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未遇的世界格局下，中国学界急需一本“新时代的《菊与刀》”，用以理解什么是真正的美国。美国国民性的形成可以追溯到17世纪初定居北美的英国清教徒。他们笃信上帝，有坚定的信仰，同时又奉行孤立主义，这构成了美国国民性的两个根本特性：美国既是那个新教徒式的，过着清贫的生活、安分守己、以自己的大陆土地为精神和物质家园的美国，也是那个精英主义的，试图在全球范围内扩张自己的势力、传播自己的理念的扩张主义、英雄主义、霸权主义的美国。我们今天看到的美国，可能是恢复到了传统的一面。
按照这一逻辑重新理解美国，可以从本质上探寻特朗普的想法。他未必是要把中国打倒，而是要恢复到21世纪初以前伟大孤立的美国，他不理解中国不断演化形成的儒家文化，并不一定关心中国国内的经济政策和体制，更多关心美国本身的经济情况和社会稳定。对此，我们要牢牢抓住贸易平衡这一关键，打破常规，以传统美国社会能够理解的举措谋求双赢。
当今世界出现了百年未遇的格局变化，这是中国领导人对当前形势的基本判断。这百年未遇的格局变化中，关键的一点就是美国的行为突然出现了变化，不仅特朗普的当选令人意外，其当选后的一系列政策更加让人摸不着头脑：美国怎么了？美国发生了什么？我们从前所认识的美国是不是真正的美国？这不禁让人想起70年前的一段往事。
中国学界急需 “ 新时代的《菊与刀》”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对日本宣战，正式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情报当局急需了解日本的国民性，他们委托美国杰出的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撰写了一份研究报告。这份报告对日本人看似非常矛盾的一些个性作了全面的分析：一方面，大和民族彬彬有礼、温和驯服；另一方面，又表现出激进、狂野的尚武精神。
5年后，这份研究报告的作者根据她给美国情报部门的报告出版了当今闻名的《菊与刀》一书，该书对美国理解日本以及处理日本战后问题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当今中国学界也急需一本“新时代的《菊与刀》”，用以理解什么是真正的美国。
坦率地讲，虽然中国的学者和精英阶层中有不少人都在美国学习工作过，他们发自内心地认为自己是最了解美国的，可事实上，他们对美国的了解恐怕是极其片面的。因为，这批人（包括本人在内）绝大部分都是去美国读书的，而且都是去美国的精英大学读书的，他们的导师和同学都是美国社会中的精英之精英。以我本人为例，我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期间，几乎所有的导师都是犹太人，都自称为“改革的犹太人”（Reformed Jewish，意思是说，不虔诚地相信犹太教的犹太人）。毕业之后，我在美国的密歇根大学、斯坦福大学工作访问，之后又经常和世界银行、华尔街的各种机构打交道，接触到的大多是美国的精英之精英，恐怕他们不能完全代表真正的美国人。
当今，美国总统特朗普之所以当选，主要在于他代表的并不是美国的精英人士，而更多是美国的草根阶层。那么，到底什么是美国人？美国的国民性是怎样的？
美国的双重国民性
必须承认，美国也有它非精英的一面，有它更为深远的国民性的本源。哈佛大学已故政治学学者萨缪尔·亨廷顿 （Samuel P. Huntington，他本人也是犹太人），在他去世前的著作《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一书中就这样写道，美国的国民性不是在1775年形成的，而是在17世纪初的最初几批定居者来到北美时就形成了。这些最早来到北美的英国清教徒，他们不是殖民者，他们是定居者，他们不是代表英国来北美开疆拓土的，他们是逃离本土的宗教迫害来美国寻求新的生存空间的，从那时起，美国的国民性就形成了。
那么到底什么是美国的国民性呢？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的国民性可以归纳为两条。
第一，他们是虔诚的新教徒，他们笃信上帝，有坚定的信仰。有人讲300多年过去了，是不是美国的这个国民性已经改变了？不是，今天的美国在所有西方国家中教徒的比例是最高的，远比欧洲高！周末去教堂人数的比例也是最高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是真正继承了新教传统的国家。特朗普总统本人也是一个基督徒，有很强的自律性，他从不喝酒。我们一般认为美国人是崇尚个性自由、崇尚思想解放的，这并不是真正的美国传统，美国的传统要回溯到17世纪初的那一批定居者。
