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党中央开始推行干部年轻化、知识化政策，社会上便流行着这样一句顺口溜“年龄是个宝，文凭少不了，条件具备了，还要看领导”。各类各级政府干部纷纷参加各类自学考试，想拿文凭升官，于是各地各类补习班便风起云涌地办起来。这时各中、小学隔三叉五被勒令停课，腾出教室做考场。有一次我所在的学校是自学考试的考场，我是监考老师之一。我所监考的教室参加考试的三十名人员全是公检法成员。开考前五分钟，我宣布考场守则，并说“大家都是执法人员，不过今天是我执法，希望大家严格遵守考场守则，不论谁违犯了考场守则，我将严格按照考场守则的规定处理”。底下这帮考员嘻嘻哈哈，有说有笑，根本没有拿我讲的考试守则当回事，更没有把作为监考老师的我当回事。考试铃响了，我把试卷发下去，刚回到讲台上，坐在最前排的穿警服一位考员便拿出小抄准备往卷子上写，我过去把他的小抄没收了，并当堂宣布这位考员的试卷作废，写进了考场记录。底下马上有人喊“吆好！玩真的！”，同时三十名考员大都停了笔，毫无顾忌地议论起来。在走廊上来回巡视的韩校长听到我所在的考场人声喧哗，便点手叫我出去问是怎么回事？我把发生的情况向他讲了。他说：“老陈！你不能把他们当学生看待，他们都是政府干部，你要通融一点。”我说：“怎么通融？考场守则可是国家规定的，凡参加考试的人人都应该遵守，难道政府干部参加考试就可以不遵守吗？我按照考场守则的规定办，难道不对吗？”韩校长又说：“唉！你别太死心眼了！学校有些事往往还要求着他们。”我说：“既然这样，还要监考老师干什么！”说完我回到教室，发现他们人人都拿出小抄往卷子上写，于是我便再一次下去没收他们的小抄。这下考场乱了！他们纷纷扔下卷子退出了考场，从开考到现在前后不到二十分钟。
这些人出来考场后在走廊上继续吵吵嚷嚷，其他考场的人也知道了。考完后许多老师问我是怎么回事。我把发生的情况谈了后说：“他们这些家伙，平时对待老百姓吹胡子瞪眼惯了，根本没有把我们老师放在眼里，我这次就是有意要教训教训他们！”大家为我的做法叫好。也有的老师警告我“当心他们找茬报复你！”我说：“犯法的事我不做，我也没有什么事要求着他们的，我怕他们什么！”不过，从此后凡再举办成人考试时，学校再也不用我当监考的了。
还有一件事。那年有个高考补习班，我应邀去讲高等数学（初等微积分和线性代数）。课堂上有一位学员是位副区长。可是他只听了第一堂课，此后直到结束，再也没有见他到课堂。后来听说他竟然顺利地拿到了大专毕业证（他本人的原来学历是中专），而且升到了副市长。因为我是市政协委员，不久在政协又听说这位副市长又拿到了山东大学的函授本科毕业证。再过后这位副市长又升成了市委书记。更令人吃惊的是，后来听说他又拿到了博士毕业证，并且成了“博导”！乖乖！在大学里，一般教授要成为博导，也并非易事。一个原本是中专水平的人，不过四、五年的时间，竟然成了“博导”！此人真可称为“奇才”！不过他究竟“导”过谁，“导”过些什么东西，这一点谁也不知道。
上世纪九九年我在成都科分院参与教育软件开发，那时进行了一次全国人口普查。从《成都商报》上看到，通过这次普查发现，全国的假文凭竟然有五十多万张！这其中党政干部的假文凭究竟占多大比例，报纸上当然不能透露。现在各种各样的假货充斥市场，“三鹿牛奶”事件都闹到国外去了。我想这种全民造假活动也许正是从八十年代中后期的假文凭开始的，究竟谁应该负责呢？
陈奉孝
二00八年十一月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