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法国历史学家雅克·勒高夫提出“史学是时间的科学”这一观点以来，很少有人深入探究其内涵。我们从历史研究对象的时间性、历史时间的意义、历史学家的时间观等方面入手，以时间作为历史研究中的尺度，把人类的历史理解为争取时间的历史，围绕诸问题来探究历史学与时间的关系。可以说，时间因素在历史学中几乎是弥漫性地存在着的，历史学本质上是一门关于时间的学问。
“史学是时间的科学”，这句话出自法国历史学家雅克·勒高夫。
法国年鉴学派的历史学家比较注意时间与历史研究的关系，做过一些阐述。马克·布洛克说，历史学是“关于时间中的人”的科学，因为“人的思想所赖以存在的环境自然是个有时间范围的范畴”。布罗代尔认为，时间与历史研究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历史是人类生活中形形色色的矛盾和时间的体现，它不仅是过去的实在，而且是当今社会生活的组成部分，时间紧贴在历史学家的思想上。他还发现，历史时间是具有不同运动节奏的各种历史过程，表现为各种不同的周期。他的著名的时段划分理论，尤其是“长时段”概念，是历史研究者在分析历史过程时可以凭借的一个重要工具。到勒高夫那里，史学就成了时间的科学，因为“它与存在于一个社会中的各种时间概念密切相关，并且它也是该社会的历史学家们进行思维的一个基本元素”。就这样，在年鉴学派史学家眼里，时间从人们从事历史研究活动的一个条件，转变为历史学本身。
把史学看成是时间的科学，我以为是极为精辟地表达了史学与时间的关系。然而，关于“时间的科学”的内涵，勒高夫没有做充分的阐发。仅仅凭历史学家在研究工作中离不开时间这一事实，还不足以断言历史学就是时间的科学。只有当我们认识到，时间在历史学中已经充分渗透，不论在历史学者身上，还是在历史研究的对象、方法和手段上，也不管历史研究者是否意识到，时间在历史研究过程中无处不在的时候，历史学才真正称得上是时间的科学。
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作为“时间的科学”的历史学。
社会中的任何存在都是历史性的存在，这为历史研究规定了时间界限
从大的方面讲，历史学研究人类文明的演变，文明有起源，仅此而言，历史必然有一个时间上的开端，我们讲“起源”，自然包含了时间上的开端那样一个意思。另一方面，自有人类以来，世界上有无数的文明起起落落，汤因比列举了21个具有文明发展过程的社会，而在他那个时代，已知的原始社会的数量已经超过了650个。曾经有过如此数量的文明或社会，至今还剩几个呢?大多数文明或社会都已消失，成为历史。因此，凡历史性的存在，都有一个时间的终点。
不论是文明，还是更加具体的历史事件和进程，在时间上都有开端和终结，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就意味着时间。马克·布洛克说历史学是“关于时间中的人”的科学，也应该是这个意思。编年史可以看成是这个意思的典型体现。编年史是历史编纂的基本体例之一，这种历史体例的著作在理论上没有太复杂的要求，主要是要求编纂者把所选定的历史事件和人物放在时序的准确位置就可以了。当然，把哪些事情选到时序上去是有讲究的，但那是另一个问题。
可见，历史学者从一开始就必须与时间打交道，确切地说，是时间把历史学家框住。历史学家布罗代尔与社会学家古尔维奇曾经辩论过历史学家的时间与社会学家的时间有什么不同，在辩论中，双方都使用了比较刻薄的言辞，但他们都承认，历史学家的时间与社会学家的时间是不同的。社会学的方法是类型学的方法，它可以不顾虑时间顺序谈论社会及社会问题。因此，社会学中的时间是“重构”出来的;而历史学家则不可以抗拒时间，一切以时间为开始，一切以时间为结束，永远都摆脱不了历史时间的束缚。
因此之故，历史年代学就成为历史研究中一个很重要的辅助学科，它的作用就是把历史事件根据一定的时间顺序排列起来。目前流行的公元纪年方法，即以耶稣诞生为基准计算此前和此后年代的方法，是在中世纪到近代初期逐渐地创立、完善和得到推广的。有了这样一种方法，历史上所发生的事件都可以井井有条地被安放在这条可以向前和向后无限伸展的时间之线上。而且，世界上不同地方在其曾经使用过的各种纪年法上的历史事件，都可以折换到这一线性的时序中去。
这种以数字标记的线性时间，看起来客观、中性，其实不然。
历史时间承载着意义
