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三次提审经过. 调入丙监. 认识葛佩琦

第二次提审完了，我回到监号就琢磨，他提到“长河秘密会议”，肯定是有人交待了，不然他怎么知道的呢？当时参加会的有我、谭金水、贺永增、赵清、林树国等人，谁会交待呢？是不是有人嘴不严流露出去，被人检举了呢？我一直纳闷。最后我想，既然他们已经知道了，不讲也不行，不如干脆讲出来，反正当时也没有研究过犯法的事，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其实所谓“长河秘密会议”不过是在反“右”最激烈的时候，北大的“右派”纷纷遭到了围攻，“百花学社”已被迫宣布解散，这时贺永增向我建议要研究一下退却的办法，不能再顶风上了。于是我就个别通知了少数几个“百花学社”的骨干成员，晚上在长河开了一次碰头会，研究的问题主要是如何做一个假检讨，争取过关（后来证明这根本无济于事，不要说假检讨，就是真检讨也不管用，有人十遍八遍的检讨，也还被认为是态度不老实）我记得当时我还说过，你们都可以做检讨，越深刻越好，争取过关，同时设法个别通知其他人也这么做，但我不能检讨，我再检讨也是没有用的，他们已经认定我是在搞组织活动，是不会轻易放过我的。第二天我还贴了一张大字报“声明”（见“原上草”），把当时北大一些“右派”同学的问题尽量揽到了自己身上，好让其他人过关。

我把补充交待材料交上去以后，过了两、三天又提审我。我一进门审讯员就对我说：“陈奉孝，你的态度可不好呵，我们是想挽救你，可你却像挤牙膏一样，挤一点说一点，这对你可非常不利呵！你的问题虽然非常严重，但我们并没有把你和章伯钧、罗隆基、葛佩琦等社会上的大右派一样看待。他们是一些野心家、反动阶级的代表人物，而你不过是犯了错误的青年学生，我们想挽救你，而你却不跟我们讲实话，这样的话，我们想挽救也挽救不了你。我们知道你跟他们有过接触，你被人利用了还不知道。我们还知道你跟其它大学的右派也有来往，你们想搞什么组织，这些你都没有交待。这样抗拒下去，后果是非常严重的，你回去好好考虑考虑，再这样下去，我们就不能对你这么客气了！”我很清楚，这是诱供加威胁。

我回去考虑了一天一夜，觉得并没有什么可交待的，就把两次去“九三学社”和“民盟”的情况写了写。其实我去这两次什么事情也没有干成。第一次去是“百花学社”刚成立的第二天，因为我们要办“广场”没有钱，想寻求他们的帮助。他们口头上表示很同情我们，好象很热情，但并没有一点实际表示。章、罗二人我也没有见着。等我第二次去时，“人民日报”已经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反右运动已经开始，他们都回避了，我非常失望，从此对民主党派的印象并不好。特别是到了后来看到许多民主党派的名人，纷纷在报纸上发表文章作检讨并互相检举揭发，我非常反感，尤其是对像吴晗（他不是右派，而是反右派的急先锋）这样的学者写的攻击别人的文章，我认为这纯粹是想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人格太低下了。所以后来吴晗在“文革”中被整死，我一点也不同情他，当时我对民主党派的印象坏极了。可是要我交待跟他们的关系，他们指示我做过哪些事情，我也实在交待不出来，因为根本就没有干什么，我就只好把我两次去“九三”和“民盟”的过程写写算了。但我跟其他各大学的“右派”学生的联系，除跟人大林希翎的联系外，一直没有写，多次审我，我也没有谈。我当时确实有这样的想法，应该把“右派”联合起来用一个声音说话，这样才有力量，为此我在北大积极参与组织了“百花学社”，而且是主要组织者。我也去过人大、北师大、北京石油学院等学校跟那里的“右派”联系过，但是不久反右派开始，再想去跟他们联系也联系不上了，因为他们也都纷纷被看起来了。再说我跟他们联系时也只不过是谈谈对整风运动的看法，互相介绍一下经验，根本还没有来得及谈什么成立组织的问题，如果我再把他们扯进来，问题会越来越复杂，越谈越谈不清楚，本来没有的事会变成此地无银三百两，所以一直到结案，我始终没有谈这方面的事情。但有两件事我交待了。第一件是组织人去天津大学、南开大学“点火”，当时是“百花学社”成立时大家讨论决定的，具体由我负责组织筹划，但我没去。第二件是邀请人大的林希翎（程海果）到北大来演讲并要她通过他的男友（胡耀邦的机要秘书）把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的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弄出来，因为在这之前数学系的年轻助教任大熊、陶懋颀和我已从英文版的英国“工人日报”上翻译了这个报告，打算在“广场”上发表（后来“广场”被迫停刊，此事没有办成），我们怕翻译的有误，想核对一下 。这两件事不交待是不行的。前一件几乎人人都知道，后一件“百花学社”的大部分成员都知道。

