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人问：人的本质是什么？人与禽兽的本质区别是什么？“轴心时代”的东西方先哲会给出不同的答案——从中可以看到中华民族的早熟基因。
对希腊哲学家而言，无论是泰勒斯和毕达哥拉斯开创的认识自然传统，还是普罗泰戈拉和苏格拉底开创的“认识你自己”的传统，人的本质都在于“知”。换句话说，人和禽兽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有思想，准确地说是“分享”了神的“智慧”。需说明的是，希腊哲人所倡导的“智慧”，并非国人眼中的实用智慧，而是只有神才可能有的智慧，其本质乃是关于宇宙整体同一性和连续性的思想能力——神就是宇宙中的“唯一”。哲人及哲学只能是“爱智慧”，也即分享神的智慧。
但对于中国先哲特别是儒家而言，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有父有君。杨朱因提倡“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被孟子骂为“无君”；墨子因提倡“兼爱”，被孟子骂为“无父”，无君无父，即为禽兽，且“无父”更坏于“无君”。其哲学关怀不是宇宙整体的连续性，仅仅是人在人类整体中的连续性。最终结果是，父亲成为个体的直接原因，国君则成为你所在社会的原因。父君同构，决定了个体所在的社会之“家”：父成为你的血缘家长，君则成为你的社会家长，各种形式的“老大”们则成为组织或江湖之家的家长。尽管周以后的国人依旧祭祀上天和鬼神，但已退化为替自己的“家”向上天和神鬼乞求庇护的行为。天子，因为是上天之“子”，所以成为人世间的“唯一”。不同层次上的家长会随时给你教导，“家”中的你听家长、听天子、听圣人的就可以了。
在古老中国，如果一个人被父君抛弃，就沦落为动物。生前被家族永久性的除名，死后不得埋葬在家族墓地。组织中人或江湖中人如果被老大抛弃，结局也一样的凄惨。在希腊城邦，对一个人最为严厉的惩罚，是不容许你信仰城邦共同的神祗，你将因为缺乏神的庇护而沦落为动物，即使你被容许可继续在城邦里生活。中国人最终成为皇帝的子民，西方人最终成为上帝的子民。个体面对家长时有耻，中华文明催生了耻感文化；人面对上帝时有罪，西方文明催生了罪感文化。
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说中华文明是早熟的文明、中华民族是早熟的民族？“早熟”二字意味着什么？或者说表现在哪些方面？
相比较西方文明而言，中华文明的“早熟”首先表现在“过早”地割断了人与神之间的精神脐带，“过早”地远离了神的庇护堕落至人间。离开神的庇护，标志着人在宇宙中的独立和成熟。之所以说“过早”，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培养起对纯粹自然界的尊重意识——“天人合一”从此被视为当然，没有获得走进客体世界内部的工具和方法，更没有培养起对自然规则的敬仰之情。但我们终究是成熟了。当西方文明依旧匍匐在原始宗教的余辉中，中华文明已开始在《周礼》里建构起繁琐、细致、成熟的世俗生活，在《尚书》里构建了成熟的国家和社会，同时在《周易》里建立了我们对世界、特别是对人生的简约看法。由是可观，中华文明“轴心”的成型年代要早于西方。至于后来“轴心时代”的诸子百家，只是完成了对中华文明“轴心”的哲学自觉而已——这和西方开始构建文明“轴心”大有不同。
当西方文明还在自然界中披风淋雨茹毛饮血之时，中华文明已躲进温暖的家里，一边享受着亲情，一边赞美着圣人。于是，我们曾经仰望天宇的神鬼之思，转向了对世俗家国的人间之思，人及万物在宇宙中共同来源的纯粹理性话题，让位于人在家族和社会中传承关系的实践理性话题。伟大的神退回天国，只是在远处漫不经心地庇护着我们。历代家长和伟大的圣人们开始引导他们的子孙走向未来，并完成世代接力。一代又一代的国人，都在重复着“别让先辈打下的江山丢在我们手上”之类的话语。一代又一代的家长们也坚信，至少自己的孩子不会挖自己的坟墓。
在家庭里，我们着手培育向上的亲情，同向下的原始亲情开始分道扬镳。向下的亲情源自于种族繁衍的本能需求，将更多的资源倾向于种族的未来。相反，向上的亲情必须依托物质的丰富，将更多的资源倾向于种族的过去，并因此被反对者视为浪费。但“家+家长”的中华文明必然选择“百善孝为先”为社会伦理的出发点。花费在家族祭祀上的财物、时间和相应的礼制规定，足以显示出当年的我们不仅很成熟，而且很阔绰。
在宇宙中，只要我们足够地勤奋，就能够过上人的生活，完成种族的繁衍。依托率先成熟的农业技术，加上大山大川足够丰沃的资源，中华文明不仅能相对轻松地应对自然，还有业余时间实现田园式的美学追求和生活式的宗教追求。《诗经》乃至《周易》中的古韵歌连同精美的玉器礼器等，都能重现当年的优越生活。
农产品总是作为整体被生产出来的，果肉和果核无法分开来生产，但长此以往，则固化了我们“整体观照”对象物的思维。《周易》就是中华传统思维方法的集中体现，中医则是中华传统思维的技术标本。中华文明在“整体观照”对象物中获得了巨大成功，却同时失去了进入对象物内部进行分析的兴趣和动力。
我在《存在即关系》书中，将知识分为两种：西方式的科学，中国式的经验。前者源于对客体物内部的条分缕析，后者源于对客体物的整体观照。对西医而言，需要进入病人体内分析出病灶同病原体之间的关系，逐一采取治疗措施。对中医而言，人体是个黑匣子，望闻问切都属于外部的整体观照，把脉则是通过输入信息和输出信息的差异对比，然后整体对症下药。两者都是有效的，但路径却大相同。
在社会中，早熟的我们遭受了数千年的痛苦和不堪。先是发明了成熟的制度，包括文官制度和人伦礼制，并因此创造了古老而眩目的辉煌。但后来却不得不在“父君同构”的社会中穿梭，在不同的家长中间奔波，勾心斗角、合纵连横因此不可避免，攻心术、权谋术甚至谶纬之术也大有市场。记得是张鸣说过，同战国时的中国谋略比起来，希腊特洛伊木马只能算是“小儿科”。
我们过早地离开了神，错过了宗教，远离了自然，淡化了对客体世界的尊重。我们因“父君同构”而独立、而早熟，逐步建立了“家国同构”的社会，建立了“整体观照”的经验知识体系，创造了领先世界的农业文明辉煌。但不无遗憾的是，我们没有及时认识到“家+家长”文明模式的不足和风险：以家立国必至分国为家，家长无限必至权力无限；最令人感到无奈的是，这一风险后来一步一步酝酿成民族苦难的魔咒，至今没有解除。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