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林希翎相识是在一九五七年五月底，那时正是整风反右运动的前夕（尚未开始反右），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贴满了北大的校院。前期的大字报基本上都是北大的“右派”同学贴的，其内容都是发自青年大学生的爱国热情，为了争取民主，继承“五.四”传统，向共产党提出了发自内心的中肯的意见（详见《原上草》）。为了使运动能深入发展下去，谭天荣、王国乡、龙英华、张景中、杨路和我等六人发起成立了一个组织“百花学社”，并联合中文系的张元勋、沈泽宜、崔德甫、张志华，哲学系的叶于胜、袁橹林等人创办了一个刊物“广场”。
一九五六年二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了反对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揭露了在斯大林执政期间所犯的令人发指的暴行（在苏联肃反扩大化，错杀了五、六百万无辜的人，其中苏共第十七次代表大会--胜利者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有三分之二以上都惨遭杀害）。一开始，中国政府矢口否认这个报告的存在，但当时北大有几百名苏联和东欧各国的留学生，北大还有西方各大国的英文报纸，那上面都刊载了这个报告的全文，因此要想封锁消息，那是不可能的。不久，这个报告的内容就在北大流传开来。
在五七年整风反右初期，我们想把这个报告翻译出来发表在“广场”上。因为当时在我国知识分子当中普遍认为，五五年由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引发的全国规模的“肃反”运动，也像当年的苏联一样，严重扩大化了。因此我们想把这个“秘密报告”发表出来，作为向政府的一个警示。于是，数学系的年轻助教任大熊便从北大第三阅览室借出来一份英文版的英国“工人日报”，那上面刊载了“秘密报告”的全文。但报告的文字太长，因此便由任大熊、陶懋颀（数学系年轻助教）和我各取一部分翻译了出来，最后凑成了一个整体。但我们三人都不是学外语的，怕翻译的有误，想找一份中国官方的中文稿核对一下。恰好在这时林希翎来北大看大字报，王国乡告诉我说，林希翎能搞到这份报告，中央委员都有。胡耀邦是中央委员，林希翎正与胡耀邦的秘书谈恋爱，可以想办法借出来看看，跟我们翻译的核对一下。于是我便去人民大学找了林希翎。
林希翎来北大是刘秉彝、王国乡、陈爱文、江文等人把她领来的。她来北大只是看北大同学贴的大字报，因为是在“百花学社”成立之前，我没有跟她接触，也不认识她。但林希翎的大名我却早已知道。因为在整风反右运动之前，“中国青年报”就发表过她写的文章，也发表过攻击和为她鸣不平的文章，因此那时她在大学生中已有一定影响。我们创办“广场”后，王国乡告诉我林能搞到这份报告，所以我才去找的她。我是以“百花学社”的名义去请她的。
她单独一人住在一间学生宿舍里。我一进门看到她，个子不高，穿一件退了色的旧军女列宁服（那时部队的女战士都穿这样的衣服），扎着两个小辫子，一双布带鞋，两只大眼睛满精神的。但她的床头上却贴着一首“红楼梦”里林黛玉的“柳絮词”。看过“红楼梦”的人都知道，林黛玉的这首“柳絮词”是很凄惋伤感的。在这之前，因为我看过她发表过的文章，在我的想象中，她应该是一个锋芒毕露、大胆泼辣、有棱有角、桀骜不驯的女斗士的形象。她怎么把林黛玉的这首充满伤感的“柳絮词”贴在自己的床头上呢？这似乎与她的性格不协调。于是我们便从这首“柳絮词”谈起，她向我讲了她的全部身世。