虽然每个以数字表现出来的年代，原本并没有什么意义，但是，当历史学家在这些年代上开始编排历史事件的时候，这些年代就可能被赋予一定的意义。例如，公元476年，是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年，这在西方的历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1492年，哥伦布到达美洲，这一年被认为是对近代历史发展有深远意义的年代。在以往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中，1917年因为发生了俄国“十月革命”而被定为世界现代史的开端，如此等等。这种被赋予了重要意义的年代，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上几乎到处存在。历史学家对历史事件的选择和倾向性，使一些数字化的时间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单个的年代因为与某个历史事件相关而具有特殊的意义，如果在连续不断的线性时间上把一系列历史事件串联在一起，那么，历史时间可以获得非凡的意义。比如，以往的中国近代史，在上起鸦片战争，下至“五四”运动前夕的约80年的时间里，着重安排了外来侵略、洋务运动、农民起义、政治改良、资产阶级革命等内容，联系起来看，这就是一段侵略与反侵略，救亡图存，探索中华民族未来之路的历史。在所有的努力最后都归于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顺应时势，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从而说明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历史必然性。这样，“近代”作为一个时代，其独特的意义通过这一系列的历史事件就凸显出来了。又如，以前，美国的历史教科书贯彻了一条“进步”的主线，从美国革命写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其中的历史内容重在说明自由和民主的价值观如何在美国一步一步地实现。这样的事例比比皆是。一段线性的时间在历史学家的手中十分巧妙地充当了展开某一历史主题的工具。
对历史进行“分期”就是对已经过去的历史事件进行时间排序的结果，也可以看成是给某一时间段赋予某种意义的一种尝试。为了对选编在时间之线上的历史进行解释和说明，历史学家需要划分出不同的时间段，像“古代”、“近代”、“现代”等，这些是历史分期中常用的词汇，但它们从来都含有意义和价值。比如“中世纪”，自该词出现以来，它的负面意涵一直很突出。“现代”的含义也是历经反复，最近出现的变化是“现代”从一个意涵积极、正面、值得期待的词，变得令人疑虑，负面的意涵在其中有所扩大。
历史时间承载着意义这一事实说明，历史学家根据自己的价值观给历史时间确定性质，历史上的年代标记、时代和时期的划分，是历史学家有意识的活动所引起的结果。
历史演变的轨迹体现历史学家的时间观
现在我们所了解的人类历史，不管是何种体例，基本上是以直线、连续的方式发展和变化的，但这样的历史既不是从来就有，也不是世界各地普遍地如此看待，毋宁说，这种线性的历史是近代以来以进步观念为基础的线性时间观在历史学中的反映。
人类学家根据人类对时间的态度，把时间分为循环时间和线性时间两种。大多数古代文明的时间观被认为是循环时间，这是一种古老或原始的时间取向，对时间的感觉仅仅延伸至不久的将来和刚刚消逝的过去，以及目前正在进行的活动，无法呈现一种从遥远的过去一直通向未来的时间观。根据循环时间观，事件都是以一种可以重现的节奏出现。这种时间观说明人类在很大程度仍未摆脱自然，人类的意识仍然屈从于大自然的季节变化和相应的生产周期，结果就产生了时间永恒轮回的观念。所以，循环的时间观念就被认为是符合自然的时间观。当这种时间与代表线性时间观的基督教时间观相比较时，循环时间观又被认为是保守的时间观，因为“它漠视人的独立性和独创性”。而线性的时间观产生于古罗马具有犹太教传统的基督教中，强调历史从基督降生开始，是基督成肉身和献身、救赎的过程。不可逆的观念取代了永恒轮回的思想，这样，时间就成为线性的、有矢量的，而且是不可逆转的。
