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与北京大学，作为二十世纪的学术大师与中国第一所国立大学的关系，近年来王国维的研究者和传记作家均有专文讨论，比如《王国维与北京大学关系考索》（沈卫威，《徐州师大学报》2003年第1期），《王国维与北京大学》（张晓唯，http://www.aisixiang.com/data/22005.html），《王国维与北京大学分合前后》（窦忠如，《纵横》2010年第10期）等。由于引用的历史文献上的差异，对北京大学约聘王国维的记述出入较大，笔者通过查阅历史文献及参考近年出版的相关史料，考证这一事件的起因和过程，基本理清了从1917年到1924年间王国维与北大的关系。笔者学识有限，举证定有不足，敬请读者不吝赐教。
早在1910年，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开办分科大学，农科监督罗振玉向总监督刘廷琛举荐王国维任文科教习，刘廷琛未予回应。有学者分析原因是王国维只是秀才出身，资历不够，当初入京师大学堂就读的学生多举人进士出身，自然不会容许一位秀才来充当教习了。也有日本友人回忆说，罗振玉任农科监督时，王国维在京师大学堂供职，协助罗振玉办理农科。这可能是忆者记忆上的问题，王国维只在学部编译局任编辑员，并未在京师大学堂农科兼职，或许日本友人参观京师大学堂农科，因与罗振玉的关系，王国维或有可能作为陪同人员。实际上，北京大学正式邀请王国维任教始于1917年夏，即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半年之后。
1917年1月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在教员的聘用上，除延聘原有真才实学的教授外，还广泛延揽各学科的知名学者。在文科方面，聘用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新学先进外，也聘用了张尔田、吴梅、刘师培等旧学硕才。年仅24岁的梁漱溟，因发表了《究元决疑论》而聘为讲师。 对于像王国维这样的在文字学及文学上颇多建树的著名学者，蔡元培自然要尽早延揽到北大。从1917年到1922年，北大多次派人致函，最能体现蔡元培尊重学问，重视人才的一贯态度。有文章总结说北大聘任王国维是“三请四邀”，笔者通过查阅相关书信等资料，可以确定北京大学在几年间大致有五次约聘，而王国维屡屡谢绝北大约聘是他对清廷所怀“素志”的孤心坚守；最后王国维接受聘任，一方面由于北大的真诚邀请，一方面是王国维想利用北大资源进行学术研究。
北京大学的第一次邀请
北京大学第一次约聘王国维一事迄今尚有不同记述。从日期上说，有三种情况，1917年8月3日，1917年9月2日和1917年年末。
造成分歧的原因来自1984年版《王国维全集-书信卷》（以下简称《全集书信》和2002年版《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以下简称《往来书信》），两书均收王国维致罗振玉一信，“前日蔡元培忽致书某乡人，欲延永（永为王国维自称，为其号‘永观’之简）为京师大学教授，即以他辞谢之。”《全集书信》将此信写信日期系于1917年9月4日，故“前日”为9月2日。《往来书信》将此信系于1917年8月5日，“前日”即为8月3日。又，《全集书信》收王国维致罗振玉一信札，“北学事，寐谓其可允，其如有研究或著述事嘱托，可以应命”。《全集书信》将此札系于1918年1月1日。其中“北学事”指北京大学聘王国维任教事，因此一些年谱和传记作者据此推测在1917年年末蔡元培有聘任函。但是，这个推测的依据本身就有问题，实际上，该信札写于1918年6月27日。此事后文详谈。