她原名叫程海果，浙江人。有人说她取笔名林希翎是因为崇拜李希凡和蓝翎，因此才取了二人名字中的各一个字作为笔名，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解放前，她父亲在上海经商并在国民党政府里任职，娶了个小老婆，把她们母女俩遗弃了，她便帮着她母亲做花伞为生。因为她天资聪明，她母亲一直供她读书，直到初中毕业，再也供不起她了。要知道，解放前穷人家的孩子多半是上不起中学的，因此便给她买了一张船票，一个十三岁的小姑娘便只身去了上海找自己的父亲。父亲是找到了，但她的后妈不容她，小姑娘的个性又很强，一赌气便离家出走了。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姑娘，在十里洋场的大上海，无亲无故，投奔谁呢？最后她流浪到了上海郊区。那时解放军在上海的外围已很活跃，结果被解放军收留了。那时解放军的官兵绝大多数都是农民子弟兵，没有文化，象林希翎这样的初中生就算是“女秀才”了，于是让她参加了文工团。因为她聪明伶俐，口才又好，深受部队官兵的欢迎。解放后，南京军区的一位比她大二十多岁的高级将领想娶她，她坚决不同意。领导问她，将来想干什么？她说想念书，于是就把她保送到了人民大学新闻系。那时的人民大学不收一般的高中毕业生，收的都是由部队转业下来的中下级军官或工人中的劳动模范。人大的任务是为共产党培养各行各业的领导干部的。
一九五六年林希翎毕业后，在“中国青年报”当了一段实习记者，到玉门油矿和东北采访过，同时认识了民革中央女常委谭惕吾（反右当中谭也被打成右派，因此就有人检举说林希翎认了谭惕吾为干妈，其实根本没有这回事，纯粹是造谣攻击）。这时她开始发表文章，批评苏联的左倾文艺政策，引起了文艺界和团中央的注意。有人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文章，对她进行人身攻击，说她有什么个人野心，还有人攻击她说爱情不专一等等。也有人写文章为她鸣不平。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对青年大学生是非常爱护的。他提出对象林希翎这样有才华的青年，不要轻易棒杀。五六年底，林希翎又回到了人民大学读法律系读研究生，不久，整风运动就开始了。她首先在人大写大字报、做街头演讲，向人民大学的领导提了不少意见，并批评苏联和中国的左倾文艺政策。因为她演讲的口才非常好，赢得了很多人的支持。
北大中文系的刘秉彝、王国乡、陈爱文、江文等同学领她来北大看北大同学写的大字报（刘曾经是她在部队的战友，王、陈、江怎么跟她认识的，我不清楚），看后她说“还是北大有民主气氛”。回人大后她继续做她的街头演讲，北京各大学陆续都知道了。当时除北大的谭天荣外，林希翎和北京航空学院的周大觉（青年教师），已成了影响很大的青年右派。
因为刘奇弟在大饭厅贴了一张大字报，公开替胡风鸣冤叫屈，所以北大学生会便组织了一次辩论会。刘秉彝同学是调干生，在部队时跟林希翎是战友，把林希翎也请来了。会场就设在有名的北大三角地，搭了一个台子，上面挂了一条横幅：“胡风究竟是不是反革命”？许多人抢着上台发言，有的为胡风辩护，有的反驳，会场的气氛非常激烈。刘奇弟第一个上台发言，我也上台发了言，为胡风辩护。最后林希翎上台发言，她说：“从目前公布的三批材料来看，下结论说胡风是反革命为时尚早，检察院至今没有公布侦察结果，这就说明了问题”。她还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现在看来已经过时”。台下马上有许多人高喊：“不要煽动！胡风问题的性质是毛主席定的”！林希翎接着说：“毛主席的话又不是金科玉律，为什么不能反对”？台下又有许多人高喊：“不要听林希翎造谣煽动！林希翎滚回人大去”！会场秩序大乱，开不下去了。
林下台后许多同学挤上去让她签名留念，也有人对她进行漫骂。这时团委书记石幼姗将她领到十八斋一间学生宿舍休息，并由四个人陪着她。这四个人当中，两名左派是石幼姗和丁尔纲，两名右派是杨 路 和我。我还向石幼姗提出应当改选学生会，我当时的情绪非常激动。快到夜里十二点了，由八个同学护送林希翎回人大。送她的人也是四个左派，四个右派。四个右派是谭天荣、张锡锟、杨 路和我，四个左派有丁尔纲，另外三人不记得了。走到南校门时，有人还喊：“林希翎来北大一趟，我的喝水的杯子不见了”！
过了几天我和张锡锟、李燕生等同学又以“百花学社”的名义去请她第二次来北大演讲，开讲之前，她先说：“上次我来北大参加辩论会，有人喊他的喝水的杯子不见了，我声明，我没有偷你的杯子”。接着有人写纸条给林希翎，向她道歉说：“上次我喊丢了杯子是团支部书记叫我讲的”。从这一件小事就可以看出当年反右运动所采取的一些手段是多么卑劣。有一位左派同学指着鼻子问林希翎：“你这次又来干什么”？她回答说：“看看何其芳老师”。左派同学李思敬马上打电话问何其芳，何回电话说：“我没有林希翎这个学生”！李思敬马上就把何其芳回的电话在大会上念了，这实际上非常无聊。第二天李燕生同学还写了一付对联：
