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初登历史学之门与在史学领域驰骋者的不同，并非仅是由于后者掌握了多少“历史规律”，阅读过多少史料，出过多少成果。他们间的差别，在我看来，关键还在于对“历史学”这一总体概念的不同认识上。
有意思的是，就单纯的概念而言，初学者的优势是相当明显的，他们往往可以于瞬时背出历史学的定义，其明确、清晰，一字不落的程度，令人惊异。而面对同样的问题，大多数长期在史学界驰骋者回答起来则要困难得多。这可能一点也不奇怪。因为无论是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的某一门学科，要真正地用一个绝对正确的定义去涵盖一切，都像自然科学研究中得出“颠扑不破”的结论一样，既十分艰难，又似乎无此必要。如果说科学（也包括人文科学、社会科学）永远是探求未知的学问，那么对概念的边界的不断突破就是不可避免的，于此看来，越是处于科学前沿的人，对概念的认识也一定越加复杂。
手头的这本《历史学是什么》便是一个例证。按理说，从事了二十年历史研究，如今功成名就的葛剑雄教授对“历史学”的概念不会有任何的问题。可是，恰恰在概念上葛教授产生出了“问题意识”，直到他把自己对历史学的认识系统化结集成书后，依然强调它只是“中国历史学”，并一再说明他没有成为历史哲学家的打算。的确，这本书不是纯粹的历史哲学著作，而是一部历史学的入门之书。但认真读过此书的人大概都不会把它仅止看作是一部入门书的。
初学历史的人面临的问题也许是差不多的，这就是喜欢探究其根本，或许这样做（或想）才可以增强进一步学习的动力，类似的如 “学历史学有什么用”“历史有什么用”便是常常自问或他求的经典问题。其实，真正进入了史学领域，这类问题可能就迎刃而解或不再成为问题。看看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的自述便容易明白其中的奥妙。顾先生说：“当初下‘学’[指从事古史研究——引者按]的界说的时候，以为它是指导人生的。‘学了没有用，那么费了气力去学为的是什么？’普通人都这样想，我也这样想。但经过了长期的考虑，始感到学的范围原比人生的范围大得多，如果我们要求真知，我们便不能不离开了人生的约束而前进。所以在应用上虽是该作有用与无用的区别，但在学问上则当问真不真，不当问用不用。学问固然可以应用，但应用只是学问的自然的结果，而不是着手做学问时的目的。从此以后，我敢于大胆作无用的研究，不为一般人的势利观念所笼罩了。这一觉悟，真是我的生命中最可纪念的；我将来如能在学问上有所建树，这一个觉悟决是成功的根源。”（此处引自刘起钅于：《顾颉刚先生学述》，中华书局1986年5月版，第31页）
《历史学是什么》自然也是从头讲起，可是如果我们从“历史的来历”、“历史的类型”，一直读到“为什么要了解历史”和“怎样学习和研究历史”，也不难发现，这本书与其是在客观介绍纯粹的学科知识，不如说多是阐发作者自己对历史学这门人文学科本身以及这一学科当下所遇到的现实问题的看法更为合适。
在中国大陆，历史学从九十年代得以复兴以来，随着多学科的相互渗透，以及各种理论的介入，其认同危机也已暗潮涌动。而大众文化的冲击，后现代主义的解构，加剧了这种认同危机。严谨的学术论文和著作虽然不断产生颇具原创意义的见解，可是，全然抵不过一篇哪怕是似是而非的新闻报导的效应大，而“文化散文”、“历史报告文学”的流行，在传播历史知识的同时，也多少使虚构、想象与历史本身发生了混淆，至于影视界泛滥的“戏说”之风，更是给严肃的历史研究带来真正的负效应的同时也提出了相当尖锐的挑战。然而，如今无论是“文化散文”、“历史报告文学”，还是影视剧里的“戏说”之风，正如葛教授所言“至多只能说是在抒发自己对历史的情感”（第122页），与史学研究及其成果的关系实在是有点“隔”。