我交上了第三份补充材料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再提审我。大约过了一个月的时间，突然把我从丁监（新号）调到了丙监。要知道，在丁监是受优待的，吃的、住的条件都比甲、乙、丙监好。我有什么资格享受优待呢？我想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在整风反右期间，北京大学的“百花学社”是经毛泽东点了名的，在全国是一个典型案件，我又是第一个被捕的，他们想给我提供一个比较安静的环境，让我写材料；第二，当时我的名字已上过报纸，又是由“右派”升级为“反革命”的第一人。共产党处理政治犯（当然他们不承认有政治犯）一贯遵从这样一条原则：越是出了名的，处理的越轻。解放战争中被俘的国民党高级将领、特务头子康泽、沈醉，两手都沾满了共产党人的鲜血，可是他们都受到了优待，而且后来都被特赦了。相反的，那些无人知晓的特务腿子、保甲长、乡镇长之类的，在镇反当中都被枪毙了，没有死的在镇反和后来的肃反当中也都被判了无期、死缓的重刑。这条原则直到如今仍然遵循。“六四”期间，大连的供销员肖斌因为向美国记者说了“天安门死了多少多少人”，结果被判了十二年重刑，而第一号被通缉的学生领袖王丹才被判了四年，即便用中国现行的法律来衡量，肖斌的“罪行”怎么能与王丹的“罪行”相比呢！

首先介绍一下丙监的情况。监号里有对面两盘土炕，靠门口摞着两个大尿桶，两土炕中间有大约一米宽左右的一块空地。每盘炕上睡有十个人左右（因为随时有走、有来的，人员不定）每人占的地方不足五十公分。墙上贴着“监规纪律”：一. 犯人必须认罪服法，坦白交待自己的罪行，走坦白从宽的道路；二. 严禁对外串通案情，来往信件必须经过管理人员检查；三. 严禁泄露看守所内部情况；四. 禁止同号犯人之间交谈案情；五. 犯人不准吸烟、喝酒及吃刺激性食物；六. 不准交头接耳、小声嘀咕；七. 晚上睡觉必须头朝外，白天必须坐好，认真反省；八. 犯人必须认真学习，深挖犯罪根源，不准互相包庀，九. 犯人在结案前不准接见家属，十. 犯人不准接收家属送来的食物......等等。各看守所的监规纪律基本上大同小异，最后还有“如有违犯，严惩不贷”之类的话。根据记忆，以上几条与原文不一定完全相同，但基本意思是不会错的。监号的大组长叫刘宗汉，此人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是个小特务头头。学习组长叫尹风歧，曾在国民党县党部当过文书，全监号除我一个“现反”外，还有一个叫陈昌岱的也是“现反”，其余的全是“历反”。

我到丙监大约三、四天后，又对我进行了一次提审。这次提审的主要目的是要我交待“犯罪动机”，而且换了一个审讯室，由原来的第十六审讯室换到了第二十审讯室。审讯员也不是原来的人了。他让我又把自己的“犯罪过程”大体重述了一遍，最后说：“陈奉孝，你很狡猾，你交待的都是公开的，人人都知道的，你们的秘密活动很多，你只交待了一些次要的，主要的你一点也没有交待，特别是你们的“反革命集团百花学社”的组织纲领、目的动机却只字不谈，你这样抗拒下去，后果是严重的，你自己负责！”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百花学社”是“反革命集团”的提法。过去只是说“反动小集团”，我知道问题严重了。“反革命集团”那是最严重的罪名。胡风问题不也是被定为“反革命集团”吗？全国抓了那么多人，而且由此扩大成了全国规模的肃反运动。这次北大肯定会有很多同学被捕的，我在“如此伎俩”（见“原上草”）那张大字报的预言是正确的。

我马上意识到他让我交待“犯罪动机”，目的是想引我往套子里钻，好加重我的罪名。我稍微一考虑，马上回答：“除了在长河和香山一家小饭馆里我们少数几个人开了两次碰头会以外，其它活动都是公开的。那两次碰头会不过是研究如何做个假检讨好过关，并没有研究别的问题。《百花学社》没有什么组织纲领，参加《百花学社》的人很多，不信你调查好了。至于说犯罪动机，那应该根据犯罪事实来判断，我和《百花学社》的其他成员的一切活动，其目的只不过是要求共产党实行民主，没有别的，这一点有我们写的大字报和我们办的‘广场’所发表的文章为证。”他一拍桌子说道：“你还狡猾抵赖，钱如平不是你们百花学社的成员吗？他不是贴出大字报号召你们预备好刀枪准备战斗吗？其目的不是想推翻我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又是什么？”我说：“钱如平贴那张大字报是他化名写的，别人谁也不知道，那只是他个人的想法，与《百花学社》其他人无关。”他下令：“回去好好想想，这样下去你是没有好下场的 ！”像往常一样，我低着头往回走，前几次拿枪的士兵只是在后面跟着我，这次却不时的拿枪把子从后面捣我。

