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有关国民性与社会性格研究的臧否，一直是社会唯实论者和唯名论者争论的焦点。在社会心理学百余年的历史中，产生了诸多以群体心理为主题的卓越研究，其中尤推戴维·理斯曼的《孤独的人群》。理斯曼以18世纪前后的两次大革命和20世纪上半叶开始的消费革命为界碑，将西方的历史分为三个时段，其间的人口增长呈现出底部相对平缓、中部陡升、顶部再度平缓的S型曲线，依序为“高增长潜力”“过渡型增长”和“初期人口减少”三个阶段。与此相应，人们也呈现出传统导向、内在导向和他人导向三种性格类型，而消费主义宰制了当代美国人他人导向的社会性格。值得关注的是，在略晚开启但更为迅疾的中国社会转型中，人口增长模式和社会性格嬗变之间似乎也呈现出相似的关联趋势。

作者：周晓虹，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

本文载于《学术月刊》2024年第7期。

目次

一、国民性、众数人格与社会性格

二、变迁背景下性格类型的嬗替

三、孤独与喧哗：消费主义时代的性格宰制

四、从《繁花》到董宇辉：性格转向的中国体验

五、余论：社会性格的有效性及适用性

对以社会学为业的人来说，戴维·理斯曼（David Riesman）和两位助手合著的《孤独的人群》，是与韦伯（Marx Weber）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涂尔干（Émile Durkheim）的《自杀论》、米尔斯（C.Wright Mills）的《社会学想象力》及戈夫曼（Erving Goffman）的《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一样的经典中的精粹。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孤独的人群》不仅在学界广受好评——如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行的1988年国际社会学协会（ISA）会议上，455位成员投出了100本20世纪出版的最有影响的社会学著作，《孤独的人群》名列第58名；而且，自《孤独的人群》1950年出版以来在大众市场上更是一枝独秀：挟该书赢得的爆棚人气，只短短四年理斯曼便登上了《时代》杂志（1954年）的封面，这是社会科学家一般难以企及的殊荣，而且到1995年，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这本书硬是卖出了140万册。

后来，朗霍菲（Wesley Longhofer）等人对标甘斯早前的研究，通过收集出版零售商的数据，再度研究了美国社会学畅销书。他们一方面证实了如甘斯所说，大多数社会学畅销书“通常不使用行话，以叙事为导向，并且是跨学科的”；另一方面也发现随着时代变化，不仅《孤独的人群》及甘斯时代的许多畅销书跌出了2004—2008年间37部“畅销书”的榜单，而且与人们对个体和群体间的“差异性”兴趣增长相吻合，上榜书籍“很少再有对美国生活的广泛或社会层面的解释”。时过境迁，“已经没有什么书能够像《孤独的人群》那样，宣称从宏观上展现了美国的社会和文化‘全景’”。

这最后一点耐人寻味。其实，变化的恐怕不仅是大众的阅读兴趣，连带一起发生改变的估计还有包括社会学在内的社会科学本身的研究范式。如此，讨论《孤独的人群》以及同样闻名遐迩的《逃避自由》《心灵的习性》《从传统人到现代人》等一系列以群体或整个社会的心理与性格面貌为主题的著述，可能就不能回避甚至首先要直面“国民性”（national character/nationality）或“社会性格”（social character）一类研究的历史意义，或简单说这类研究的得与失。

一、国民性、众数人格与社会性格

众所周知，社会心理学自创立开始，就一直分属于社会学和心理学两个“世界”，这两大学科对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至今仍存在较大的罅隙：一方面，社会唯实论者如涂尔干，认定“集体意识的状态与个人意识的状态具有质的不同，它们是另一种类型的表象（representation，一译表征）”；或者说“除个体意识之外，还存在着表征团体心理性质的某种东西，并且个体意识在某种程度上是由这种东西来决定的”。但另一方面，社会唯名论者如弗洛德·奥尔波特则坚信，“只有个体才拥有神经系统，群氓（crowd）是没有自己的神经系统的”，因此所有关于“群体心理”的理论都是一种“群体谬误”（The group Fallacy），包括“群氓心理”“集群或阶级心理”及“群体心理”。并且，正是这形形色色的“群体谬误”成了“阻碍社会科学实验的诸因素”中的元凶。

我们讨论这种差异时，所以没有直接使用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的字眼，是因为并非所有社会学家都是肯定某种群体或集体心理的唯实论者，同样也并非所有心理学家都是对这类“集体表征”不屑的唯名论者。比如，理斯曼的社会性格（social character）概念，就直接源于精神分析学家埃里克·弗罗姆（Erich Fromm）。弗罗姆的社会性格概念，既与其早年在海德堡大学追随阿尔弗雷德·韦伯（Alfred Weber）攻读社会学有关——事实上，后者的长兄马克斯·韦伯讨论的“资本主义精神”也是新教徒群体“从传统的禁锢中解放出来的心理效应”，也无法摆脱卡尔·荣格(Carl Jung)的“集体无意识”影响。但是，从根本上说则主要受到威廉·赖希（Wilhelm Reich）和弗洛伊德正反两方面的左右：前者在《性格结构》和《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等著作中提出了性格结构的概念，并沿马克思的思路，提出性格结构既是社会条件的沉淀物，又“以意识形态的形式再生产着社会的结构”，这种论述为弗罗姆提供了社会性格的雏形；而后者的人格理论只能用于个体心理学的局限，则是弗罗姆将理论触角伸向社会心理学的直接动因。

1933年，希特勒上台，弗罗姆离开德国移居美国。8年后，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的弗罗姆写出了平生第一部著作《逃避自由》。他提出，每个具体的人的性格都是由两部分组成的：（1）个体性格，体现的是同一文化共同体中各成员间的心理差异，并受制于个体的先天因素及生活于其间的社会因素；（2）社会性格，“是一群体的大多数成员的性格结构的基本核心部分，它是作为该群体的基本经验和共同生活模式的结果发展起来的”。20年后，在《幻想锁链的彼岸——我所理解的马克思和弗洛伊德》一书中，在确定社会性格产生于包括经济活动在内的人们共同的实践活动之后，弗罗姆以赖希的方式，论证了社会性格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影响：“社会性格正是社会经济结构和一个社会中普遍流行的思想、理想之间的中介。它在这两个方面，即将经济基础变为思想或将思想变为经济基础的过程中都起到了中介作用。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用下述公式来表明：经济基础⇋社会性格⇋思想和理想。”