《往来书信》收1917年8月19日罗振玉致王国维一信，“至北京大学，公谢不就，弟甚谓然。”此信是8月5日王致罗信的复信，由此证明北大来人邀请王国维事发生在1917年8月。另两个日期有误。
关于来访者
1917年8月5日王国维的信中说，“前日蔡元培忽致书某乡人”。来访的“某乡人”是谁？迄今为止，各种传记、年谱等均认为是马衡（字叔平）。但据一封王国维致马幼渔的信，此人为时任北京大学教授马幼渔。袁英光等著《王国维年谱长编》（以下简称《年谱长编》）录有王国维致马幼渔一信，信无日期，编者系于1921年年初。该信说：“去夏奉教，又隔一年，每以为念。初夏，令弟叔平兄到沪，具述尊旨及鹤老厚意，敢不承命。……昨叔平兄又出手书，词意殷拳，并及鹤老与学校中诸君相爱之雅，且感且愧。”此信应写于1918年夏。信中“去夏奉教” 即指马幼渔于1917年8月3日访问王国维，转达蔡元培的诚聘意愿。
关于推荐人
钱剑平和陈铭两先生认为是胡适向蔡元培举荐的。这样认定缺乏依据。1917年6月15日胡适由美国启程回国，7月10日到上海，7月27日归乡里，9月10日到北京大学拜会蔡元培。当时，胡适正致力于他的“文学革命”，在归国途中应无心绪向蔡元培推荐王国维，另外，胡适留美七年，对王国维的学术成就了解多少，也很难猜测。所以认为是胡适向蔡元培推荐了王国维，从时间上几不可能，从思想取向上也相去甚远。陈鸿祥先生认为：向王国维发出邀请，由蔡元培亲自决定的，是“囊括大典，网罗百家”方针的具体行动。笔者认为，陈的说法更为合理。
第二次邀请
北大第二次邀请王国维的时间是1918年4月-7月，马衡两次访问王国维，第二次访问时马衡还递上了同在北大任教的兄长马幼渔的书信。
1918年6月26日王国维在写给罗振玉的信中这样说：“京师大学昨有使者到此，仍申教授古物学及宋元以后文学之请。永对以哈园有成约，并一时不能离沪情形。闻尚有第二次人来，将来拟以哈园一信复之。其措词若永商之哈园，而哈园不允者。又使者嘱永转劝公，殊可笑。” 对于这封信，窦忠如先生分析说：“一、北京大学第三次邀请是派专人前来，但不知来人是谁；二、这次来人面请时再次申明了将教授的内容，想来教授内容在以上邀请信中曾涉及过，否则王国维不会使用一个‘仍’字，在此之所以提出，是因为这竟被许多王国维的研究者所忽略；三、王国维不仅表示了明确的拒绝。而且还听说北京大学将第二次派人前来邀请的信息；四、王国维已经想好了拒绝来人的托词。”
窦忠如先生之所以认为此为第三次，是由于有资料表明1917年年末曾有一次。《全集书信》和《往来书信》收一附札均系于1918年1月1日，札云，“今晨往寐叟处长谈，有书致公，附上，请詧入。北学事，寐谓其可允，其如有研究或著述事嘱托，可以应命．并谓可乘此机北行，做二月句留。”据6月26日信和此日前后罗振玉致王国维的多封书信判断，此札应写于6月27日。因此，1917年年末的邀请是不存在的。另外，使者是谁？1918年 7月18日王国维致罗振玉信中提到，“北学所遣马君又来，已如公书所云复之”。同时，王国维还给北大教授马幼渔写了信：“去夏奉校，又隔一年，每以为念。初夏令弟叔平兄到沪，具述尊旨及鹤老厚意，敢不承命。只以素性疏懒，惮于迁徙，又家人不惯北上，儿辈职业姻事多在南方，年事尚幼，均须照料，是以不能应召。当将以上情形请叔平兄转达，亮荷鉴及。昨叔平兄又出手书，词意殷拳，并及鹤老与学校诸君相爱之雅，且感且愧。”从上两信知，1918年6月月25日和7月中旬造访者“马君”为马衡，1917年夏访王国维的“某乡人”是马幼渔。
