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研究从无到有，且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进展，其研究路径，大致可以划分为三条，其一，是输入西方有关知识分子的理论，并由此引发人们对知识分子这一具有特定所指的概念的思考。这方面的单本译著由各出版社陆续出版，其中以江苏人民出版社的“知识分子译丛”最为系统；其二，是从中国历史出发，在爬梳整理历史的同时，特别关注近现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和行为方式。其三，是道德批判。道德批判，顾名思义，是以西方知识分子的道德为准绳，以现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为批判对象，其特征是现实感较强，直截了当而不乏语言上的犀利。
这样笼统的划分，可能也有挂一漏万之嫌。因为随着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思想史、文化史和学术史研究的复兴，研究者所涉猎的，无论是思想，还是文化，或者政治、哲学与社会思潮，其对象大多也没有脱离知识分子的范畴。所以，从广义上说，这部分的研究也可以算作知识分子研究。
在我的印象中，激情澎湃的八十年代与学者强烈的社会参与意识恰相配合，而知识分子研究免不了受此激情影响，呈现出泛论多、理智少的状态。如果笼而统之地看，这个印象并不完全错，但深入地考察，却显然是以偏概全了。
社会学家郑也夫是八十年代知识分子研究主要的鼓吹者和实践者之一。他新近出版的《知识分子研究》（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1月版），可能是中国大陆近几十年来第一部以“知识分子研究”命名的著作。这部著作大约一半的篇幅写于八十年代末。而从内容看，其所涉之处，仍是当下知识分子研究的问题所在。但如果说，八十年代仅是一个提出问题的时代，也许又要失之偏颇了。因为在激情之下，理性的暗潮也随之涌动。郑也夫先生在《知识分子研究》的后记里，提到他所组译的一组西方知识分子研究的译著，可以说是行动上的一个证明。这些著作都是西方研究知识分子问题的经典，它们从理论上辨析了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特殊阶层的种种所涉。幸运的是，它们中的大部分，十年后，都在中国大陆正式出版了。
《知识分子研究》所收的多数文章，应该说是理论上的一个证明。当然，作者在理论上仍有游移，他写于九十年代的文章更多地是从知识社会学的视角切入的，如《大学与知识分子》、《图书馆的社会学研究》等等，理论性或曰学术性似更强一些。而写于八十年代的文章则基本建立在问题意识之上。简单地用时代划线，对作者是不公平的，但时代的印记也不能忽视。
虽然就个体言，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的反思意识一直就没有中断过，但就群体看，八十年代是以知识青年集体觉醒为标志的众神狂欢的时代。职是之故，知识青年的社会角色寻找就不可避免。郑也夫先生的问题意识正是从此入手的。他的许多文章都暗含着八十年代的知识青年自我定位的急迫要求。知识青年在八十年代开始集体觉醒，其表现便是以强烈的叛逆的姿态去面对长期缰化的意识形态说教，并且由此而生发出了许多关于现实的反思。
1984年郑也夫先生开始对知识分子问题产生兴趣，在国外留学期间便广收西方学人关于知识分子的经典著述。西方的影响在上述文章里都有显现，但像所有对知识分子问题感兴趣的人一样，它们首先源自一种个人的体验。这其实也是知识者个人自觉的表现。典型的例子反映在《知识分子与大众》、《知识分子与政治》两篇文章里。
在《知识分子与大众》中，作者分析了革命以来的政策后，以为“政治上的需要导致了抬高工农，压制知识分子。”（第33页）而他对“革命”一词含义上的转变，也相当地敏感。不过，在这篇文章里，他关于道德问题的解说，似乎更具启发性。在知识分子受批判的日子里，知识分子“虚伪”因而“不道德”的说法成了“真理”，直到今天，人们一说起知识分子，也还是要揭这块所谓的“伤疤”。那么，能否按照固有的认知，以为大众可以教育和改造知识分子呢？郑也夫先生的结论是不能。虽然“因大众长期不从事权势的运用，所以身上保持了更多的善良的本性”，并且在特定的情况下，给予了知识分子以同情、帮助与安慰，但他们由于自身思想意识的局限，从根本上说，“教育不了知识分子”（第37-39页）。