多少归因于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主义在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世界的流行，同一时期讨论或强调集体或群体心理的著述一时洛阳纸贵。其中最为著名的自然当数与弗罗姆差不多同一时期进入鼎盛时期的人类学的民族性格或国民性研究。几乎同时甚至略早一些，在中国由于鲁迅先生对国民性的批判及其改造的关注，这一议题也更“不是单纯的语义学意义上的词语问题，而是和20世纪中国精神史有着重大关联的思想问题、文化问题、社会问题”。因为鲁迅留学日本，其国民性批判又直接起因于与东瀛的比较，因此一般以为“国民性”一词的源头来自日本。据考证，确实“几乎可以断定‘国民性’是日语对译英语nationality或national character一词的‘汉语’形态”，这一大致等于国民性情或国民精神的概念出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到明治四十年芳贺矢一出版《国民性十论》时，在日语语境中已经使用得相当普遍，但它最终的学术渊薮确实还是英语世界。

在西方世界，除却可以径直追溯到古希腊的哲学探讨，一般认为社会科学对民族性格或国民性的研究源于荣格和人类学家威廉·里弗斯（William Rivers）：前者在《心理类型说》中将人的性格类型分为“内倾”和“外倾”两类；后者根据追随哈登（A.C.Haddon）1898年在托雷斯海峡的田野考察，借用荣格的分类在《文化冲突和种族接触》一书中，将澳洲土著描绘成“内向的”，而把非洲土著描述成“外向的”。接续上述两条线索，美国德裔人类学家弗朗兹·博厄斯（Franz Boas）更是开创了文化与人格研究学派。

博厄斯及其学派主张，个体的社会行为与其置身于其中的社会文化环境存在着密切的制约关系，由此生活于同一文化中的民族成员就可能具有相同的同时又有别于其他民族的性格特征和行为模式。受此影响，露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在《文化模式》中，将祖尼文化描述成“太阳神型文化”，而将夸扣特尔文化描述成“酒神型文化”：“按照祖尼人的观念，一个男人需要把他的活动融于那个群体活动之中而不要求个人的权威一样，他也从不主张极端。”与此相反，夸扣特尔及“大多数美国印第安人都信奉酒神狄俄尼索斯”，具有明显的酒神精神，在宗教仪式中追求狂喜。

虽然《文化模式》出版后不断遭受各式各样的批评，但人们还是承认该书是人类学家对民族性格进行经验或科学研究的开山之作。因为本尼迪克特对原始文化的心理类型的划分向人们明确表明了这样一种欲图：既然文化是人格在典章制度上的扩大,而每一种文化都有着一种以上的与之对应的主导人格类型,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研究文化去认识某一民族的基本性格,并进而控制人的文化或社会行为。这样一种想象首先影响了本尼迪克特所在的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系的同仁。从20世纪30年代中叶起，拉尔夫·林顿（Ralph Linton）、艾布拉姆·卡丁纳（Abram Kardiner）和科拉·杜波依丝（Cora Du Bois）等人先后奔赴南太平洋和北美各地的原始民族，欲图找出具体社会中由其文化所决定的占主导地位的、具有典型性的人格（即民族性格），并进一步说明这种人格是怎样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影响文化结构的。

这种占主导地位的或具有典型性的人格或民族性格，在林顿那里称为“基本人格类型”,在卡丁纳那里称为“基本人格结构”，受此影响，杜波依斯提出了“众数人格”（modal personality）的概念。杜波依丝从对阿罗人的田野研究中发现，不论是从心理测验的结果来看，还是从她自己的印象来看，阿罗人彼此间的人格特征都有相当大的变异性，“但是，这些变异幅度是在一个共同的基线上获得的。在这个基线上，资料将会显示出中心趋势，而构成每一特定社会的众数人格”，而这种众数人格是“由生理和神经因素决定的基本倾向和由文化背景决定的人类的共同经验交互作用的产物……”。多年以后，社会学家英格尔斯干脆认为“‘国民性’指一个社会成年群体中具有众数特征的、相对稳定持久的人格特征和模式”。

其实，以中文语境来看，民族性格转化为国民性（尽管英文都是一个national character）的动因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正是规模空前的大战，促使文化人类学家丢下了研究原始民族的“本职工作”，将对民族差异的自觉思考从那些弱小、落后的原始民族，投向了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人类未来命运的那些现代国家和文明社会。战争需要了解日本人、德国人、俄国人、美国人、中国人……也需要对自己的民族进行文化上的反省，它给了从事文化与人格研究的学者为自己的祖国——美国服务的机会。可以说，既是战争促成了从基本人格的界定向国民性研究的转变，也同样是战争使国民性研究在20世纪40—50年代呈现出了令人怀念的繁荣景象。在1942—1953年的十余年间，以美国为主的人类学家对国民性研究倾注了高涨的学术热情，出版了众多述及国民性的著作，研究对象涉及美国人、日本人、巴厘岛民、中国人、德国人和大俄罗斯人。但是，从1953—1968年的整整15年间，多少也正是因为国民性研究，使文化与人格研究领域蒙上了抹不去的“阴影”，以致后来出现的心理人类学将其视为自己不算太长的制度史上“最黑暗的时期”。

行内人都心知肚明，这里罗伯特·莱文所说的“黑暗”，自然是指杰弗里·格勒（Geoffrey Gorer）等人对国民性所做的诸多武断的臆想带来的窘迫。比如，格勒通过研究认为，日本人具有一种强迫症的倾向，具体表现为重仪式、整洁和秩序的习惯，这主要导源于早年严格的排泄训练。相似的荒唐也出现在他有关俄罗斯（苏联）人的“襁褓假说”中，甚至一度广受推崇的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的《权威人格》后来也饱受批评。不过，相比之下，露丝·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则多少带有一点亮色。这部主要靠访谈日裔美国人，观看和研究日本的影片、戏剧、书籍、杂志以及历史，即通过“文化遥研”（long distance research）写成的分析日本国民性的著作，不但在美国受到了欢迎，而且使许多深谙本民族历史和民族性格的日本学者都叹为观止。以致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会说：“《菊与刀》的可接受性意味着可以广泛展开国民性研究。”截至1993年，在不到50年的时间里，单单在日本这本著作也卖了140万册；不但在美国人们认为“《菊与刀》可能仍然是当代日本社会和文化中最具影响力的英文著作”，而且被称作日本文化人类学之父的祖父江孝男也毫不掩饰地称颂，“尽管本尼迪克特一次也没来过日本，然而，她却巧妙确切地抓住了日本人自己并没有察觉的日本文化和日本国民性的许多特点”。