北京大学此次聘请王国维发生在1918年4-7月，起因是罗振玉于1918年4月中旬由日本回国，在沪京等地逗留一个月。罗振玉在北京时，北大校长蔡元培与之接洽，因罗振玉在古器物学的研究上颇多建树，蔡元培请罗振玉到北大开古物学讲座，并托他劝说王国维接受北大之聘。
1918年6月4日《北京大学日刊》刊登了罗振玉致蔡元培（字鹤卿）校长的信：
鹤卿先生阁下：
昨在春明得亲尘教，十年之别，一朝握手，喜可知也。先生主持国学，领袖群伦。在昔济南遗老存遗经于将绝之余；北海鸿儒传圣学于炎刘之末。以今方古，先后同揆。弟忧患余生，饰巾殆尽，乃承不弃，令备教员。闻命之余，亦深愧恧。盖即槁之木，宜见弃于匠人；而爨下之才，忽鉴赏于君子。再四思维，唯有敬谢。加以还移匪易，又第四儿妇病癠甚危，计欲送之返国。又虑中途或生意外，方寸乱劣，衰病为增。凡此情形，悉非虚饰。尚祈鉴宥，许以避贤。临颖主臣，言不尽意，此请著安，诸维照鉴 弟振玉再拜。
据《北京大学日刊》，蔡元培于4月29日拜会罗振玉，此信就应写于4月30日。同时该刊加编者按说，“蔡校长拟再驰函敦劝或能邀罗先生之允诺也”。此后，北大方面应再致函继续敦请罗振玉任职北大，罗振玉也继续与北大保持联系。同时，因罗振玉与王国维的关系，蔡元培还请罗振玉向王国维致意，接受北京大学的聘任。
据2009年版《王国维全集》第十五卷（以下简称《全集十五卷》），罗振玉1918年6月19-21日（戊午年五月十一至十三日）致王国维信说，“北京邀公任教授事，弟于前致函蔡鹤庼（元培）时附告以‘前嘱致语静安（王国维）征君，已遵致意，随后或有书致公’云云。此事忘告先生。”罗振玉给蔡元培的信写于何时，应该在罗振玉复日本之前的5月上旬。1918年6月9日王国维致罗振玉信中提到柯劭忞（凤荪）曾向王国维询问，何时到北京？王国维申明，“并无入都之说”。6月14日王国维致罗振玉信中又提到张尔田给王国维的信，“张孟劬（尔田）来书言，京师大学下学期内定聘维授文学，凤老（柯凤荪）书所询何时入都者，殆因此而伪也。”关于此次北京大学聘王国维事，先由北京传来消息，王国维也不知其中的原委，当作传言向罗振玉述说。为此，罗振玉于19日写信告诉蔡元培曾有邀请。这封信直到6月27日王国维才读到，但北大的使者已于6月25日到访。罗振玉在6月19日的信中，一方面告诉王国维在给蔡元培复信时，告知已经就北大聘任事向王国维“致意”了；一方面也为如何谢绝北大的约聘给王国维出主意，他建议王国维在给柯凤荪的信中表明不就北大之聘，再由其子柯燕舲转达给蔡元培。
实际上，罗振玉也没有完全拒绝北大，1918年7月3日（五月二十五日）罗振玉致函王国维谈到，“北学事，弟意兄可谢其行北行，而意在沪撰述则可，如此可行可止（以哈园信复，弟不甚同意，但以眷属书卷在沪，不能北上为词可矣）。弟则为条议一篇以塞责。蔡之宗旨，与我辈不合，其虚衷则可嘉，故处之之法，如此最妥。弟之条议以流传责之，而撰述为其中大要，若果听此言，则公任编辑，未始于学术无补。尊议如何？条议成，当奉览。此事彼之力可办到。弟以前深悔以西陲古籍及大库秘书付诸东流，今拟借彼之力创一古物研究所，异日幸得重见天日，则今日犹外府尔。” 罗振玉所写的长达数千言的《古器物学研究议》，分三期发表在上《北京大学日刊》（参见《北京大学日刊》第215号、216号和第217号，日期分别为1918年9月28日、9月30日和10月2日）。此条议应对促成1921年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的成立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918年秋，因北大新旧两派学人的矛盾，张孟劬在致王国维的信中说，“兄不来此，真有先见。”
