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改正、平反二十年了，有了一个温馨的小家庭，过上了一个正常人应该过的生活，然而有一块重重的石头一直压在我的心头。每当回忆起往事，夜不成寐或独自向隅而思的时候，就情不自禁地潜然流泪。许多当年的同学和朋友都知道，我是一个性格非常倔强的人，无论是在当年反右运动中遭到批斗和围攻或是在后来的劳改生涯中，面对捆绑吊打和老虎凳这样的残酷折磨，我从没有掉过一滴眼泪，可是每当我想起被杀害的刘奇弟和张锡锟两位同学，我却怎幺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
刘奇弟和张锡锟都是我当年北大的同学。刘奇弟是物理系四年级的，张锡锟是化学系三年级的。过去我们不认识，是在那场轰轰烈烈的整风反右运动中才认识的。刘奇弟，湖南人，铁路工人子弟，不仅在专业学习上优秀，而且擅长作曲、指挥并能拉一手优美动听的小提琴，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一九五五年反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中，他因为替胡风鸣不平，被打成反革命，在学校遭隔离审查受管制，五六年经甄别平反，继续在校读书。五七年在那场整风运动中，他在北大大饭厅的南门贴了一张大字报“胡风绝不是反革命--为胡风招幡”并附了一副对联“铁窗锁贤良，天昏地黑；忠臣血撒地，鬼哭神号”（因为当时谣传胡风已死在天津监狱里），在全校引起了极大的震动。
要知道，“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罪名是伟大领袖钦定的，刘奇弟贴大字报要求为胡风平反，这不是公开向伟大领袖挑战吗？当时我就认为不打他反革命才怪呢！不过我却为他的勇气和胆量所折服。当时他曾经对我说过，在他贴这张大字报之前，是意识到会有坐牢和杀头的危险的，但他却毅然这样做了。于是在系里和全校遭到了批斗和围攻，但他不为所动。一个人为了自己认为正义的事情而甘愿做出牺牲，这是令人佩服的。
稍后我与谭天荣等几位同学发起组织了“百花学社”，刘奇弟想加入，可有的人不同意，因为刘奇弟的言论过于激烈，担心他加入后会对“百花学社”造成不利影响，可我坚持吸收他加入。我认为，所谓的“胡风反革命集团”在当时的文艺界已经引起了很大的不满，既然刘奇弟能不顾个人安危，毅然把问题提出来，我们有甚么理由害怕他加入呢？我们这些人不都是为追求真理、不畏权势而组织起来的吗？最后还是让他加入进来了，逐渐我们成了莫逆之交的好友。
到反右的后期，全校的右派分子都遭到了围攻，“百花学社”被迫宣布解散。为了创办“百花学社”的刊物《广场》，当时我把自己的衣物全卖了。九月份，天气凉了，我身上只有一件单衣，是刘奇弟从身上脱下了一件线衣给了我。反右运动越来越激烈，我估计迟早自己要被捕，因为“百花学社”被定为“反动组织”，而我被定为“百花学社”的幕后组织者，我就是穿着这件线衣逃跑的。我被捕后，这件线衣一直穿在我身上，直到十五年刑满后当“二劳改”，七六年在大兴安岭伐木时，因为我揭发劳改干部贪污盗窃被弄到深山里吊起来两个月，在清理帐篷时被人发现这件补定丁摞补丁的破线衣，以为没人要了，给扔到火炉里烧掉了，使我感到万分痛心。
刘奇弟被捕后跟我一样被判刑十五年，一九五九年四月六号跟我一起被押送到黑龙江省密山县兴凯湖劳改农场劳改，他在五分场，我在四分场，从此以后我们就没再见过面。后来从五分场调到四分场一批犯人，有个叫孟福五的犯人告诉我，刘奇弟因为不认罪，多次被吊起来拷打，后来疯了，被塞进了像狗洞子一样的小号里，一九六一年疾病加冻饿死在了小号里。
刘奇弟被关过的那种小号，我也曾被关过五个多月。小号的寛八十公分，高一米，长一米五左右，人站不起来，躺着伸不直腿，地下铺着二十公分厚的稻草，身上戴着铐镣，一天只给三两八的苞米糆稀粥喝，在零下三十多度的严寒天气里，能活着出来，那真算是“命大”。
刘奇弟本来身体十分瘦弱，又有结核病，不要说关小号，就是一般犯人处的兴凯湖劳改农场那种恶劣的环境，十五年他是活不出来的 。我所以能够从劳改队里活着出来，那纯粹是侥幸罢了。