但是，线性时间即使在西方的历史学中也是逐渐得到应用和起主导作用的。据研究，8世纪，英国教会历史学家比德第一个用“公元”纪年，这一做法后来慢慢地为其他历史学家所采用。用“公元前”/“公元”这样一种标记年代的方式，晚至18世纪才成为标准的纪年体系。线性时间观之所以到近代才主导历史学，与牛顿的时间观有关。牛顿认为，存在着一种绝对的、真实的、数学的时间，“绝对时间”“均匀地流逝着而同任何外部事物无关”。这样，用“公元前”/“公元”标记时间的方式，与牛顿的绝对时间就很容易地结合在一起。牛顿本人正是最早使用这一纪年体系的学者之一，他根据自己在物质世界中所发现的那种可数量化的秩序，将人类历史上所发生的事件编成年表，写出一系列编年体著作，其中包括《年代学提要》(1726)和他去世后出版的《古代王国编年修订》(1728)，他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标注历史上所发生的那些事的准确时间。由于牛顿在近代科学中的影响，他的“绝对时间”为线性时间观奠定了科学基础。
与此同时，启蒙运动关于人类的历史是人类不断进步的过程的观念，也要求用线性时间来表达这一历史进程。很多启蒙时期的思想家，如孔多塞、康德、黑格尔，都阐述了人类理性或精神的发展过程，从哲学上构想了一种人类历史不断进步，并且具有无限前景的历史体系。线性的时间不仅可以满足叙述进步历史的要求，而且它具有可向未来无限伸展的特点，从而符合理性进一步展现的需要。
到了工业资本主义时代，技术进步和生产增长引起人们的乐观主义情绪，现实让人们普遍感到，这的确是一个不断进步的时代，“过去”被认为是一去不回的，“现在”是短暂的，而“未来”则是无限的和值得期待的。于是，线性的时间观又有了现实的基础。
这样，到19世纪历史学在西方形成学科体系时，专业历史学者以启蒙运动时期所建立起来的进步观念为依据，开始撰写世界走向现代化进程的科学化历史。他们把西方的发展路径当做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类历史发展图式，力图把全世界的研究同质化，纳入西方式的一般历史发展模式之中。结果，“历史”就被整合成了一个集体单数性的过程。有人指出，到20世纪，西方历史解释的三个主要流派(即马克思主义、法国年鉴学派和美国的现代化理论)，都把西方世界当做普遍现代化的表率，把西方以外的世界归拢到这一历史的进程之中，从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西方历史学形态。
所以说，历史发展呈何种轨迹演变，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历史学家及其所在时代占主导地位的时间观，在坚持线性时间观的现代历史学家眼里，人类的历史就是直线式的、处于不断进步之中的历史。
时间是理解历史和进行历史评判的重要因素
线性时间把历史理解为单一的运动过程，而多重的时间则把历史理解为具有多重节律的复杂过程。布罗代尔提出长时段理论，把历史运动节律的多样性揭示出来了。尽管他的长时段理论具有决定论的倾向，但用多重节律和时间去认识和理解历史的方法，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当前受到人们重视的生态环境历史研究，可以借用这一方法。在生态环境的变迁中，短时段中发生的事件往往不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但它们的影响和后果则可能是长期的、潜伏的，比如，用现代化的伐木技术，二三十年内可放倒一大片经过了几个世纪光合作用才长成的森林，而由此发生的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性后果，更是会长期存在下去。如果我们在评价伐木这一行为时把这些不同的时段都考虑进去，则可怀疑这样一种砍伐森林的方式是否合适。自工业革命以来，仅仅过去二百多年的时间，尽管人类享受了它的成果，但也为生态环境的破坏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而严重的问题还在于，我们在物质资源消耗上透支未来的同时把生态恶化的后果外化给了未来的人类。在经历多种时间的考察以后，我们曾经在单线进步的时间观下和用较短的时段对工业革命做过的乐观评价，现在看来有反思的必要了。
同样的方法适用于近来舆论对于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问题的争议。主张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人，往往根据迄今为止尚未发现不良后果这一事实而做出安全性判断，但是，我们站在“长时段”的立场，就有充分的理由去质疑仅仅根据有限的时间段而得出的安全保证。这一争议现在还算不上历史，但它在经历几代人以后就一定会成为历史，像这种事关人类未来的大是大非问题，用多种时间尺度，尤其是使用“长时段”去观察，不失为评判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的科学方法。