1919年下半年，马衡在上海，常拜访王国维，讨论学术问题，从笔者所查的材料看，马衡没有向王国维谈北大聘任事，这大概是因为5月-9月蔡元培辞职离开北大。
第三次邀请
1920年7月1日，马衡到天津约请已经定居天津的罗振玉担任北京大学考古学教授，并希望罗振玉给王国维写信劝说接受北大的邀请。在马衡的恳求下，罗振玉当日即给王国维写一信说明北大约聘的诚意。但次日罗振玉又写了第二封信，在信中声明第一封信并非出其本意，只是碍于马衡的情面，才“不得不以一纸塞责”，希望王国维“设辞谢绝”。
1920年7月5日王国维复信罗振玉：“马淑翁（即马衡）及大学雅意，与公相劝勉之厚，敢不敬承。惟旅沪日久，与各界关系甚多，经手未了之事与日俱增，儿辈学业多在南方，维亦有怀土之意，以迁地为畏事。前年已与马淑翁面言，而近岁与外界关系较前尤多，更觉难以摆脱，仍希望将此情形转告淑翁为荷。” 王国维仍按1918年的说法给罗振玉回了信。从信的内容看，“与公相劝之厚”并不是事实，因罗振玉一直为王国维谢绝北大之聘出谋划策。此信虽是写给罗振玉，更像是写给马衡的。另外此信还提到“前年已与马淑翁面言”，应是指1918年夏马衡的两次访问。
1920年7月10日罗振玉致信王国维谈及马衡及北大聘任事，“马叔平当已见过，此人至愚，岂有引鸾凤而入鸡鸭群之理耶。”看来罗振玉对北大邀请的不屑应会影响王国维对此的态度，本次邀请又无果而终。
第四次邀请
1920年12月31日马衡致王国维，“大学教席先生坚不欲就，而同人盼望之私仍未能已。拟俟研究所成立后先聘先生为通讯研究之教授，不知能得同意否。”直到1921年2月6日王国维才复信，“来书述及大学函授之约，孟劬（即张尔田）南来亦转达令兄雅意，惟体稍孱，而沪事又复烦赜，是以一时尚不得暇晷。俟南方诸家书正顿后再北上，略酬诸君雅意耳。”
为了使这一次聘请获得成功，北京大学先由马衡向王国维发出邀请信，再由马衡之兄马幼渔委托即将返回上海的张尔田当面向王国维表达北京大学聘请他的诚意。对于北京大学及校长蔡元培等人的诚恳厚意，王国维在这封信中已有应允之意，说等把手头的工作作一了结，即北上应聘。马衡接信后即告知马幼渔，说王国维已经答应北大之聘，马幼渔又将此中意思写信给张尔田。时在上海的张尔田颇为疑惑，因为此前王国维已复函张谢绝了北大之请。收到马幼渔的信后，张尔田写信给王国维，“顷接马幼渔一书，云兄致叔平信已允来京就聘，与弟前函两歧。岂兄近有幡然之意？”“兄果有意，何时入都，便望示及。弟当稍待与兄同行。” 实际上，王国维要在南方为蒋孟萍编写图书目录等事，一时不能完成，虽盛情难却，王国维仍不得不谢绝了北大的第四次约聘。
大约在1921年夏，北大教授张尔田从学生口中得知，学校下学年将聘王国维，且说已得应允。就此，张尔田致信询问，并向王国维建议“鄙意此席似尚可就。近日海上文字生涯渐成，市道绝非我辈所能久居，委随其间，使人短气。北校尚有优礼学者遗意，如兄必来，弟可多一良友。” 王国维给张尔田回信表示仍不就北大之聘。在1921年秋季开学之前，张尔田再致王国维，“我兄既不就大学，不妨暂作北游，籍作良晤。”1921年11月王国维致信马衡，第一句就说，“夏初一别，正深驰系”，表明1921年夏马衡在暑假期间又去拜访了王国维，是否谈到北大任教事，不得而知。学生中的传说或许与这次会面有关系，但尚无其它记载佐证。尽管张尔田建议王国维就任，在1921年秋季开学，王国维仍未到北大，也未作“北游”。若把1921年夏的传说认定为一次正式邀请，证据尚不足。
第五次邀请