不过，尽管上述研究在人类学及社会科学中都有开创性质，但国民性研究的现代鼻祖还是首推法国人亚力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在两卷本的《论美国的民主》中，托克维尔使用来自访谈、专题研究、私人报告在内的各种经验资料，讨论了美国社会尤其是其相对成熟的民主制度对民众的智力活动、情感表现、行为习俗的影响，其中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作为“一种成熟而心安理得的情感”或心理特征，既带来了社会成员的地位平等，也带来了彼此间的疏离甚至对公共事务的冷漠。后来罗伯特·贝拉（Robert N. Bellah）等人通过访谈发现，个人主义至今仍以各种形式存在于美国人尤其是中产阶级之中；而克利斯托夫·拉什（Christopher Lasch）则以为，四处满布的个人主义不仅造就了关注自我的个人主义自恋（narcissism），甚至造就了一种自恋主义的文化。

二、变迁背景下性格类型的嬗替

戴维·理斯曼生于美国费城的一个犹太裔上流社会家庭，父亲出生在德国，后来担任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教授；母亲尽管受过良好的教育，毕业于布林莫尔学院，但作为“唯美主义者”似乎对职业生涯缺乏兴趣。青年时代的理斯曼接受了贵格会教育后，1927年考入哈佛大学文理学院攻读生物化学专业。毕业后，经历了一系列的心理挣扎，1934年获哈佛法学院硕士学位，并由此开启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先是担任纽约地区的助理检察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一家公司的律师。1936年，理斯曼娶了同样毕业于布林莫尔学院的伊芙琳·汤普森，翌年成为纽约州布法罗大学法学教授。

虽然身为社会学家，但理斯曼对性格类型的研究甚至他对整个社会科学的兴趣却与精神分析学家弗罗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939年，理斯曼“瞧不起这个世界上任何做日常工作的人”的母亲，在纽约接受凯伦·霍妮（Karen Horney）的精神分析时，也顺带请了霍妮当时的情侣弗罗姆对儿子理斯曼进行分析。一开始，理斯曼对弗罗姆的马克思主义倾向多有回避，但后来却与弗罗姆发展出了一种深厚的师生友情。他不但频繁往返于布法罗和精神分析学家云集的曼哈顿之间，卷入了包括弗罗姆、沙利文（Harry Sullivan）为首的新精神分析学派的圈子，并且与社会学家罗伯特·林德（Robert Linde）夫妇、保罗·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sfeld），传播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及玛格丽特·米德也日渐熟悉起来。正是在混迹于纽约学术圈之际，理斯曼旁听了欧内斯特·沙赫特（Ernest Schachter）开设的投射方法研究课程，而后者在20年代曾与弗罗姆联袂完成了对德国工人的访谈研究，“正是在这段时间中，理斯曼形成了特定的观点，把访谈作为一种独特的方法”。

多少因为不满于法学研究中越来越缺乏经验的严谨性，理斯曼开始广泛阅读社会科学著作，并以社会学风格撰写各式法律文书。1949年，饱受纽约文化圈浸淫、刚满40岁的理斯曼，受社会学家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之邀，担任了芝加哥大学客座教授，并于5年后正式加盟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严格说，到此为止，除了在布法罗大学担任法学教授期间因研究诽谤罪而稍稍涉足社会心理学外，理斯曼并没有受过社会学科的任何正规训练，但在芝加哥大学他的兴趣获得了充分的实现。1947年末，受惠于耶鲁大学国家政策委员会的资助，理斯曼不仅得以向芝加哥大学告假两年前往耶鲁大学从事自己喜欢的研究，而且还能够聘请几年前在布法罗结识的鲁埃尔·丹尼（Reuel Denney）和在耶鲁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的内森·格雷泽（Nathan Glazer）一道加盟。他们不仅协助理斯曼完成了《孤独的人群》，而且事实上还帮助他加深了对青年亚文化的理解，激发了他对访谈乃至访谈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 the Interview）的浓厚兴趣。可以说，这种帮助绝非可有可无。显然，正是“随着《孤独的人群》一书的出版，理斯曼成为他那一代人中最著名、最有影响的社会学家之一”。很快，理斯曼还如愿以偿，于1958年顺利回到了母校哈佛大学社会学系任教，直至1980年退休。

虽然英格尔斯和理斯曼有10余年（1958—1971）都在哈佛任教的同袍之情，他们的研究兴趣又如此接近，但一向以定量研究为主的前者对以访谈著称的后者似乎有些忽视。在皇皇数十万言的《国民性：心理—社会的视角》一书中，英格尔斯提及理斯曼的地方只有四次：两次是与一系列学者并提，一次是批评，直言“与理斯曼的论断相反，美国人似乎并没有变得‘以他人为导向’”，但另一次却以褒扬的口吻承认“理斯曼从历史角度对服从模式的研究富于启发，大大推动了社会性格研究的合法化”。确实，在我看来，理斯曼的《孤独的人群》最富创新的地方，一如其著作的副标题“有关变迁中的美国人性格研究”所示，就是将群体性格及其嬗变放在整个人类社会变迁的历史进程中加以解读。这一历史的视角往前追溯，来自托克维尔、韦伯和弗罗姆的启发：在《孤独的人群》中理斯曼对托克维尔的引述随处可见，也将“新教伦理”视为内在导向的表征，同时坦言“弗罗姆的《逃避自由》和《自我的追寻》（另译《为自己的人》）是将一种社会取向的精神分析性格学用于历史变迁问题的具有深远影响的模型”；而如若往后搜寻，我想恰好直接影响了英格尔斯对人的现代化研究。显然，《从传统人到现代人》（Becoming Modern）描述的正是智利、以色列、阿根廷、印度、孟加拉和尼日利亚三大洲的六个发展中国家在迈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在教育、工厂经验、接触城市生活和大众传播媒介等所谓现代性因素影响下，人们的社会心理或国民性格发生的现代转型。

当然，理斯曼的历时态尝试影响的估计不止一个英格尔斯及其学生史密斯。在《孤独的人群》出版后不久，法国社会心理学家让·斯托策尔（Jean Stotzer）便以本尼迪克特的研究为参照，写成了战后日本青年态度改变的著作《没有菊花没有军刀》；就在同一年，丹尼尔·勒纳（Daniel Lerner）更是通过对希腊、土耳其、黎巴嫩等七个中东国家的问卷调查，写出了《传统社会的飘逝》。受经典现代化理论和理斯曼的影响，勒纳认为，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使传统社会中人的“自我系统”适应新的环境做“重新的安排”，简单说首先使个人的人格转变成为社会变革的基调，养成共情（empathy）能力；而为勒纳撰写序言的理斯曼也认为，在这种转变过程中，“大众媒介极大地加快了变革的步伐”。再往后，玛格丽特·米德将国民性变动与“代沟”的生成相联系，用“前喻文化”“并喻文化”和“后喻文化”这些前后相继的概念，描述了青年群体人格的动态变动过程。正是沿着上述思路，英格尔斯和史密斯才有可能以六个发展中国家国民性格的变动为题，充分揭示“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最切合实际而又具有挑战性的工作，似乎莫过于解释人们从具有传统的人格转变成具有现代人格的过程”。