另一篇重要的文章《知识分子与政治》，同样也是体验到了现实困惑后的反思之作。作者在文章里，将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分成了五种，即“（1）官学一体——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道路，（2）学者知识分子的从政——为罗斯福设计新政的智囊团，（3）权力机构之外的改良家——英国费边社会主义者，（4）持不同政见者，（5）知识分子革命家和完全不关心政治的人。”（第45页）尽管这样的划分，并没有依次递进的关系，但作者在分析的过程中，仍显出个人的偏好。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显然不是可以赞同的对象，因为他们在官学一体的架构中，根本无独立性可言；充任智囊的学者，因为官场有“双向改造”的功效，知识分子的理想可能因此而被消磨掉；持不同政见者的存在，是特定社会、特殊时代的产物；作者所推崇的是费边社的模式，即在权力机构之外，通过民间组织和民间参与的方式，影响政府的政策和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既保持独立性，又能直接影响社会，这是作者眼中的知识分子最理想的状态。如果说，这些还没有展示出作者的体验和反思的话，下面他对知识分子革命家和完全不关心政治的人的分析，一定是为了自我解困。郑先生指出：“知识分子革命家身上带有深刻的异化烙印。他们先是无法参与，而后是放弃了试图参与解决某些社会问题以及改良社会。他们转而把全副精力、智慧投入到推翻现执政[政府？]上面。这样，久而久之，他们在经验和能力上擅于破坏，拙于建设；在气质上倾向于理想、浪漫，缺乏现实感。”（第63页）
将体验确立为知识分子研究的必需的前提，既是说，它可以成为通向知识分子研究的阶梯，也是为了表明一个观点，即知识分子研究的整个过程始终离不开研究主体的个人体验。知识分子研究也许只能是在体验中成长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它可能永远没有终极的答案。但因为有了真切体验，每一代的知识分子及其研究者，才不会将自我的一点认识强加到前代人的身上，并诉诸以抽象的、毫不留情、势不两立式的道德意义上的批判。个人体验的重要，就在于它能够使研究者面对研究对象时真正地设身处地，真正地“具了解之同情”。任何抽去时空的道德批判和道德说教，都是没有意义的。
但体验并不是知识分子研究的全部或惟一。没有相应的理论支撑，体验的结果也只能限于一己的范围。郑也夫先生那些写于八十年代的文章所征引的西方知识分子理论便很好地解说了一己的困惑，从而超越了一己的视野，成为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整体认识的一部分。
而更重要地是，理论的修养可以克服单纯体验所可能带来的认识上的偏颇和极端情绪化的倾向，使研究和认识更趋于合理。在许多文章里，郑也夫先生所依据的理论资源都是来源于西方，其中有知识分子研究的权威（如希尔斯），有科学社会学的代表（如默顿），知识社会学的奠基人（曼海姆）以及社会学方面的专家（科塞）等。这里和“食洋不化”没有关系，因为知识分子研究本身就是起源于西方的。这也决定了中国的知识分子研究的双重作用，一方面是输入学理后，结合现实情况对中国知识分子加以分析，另一方面则是规范，即通过研究来向中国所有的知识人展示，使之了解和明白作为一名知识人所应该和所可能确立的社会定位和社会责任。
在国内尚没有关于知识人的社会学的详尽调查时，利用国外的调查作为参照，也就是必然的。在发表于九十年代初的《知识分子与批判精神》一文中，作者引用了西方社会调查的结论。按照英美学者的调查，西方知识分子的政治倾向，大多是偏左的。但这个结论与意识形态无关，只能从知识分子的批判意识上来理解。因为“对社会不满，站在社会舆论的对立面，是当代知识分子的普遍特征”。（第72页）当然，在同一篇文章里，作者所强调的“高度的专业化限制了当代知识分子的眼界，使他们缺乏一种对社会总体的关注”，“专业化削弱了当代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强度”（第72-73页），应该不错。但他利用的西方调查结果，得出的“激进”与“保守”的结论，却有些简单化。因为“激进”与“保守”从来都是相对的概念。就社会发展言，“保守”的科学家和应用性科学家可能并不一定比“激进”的人文社会科学家贡献小。这个问题需要放在具体时空中具体分析。以“中国经验”看，现代中国科学派的建设性就显然比激进派们强得多，而后者在政治上却比前者“激进”。