1922年2月18日召开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议上沈兼士谈到，蔡校长致函罗振玉，聘其为考古学研究室通信导师。3月13日，马衡给王国维的信中写道：“大学新设研究所国学门，请叔蕴先生（即罗振玉）为导师，昨已得其许可。蔡元培先生并拟要求先生担任指导，嘱为函恳，好在研究所导师不在讲授，研究问题尽可通信。为先生计，固无所不便；为中国学术计，尤当额手称庆者也。”14日再致一信再申前意。两封信还有一目的，就是告知北大助教顾颉刚将回苏州，准备去拜访，请先生赐教。
1922年3月21日罗振玉致王国维一函，“北京大学又理前约，弟谢之再三，乃允以不受职位，不责到校，当以局外人而尽指导之任，蔡、马并当面许诺。因又托弟致意于公，不必来京，从事指导。”
1922年4月16日马衡致信王国维，其中说“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承允担任指导，同人闻之不胜欣慰。聘书当于明后日寄呈也。”至此王国维终于接受北大之聘，担任研究所国学门通信导师。
从开始到终结
一方面以前清遗老的身份对清廷效忠，一方面以民国国民的身份就任国立大学的教职，王国维的内心充满矛盾，怀有“不食周粟”的“素志”又不能对北大的友人明说。实际上，王国维内心实不愿与民国政府有所瓜葛，即使对宫廷的尔虞我诈厌倦时，仍谋求自立。1924年6月6日王国维给罗振玉的信中谈到准备向清宫请假，“得请之后，拟仍居辇毂，闭门授徒以自给，亦不应学校之请，则心安理得矣。”但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考虑，他和罗振玉一直想利用北京大学的资源，这是他们接受北大教职的重要原因。从1922年4月到1924年8月，王国维与北大经过了脩金的送交与拒领，研究题目的拟定与指导，赐稿以及最终因与对清宫的态度而决裂的过程。
拒薪
1922年3月21日 罗振玉致信王国维：“法国博士院属弟为考古学通信员，因此北京大学又理前约，弟谢之再三，乃允以不受职位，不责到校，当以局外人而尽指导之任，蔡、马并当面许诺。因又托弟致意于公，不必来京，从事指导。乃昨忽有聘书至，仍立考古学导师之名，于是却其聘书。盖有聘书，则将来必有薪金，非我志也。若有书致公，请早为预计。”罗振玉对于薪金甚为敏感，说是“非我志也”，这无疑会影响王国维对薪金的态度。
1922年4月王国维接受北大的聘任。7月28日马衡致信王国维：“大学会计课昨送来两个月脩金共计二百元，嘱为转呈左右，以后仍当陆续汇寄云云。兹托沪友奉上，乞察收示覆为荷。”信中所谈为4、5两月的薪金。8月1日王国维复信马衡说：“昨日张君嘉甫见访，交到手书及大学脩金二百元。阅之无甚惶悚。前者大学屡次相招，皆以事羁未能趋赴。今年又辱以研究科导师见委。自惟浅劣，本不敢应命。唯惧重拂诸公雅意，又私心以为此名誉职也．故敢函允。不谓大学雅意又予以束脩。窃以导师本无常职，弟又在千里之外，丝毫不能有所贡献，无事而食，深所不安；况大学又在仰屋之际，任事诸公尚不能无所空匮，弟以何劳敢贪此赐，故已将脩金交张君带还，伏祈代缴，并请以鄙意达当事诸公，实为至幸。”8月8日王国维致信罗振玉说，“大学竟送来两月薪水二百元，即令其人携归，并作书致叔平婉谢之，仍许留名去实，不与决绝，保此一线关系，或有益也。”
接到王国维的书信后，马衡即将王国维的信转给国学门主任沈兼士，沈兼士与蔡元培商议后，致信马衡说，“本校现正组织《国学季刊》，须赖静安先生指导之处正多，又研究所国学门下学年拟恳静安先生提示一二题目，俾研究生通信请业，校中每月致送百金，聊供邮资而已，不是言束脩也。”8月17日马衡致信王国维，“大学致送之款本不得谓之束脩，如先生固辞，同人等更觉不安。昨得研究所国学门主任沈兼士兄来函，深致歉仄，坚嘱婉达此意。”请王国维“赐予收纳，万勿固辞”。北大采取了变通的解释，以邮资代薪金，王国维也未固辞。