这一方法在理解全球化史时也很有用。我们现在对待全球化的历史，重点在世界各地相互之间的联系和交往，甚至包括物种的交流、疾病的传播等，这是空间意义上的全球化史，时间这一主题尚未引起人们的关注。不过，时空不可分离，倘若缺乏时间的标准化、统一化，全球交往的扩展就不可能实现。事实也正是这样，随着西方霸权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全球时间协调变得迫切和必要，结果，就形成了一个以经过英国格林尼治天文台的经线为基准的全球时间体系，而原先在世界不同文明、不同族群中长期使用的地方性时间体系，则处于辅助性的和次要的地位。此外，我们还应当看到，全球化和全球时间标准化的过程是一个“长时段”的进程，如果把一些短时段的事件放到这样一个进程中观察，有时也会有令人意外的发现。比如对拿破仑废除法国共和历的认识，在短时段中观察，它被废除的原因总是局限在宗教、习俗、政治等方面;但是，从时间标准化的长期进程中去看，则能发现大革命的历法其实是与全球化进程相抵触的。所以，它被废除是早晚的事。
以上只是举例以说明时间在理解和评判历史中的作用。其实，时间因素渗透在历史研究的每一个环节，甚至人类历史的本身都可以被理解为人类争取自由时间的历史。
人类的历史是一部争取时间的历史
人类对时间的利用程度与其所处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
一般说来，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人群中，人们的时间观念比较简单，时间度量单位不太精细，对时间的利用基本上处在适应自然的状态。比如在农业社会里，生产活动大体上依从季节的变换而进行，庆典、娱乐、社交活动往往安排在农闲时节，而日常的生产活动则遵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习惯。但是，在城市环境里，工商业的发展要求人们有较强的时间观念，时间的划分也更加精细，随着钟表机械技术的进步，分和秒不只是概念，也是实际生活的需要;而夜间本来作为休息、睡觉的时间，后来也成为工作和娱乐的时间。城市生活使人们创造出可以不完全依赖于自然节奏的人为时间。在现代社会，由于技术的不断进步，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从电报、电话到互联网，现代通讯技术的广泛应用，大大改变了人们的时空观念。在当今世界，时间已经把空间压缩，距离基本上已经消失。
人类社会的历史表明，生产力的发展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过程:人类用于生产为生存所需的物质资料的时间越来越少，而可用于从事其他活动的时间越来越多。手工业与农业分工、城市的出现，从时间的角度来看，都以一部分人能够脱离粮食生产、把时间用于工商业及其他活动为前提。这样，时间就成了人类从事一切活动的基础，人类在发展生产力上所取得的每一项进步，直接的后果之一就是争取了更多的可用于其他活动的时间。因为有了时间，人类才可能在思想、文化、艺术等精神领域创造出光辉灿烂的成就。
当然，在有些情况下，人类缩短为生产生活资料所需的时间的过程，也可能成为一个异化的过程。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开启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在社会经济生活领域产生强烈的时间意识的时代，“时间就是金钱”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座右铭。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利润最大化的追求总是以对时间的有效利用为主要途径而展开的，提高劳动强度、进行技术改造而提高生产效率、采用泰勒制等措施，都是资产者为了更充分地利用所购买来的劳动时间，其直接的后果就是劳动的异化，人受到机器的奴役，成为时间的奴隶。资本主义生产使人类进入了这样一个时代:一方面，由于近代以来的科学技术和生产力迅速发展，人类为用于生产基本生活资料的时间越来越短;另一方面，不仅劳动的强度越来越大，整个社会的节奏也变得越来越快，生活更加匆忙，大多数人反而感到时间越来越紧张。在我们这个时代，对大多数人来说，时间依然是一种稀缺资源，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还缺乏时间条件。