张锡锟，化学系三年级同学，在“百花学社”成立前他曾经写过一张大字报，题目是“制度问题”，在文中张锡锟明确指出：“三害”（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根源在于制度 。这张大字报给我的印象特别深。文中提到了“制度是人订的。而每个人都有其局限性、两面性。...,无产阶级专政体现在制度上。制度并非神圣不可侵犯。”文中还提到了等额选举的不合理性、在民主集中制下集中过多的弊端以及人人在宪法面前应该一律平等等。当年像这样一针见血地把问题提到了要害之处的大字报无论是在社会上还是在大学里都是不多见的。这张大字报有幸被选进了邓九平和钱理群先生编辑出版的思忆文丛《原上草》里。有兴趣的读者不妨找来看看，看后您会感到有一种心灵的震撼的。要知道，那是四十多年前由一个二十出头的无名之辈的青年学生从心底喊出的。这张大字报的内容在当时虽不能为当政者所容，但对今天和今后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大业仍然会有很大的启迪作用。
“百花学社”成立后，张锡锟加入了进来，我们便渐渐熟悉了。他给我的印像是，此人敦厚塌实，朴实诚恳，忠厚热情。他沉默寡言，从不爱出风头，是个非常值得信赖的人 。反右后期，“百花学社”被迫宣布解散，印《广场》的纸张和稿件也被当时的《工人日报》出版社扣押。为了抗争，“百花学社”的成员不少人把自己的衣物卖了，买了部手推式油印机和少量的大白纸，在我住的宿舍里刻蜡版油印。我们连续干了四个昼夜，其中张锡锟就一直没有离开过。他这种默默无言，埋头苦干的精神，让人很受感动。当时人们称以张锡锟为代表的我们这些人为实干家。
我被捕后一直不知道张锡锟的消息。七九年在北大招待所等待落实政策时，听说张锡锟后来被枪毙了，详细情况是八六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在青岛遇到张锡锟的妹妹才知道的。我被捕后，他跟其它右派同学一样被送去劳教，六九年由北京劳教队转到了川北的一个劳教队，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七六年底被枪毙了，罪名是“企图组织逃跑”。既然是“企图”，又没有构成事实，何以被判死刑呢？那时是没有甚么法律可言的。
对于张锡锟的死，他妹妹八 0 年去川北那个劳教队问过，要求给张锡锟平反，可劳教队的干部说甚么也不肯，他妹妹也没敢继续追问下去。因为张锡锟还有一个不懂事的小女儿，女儿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怕再折腾下去，会影响孩子的前途。要知道，那时虽然粉碎了“四人帮”，也开始拨乱反正，但因为过去的极左路线思想的影响太深，再加上过去党的政策往往是朝令夕改，因此人们担心，今天虽然给右派摘帽、改正、平反，明天还缓不知道怎么样。
张锡锟死后，妻子改嫁，女儿随母亲改姓，此后便很少有人再提到他。听后我心里感到无限的悲凉。
刘奇弟、张锡锟等一批同学和友人死了，而我却仍然活着。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我觉得自己好象当了逃兵一样，一种莫名其妙的自责心理一直在噬咬着我的心灵。这么多年来，刘奇弟和张锡锟的身影时常出现在我的梦寐之中。记得有一次我刚结婚不久，梦见刘奇弟被打得满身是血，我一蹬被子吓醒了。我爱人问我是不是又做恶梦了？我把梦中的情况告诉了她，说着说着我流下了眼泪。我爱人了解我的性格，我是不会轻易掉眼泪的。她劝我说：“过去的事情别老再想它了，他们已经死了，你又没有能力去为他们平反昭雪，老想过去的事情又有甚么用呢？我们现在过的不是很好吗？今后你别再惹事，别再自讨苦吃就好了，你前半生遭了那么多的难，九死一生好歹活出来了，今后咱们还是好好过日子吧！”
是呵！我有甚么能力去为他们平反昭雪呢？但他们的冤情却象一块重重的大石头一直压在我的心上，我为自己的无能、无力感到无奈和痛苦。近几年来，随着年龄的增长，每当我回忆往事，想到他们的时候，就控制不住自己，潜然泪下，是我的感情变的脆弱了还是甚么别的原因，我说不清楚。鲁迅先生写过《为了忘却的纪念》，但对于刘奇弟和张锡锟，我是无论如何也难能忘却的。我知道天国是虚无缥缈的。如果天国真的存在，我盼望着不久的将来，能与他们在天国相会。也许到那时，我内心的痛苦才能消失。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