李思敬思敬不敬
何其芳其芳不芳
加以讽刺。
林希翎这一次来北大演讲谈的问题很多，详细情况记不得了，只记得她除了再次为胡风辩护外，还特别谈到了法制问题，谈到了目前共产党“以党代政”和“权大还是法大”的问题。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是一个人治的社会。“法”都是最高统治者为“治”老百姓而定的，不仅封建皇帝不受法律的制约，就连一般的官员不也是享有“刑不上大夫”的特权吗？解放后口头上说人民当家做了主人，但实际上仍然是一个人治的社会，就连枪毙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不是还要毛泽东亲自批准才能执行吗？毛泽东说的话，没有人敢反对。“权大于法”是实实在在的。就是到了现在，虽然一再强调“以法治国”，但各级领导干于司法的事情不是比比皆是吗？因此说，在五十年代象林希翎这样的热血青年，敢于不避风险，公开提出“以党代政”、“权大还是法大”的问题，实在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仅此一点就应该在历史上用重彩书写一笔。
此后不久，“人民日报”六月八号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大规模的反右运动开始了。林希翎逆风而上，继续在人大发表演讲。人大党委组织人对她进行了无数次的围攻。面对那些莫须有的罪名的指控和下流的人身攻击，她毫不退缩，坚持自己的观点。学生右派中，她的名字第一个上了报纸，后来还上了反右运动中搞的一个记录片，她成了家喻户晓的大学生中的头号右派。
反右运动白热化以后，她也象北大的几个著名的右派一样被人大党委派人监视了起来。在这之前，几乎每天都有北京其它院校的同学去访问她，但她被监视起来以后，外校同学再去访问她，就被人大校卫队挡住了。不仅挡住了，而且记下你的名字，通知你所在的学校，成了你被打成右派的罪行之一。有一天晚上，我摆脱了监视我的人员，偷偷去看她，那时人大的围墙还没有修好，我是钻铁丝网进去的。她的宿舍里贴满了带侮辱性的大、小字报和漫画。我问她：“对这写东西，你怎么看”？她笑笑说：“这除了说明他们的无能和理屈词穷外，还能说明什么呢”？
过后不久，我被捕了，关于她后面的情况就不知道了。但五八年在北京草岚子看守所遇到了人大的葛佩琦和人大学生何铁生（他也是林希翎的崇拜者之一），何铁生告诉我，反右期间，林希翎一直被留在人大当“反面教员”。后来大批右派被送去劳动教养，有的被逮捕判刑，她却继续被强迫留校当“反面教员”，天天遭到围攻和辱骂，这对人的精神上的折磨是很残酷的。她便多次要求去劳改队，最后象我一样，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刑十五年，进了北京监狱，此后就再也不知道她的消息。
一九八0 年，我住在北大招待所等待落实政策，专门去人大打听过林希翎的下落。人大落实政策办公室的一个人告诉我，林希翎现在浙江一家工厂劳动，她的右派问题不能改正。因为当时中央对反右问题定的调子是：“反右运动是必要的、正确的，只不过是扩大化了”。既然反右运动是正确的，当然就不能不留下一部分人，不予改正。因此，大“右派”留下了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彭文应、陈人炳等五人，大学生中的右派留下了林希翎和我。后来又给已经改正过了的右派“割尾巴”（七八--八0 年改正了的右派，大都留下了尾巴。胡耀邦当了总书记后提出，既然给他们改正了，就不要再给人家留下一条尾巴，这样他们才能心情愉快地投入四化建设。）我沾光于八四年也改正了（我可能是大学生右派当中，最后一个被改正的）。这样林希翎便成了目前仍然活在世上的唯一一个没有被改正的右派，成了比大熊猫还珍贵的“稀世珍宝”。
