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天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一位女老师的爱人正担任一件非法集资案的当事人的辩护律师，可是因为证据不足，迟迟结不了案，于是市检察官便怀疑法官受了贿，但他也没有掌握法官受贿的证据，便想从律师身上找突破口。这位律师过去曾多次与这为检察官和法官打过交道，知道他们二人矛盾很深，知道这位检察官多次想找茬整这位法官，因此便躲起来了。再说既然做了集资当事人的辩护律师，从律师的职业道德上来说，也不宜说出不利于自己当事人的话，何况他也不知道自己的当事人是否向法官行了辉，因此只好关机躲了起来。因为找不到这位律师，市检察官便到学校找到这位女老师问：“你最近跟你爱人联系过没有？”女老师回答：“他关了机，联系不上，我家一个大活人丢了，我现在正着急呢！”检察官说：“我们监听过你跟你爱人的电话，你肯定知道你爱人的下落，你应该站稳立场，告诉我们他现在在哪里！”女老师一听便火了说“第一，我刚才已经告诉过你，我爱人关了机，我现在跟他联系不上，不知道他现在在那里；第二，你是检察官，应该懂得法律，宪法里写的清清楚楚，公民有通讯自由，你们随便监听一个公民的电话，这是违法的！你说要我站稳立场，我有家庭，有丈夫，有孩子，我不站在自己家庭的立场上，难道还要站在什么立场上？”这位检察官一下便愣住了，说了一句：“我们还会再找你！”说完走了。

第二天来了区的一位检察官，态度大变了。开口便指着这位女老师的鼻子说：“你态度不老实！”这位女老师更火了，伸手打开了这位检察官的手说：“你是干什么的？！请你懂点文明礼貌，用手指头指着别人讲话，这是侮辱人格，你再这样我要控告你！”这位检察官嘿嘿冷笑一声说：“我们要到你们家搜查！”这位女老师说：“那好！请拿搜查证来！如果你没有搜查证，破门而入，这是一种严重违法行为，我一定会控告你！”这位检察官又说：“你不怕我们把你传唤到检察院去问话？到那时可由不得你了！”这位女老师说：“你想威胁我吗？好！我等着，请你把传唤证拿来！我没有时间再跟你罗嗦，请你出去！”这位检察官还想说什么。这位女老师一摔门走了。这位区检察官也只好悻悻而去。此后再也没有什么检察官上门找她.

这件集资案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当然不清楚。不过通过这位女老师与两位检察官的对话，我觉得，现在中国人确实变了。在上世纪五、六、七十年代，中国的老百姓见了公检法人员，绝大多数跟耗子见了猫差不多，哪敢像这位女老师这样跟检察官说话！现在老百姓敢用法律维护自己的尊严了 。过去公安局一旦将人拘留起来，不等法院判决，便将被拘留人当犯人对待，其审讯方式就是“逼”、“诱”、“诈”、“拖”四个字。前三个字的审讯方式我都领教过，不过都被我识破了。“拖”的审讯方式我也亲眼目睹过：把人抓起来，几年不提审，企图从精神上将你拖垮。从报刊网络上揭露的若干案件来看，现在公检法在审讯时还继续用这四种办法。长期以来，公检法人员有一种思维定势：“我们是管人的，你如果不服管，我们就可以采取一切手段对你实行专政！”他们根本就没有意识到是纳税人供养着他们，目的是要他们为人民服务。他们也没有真正意识到必须依法办事，他们只知道依上级领导的指示办事。构建“和谐社会”的口号已经提出多年了，社会和谐了没有？没有！不仅没有和谐，而且所谓的“群体事件”却越来越多，甚至像贵州瓮安县和杨佳杀警案这样的暴力抗法事件却越来越多。这是为什么？人们不难想象，人民如果不是受到了不公平的司法对待，能起来暴力抗法吗？公检法人员之所以滥用专政工具难道不是与他们长期以来的“我们是管人的，你如果不服管，我们就可以采取一切手段对你实行专政”的思维定势有关吗？时代变了，中国人变了，面对当前风起云涌的群众维权运动,中国的司法人员的思维定势我看也必须变一变了，否则“和谐社会”非葬送在你们手里不可！

再回到杨佳案。杨佳杀了六个人，杀伤四人，如果按严格的司法程序审理，最后将杨佳处死，我想所有的人都不会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包括杨佳本人也会觉得死的明白。但这一案件的审理却严重地违犯了司法公正。控告方为被控告方指定辩护律师，这岂不是全世界天大的笑话！把即将被处死的被告人的母亲藏起来，不让跟自己的即将被处死的儿子见面，不让自己的母亲出庭，不让杨佳的母亲会见记者，不让涉案的七名警察出厅与杨佳对质，这简直是公开践踏司法！说句老实话，杀杨佳很容易，但杀了杨佳后，关于杨佳的母亲问题，如何向广大人民群众交代？为什么许多人把杀人犯当成了英雄看待？为什么有一万多人，包括司法界的名人，联名要求重新公开审理，要求特赦杨佳？这本来是一件非常简单的杀人案，上海司法界的先生们，你们不觉得这样审理太愚蠢了吗？你们不觉得现在的中国人已经变了，你们还想用欺瞒的手段对待老百姓已经行不通了？这一案件的处理肯定要写入中国的司法史的，你们不怕背恶名吗？我看你们的思维定势的确是应该改一改了！

二00八年十月二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