8月24日王国维致信马衡：“前日张嘉甫携交手书并大学脩二百元，诸公词义殷拳，敢不暂存，惟受之滋愧耳。”同日王国维致信罗振玉，“前日叔平来函，又将北大研究科之款送来，使者委之，不肯带回，只得收之。维知不与说明真因，终不肯休止，而此际碍难说明。又，此地位将来或有可以利用之处，故近日已复函允之。”
前与马衡所言，“无事而食，深所不安”，是拒薪的表面理由，当然也是他的任事态度，无功不受禄。而“碍难说明”的“真因”，应是不愿意领取国立大学的薪水。当溥仪“赏食五品俸”的圣旨下后，王国维对皇帝衷心感激且受之心安。
从马衡以后致王国维数信知，1922年9月27日信托张嘉甫带去6、7两月薪脩，1923年2月8日信托张带去上年8、9、10三个月的薪脩。1923年5月4日信带去上年11、12月和本年1月的薪脩。此后王国维来京，也就不用托人带去了。1924年4月6日王国维致信蒋汝藻，“弟去年于大学已辞其脩，而尚挂一空名，即以远近之间处之最妥也。” 1923年王国维于谢绝了北大的薪金，具体时间应该在他领到了南书房行走的俸禄之际。虽然在北大挂一空名，他依然对北大年轻学者的问学倾心投入，这可从容庚、顾颉刚等人的回忆文字了解一二。
拟题与指导
1922年8月中旬，沈兼士给马衡信中提到，“研究所国学门下学年拟恳静安先生提示一二题目，俾研究生通信请业”。8月24日王国维致马衡信中说：“研究科有章程否，研究生若干人，其研究事项想由诸生自行认定？弟于经、小学及秦汉以上事或能略备诸生顾问；至平生愿学事项，力有未暇者尚有数种，甚冀有人为之，异日当写出以备采择耳。”9月下旬 沈兼士致信王国维，“先生如有研究题目须提出者，请便掷下，不胜盼祷之至。”此信9月27日由马衡寄给王国维。
1922年10月27日《北京大学日刊》刊登了王国维致沈兼士的信及王国维所拟题目。“前日辱手教，并嘱提出研究题目。兹就议事鄙见所及，提出四条。” 四条研究题目为：一、《诗》《书》中成语之研究。二、古字母之研究。三、古文学中联绵字之研究。四、共和以前年代之研究。王国维对每一条的研究内容作了详细的说明。 这封信在《北京大学日刊》刊登时未注写信日期，《国学季刊》第一卷第四期转载时，信末日期写为“十一、十、二十”，此有两种可能，其一，王国维在信末只写了旧历的日期“二十”, 《国学季刊》刊登时编辑在这个日期前加上了民国纪年的“年、月”，从而造成历法使用上的混乱。因1922年10月中对应的阴历日期“二十日”是10日，据此判断此信写于1922年10月10日。另外“二十四日”王国维致马衡的信中说，请马衡转这封信及所拟题目。以王国维的写信习惯，“二十四”应该都是阴历的日期。可知此信10月14日寄出，马衡大约在3-5天后接到信，也就可能刊登在10月27日的《北京大学日刊》上。其二，为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收到信的阳历日期即1922年10月20日。
《全集书信》将月、日均认定为旧历日期而得出写信日期为12月12日，《全集十五卷》认定写信日期为阳历即10月20日，两书编者均未查《北京大学日刊》的首次刊登。由10月27日《北京大学日刊》首刊此信，结合沈兼士、马衡与王国维之间的数封书信，及王国维的写信习惯，笔者认为此信写于1922年10月10日。