不过，就中国的传统而言，文史相互阐发、借鉴从而相得益彰的同时，其未曾逆料的影响也许在读史者那里显得更加广泛和深刻。史学大家司马迁，一部《史记》盖世无双，可他的文学化倾向之遗风流被，也未必不是文史不分的主要的源头所在。《三国志》不及《三国演义》影响大的事实，并非起因于史家的无能，而主要是接受的一方，更愿意从历史人物身上获得某种移情式的认同。这是文学作品的力量，本来与史学关联是不大的。可是，在中国，人们似乎宁愿将文学描写与虚构当作信史。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史学家何炳松就讲过：“文学同历史完全是两种东西，我们对于他们的界限，应该绝对划清；我们断不可用文学的手段去做历史的工作。因为历史的根据是固有的事实，文学的根据是作者的神思——就是所谓想象力。神思是可以凭虚御空的，事实是不能由我们自由去颠倒或虚构的。”（见《历史研究法》，原载《民铎杂志》第十卷第一号，1929年1月1日）可是直至今日，一部分自以为是的小说家或影视编剧们仍喜欢代史家言，而另一部分恪守本分的小说家则不得不在自己的小说后注明所写“纯属虚构”。就史学研究言，蹈虚之论最以为忌，可是，待小说家掺乎进来后，主观意念成了“卓识”的体现，于是，历史自然成了虚实不分的网络积木。这部分可能是因为后现代主义影响的结果，但也逃不脱中国传统的史观，特别是与近几十年主观意志盛行于史界的现状有关。
《历史学是什么》中，作者就特别认真地辨析和批评了一些古已有之，近几十年特别盛行，于今仍未消散乃至制约历史研究进一步提升的一些治史原则。像流行于“文革”时期的“影射史学”，作者的批评就相当深刻。作者指出：“影射史学的致命缺陷在于，历史是不断发展变化的，绝对的重复是不存在的，影射史学表达的实际上是一种历史循环论的观点，将过去的史实和今天的现实挂起钩来，把古人和今人做极不恰当的比附，而看不到现实绝非过去的循环或重复，因为时间、地点和条件都发生了改变。影射史学实际上是专制政治下，学术泛政治化后历史成为政治的附庸的产物；或者是在政治高压下，不存在充分的言论自由，不得不掩盖自己的真实思想，才使用这种方法。” （第155页）但问题是，现如今 “影射史学”仍未绝迹，史学危机的另一表现便是，它又改头换面，打着为现实服务的幌子，招摇于世。
一般地看，讲“用”并没有错。在当下实用主义盛行之时，对大多数人文学科之外的人，奢谈人文学科“无用之用”、“无用乃大用”的道理，可能才是真正无用的。然而，这并不影响我们去讨论人文学科之“无用”和“用”的边界。《历史学是什么》一书中所批评的“春秋笔法”，所辨析的“古为今用”和“以史为鉴”，虽则是从历史学的研究态度上去定位的，但它的本意显然是为了明确清晰地划分历史研究与历史运用之间的边界。我个人以为，这本书的一个重要贡献正在于此。
强调历史研究的独立性和客观性，应该说是现代中国的新传统之一。二十世纪上半期的史家中，就不乏这方面的代表。以主张“史学即史料学”著称的傅斯年在谈到史学研究时说：“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作艺术的建设，不是做疏通的事业，不是去扶持或推倒这个运动，或那个主义。”（见《史学方法导论》，收入《傅斯年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2月版，第192页）热心于引进美国鲁滨孙“新史学”的另一史家何炳松在其译作《新史学》的“导言”中介绍说：“至于历史的功用，在于帮助我们来明白我们自己同人类的现在及将来。从前以为历史是‘前车之鉴’，这是不对的。因为古今状况，断不是一样的。就个人而论，我们要明白我们自己的现在，我们不能不记得我们自己的过去。历史就是我们个人记忆的推广。我们要研究历史，并不是因为过去可以给我们种种教训，实在因为我们可以根据历史的知识，来明白现在的问题。因为唯有历史可以说明现在各种制度。”（原载《史地丛刊》第二卷第一期，1922年6月）由此看来，无论是出于什么目的，史学研究都是以求得历史的真相为前提的。如果我们把史学看作是求取真相的学问的话，以“春秋笔法”构成的史书当然无力担此重任；而“古为今用”和“以史为鉴”的研究态度，也很容易使历史成为现实的工具。就其实质言，没有对真实历史的了解，“今用”或借鉴也只能是顺着历史的影子行走，偏离轨道则是必然的。
取一种独立和客观的态度，以求取真相为基本原则，是治史者的职业道德。这本身应该成为共识的结论，之所以屡屡受到置疑，主要是在长期的片面强调人文学科为现实服务后，治史者丧失了为真理而学术的精神的结果。但具体地看，没能明晰治史与用史之间的根本差别，才是关键。好在《历史学是什么》这本史学入门书，认真地辨析了二者间的本质差别。对于希望以治史为志业者来说，一开始就了解和认识史学研究的基本态度和取向，无疑将有助于他（或她）今后的研究；对那些正在史学专业学习而今后无意从事此类研究的学生，这一提示也同样重要，因为它至少可以帮助他们作出正确的人生或职业选择。
2003-4-20 取上居
（刊《博览群书》2003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