九四年夏天突然接到林希翎从青岛寄给我的信，要我去青岛见她。我马上去了青岛。她告诉我，她是从谭天荣那里打听到我的地址的。见面后她向我谈了她后一段的情况。她五八年进监狱，被判刑十五年，受尽折磨本应该在七三年释放，可不知为什么，有一天毛泽东他老人家突然心血来潮，想到了林希翎，问旁边的工作人员，林希翎现在在哪里？工作人员告诉他老人家，她还在监狱里服刑。毛又问，还有多长时间刑满？工作人员说，大约还有半年。毛说，让她出来吧！就这么一句话，她被提前半年释放了。释放后被送回浙江老家在一家工厂里接受监督劳动，继续改造，用当时的话来说，这叫作接受“群众专政”。因为是伟大领袖一句话，她才被释放的，所以厂里的领导和红卫兵组织一直对她还不错，不象其它右派那样，在“文革”中第二次遭了难，有的被红卫兵活活打死。当时厂里还有一个接受监督劳动改造的小伙子，对林希翎很崇拜，因此在一半是自由恋爱，一半是拉郎配的情况下，两人结了婚，后来还生了两个男孩，可是小伙子比她小了整整十岁。
由于她的右派问题没有得到改正，胡耀邦总书记于八五年批了五万元给她，让她带着她丈夫、两个儿子、老母亲一起去了法国，因为她父亲在法国，来信说病危，要她去法国接受部分遗产。到了香港后，她与丈夫办了离婚手续，并给她丈夫在香港的一家船务公司找了一份工作。我问她为什么要离婚？她说：“他比我小了整整十岁。从生理里上来讲，男的比女的大几岁才合适，我已经老了，她还正当年，我不能耽误他的青春年华”。看来她在婚姻问题上是比较理智和通情达理的。
林希翎刚出国那一阵子，海外媒体炒的很热，外台广播说，在港、台和法国刮了一阵“林希翎旋风”。
到了法国以后她才知道，父亲并没有病，也不是想让她去接受什么遗产，而是台湾当局的海外组织想发展她当什么“反共义士”。她父亲是国民党海外组织的成员。刚到法国时，法国的政界、学界对她都很重视。巴黎大学社会学院聘她为客座研究员，给她的待遇也很高，但她干了一段时间以后就辞职不干了。她想自己写东西，她也很喜欢参加海外华人的一些集会，发表演讲。同年晚些时候，台湾当局邀请她到台湾访问。台湾当局认为既然她在大陆被共产党判了十五年徒刑，她到台湾后一定会揭露大陆共产党的黑暗，这样就可以争取她当“反共义士”。可她到了台湾后不仅没有讲大陆共产党的一句坏话，反而对台湾当局的一党独裁进行了抨击（那时台湾还没有开放党禁）。这下惹怒了台湾当局，宣布她是不受欢迎的人，将她驱逐出了台湾。在回法国时，途经美国发生了一次车祸，被撞断了四跟肋骨，她说这是在美国的台湾当局的特务干的。她在台湾发表演讲的录音，我在收音机上听到过，跟她对我讲的完全一样，没有半点自我吹嘘。
她给我的名片上印的是“法籍华裔自由作家”。我问她目前在法国靠什么生活？她说靠写点东西拿点稿费，另外还接受法国政府发给的社会救济金。她老母亲还健在（九四年），大儿子已大学毕业，小儿子刚考上大学。
我问她这次回国的目的是什么？她说她要搜集一点资料，写一本当年整风反右的书。她认为反右运动已经过去快四十年了，至今还没有一本系统地叙述当年反右运动这一段历史的书出来，这不能不说是国人的一种失责。她想写一本比较系统、详尽地叙述当年反右运动的书，在一九九七年整风反右运动四十周年时发表出来作为纪念。我说：“要想比较系统、详尽地记叙当年整风反右的情况，关键是要搞到当年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决策层对这一问题的决策过程的资料。但共产党有关这方面的档案至今还没有解禁，你恐怕搞不到”。她说搞不到也不要紧，我先把当年各大报纸上刊载的有关这方面的文章整理出来再说。同时她要我给她写一份有关当年北大整风反右运动的回忆材料给她。她特别强调要我把“百花学社”和“广场”成立、出版的经过以及她两次到北大发表演讲的情况，尽可能写详细点。因为时间仓促，我用了两天时间写了一份东西给了她。另外，落实政策后，李燕生同学把他保留的一本“广场”给了我，既然林希翎要写一本有关这方面的书，我就把这本“广场”给了她 。后来有同学对我讲，你应该给她一份复印件，原件留着。可我当时根本没有考虑这些。九八年回北大参加百年校庆，有同学告诉我他到美国后，因为他是学历史的，也想写当年的这一段历史，托他在国内的母亲搞一本“广场”。他母亲打听到北京医药公司有一位姓杨的老学友，（当年他不是右派）手里还保存着一本，她想出高价买，姓杨的老学友没有卖给她。
