也开心，2年得时间中国政府就败掉了。

这一派的思维，不会认为民知民立民德是个问题。中国在很多问题上应该有一个稳妥渐进的方式，同时在各种出版物里面，我们要形成一种说理的成分。中国很多不是简单地用“革命”的战斗精神来抒发义气。很有趣，关于国民性，引发两个阵营的斗争，而这两个阵营确实影响中国未来的走向。但，到了辛亥年以后，关于国民的继续深入，一场真正的革命，应该带来社会的变革，辛亥革命没有带来真正的社会变革。今年是辛亥百年，有一些幼稚的专家，说革命不彻底，因为民众发动程度太低，他说民众只要全发动了，就会有好的事情发生了。

但是在中国史学界，1989年，当时在中国的学界开纪念法国大革命两百周年，法国大革命1789年，实际上给法国带来无穷无尽的问题。法国很长时间不是英国的对手，因为法国革命后，最终很长时间又是的军事独裁，拿破仑，又复辟，有共和，八十多年的时间里，整个国家内祸不断。最终，国本元气受到损害。英国的模式，比较平安稳妥。89年，有一位专门研究法国革命的学者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西方老早就提出来过。法国革命的时候，群众是充分动员的，英国的政治改革是非常缓慢的，英国到1832年的时候，他改变自己的选举制度使得可以投票的人增多了，妇女一直没有投票权，那个时候英国大约有五分之一到六分之一的男性，拥有选举权。到1860或70年代，拥有投票权的人又扩展到的三分之一，后来继续慢慢扩展，整个过程非常缓慢，民众得到动员。反观法国，完全不一样，政治组织和整个社会架构还都不完备的时候，民众就充分的动员。所以法国革命后，投票的比例远远高于英国，从有些方面说，法国比英国更民主，英国只会笑笑——你去折腾你自己吧。这里又看出，跟实际上的情况不般配的群众大动员，实际上又给社会带来很多的伤害。因为很多研究法国革命史的，意识到，那个时候法国很多人不识字，很多老百姓可能受压迫，他压迫其他人的愿望也特别强烈。

我曾经好几次引用过，英国有个作家叫奈保尔，他曾经说憎恨压迫，但对受过压迫的人，很厌恶，想避开，不想跟他们交往。背后有这种悖论，我们现在慢慢知道，有一些特别痛苦的童年的经历，会给后来的成年人带来永远走不出来的阴影，也可能变得反社会的情形，像马加爵等等的事件。我们认识到，中国现在，并不说是贫穷苦难造出来的是好人，有的时候贫穷和苦难是很伤害人。在法国跟英国的情况来看，如果真的动员程度大的话，不一定给社会本身带来好处。法国革命200周年，中国也有学者那样看，但那种声音在史学界并不是主流，因为我们相信群众大动员起来了，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只要有群众就好了。但是在法国革命中，最让人触目惊心的是，发动群众的人，又被群众残暴的呼喊所淹没。后来，一波一波的残暴，继续繁殖着。最近新兴出版社，出过一本书，也是讲法国大革命，叫做《刽子手世家》，法国有个家族专门做刽子手，把当时很多东西留下来，用的都是很充分的史料。用的很多东西，在革命后，都是不堪入目的。

法国人研究史学并不是那个时候提出来一个口号，发表一个什么宣言，这个事情就被认为特别伟大。史学家不是这样看，政客是这样看，因为他可以把现在光芒四射的口号拿出来为现在。史学家看到这场革命给法国社会带来了什么变化，谁是最大的得益人。最大的得益人根本不是资产阶级，也不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最大的得益人是土地拥有者，一旦进入法国社会的细节，研究一个一个家庭，一个一个地区，他们当时的生产模式，他们财产的分布，最终发现是这样的。还有一类得益人，是跟法律相关的，律师等一类人。资产阶级在后来才出现，那个时候还不存在。所以，研究到后来，会发现革命以后社会的基本结构没有变化。89年出版了一本很好的书，叫citizens法国革命后，女士啊先生啊都叫做女公民、男公民。写作的人叫沙门叶曼，是现在英语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史学家之一。这本书出版于1989年，大概有八九百页，穿插很多法国革命时具体个人的故事。故事的结尾原来有一个高级妓女，招摇过市，但后来成为法国革命的献身者，她喜欢抽象的口号，后来很不幸神经病了。躺在医院里，依然在为抽象的口号所累。所以，他的那本书就使得理想主义者心理充满抽象的口号。看了这本书，让人很揪心。这种著作，提到的是我们未曾意识到的事情，就是巨大的社会的变革，实际上带来了什么，抽象的口号带来的什么，它可能有怎样的弊端。

我说这些，并不是否认我们曾经走过的路。曾经的路是已经走过的，对我们以后做事情，肯定有所指导。以后做事情，我们要心平气和的讨论，寻求一条稳妥渐进的道路。而且在这个时候，要发挥公民的主动性、建设性来参与。我们很多公共事务的讨论。我想特意介绍一下美国总统华盛顿，在离任的告别演说词中，说了些语重心长的话，他希望美国以后不要有党派之争。千万不要以为，华盛顿是反民族的。那个时候美国还不强，华盛顿说我们如果建了党派，最危险的外国势力就会寻找代理人，他担心的是英国和法国。我们若建立党派后，英国和法国都会来寻找，最终我们的命运被他们所操作，所以美国特别在意的是，我们可以有党派，我们要看的是这个党派背后有没有收到外部的支持，如果收到外国的支持，党派就完了。美国做这一套，是非常老练，党派不许与外部世界的任何国家联合。在很多发展不完备的国家，自我防范的意识淡薄，实际上防范的能力是很低下的。

如果要对自己的国家秉持诚实坦诚负责任的态度，应该怎样做呢？从过往的文学可以得到启发。如果再看中国20年代的很多争论，就会发现有一些写得很好的文章，很细致，讲道理。但有一些文章过分呈现义气，不讲逻辑。比较感情用事的一套话语模式，盖过了冷静的分析。这点是让人很有感叹的。最终，我们关于一个问题好好的讨论的意愿就比较弱。

我们要从基本的是事情做起，一旦我们知道了核心价值观念，再来提倡什么东西，就不那么空泛。一般来说，我们今天所说的核心价值观念都是标语式的口号，空洞的词汇，并不能表现在日常生活里面，并不能深入到我们的潜意识当中。核心价值观念，就是缺少……的力量。我们知道自己要形成自己的，那就是我们文学作品有没有表现出这种力量，我自己有点怀疑。

中国在19世纪末20初引进外国文学后，当时有一个中国文学文化的卫道士在新文化运动中站出来为蔡元培辩护。他说他翻译了这么多的外国文学作品，所有这些作品都符合中国的仁义礼智信。但是如果我们的唐诗宋词翻译出去可能问题不大，我们的《三国演义》、《水浒》等翻译出去，它是不是真的能够被外国读者接受？还有我们的三言二拍……还有很多等表现古代民间价值观念的书，以及很多地方史。我们都说赵氏孤儿在外国影响很大，外国是怎么改它的，修改意味着价值观念的分歧在哪里，我们这里有一个仇仇相报基本的准则，改编后，是不是还有这个准则？因为赵氏孤儿是被满门抄斩，长大了以后，也是把对方满门抄斩，我们发现，相斗的双方价值模式行为观念是差不多的。怎么能跳出这个怪圈呢？我们不要只看《赵氏孤儿》，还要看人家怎么改，为什么改，这样就会对我们自身的潜在的核心价值观有更深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