理斯曼对社会性格嬗替的讨论最出色也最有争议的部分，是他在性格嬗变与社会尤其是人口数量变迁之间建立的理论解释模型。尽管这一解释模型在书出版后受到了人们的广泛质疑，理斯曼在1961年再版时也承认，他甚至在出书之前就意识到，“依据人口统计学而将历史发展阶段与人口的S曲线联系起来可能极不可靠”，但如果剔除对“中世纪以来西方社会特定的人口变动情况”的描述，恐怕对社会及其性格演变的解释就无从入手。

在理斯曼的总体铺陈中，整个西方自中世纪逝去或现代性开启的五个世纪里，有两大革命意义非凡：第一次革命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始，其“震中”是18世纪的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政治革命；第二次革命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的现代消费革命。如果说第一次革命标志着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那么第二次革命则可以视为工业革命向丹尼尔·贝尔所说的后工业社会的转型。这两次革命，在历时态的向度上划分出了三个时段，与此对应则是传统导向、内在导向和他人导向三种性格类型。

在整个西方的历史中，人口的发展或增长曲线与两大革命或由革命分割出的三个社会发展时段密切相关。理斯曼认为，对应第一次革命之前的中世纪、两次革命之间的150年、第二次革命之后的当代，西方国家的人口增长十分像底部和顶部相对平缓、中部陡升的S型曲线：（1）平缓的底部说明，在工业革命之前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的并存使得人口总体增长缓慢，此时为“高增长潜力”阶段；与之对应的社会性格被称为“传统导向”（traditional-directed）：因为变迁缓慢、社会秩序相对稳定，人们常常按照日常习俗或持续了“几个世纪的（传统）行为模式”行事。（2）陡升的中部说明，政治革命尤其是工业革命之后，随着生产力的提高、食物的易得、医疗条件的改善，死亡率大幅降低，因此开始“出现人口急剧膨胀的现象”，此时为“过渡型增长”阶段；与之对应的社会性格被称为“内在导向”（inner-directed）：由于人口流动加快，技术创新频仍，资本积累迅速，商品生产繁荣，西方帝国主义的探险和殖民扩张也风起云涌，由此“社会给予了人们更大的选择性和创造性，它使人们能够不必再受严格的、不证自明的传统导向的制约，通过能够自如生活的性格类型去面对和处理各种形形色色的新问题”。（3）最后，平缓的顶部说明，到了后工业时期或消费主义盛行的当代，在死亡率依旧很低的同时，出生率也开始大幅下降，人口开始中老龄化，此时进入人口增长的第三个阶段，即“初期人口减少”阶段；与此对应的社会性格被称为“他人导向”（other-directed）：由于从事农业、工业制造业的人越来越少，工作时间大为缩短，在物质生活丰富的同时，闲暇时间也大为增加，导致人们尤其是老中产阶级在内在导向阶段形成的吃苦耐劳和进取精神日渐式微，“他人而非物质环境开始成为问题。人们的接触越广泛，彼此间就越敏感”。

在理斯曼的话语中，社会性格指的是一社会确保其成员形成的符合社会化要求的顺应（adjustment）或遵从（conformity）模式，它“涉及对当代社会中那些关键社会群体来说什么更为重要的临时决定。因此，这是一个不同于民族性格或众数人格的概念”。一般说来，社会化机构或代理人包括家庭、父母、老师和各类权威人物。显然，在上述社会性格或顺应方式从传统导向到内在导向再到他人导向的嬗变过程中，同辈群体与大众传媒的力量日益增强。隐约受到拉扎斯菲尔德在《人民的选择》中提出的“二级传播理论”的启发，理斯曼也巧妙地比喻“大众传媒好比是批发商，而同辈群体则是传播业的零售商”。进一步，与形塑三种社会性格的社会变迁的三个时期相对应，传播媒介也发生了相应的转变：（1）在传统导向阶段，未成年人的社会化主要通过歌谣、故事等口头媒介来完成，在当时“讲故事是家庭代代相传的一种精湛技巧”；（2）在内在导向阶段，书籍、报刊等纸本媒介成为主要的角色，“内在导向的人通过印刷读物接触理性，塑造了一种新的性格结构”；（3）在他人导向阶段，电子媒介横空出世（遗憾的是，理斯曼的时代尚未有今天网络社会更加令人叹为观止的传播景观），并由此形成了大众媒介的儿童市场，此时人们不再指望孩子们用成人的观点去理解成人世界，而“要求孩子们用自己的，或其他孩子的眼光去看待世界”。

在理斯曼的叙事中，三种不同的社会所以能使其成员在社会化过程中形成与之对应的三种社会性格结构或者说顺应模式，是因为每一社会认可或控制其成员的情感成长或行为模塑的方式迥然不同。具体说来，在传统导向的社会，尽管同质性的文化是一个整体，但其成员对文化的接触却必须通过日常的活动和具体的个人实现。那些在年轻人的社会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长者，为了实现对传统的维护和文化的延续，非但不鼓励年轻一代特立独行，反而“希望他的举手投足为大家所认同”，否则就会因为受到他人或共同体的鄙视而体验到“羞耻感”（shame）。在内在导向的社会，由于年轻一代在童年时代就被父母确立了内在的“心理陀螺仪”（psychological gyroscope），此后就会从与父母类似的其他成人权威那里接受信号。因此，他们的生活实际上缺乏独立性，基本上听由内心的“导航”，而一旦发生偏航，无论是因为内心的躁动还是受同代人的影响，都会产生愧疚感（guilt）。最后，在他人导向的社会，熟悉的事物和陌生的事物之间的界限被打破，人们也能够从更为广泛的社交圈中汲取信息，虽然人们之间的联系是肤浅的，但此时“对自己的定义和评价都取决于他所结交的伙伴……认可本身，无论内容如何，几乎成为唯一明确的益处”。因为总是期待他人的认可，约束他们的心理是一种无处不在的焦虑（anxiety）。

三、孤独与喧哗：消费主义时代的性格宰制

尽管理斯曼纵横捭阖，述及了西方世界自中世纪以降五百年来的社会变迁与个人性格嬗替，但其主要的叙事时段还是1776年美国建国后不足两百年的历史，尤其是20世纪上半叶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美国人的性格从内在导向朝向他人导向的历史性转变。在《孤独的人群》中，有鉴于“传统导向已逐渐从地平线上消失”，除了在对应人口增长的三种模式之时，以及涉及三种性格类型的比较之际（比如，父母在子代社会化中扮演角色的变化，口头传播、纸媒和电子媒介的更替，及冷漠者、道德说教者和内幕消息探听者三种政治风格的嬗变），理斯曼关注的尤其是凭借经验材料所做的讨论基本限于“占据当今舞台中心的”、发生在内在导向和他人导向之间的“性格斗争”。