据《北京大学日刊》，与刊登研究题目同时，国学门发通告要求有志从王国维先生研究的学生报名，11月初，该刊连续数日刊登研究所国学门的通告，鼓励学生报名。12月14日《北京大学日刊》刊登王国维给何之兼等五位同学的复信，信末日期为十月二日（11月20日）。由此信知，此前北大学生写信询问研究题目的意见，对此王国维给了具体的指导，比如对于选取联绵字，“联绵字取材之处，须遍四部，先以隋以前为限。好在五君共同研究，可以分担经、史、子、集四部。就一部分中每阅一书，即将其中联绵字记出（并记卷数，以便再检）；其有类似联绵者，亦姑记之，后再增删、汇集、分类。”12月29日《北京大学日刊》刊登研究所国学门布告，公布何之谦等五位学生的基本情况，1923年1月20日《北京大学日刊》刊登1月15日(二十九日)王国维致何之兼，对于学生的研究给予具体指导，因王国维从《北京大学日刊》了解到学生为三四年级的学生，对他们只能用课余时间从事研究表示关切。北大学生与王国维两次书信往还，记录了王国维对指导学生的循循善诱的态度和一丝不苟的研究精神。
此前，1922年4月，北大助教顾颉刚到上海拜会王国维，之后顾颉刚以书信形式向王国维请教学问，王国维则耐心解答并讨论研究心得。5月29日的信谈到研读古书方法时说：“弟意读古书时于不可通者阙疑自是一法，与解释古文字无异。兄谓何如？”从中可读出一位学者的严谨与谦和。
1923年3月，马衡在上海会晤王国维，回京后与沈兼士汇报，沈兼士首次直接写信给王国维，表达了北大同仁对王国维的钦佩和敬仰，国学门仍仰仗先生指导，并邀王国维来京游览。王国维于4月16日（三月初一日）接清逊帝溥仪的旨意，任职南书房。5月31日到北京。
尽管自1923年王国维到北京后谢绝了北京大学的月薪，但对于北大青年学者的问学，王国维依然尽力如常。据容庚回忆，王国维到京，北大原计划召开较大规模的欢迎会，但王国维不愿意，只同意开一个有二十余人参加的茶话会。在6月9日的茶话会上，容庚第一次见到王国维。他后来追忆王国维的性格和形象：“先生沉默寡言，问非所知，每不置答。喜吸纸烟，可尽数支；当宾主默对时，惟见烟凫凫出口鼻间。其治学甚劬，而所学甚博。”1923年夏，王国维复信容庚，“弟所撰金文跋尾不过二三十篇，……原稿已不在此间。此间所有仅有齐侯壶散盘诸跋书于拓本上者耳。兄如欲移录，请随时枉驾（除二十、廿三、廿六、廿九外，每晨大抵在寓）可耳。”此后，容庚常到王国维家中问学及抄录文稿。
约稿与刊布
1923年1月《国立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第一卷第一号出版，刊登了王国维著《五代监本考》以及王国维译伯希和著《近日东方古言语学及史学上之发明与其结论》。后一文王国维翻译于1919年秋。1919年9月10日王国维致信罗振玉，信中说，“近日心绪甚劣，幸以敦煌杂书并考西北事消遣。所译伯希和演说送登《东方杂志》，竟遭点额（索四十元还二十元，怒而索还原稿）。奉闻一笑。”王国维的译稿未能在《东方杂志》发表，1919年年末，马衡请王国维寄给他，本拟尽快刊布，后未果。1922年4月16日马衡致信王国维，“法国伯希和博士关于东方古言语学之著述，先生曾将译稿付衡，本拟刊入《史学杂志》中，而该杂志迄今未能出版，殊负盛意，今将刊入第一期《国学季刊》中，又由胡适之先生校勘一过，其中尚有疑问，特将原寄呈审定，并附适之原函，乞察核。”查《胡适日记》，1922年4月15日，“读王国维先生译的法国伯希和一文，为他加上标点。此文甚好。”
1922年8月24日王国维信中说：“《国学季刊》索文，弟有《五代监本考》，一篇录出奉寄”。对此，沈兼士当即决定在《国学季刊》第一期刊布。10月初，王国维又寄出《书式古堂书画汇考所录唐韵后》。 1923年3月沈兼士为《国学季刊》第三期向王国维约稿，之后，该期刊登了王国维的《高邮王怀祖先生训诂音韵书稿序录》，第四期刊登了王国维的《韦庄秦妇吟》和《书式古堂书画汇考所录唐韵后》。