林希翎已经得了严重的哮喘病。我到青岛见她时，曾在鲁迅公园作过一次长谈，在我送她回去的时候，因为要爬很多台阶，我搀着她，每上两三级台阶，她就喘得上不来气，太可怜了。因为她在法国还要靠拿救济金生活，我想在经济上帮助她一下，但我又不是什么大款、大腕的，没有经济实力。她在法国领取的救济金比我在国内的工资还高十几倍，这次他还送给了谭天荣一部计算机。因此当我提出来尽我的力量帮助她一下的时候，她笑笑说：“你在大陆教书，每月的工资不过几百块钱，你怎么帮助我？我在法国虽然靠拿救济金生活，但如果你需要的话，在经济上我帮助你一下倒是可能的”。当然，我也不会要她的帮助。临分别时，她还对我讲，问我想不想到法国去？我说：“现在不行，如果我走了，就要把老婆孩子扔下。我不能这样做。我老婆原是北京的下放青年，比我小十四岁，我们是患难夫妻。当初我们结婚时，她是放弃了回北京的机会，顶着家庭反对的压力跟我结的婚，我绝不能做出对不起她的事情来”。她说：“你的决定是对的，做人应当有原则，将来如果有机会，希望你能到法国来看我”。
九五年我帮一家公司搞对俄贸易，去过海参崴一趟，本想借机会绕道去法国一趟，但签证很麻烦，费用也太高，公司经理也不同意，再说签证的日期也到了，因此没有去成。由于原苏联剧变后，头几年俄罗斯一直处于混乱状态，对俄贸易很难做，不久也就停了，因此直到今天我也没有机会去看过她。
九五年春我突然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上听到广播说，林希翎的小儿子刚考上大学不久，便因为参加了邪教而跳楼自杀了，林希翎发誓要跟邪教周旋到底。我听后非常吃惊，打电话问这事，接线员叽哩哇啦对我讲了一通法语，我又听不懂。后来才知道，巴黎的电话号码刚由 8 位改成了 10 位，接线员可能是用法语向我解释。
我本来盼望她准备写的书，在九七年能出来，可至今没有看到。我想她儿子的死，对她的打击太大了，书没有出来，这恐怕是一个主要原因。
九八年秋天，原北大西语系法语专业的女同学陆丙安（也是右派，八十年代初去了法国）偕丈夫熊秉明先生来华访问，途经成都，那时我正好在成都，跟陆丙安夫妇见了面，并陪他们在成都玩了一天。陆丙安告诉我了有关林希翎的其它一些情况。
林希翎刚到法国时很活跃，经常有记者围着她转，出尽了风头。现在却很少跟人打交道。过去她还经常到我这里来走走，近几年不来往了。现在她已经搬了家，连她的电话号码我也不知道。
九四年林希翎回国时倒是向我提到过陆丙安，说陆丙安现在已经成了富婆了，我不愿意跟富人打交道。此外，关于陆丙安的情况她一个字也没有跟我说过。
陆还告诉我，听说林希翎最近得了乳线癌，我听了十分难过。我有心想帮助她，却无能为力。二000年她回到上海打电话告诉我，因患乳线癌，已经做了乳房切除手术。
今年四月我去北大参加一次同学聚会，正好她也回国住在人大原老书记家里。通话后我问她近来身体好吗？她说现在是苟延残喘，恐怕活不了几年了。我又问她这次回来要做什么？她说要求统战部给她的右派问题改正。统战部给她的答复是，你的右派问题现在还不能改正，你生活上有什么困难提出来，我们可以设法给予一定的帮助。九四年她回国时曾为自己是唯一一个仍然活在世上的右派而骄傲，今天她又要求给她改正，这是一种矛盾的心态或是一种无奈，恐怕只有她自己才能说清楚。
林希翎的一生是充满苦难的一生。她性格太强，锋芒直露，不善于跟人相处。她在法国写过不少东西，但因政治理念上的原因发表不了。二000年她回到北京与王国乡、邓九平、钱理群诸君会过面，谈她写的东西能否在国内发表，还是因为政治理念方面的原因发表不了。她的致命的弱点就是她的过于强烈的自我中心主义。从她的性格和素质上来讲，她恐怕只能扮演一个悲剧的角色。她后半生的结局很可能会应了当年她挂在床头上的那首林黛玉的“柳絮词”，会很悲惨的。
也许是因为上了年纪的关系吧，眼前的事情时常忘记，而过去的事情却显得越来越清晰。当年北大整风反右的一幕幕场景时常出现在我的脑海里，尤其是那些被投进监狱、劳改、劳教队被折磨至死的同学的身影，近些年来，在睡梦中时常从我的眼前飘过。当年林希翎的音容和她在辩论会上犀利的语言更是经常在我的脑海里出现，特别是九四年我与她再次会面以后。现在有人提出对过去的事情应该淡忘，可我总是也淡忘不了的。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日
二00四年十二月三日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