知识分子研究的难处是，它永远受到时空的限制。研究者寻求抽象、永恒、普适原理的努力一直都没有停止过，可似乎也无一例外地成为一种奢望。这种觉悟，也是导致九十年代以后，中国知识分子研究在追求上与八十年代差异较大的原因之一。知识分子研究越来越个案化、具体化，思想性是通过研究具体语境中个体的生存方式和社会选择来展示，而不是像八十年代许多人所做的那样，是靠理论和呼号。这也多少抹去了浪漫主义的色彩。不用去怀疑，这种研究倾向可能造成“见木不见林”，因为它可能恰恰符合或接近于知识分子的生存本质和个人境遇。而作为不同国家知识分子的差异性，以及作为个体的知识分子的复杂性，也使笼统的归纳显得牵强。不过，这些仅仅是就学术的前沿的一些变化的迹象言。因为承续八十年代的激进方式的研究依然存在，从一定意义上说，它们更能引起一般人的关注。
现在有两个倾向，让人忧虑。一个是将知识分子的概念泛化，另一个是神化。如果前者使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在相互张望中莫名地损耗掉，后者则是在努力提升知识分子地位的同时，有意无意间将知识分子举到半空中，成了高高在上，乃至不食人间烟火的一路。我们并不否认知识分子都是理想主义者，甚至认为理想主义是知识分子的重要标识之一，但理想主义是人想主义，而非“神”想主义。将知识分子神化，将道德的高标准全部附加到知识分子身上，并以此为衡量知识分子合格与否的指标，很可能会使大部分有希望成为知识分子的人望而却步，而另一部分被视作知识分子的人，在偶尔“超标”时，也会本能地自我掩饰，从而生出许多令人憎恶的虚伪。
郑也夫先生借用的希尔斯将知识分子视作掌握与运用“特殊语言”的人，显然是一种动态的定义，因为“特殊语言”在不同时代是会有所变化的（参见《知识分子的定义》）。从某种角度说，的确不失其合理性。但我个人比较倾向于认同那种更为简单的界定，即知识分子拥有两个特征：一是学有专长，二是关心社会。因为无论是沙皇时代俄国知识分子，还是自“德雷福斯案件”后，西方知识分子的表现，都印证了知识分子这一社会角色必须首先是某一方面的专家，且要运用自己的专长去直接影响社会。这样定义看起来也许把“知识分子”限定得过于狭窄了。那些学有专长者随时都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发挥着深远的影响力，他们算不算“知识分子”？我的意见是，也要看具体情况。只有当他们直接面对公众发言时，他们才表现出了知识分子的特征，否则就不能算知识分子。如此看来，所谓的知识分子，也还是一个动态的概念。不同的是，希尔斯的定义本身就是动态的，而我所认同的定义，则相对固定，“动态”一面，主要在于知识人的社会角色选择。
不可否认的是，九十年代以来的研究倾向，因为理性和专业化增强，外在的热情自然会有所减弱。这也是颇受指责的一个方面。九十年代的中国是个学科膨胀的时代，学科间横筑壁垒，也的确限制了知识人的思考范围。“思出其位”成了某种僭越，那么于学科内的研究是否还有可能称作“知识分子研究”呢？而从事实的层面看，一些研究的深入程度已经大大超过了八十年代，但其影响力却远不如八十年代。这是知识分子问题研究的不可避免的悖论吗？
随着中国思想史、文化史、学术史以及文学史研究的深入，它们所提供的新的学术性资源不断渗透进知识分子研究的过程之中，无疑将深化中国的知识分子研究。总归起来看，新世纪最初的几年，中国知识分子研究可能有两个明显的转向，其一是由注重抽象理论进一步地向注重中国知识分子的实际生存状态、精神状态方面转向。历史的研究和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理论的介入将是研究的主要手段。随着西方知识分子理论更多地输入，理论素养的有效提升是必然趋势，但仅有理论是不够的，更深入的研究则在于西方知识分子理论和中国知识分子实际状态的结合，从而可能发展出新的理论。其二，研究方式由单纯普适性的寻求转向全球化视域下的特殊性研究。简言之，即是从关注国外（西方）转向关注国内（中国），思维方式也会由抽象转向具体。“地方性知识”和个案中所体现出的普遍精神以及不同于普遍精神的特殊的精神状态、生存状态将成为知识分子研究关注的共同对象。从关注方式上看，“具体语境”会为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所重视、认同与接受。由于知识分子并非抽象的概念，而是具体的、历史的、现实的概念，基于具体时空的研究可能更接近于“知识分子”这一群体或阶层的本质。
“知识分子死了”的说法在中国不成立，中国的知识分子依然存在。这个判断，不是盲目乐观而是从“知识分子”这一概念的认知出发的。因为无论在哪个时代，知识人中间的知识分子特性的表达都不会少，但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却永远不会是多数。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将所有的知识人都想象成知识分子，也没必要将知识分子研究限定在一个小的空间中。
（原刊光明日报社《博览群书》杂志2004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