1924年3月《国学季刊》第二卷第一期拟出考古专号，3月10日容庚写信向王国维征文“欲得大作以为光宠”。王国维回信说：“近日无所作，惟有《王子婴次庐跋》一篇始于去年年底写出，不过四五百字耳。” 《全集十五卷》等书将此信系于1925年，因1924年8月王国维已经与北大决裂，此信也就不可能写于1925年。上文未在《国学季刊》刊出，原因也是王国维与北大关系的终结。
传说
《年谱长编》记载，1924年春北大国学研究院所欲聘王国维任主任，王国维婉拒了。实际上并无此事，有此传说的原因是年谱作者误读了王国维致蒋如藻的信。1924年4月6日，王国维致蒋如藻信的说：“东人所办文化事业，彼邦友人颇欲弟为之帮助，此间大学诸人，亦希其意，推荐弟为此间研究所主任。（此说闻之日人。） 弟以绝无党派之人，与此事则可不愿有所濡染，故一切置诸不问。大学询弟此事办法意见，弟亦不复措一词，观北大与研究系均有包揽之意，亦互相恶，弟不欲与任何方面有所接近。近东人谈论亦知包揽之不妥，将来总是兼容办法。兄言甚是但任其自然进行可耳。弟去年于大学已辞其脩，而尚挂一空名，即以远近之间处之最妥也。”信中所谈的“东人”，指日本人；“此间大学”，指北京大学；从“希其意”、“推荐”等词语推知那个“此间研究所”不是北京大学研究所，而是日本所提出的利用退还庚款在北京建立的人文科学研究所。“研究系”，主要人物有梁启超、丁文江等。“此间大学诸人”当指沈兼士、胡适、马衡等。对于这个即将成立的研究所，王国维从日本友人处听说，北京大学诸人推荐王国维任主任。从该信知，王国维认为北京大学和研究系均想独家办理人文研究所。王国维无意介入党派之争，所以，对哪一派都不参加意见。“与此事则可不愿有所濡染，故一切置诸不问。”从该信知，日本人也认识到由某一派系单独办理上的问题，想寻求兼容的办法。实际上，利用退还庚款办文化事业，中日两国政府通过外交途径进行了反复谈判磋商，最终形成外交协定。在此其间，中国教育文化团体如北京大学、中华教育改进社、中国科学社、中国地质学会等也向日方提出交涉意见。北京人文科学研究所直到1927年12月才成立，柯绍忞出任研究所总裁，中日双方各一人任副总裁， 19名研究员中中方16人，日方3人。
在此信中，王国维还提到自己与北大的关系，“弟去年于大学已辞其脩，而尚挂一空名，即以远近之间处之最妥也。”他想与北京大学保持若即若离，似断非断的关系。
绝交
1924年7月，北大考古学会发布《保存大宫山古迹宣言》，痛责皇室破坏古迹。王国维甚为愤怒，8月11日王国维致信沈兼士、马衡斥责该宣言，并声明：“弟近来身体孱弱，又心绪甚为恶劣，所有二兄前所嘱研究生至敝寓咨询一事，乞饬知停止。又研究所国学门导师名义，亦乞取消。又前胡君适之索取弟所作《书戴校水经注后》一篇，又容君希白（容庚）抄去金石文跋尾若干篇，均拟登大学《国学季刊》，此数文弟尚拟修正，乞饬主者停止排印，至为感荷。” 放弃导师名义和撤回拟在《国学季刊》刊登的所有稿件的举动表明王国维终结了与北大的关系。
1924年11月溥仪被冯玉祥赶出了紫禁城，王国维的俸禄中断。通过1924年12月4日顾颉刚致胡适一信可了解王国维当时的境况。“静安先生清宫殿俸既停，研究所薪亦欠，余月入五十元，何以度日。曾与幼渔先生谈及，他说北大功课静安先生不会担任，……。我意，清华学校既要组织大学国文系，而又托先生主持此事，未知可将静安先生介绍进去否？他如能去，则国文系已有中坚，可以办得出精采。想先生亦以为然也。”从顾颉刚的信知，北大教授马幼渔清楚王国维不会到北大任教的原因。实际上，王国维内心不愿与民国政府有所瓜葛，也不愿在国立的学校任教。但时局的变故和生计的压迫，在在几经考虑后，1925年2月王国维接受了北京清华学校研究院导师的聘书，在清华园度过了他人生的最后两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