历史划分的三段论最早源于古埃及人，近代以来在包括社会学在内的思想史上也不鲜见：意大利人维科（G.Vico）最早在《新科学》中，将人类历史划分为神的时代、英雄时代和凡人时代;随后，苏格兰人弗格森（Adam Ferguson）在《市民社会史文集》中，将社会发展分为原始社会、野蛮社会和精致社会；法国人圣西门（Saint-Simon）及深受其影响的社会学之父孔德（Auguste Comte）则将历史划分为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和实证阶段……。但熟知社会学史的人都知道，正是因为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政治革命所导致的传统社会的断裂，自曼恩（Henry Maine）的“身份社会—契约社会”（1861）和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的“尚武社会—工业社会”（1876）的二元叙事之后，社会学家的类型学分析基本上都是将这场“断裂”的前后视为两种不同的理想类型。如果说有什么创新的话，理斯曼实际上通过揭示第二场“革命”或现代消费革命的意义，论述了围绕另一场“断裂”所发生的社会性格的当代嬗替。在《孤独的人群》一书中，虽然理斯曼不断援引托克维尔的论述，不过他却坚信“尽管托克维尔的描写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当代感，但今日美国的中产阶级与托克维尔笔下的美国人迥然不同，本书的主要篇幅就是用来讨论这种差异的”。

简单说，理斯曼最早看到了当新中产阶级成为战后美国社会的主流时，当消费尤其是闲暇不再是半个世纪前凡勃仑（Thorstein Veblen）撰写《有闲阶级论》时少数群体的垄断物，而成为一种普遍的大众共享物时，美国社会芸芸众生的心理或性格变化。尽管消费和闲暇看起来归属不同，但事实上消费不仅需要财力，“消费的乐趣（也）需要时间：看书，和朋友聊天，喝咖啡，以及出国旅行都需要时间。在供人们享用的商品匮乏的‘落后国家’，不缺的倒是时间”。考虑到理斯曼的《孤独的人群》出版早于米尔斯的《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一年，这一细节颇富玩味：一方面，它说明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产阶级尤其是米尔斯所说的以国家和社会组织的管理者、经理阶层和专业技术人员为代表的“新中产阶级”确实已经成为美国社会结构的重要构成;另一方面，也说明了理斯曼不仅对社会结构的变迁具有敏感性，而且借助这种敏感性，通过对老中产阶级（小企业主、小商业主和小农场主）向新中产阶级的广泛转型叙事，成功地铺捉到了美国人的社会性格从内在导向朝向他人导向的嬗变。此时，由于“大规模消费社会”或发达工业社会的到来,人们所面对的物质匮乏或外在环境问题开始让位于因人际关系而带来的内在体验紧张。

紧随《孤独的人群》出版的《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为理斯曼对性格世界的敏感捕捉提供了结构性的细节。确实，尽管其间有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大萧条”，但到了1940年春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再往后这一变化势如破竹。令人惊异的是，“西方国家战争的爆发并未给美国带来真正的繁荣，而美国参战后却做到了”。与整个美国的繁荣相呼应，白领中产阶级的人数除了在制造业中偏低外，在服务业、分配业和协调业等第三产业中也都快速上升。生产能力的快速增长，将现代资本主义的中心问题烘托而出：“可用的商品究竟卖给谁？随着产品总量的增加，对市场的极度渴求（自然）将更多的工人卷进贸易、促销和广告等分配行业。”

理斯曼所面临的消费社会的来临及其社会后果，在其前后都曾引起过社会学家们的密切关注。此前，在韦伯论证作为新教伦理之核心的天职（calling）观或入世禁欲主义成功地推动资本主义精神及其制度发展时，另一位德国社会学家维尔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就在《现代资本主义》和《奢侈与资本主义》等著述中提出，早期资本主义的产生始于欧洲宫廷和贵族阶层对奢靡的崇尚，因此是奢靡而不是禁欲刺激了商业和技术的发展。此后，正是从韦伯和桑巴特互为颉颃的论述中，丹尼尔·贝尔刻画出资本主义精神的正反两面：分别源于宗教冲动力、强调克勤克俭的禁欲苦行主义（asceticism）和源于经济冲动力、通过强调消费培养享乐主义的贪婪攫取性（acquisitiveness）；这两者构成了资本主义不可调和的文化矛盾，并且“这一矛盾作为社会中最生死攸关的分歧将长期存在下去”。其实，不仅桑巴特强调，韦伯也不否认对财富的追求或过度消费与资本主义的内在关联，他们的区别只在于：前者认为从一开始，追求奢靡就是资本主义的内在动力；而后者则强调，只是在资本主义的晚期，凭借大机器工业的支撑，对财富的追求才“消解了其原有的宗教和伦理涵义，从而日渐和纯粹世俗的情欲相关联”。

贝尔对大众消费兴起的讨论也一直追溯到1920年代，他认为这首先归功于技术革命尤其是洗衣机、电冰箱和吸尘器等家用电器的普及，以及因流水线获得的批量生产能力、市场和广告技术对消费欲望的刺激以及“更为有效的分期付款方式”。贝尔意识到，“如果说汽车、电影和广播最初不过是技术性的，那么广告、用过即扔（planned obsolescence）和信贷则是社会学的创新”。进一步，由此带动的消费主义大潮战后开始向经济快速复苏的欧洲蔓延。有意思的是，包括英国在内，不仅“20世纪50年代的消费热潮从中产阶级延展至工人阶级”，而且“工人阶级的日常消遣（也）更美国化”。短短20年，法国社会学家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就惊讶地发现，在所谓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社会结构或经济基础已经向美国一样，从生产主导转向消费主导。此时，“至少在西方，生产主人公的传奇现在已经到处让位于消费主人公。‘自我奋斗者’、创始人、先驱者、探险家和拓荒者伟大的典范一生，继圣人和历史人物之后，竟演变成了电影、体育和游戏明星、浪荡王子或外国封建主的生活，简言之，成了大浪费者的生活”。