那么，未来到底会怎样?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说法，在未来社会里，人能得到全面的、自由的发展，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又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他们的话的确就是真理。不过，我在这里还想加上一句:拥有可自由支配的时间，是每个人能够自由发展的条件。
由于时间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意义，掌握社会时间就成为政治权力的一个象征。
在古代中国，授时颁历一直都是君王的要务。而且，每一位新的君王登基，都要颁布新的年号，重新计算时间。现在，由于采用了公元纪年，中国已不再沿用旧历或旧的纪年法。但是，关于节假日的具体时间，每年仍由中央政府来规定，显示对全社会的时间进行协调的权威。在西方，修改历法的权力历来都属于最高统治者，从古罗马的恺撒、奥古斯都，到中世纪教皇格雷戈利，每一次重大的历法改革都是在最高权威的主持或支持下进行的。格雷戈利历从天主教世界被推广到新教国家，也是政治力量较量的结果。近代以来，历法革新往往成为一些国家推行新政的标志性事件，其中最突出的事件是法国大革命时期颁布共和历，以示革命的政府与宗教的决裂。在19、20世纪，一些非西方国家在经历重大的政治革命或改革以后，陆续采用西方历法，比如日本(1873)、中国(1912)、俄国(1918)等国家的历法改革，具有明显的政治意义。
当然，历法改革毕竟不是经常发生的事，但掌管时间的政治意义依然渗透在日常的社会生活之中，比如在欧洲中世纪，教会掌握着时间，教堂的钟声既是指导民众从事宗教活动的信号，也是民众日常生活的重要时间参考。中世纪晚期，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商人时间发展起来，教会控制时间的局面被打破，在教会时间之外，开始存在与工商业活动的节奏相适应的世俗时间。然而，对于世俗社会来说，掌管时间依然是权威的象征，时间控制在城市当局手里，城市当局把公共时钟安放在市政厅及其他公共建筑物上，以他们所设定的公共时钟的时间作为公众遵守的标准时间。在生产领域，劳资之间也存在着争夺时间控制权的斗争。在工作场所，时间往往掌握在工商业者手里，他们决定着工作日的开始和结束，这对雇佣劳动者十分不利，于是就引起了欧洲近代早期和工业化时期城市里的雇佣劳动者反对资产者的斗争，缩短工作日成为近代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斗争最为激烈的一个方面。
这样看来，人类社会不仅是在时间中演进，而且也是与时间一起演进的，是时间给了人类文明以生命和活力。人类文明的历史体现在经济、政治、文化和观念等各个方面，如果我们换个角度，即从时间的视角来看，人类文明史其实也可以被理解为一部关于时间的历史，这是一部关于人类从适应自然的时间，到利用、争取、掌握时间的历史。
综上所述，历史学在本质上是一门关于时间的学问，当前的历史研究中一些常用的词汇，如起源、发展、演进、进步、延续、变迁等，都包含着时间因素。历史研究者不管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他在研究过程中一定会牢牢地把握其研究对象的时间定位。历史学者也要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弄清楚，善于把历史过程编入一个井井有条的时间序列。历史学者还特别关注历史人物的经历、历史社会的变迁和进程，根据不同的时间段去观察人与事的变化。更为重要的是，人类的历史本身就是一部时间的历史。可以说，时间因素在历史学中几乎是弥漫性地存在着的，正是以这个认识为基础，我欣赏雅克·勒高夫的主张:“史学是时间的科学。”
然而，这究竟是什么样的“时间”呢?毕竟，时间也是相对的。在历史学中，“时间”的性质、内涵，还有它的形状(比如是线性的、多重并存的，还是交互影响立体的)究竟如何，都需要我们做进一步的辨析。当然，这应该是另文讨论的话题。
作者：俞金尧，1962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江海学刊》2013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