进了监号刚坐下，管理员就进来发话：“陈奉孝这家伙态度不老实，你们大家好好帮助帮助他！”大组长刘宗汉首先跳下炕来，一把把我揪到地上，给了我两拳，别人也跟着你一把，我一把的对我连推带打。这差不多已成了每个犯人必经的过程，所以我也并不怪他们。接着就是让我站在地上低头弯腰，接受批判帮助。这些家伙大都没有多少文化，所谓批判大都是一些驴唇不对马嘴的话，我连理也不理他们。只有三个人对我既没有动手，也没有发言批判。这三个人一个是李延泽，一个是马逸民，再一个是陈昌岱。

李延泽和马逸民都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了。李后来对我讲，他最早翻译过“资本论”。我知道“资本论”最早是王亚南翻译的，他说他翻译过，不知真假。不过他一个六、七十岁的老人了，犯不着对我吹牛，这一点历史学家也许能考证出来。马逸民当时是北京建筑设计院的工程师。他们两个都是“历反”，具体情况不清楚。不过当时他们两个都被允许家属给送吃的，别人不被允许。陈昌岱原来是西欧一家华文报纸的记者，看样子也有五十来岁。当记者时他思想比较进步（左倾）。一九五五年周总理参加日内瓦会议时把他带回来的，任“台盟”主席谢雪红的秘书。他回国以后看到的情况与他对新中国的想象大不一样，于是记者的老毛病又犯了，不满意发牢骚。他以为还是在西欧呢，记者骂骂政府没有关系，在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不行的。特别是这人大概过去花钱大手大脚惯了，回国后挣的那点工资不够花的，就去找周总理，开始几次周总理还批给他几百块钱，老这样周总理就不理他了。他就发牢骚说受骗了什么的。特别是在整风反右期间，他又说了些出格的话，结果以“现行反革命”罪被捕了。我就挨着他睡觉，他穿着毛衣毛裤睡（那年代一般人是没有毛衣毛裤的），整天挠身上，说有小虫咬。我说你是不是生虱子了？刘宗汉让他把毛衣毛裤脱下来看看，一看里面的虱子都滚成蛋了。毛衣里生虱子是没法拿的，这倒有个好处，虱子有了他这个毛衣毛裤的老窝是不会往外爬的。刘宗汉报告了管理员，把他的毛衣毛裤拿出去用一个破铁盆煮了煮，这下可好，开水一煮，虱子是煮死了，可毛衣毛裤变成球了，不能穿了。陈昌岱还问我：“虱子是什么？怎么这么咬人？”看来他是没有见过虱子的。

过了不长时间，葛佩琦调到了我们监号里。葛佩琦是全国家喻户晓的扬言要“杀共产党”的大右派，他一进来，全监号的犯人都以惊奇的眼光看着他。葛佩琦的名字虽然我早已知道，但这却是头一回见到他。他人看上去很慈善，戴一付高度近视加散光的眼镜，平时他也不大说话。有一次在放风解手时我问他“你就是人大的葛佩琦先生？”他说：“嗯！你就是北大的学生陈奉孝？我知道你们在北大搞了个《百花学社》”。时间长了，他还对我说：“我爱人也在人大教书，她教数学，我教物理，她经常到北大去旁听丁石孙先生的课。”我说：“噢！那我早就认识了，我上课常坐在后面，有一位人大的女老师常去听丁先生的课，她有时缺了课还借过我的听课笔记，原来她就是您的爱人。我可从来没有问过她的名字 ，学生问老师的名字是很不礼貌的”。他告诉我说，她的名字叫朱秀玲。葛佩琦虽然是大名顶顶的右派，可被捕的罪名却是“历反”（因为他当过国民党的少将参谋）。关于他的案情，他一个字也没有透露过。每次提审回来，他也不说话，管理员也从来没有像对其他犯人那样，要大家“帮助帮助”他。七九年我回北大落实政策，从李燕生同学那里得知葛佩琦七五年就放出来了，现住在交道口九十六号。因为有同监号之谊且是老乡，我去拜访过他。那时刚恢复高考，他正在辅导邻居一些准备报考大学的青年的物理课，这时他才跟我讲了他过去的历史。他一方面备课辅导小青年，一方面在写申诉材料，可他的眼睛高度近视加散光，写字非常吃力，后来他就口述着，我帮他写。他的第一批申诉材料就是这样写成的。他把我帮他记录整理的材料交给邻居的小青年门，用复写纸写了许多份（至少有几十份），看来他心里有数，他的问题要申诉成功是不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