尽管一直到《孤独的人群》出版十年后，像李普塞特、帕森斯在内的几位重量级社会科学家依旧认为，自从美国建国伊始，坚持平等主义和崇尚个人奋斗就是美国人的典型特征，而美国人的性格在这些年里也基本上没有发生过根本性的变化，但是如果比照上述鲍德里亚所列的“生产主人公”和“消费主人公”的不同形象，你恐怕还是更愿意相信生产主导的时代向消费主导的时代的转变，像理斯曼所说，不会不影响到或重新宰制人们的性格结构，从内在导向转变为他人导向；或者说像贝尔所言，“从自律和自我激励的个体——简单说，就是历史上的中产阶级（bourgeois man）——转变为主要对同辈群体（peer group）或‘他人’的压力做出反应的芸芸众生”。据说《孤独的人群》书名似为编辑所加，但必须承认“这部书绝妙的标题转达了对性格变化性质的一种判断”。换言之，理斯曼就是想刻画出，在上述转变过程中，当代美国人明明身处消费浪潮或大众社会的喧嚣中，却深感孤独无助的绝望与彷徨心理。

如果说与内向导向时代的美国人相比，到了理斯曼描述的20世纪50年代，人们“对他人怀有更强烈的共鸣，对人际间的关系有更强烈的自我意识，以及人人都希望与之保持接触的圈子更广”的话，那么这种转变首先表现在消费领域。简单说，首先，内在导向阶段，娱乐和消费处在从属地位，而工作或事业是第一位的，换言之，“他关注的是工作”；而“他人导向的人探寻的边界是人；他在意的是他人。因此无论工作还是娱乐，都被认为是与他人相关的活动”。其次，内在导向阶段人们常把食物作为一种展示手段，但到20世纪中叶他人导向的美国人，则将食物作为“品味的展示，而不直接用于炫耀财富、体面和营养学知识”；在性的领域也变化鲜明，内在导向时代人们多少会压抑自己的欲望，但到了他人导向时代，“不仅老式有闲阶级而且现代的有闲大众都将性视为某种消费品”。再者，在新教主义的影响下，内在导向者“惜时如金”，喜欢阅读、欣赏独处；但是他人导向者则“害怕孤独”，喜欢借助聊天、聚会及电影等流行文化，通过与他人相处打发时间。

在紧随《孤独的人群》出版的《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一书中，米尔斯通过深刻分析美国社会尤其是主流大众媒介的政治消解作用，以及经济社会状况的相对稳定，提出因为美国的新中产阶级对现实世界始终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同时“对那些能够直接满足感官刺激、欲望和娱乐的活动过于迷恋”，所以与上述堪称“前卫”的消费行为相对应，他们在政治上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后卫”姿态或干脆说“冷漠”。

无独有偶。在早前一年有关美国人尤其是新中产阶级的政治风格的描述中，理斯曼就使用了类似的语言。当然，作为一种历时态的三段论叙事，美国或西方社会在理斯曼那里依次呈现的是三种政治风格：（1）传统导向时期，人们的政治风格是冷漠者（the indifferent），这是中世纪“被剥夺政治权力的大众所呈现的古典式冷漠”；（2）内在导向时期，以老中产阶级为首的一代人是道德恪守者（the moralizer），这一群体“投射在政治舞台上的性格倾向是自我完善：他想改善所有的人和所有的制度”；（3）到了他人导向时期，新中产阶级们的政治风格转变为“内幕消息探听者”（the inside-dopester），类似上海方言所说的“包打听”，他们“并不主动加入政治活动”，但拥有丰富的社交技巧，消息灵通，从而在社会生活中游刃有余。理斯曼与米尔斯一样，将“包打听们”的政治风格也归为冷漠，当然是一种“不同于传统导向者的古典式冷漠”的新式冷漠：他们“了解政治生活却拒绝参与政治，洞悉政治内幕但从不发表议论，明白作为一个公民的政治责任却刻意逃避责任”。这大概是描述精致“利己主义者”的最早文字。

当然，有必要说明的是，尽管理斯曼在书中对他人导向者冷嘲热讽，甚至有时似乎对内在导向者推崇备至，但他明确指出无论是他人导向还是内在导向，都不过源自社会环境的造就，说不上哪个更好或那个更差。因此，他人导向时代活跃的广告商“并非没有良心”，关心他人、关心人际关系也是“高技术与社会生活富裕的结果之一”。最重要的是，“内在导向时期的价值观是经济匮乏时代的产物，不能轻易将之用于富裕社会，即使运用也要事前对之重新解释”。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理斯曼强调“将来有希望取代他人导向的，不是内在导向，而是自主性格”。尽管这种自主性格在不同的时代都有可能出现，它是对社会的被动“顺应”和消极“失范”（anomie）外的第三条道路，但是在传统导向、内在导向和他人导向的嬗替中，自我意识不断成长，因此“自主性至少有可能从他人导向中有系统地发展出来”。

四、从《繁花》到董宇辉：性格转向的中国体验

重读《孤独的人群》，我们似乎有必要回到中国的语境之中加以讨论。过往我们也一直以社会变迁为背景阐释人的精神世界的嬗变，但焦点主要集中在由传统与现代构成的性格或心理连续统及其断裂的向度上，而此次讨论《孤独的人群》及其现实意义，却有可能使我们围绕时段差异重新思考当代中国人精神世界或社会性格转向的“中国体验”。

有趣的是，自近代开展人口统计以来，百余年间中国人口的变化也与理斯曼所说的S型曲线十分相像：（1）1949年前的人口变动，也大体属于“高增长潜力”阶段，由高出生率和因战争、疾病、灾害及溺婴等导致的高死亡率构成了S型曲线的底部，据统计1910—1949年间全国总人口增长走势平坦，从4亿到5.4亿之间；（2）1949—1999年的人口变动，大体属于“过渡型增长”阶段，此时尽管发生了三年“自然灾害”，但因为新中国建立后的和平环境、医疗条件的改善、灾害和溺婴的控制以及对人口数量的过度推崇，除了60年代前后的短期下跌，1980年前总体上每5年增长1亿人口，1980年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后降低到每7年增加1亿，构成S型曲线的陡升中部；（3）2000年后，在死亡率依旧很低的同时，由于生育观的改变、抚养和教育后代的成本升高、女性地位的上升以及房价的上涨，出生率开始大幅下降，形成S型曲线平缓的顶部，即开始进入“初期人口减少”阶段。同时，中国也开始进入传统意义上的老龄社会。

图1中国人口的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有鉴于中国人的传统心理与性格特征长期以来已经受到广泛关注，也因为理斯曼将社会性格变动的讨论主要限于内在导向和他人导向两个时期的嬗替，尽管图1描述的是中国人口近70年（1949—2017）的变迁曲线，但我们的分析将集中于1978年改革开放后的40年，尤其是2000年前后的转折。从图1可见，如果说2000年前大体都呈现了人口的快速增长（尽管1980年左右尤其1987年后增速大为放缓），那么此后则进入“初期人口减少”阶段。为此，我们也将以2000年左右为界，讨论在此前后各20年总计40年间中国人性格结构的嬗变。