美国国民性的第二条就是孤立主义。美国自身的地理位置和欧洲任何国家（包括英国）都不相同，它幅员辽阔，是一个大陆型国家，没有多少邻国（只有墨西哥和加拿大两个邻居），因此，美国人从建国之始就是崇尚孤立主义的。事实上，翻开美国的经济史，自17世纪初定居者来到北美之后，在大部分时间里，美国都处于闭关锁国的状态，没有开疆拓土，没有到海外殖民的冲动。美国第25届总统威廉·麦金利（William Mckinley）曾经历了极其痛苦的思想斗争，最后才决定出兵菲律宾，他曾这样说，“我曾寻求帮助……在白宫的地板上踱来踱去，直到深夜……我曾不止一次跪在地上向万能的上帝祈祷。最后，终于有一天晚上，我得到了上帝的声音……那就是除了占领菲律宾之外我们别无选择”。这与当年英国到世界各地开疆拓土，扩大自己版图在本质上是不同的。
19世纪初，美国著名的外交政策“门罗主义”，其本质就是看不惯英国和欧洲列强在世界各地建立殖民地，到处谋求势力范围的影响。稍微熟悉美国历史的人都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国试图置身于争议之外，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美国又采取同样的策略，直到日本偷袭了珍珠港。有人讲，日本偷袭珍珠港，是罗斯福总统的阳谋，就是要唤起美国普罗大众的斗志，找到理由参与世界大战，这就是美国。当然，亨廷顿在他的书中所描述的是传统的美国，他所担忧的是美国这些定居者的文化被后来移民者——尤其是从墨西哥来的移民者所破坏，一旦如此，美国将不复为过去的美国，美国将变色。
反观中美历史上的主要交往，从民国时代、抗战时期到冷战时期，都是在美国已经完成其国际主义战胜新教徒的孤立主义情绪之后进行的，我们所熟悉的美国的种种表现，在美国的历史长河中仅仅是短暂的一刹那，并不是美国的常态。我们熟悉的美国，是精英的美国，是国际主义的美国，是那些“改革的犹太人”所操控的美国（包括基辛格博士、布热津斯基博士）。而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特朗普，他所代表的是那个更为传统的美国，是那个新教徒来到美洲定居时的美国，他所代表的精神是萨缪尔·亨廷顿认为应该不忘初心、牢牢坚持的那个美国。
重新读懂美国，从本质上探寻特朗普的想法
按照以上逻辑，我们应该重新读懂美国。美国具有它的双重性：其既是那个新教徒式的，过着清贫的生活、安分守己、以自己的大陆土地为精神和物质家园的美国，也是那个精英主义的，试图在全球范围内扩张自己的势力、传播自己的理念的扩张主义、英雄主义、霸权主义的美国。这两种特性在美国的历史中是交互出现的，应该说，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美国，可能是恢复到了传统的一面。
按照以上分析，我们应该从本质上读懂特朗普的想法。
首先，特朗普未必是要把中国打倒，在这个问题上，他和班农以及美国国防部的一些高级官员的想法恐怕是不一样的。他的想法就是要恢复到21世纪初以前的伟大孤立的美国，而不是在全球范围内到处寻求影响大选、寻求扩张的美国。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的和平发展与特朗普的基本想法并没有根本的冲突，如果应对得当，特朗普也许可以被认为是中国和平发展的一个重要机遇。
第二，特朗普的美国，也就是那个传统的美国，对中国的很多事情是不理解的，因为他们是带着宗教色彩的、有强大信仰的美国，他们不理解中国从西周以来不断演化形成的儒家文化，更不理解陈寅恪先生所言“造极于赵宋之世”的华夏文化。他们会认为，中国人没有信仰，中国人是异己者。在这方面，我们必须下大功夫与那个传统的美国进行沟通，要告诉他们这是个多元的世界，要告诉他们中国的儒家思想和基督教传统并不矛盾，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讲，二者可以相互弥合、互相借鉴。
第三，这个由特朗普所代表的传统的美国，他们更多的是关心美国本身的经济情况和社会稳定，而不一定是要谋求阻挡中国经济的发展，他们关心的是贸易顺差和逆差，他们关心的是汇率、关税等贸易问题。本质上，他们并不一定关心中国国内的经济政策和经济体制——只要这些经济政策和体制不构成对美国企业和贸易的威胁。
因此，对于特朗普政府以及他本人，要牢牢抓住贸易平衡这一关键。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政府应该打破常规，采取一些谋求双赢的具体举措，以此来换取特朗普政府的信任。而特朗普政府的这种要求，也是那个传统的美国社会能够完全理解的，也是传统社会的利益所在。
重新读懂美国，这对于我们理解特朗普政府，理解百年未见的世界格局的变化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当今这些与美国精英阶层已经交往频繁的知识阶层必须重新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