近期热播的王家卫导演的电视连续剧《繁花》，从某个侧面反映了第一个20年中国人社会性格的某种嬗变。在原小说中，作家金宇澄以1990年代为开场的“引子”，将沪生（家道中落的干部子弟，后做律师）、阿宝（也称宝总，祖父是资本家，父亲曾是中共地下党员，1966年后迁至工人新村，后做外贸）和小毛（沪西工人阶级出身）三位主要人物悉数抛出后，分别依序按奇数（中文大写“壹、叁、伍……”）聊60和70年代，偶数（中文小写“二、四、六……”）谈90年代，穿插叙事，最后汇聚到“尾声”的90年代。无论金宇澄写得是否精彩，囿于电视表现的需要，王家卫只选了阿宝这一条线索的后半段，他所关心的就是自己的故乡上海的复兴。如果说改革开放后80年代的主角是深圳或珠江三角洲，那么从90年代开始，上海这个1949年后已经“从一个风华绝代的少妇变成了一个人老珠黄的徐娘”的城市，再度惊艳世界。尽管细节有时过于夸张，但“王家卫等于拿出一叠90年代的照片”,连陈丹青也承认至此“上海和上海人总算进入大规模的叙事”。

图１ 中国人口的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

《繁花》的叙事时间是90年代初期，覆盖1990年底重开上海证券交易所，1992年10月建立浦东新区，以及更为重要的1992年春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叙事空间则围绕外滩27号和750米长的黄河路，前者是1843年上海开埠后设立的“怡和洋行”、计划经济时期的外贸公司大楼，后者邻近南京路，1993年建立“美食街”后，再现灯红酒绿、车水马龙的繁华景观。在这样的时空交错中，上海人阿宝、玲子、汪小姐以及由北“南漂”淘金的李李，其实是整整一代中国人，在几十年的贫穷和压抑之后重新燃点了强烈的致富欲望，办工厂、开饭店、做外贸、炒股票……连80年代在大学里高谈阔论萨特、海德格尔、弗洛伊德或朦胧诗和“伤痕文学”的读书人，也开始成群结队地“下海”成就了“92派”。

80年代和90年代尽管呈现的是两种不同的景观，但从性格结构上看其实是一脉相承的。1980年，在“真理标准大讨论”开启的思想解放运动背景下，围绕“潘晓来信”展开的“人生观”大讨论以及几年后的“蛇口风波”，尽管在个人—社会的关系上让个人的“钟摆”略略摆过了头,但从此却充分肯定了在面向开放的中国追求个人价值的合理性。在这样的背景下，无论是下海经商，还是留在体制内从政或为学，都被视为年轻一代实现自我理想的合理途径。那种对个人命运感的自我把控欲望，与理斯曼笔下内在导向时期创业者的精神面貌极为相近，就像原作开篇所题：“上帝不响，像一切全由我定”。在这样的基调下，原先在27号外贸公司众星捧月的汪小姐，因梅萍的诬告断了仕途后，毅然决然地“下海”开公司，坚称“要做自己人生的码头”；而在宝总支持下开起“夜东京”的玲子，在离开宝总之后，也靠自己的不躺平开发出新的“本帮料理”，“就算受了冷漠，也不想放弃自己想要的生活”。有意思的是，剧中的阿宝被打造成一个人格上近乎完美的人，除了几段不明不白的恋情外，没有其他明显的出格或道德瑕疵，这虽然未必是当时“下海”者的集体原貌，但是与理斯曼笔下道德恪守者的“自我完善”形象倒颇为吻合。

接着来看后20年。尽管八九十年代的变革极大地推进了中国的市场化，但因人口众多、基础弱，总体上说此时还处在阿城所说的“前消费时代”。然而，进入2000年后，伴随着加入WTO、快速的城市化、大学开始从精英教育转为大众教育、第三产业从业者的增长，以及90年代末开始的城市“房改”及随后的房地产热……中国的中产阶级尤其是新中产阶级开始成为现象级存在。在上述转变的同时，如王宁所说，中国社会也出现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消费革命，具体表现为从“苦行者社会”到“消费者社会”的转型。

尽管电视、洗衣机、冰箱和空调等家用电器从80年代末90年代初就开始进入中国的普通家庭，但大多数人当时还是依靠省吃俭用来实现购买大件耐用品的欲望。不过，2000年以后随着住房市场化和家用轿车的普及，大规模的消费社会终于降临。在这样的背景下，互联网络尤其是智能手机等移动终端的普及，不仅形成了电商平台一统天下的局面，而且每年的“双11”和“6·18”等大型购物节不仅日进斗金，同时也成为涂尔干的“集体欢腾”般的消费盛典。

一如《繁花》及其主人公是前20年内在导向性格的缩影，我以为近时围绕董宇辉形成的同样堪称现象级的事件则是后20年他人导向性格形成的突出表征。显然，虽然现时流行的虚拟关系满足了人与人之间对来自他人的友谊与认同的渴求，但是因为抽离了现实的社会基础或关系纽带，也使人们陷入了更深的孤独之中。当然，无论微信，还是大多数网络App都有个人的选择性，只要你愿意就可以做到“人以群分”，就像抖音、快手、淘宝和小红书等直播平台上挤满了由网红主播和他们的从数百到上千万“粉丝”（fans）组成的一个个虚拟群体，无论是心心相印还是“臭味相投”，既然在一个群里，人们一般都会回避矛盾，在乎彼此间的交流或努力维系关系，并唯主播或群主马首是瞻。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因教培行业关闭而不得以开设“东方甄选”直播间的新东方，从2021年底开始打造出了拥粉2000万、能用中英双语在带货的同时谈诗与远方的董宇辉。30岁的董宇辉曾是新东方优秀的英语网课教师，因此“宇辉老师”在卖场脱颖而出本不是什么奇闻，令人惊异的是他竟在短短的七天内“培育出一批黏性、忠诚度比较高的粉丝”：这些“年龄跨度在24岁到70岁，是研究生、创业老板、海外华人、退休教师……”的女性，径直称呼董宇辉为“女婿”，而熟稔市场和消费逻辑的董宇辉也趁势“干脆接受这个称呼，调侃让‘丈母娘们’直接下单”。其实，受董宇辉影响的不限于庞大的“丈母娘”群体的日常消费，他们还分享了他的价值观和个人喜好，分享了他从农村娃成为新东方优秀教师的经历，用“丈母娘”们的话来说：“那些故事一会儿让你哭，一会儿让你笑，让你投入感情。……你怎么能不喜欢？”

其实，无论是讨主播或网红喜欢，还是反过来更重要的讨粉丝喜欢，都说明了“推销术”在消费社会或市场经济中大行其道，其内在逻辑都是人们越来越通过群体而不是自己来选择生活的方式和风格。其实，不仅一个董宇辉，他的老板俞敏洪，在凤凰网中接受吴小莉采访时，基调也是“不懂得谦卑，就创造不出伟大”——而这“谦卑”自然处在与他人尤其是消费者的关系语境中；碰巧的是，《孤独的人群》译者朱虹教授在网络上也有300万粉丝，她所主理的虹书房开设的四门课也无一不与关系有关：自我关系、亲密关系、家庭关系和社会关系——关系确实直接关乎人们在现代社会中的生存。虽说我们已经交代他人导向并非就是一种完善的性格结构，但随着消费社会的到来和电子媒介的一统江湖，如何保持个人的风格或如何做自己，确实依旧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

五、余论：社会性格的有效性及适用性

在群体心理或社会性格的嬗变叙事中，《孤独的人群》确实提供了一个在长时段里被人们反复论证又不断孕育新话题的杰出例证。在本文的讨论中，我们最关心的议题其实可以归纳为这样两个方面：第一，有关社会性格或集体心理的研究，究竟是一种自托克维尔、涂尔干、马克斯·韦伯到理斯曼、贝拉和英格尔斯……一众社会学家或社会唯实论者关乎不同类型的人群共同体精神世界嬗变的集体叙事，还是心理学家或社会唯名论者弗洛德·奥尔波特所说的群体谬误？第二，理斯曼以西方工业社会向大规模消费社会转型为背景所讨论的个人性格嬗变的解释模式，究竟在何种程度上能够借用来说明同样处在转型背景下的当代中国民众的精神世界的嬗变？如果说前者述及概念的有效性，那么后者则关涉到其域外适用性。换言之，它能够构成我们所谓的中国体验的一部分吗？

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自然涉及我们对所谓社会心理或社会性格的理解。在弗洛德·奥尔波特及所有唯名论者看来，个体心理哪怕是由社会因素影响的个体的社会心理（这是心理学的社会心理学家唯一认可的社会心理形态），其发生时涉及的神经系统的脑电反应，与发生在不同个体或不同群体间的互动构成的所谓集体心理或群体氛围（这是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家主要研究的社会心理形态）迥然不同，所以他毫不犹豫地将后者称之为“群体谬误”。但是，对社会学家来说，虽然承认这两者间存在某种差异性，但同时也认为受这些互动所影响组成群体的个体一样也会发生涉及神经系统的脑电反应。比如，个体记忆有赖于某种神经过程，但记忆既然能够传递（包括在不同代际间代代相传），说明亲历者对历史的叙事同样能够引发阅听人通过相似的神经过程传承记忆。而这种记忆如若受到集体生活或社会框架的塑造自然就具有集体记忆的性质。

作为社会学家理斯曼的一种比照，我们可以通过英格尔斯讨论国民性或社会性格的实在性。这并不单纯因为英格尔斯在90年的生涯中，曾有“持续45年、求索国民性的漫长旅程”，出版了前述一系列相关著述，而且更因为他是一名道地的社会唯实论者，他曾十分肯定地说：“国民性是一个真实的现象，可以考量”，并借涂尔干之语强调“社会学事实必须且只能从社会学角度来解释，这是国民或群体心理差异概念的基础”。进一步，英格尔斯的贡献还在于，他不仅分析了20世纪50年代之后造成国民性研究式微的诸多因素——包括依赖“小型、特殊、完全没有代表性的样本”，而且通过推动“人的现代化”研究在某种程度上以另一种方式复兴了国民性或社会性格研究。1983年春，英格尔斯曾在南开大学第一届研究生班开坛讲授“人的现代化”课程6周，以致他的理论后来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发生了其他社会学理论难以比拟的实践作用。一如合作者戴维·史密斯在英格尔斯去世时的悼词中所说：“从20世纪80年代到当下的堪称‘中国奇迹’的快速的中国经济发展中，《从传统人到现代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实践性的实验案例，它以一种无可争议的、历史性的方式证明了我们研究成果的有效性。”

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核心在于理斯曼的解释模式是否可以用于改革开放40余年里中国人社会性格的嬗变解释？确实，乍看起来，人口的多寡似乎与社会性格嬗变风马牛不相及（这也是理斯曼的解释当年为何让人耳目一新的原因），但如果考虑到人口变动不过是经济与社会形态变动的结果，那么我们在上文述及的与西方十分相似的中国人口变动趋势，实际上是百余年来国民经济发展乃至社会形态变动的表征。如果说1910年后传统中国开始朝向现代转型，1949年新中国成立和1978年改革开放更是开启和加速了大规模的工业化，将一个传统农业大国改造成全球第一的工业制造业国家，而2001年加入WTO后，在GDP继续快速增长的同时中国融入了世界经济的洪流之中，那么在一百余年的时间里，中国确实完成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进一步向（大规模）消费社会（工业社会与后工业社会间的过渡形态）的转型。正是百余年来的这场大变迁，在改变中国人口增长趋势的同时，也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人的性格结构或精神世界。

在涉及我们称之为中国体验的具体论述中，考虑到1978年改革开放后实现工业化及现代化的路径与此前有较大不同，对个人价值及个人奋斗的意义考量也不一样，所以我们将叙事时段主要集中在改革开放后的40余年里。在这40余年里，以2000年左右为界（2001年加入WTO是中国融入全球经济的突出标志），中国进入工业社会向大规模消费社会的转型时期。

性格结构的转型就这样出现在改革开放的前后两段。在前20年，一个大步迈向工业化的中国，在包括“实现现代化”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各种方针政策的激励下，人们的个性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张扬，并形成了内在导向的性格基础；而在后20年，下述一系列推进则形成了新的社会风貌：电子媒介和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提高了人与人之间的互动频率，在血缘、地缘和业缘关系外，形成了第四类关系——虚拟社会关系。与此同时，就像理斯曼所说，“在他人导向占主导地位的时期，父母失去了他们曾经有过的主导地位”，同辈群体（peer group）成为年轻一代在意义感、行为模式和器物文明方面“反哺”年长一代的知识蓄水池或“扩展内存”。于是，在物质条件获得极大改善或者说在客观上允许你多少“躺平”的同时，中国人也同样第一次发现不是物而是人，开始成为你在社会生活中必须适应的新的问题。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重建以来的中国社会学学科发展与话语体系建设”（23ASH001）、南京大学“双一流”建设卓越研究计划“社会学理论与中国研究”项目（NJU-ZYR-01005）的阶段性成果。同时在人口学讨论方面受到郭未教授帮助，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