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最古老的时候起，在世上一切民族中间，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一直建筑在暴力之上。但这关系也像世上的一切事物一样，从过去到今天都在经常不断地变化。它由于两个原因而发生变化。其一，政权，即那些游手好闲的拥有权力的人，随着权力的巩固和延续变得越来越腐化，越来越疯狂残暴，他们的要求也对被统治者变得越来越有害；其二，随着统治者的的腐化，被统治者越来越清晰地看到，服从这种腐化政权是多么不合理性，多么有害。

……只要暴力政权存在，人民必须改变对待政权的态度的时刻就难免要到来。这一时刻可能来得早一些，也可能来得晚一些，这要视政权的腐化程度和速度，它的狡猾程度，以及民族气质是好静还是好动而定，甚至还取决于民族的地理环境是否便于人们之间的相互往来。但是对于所有的民族来说，这一时刻不可避免地迟早总要到来。”

这是伟大的俄罗斯作家列夫·托尔斯泰一个多世纪前在《论政权、统治者、暴力》一文所说的。统治者总是不相信自己有“这一时刻”，千方百计将“这一时刻”推迟几乎成了他们工作的重心，他们总是希望“这一时刻”不会轮到自己头上。他们相信手中掌握的绝对优势的社会资源，他们相信没有什么力量足以构成对他们的有效挑战，他们更相信强者通吃的逻辑，侥幸的心理和权宜的算计常常覆盖了他们的日日夜夜，他们因此一而再地放弃主导社会变革的主动权，宁愿以高昂的代价维持现状，丧失了一次次对他们可能有利的选择机会。这是古往今来许多生动、具体的史实所一次又一次证实过的。利益计算、风险评估压倒一切，形成巨大的惰性，遮住了一切远见、忧虑和良性的判断，良知的全面缺失更使他们在判断现实和未来的时候，没有超越一己私利，也没有超越眼前的、临时的、很可能转瞬即逝的评判尺度。他们只能在自我设置的美丽陷阱中观天观地，失去对现实的敏感和对未来的洞察，只剩下侥幸主义和鸵鸟主义，和对那些冷冰冰的国家机器的依赖。在他们的天平上，人性、人道退场了，甚至连理性也退场了。死水般的公共生活，呈现出的往往只是假象，大量的矛盾、不满如同山一样不断积累，不面对、不正视，并不意味着矛盾的不在，暂时的掩盖，暂时的包装，或者暂时的视而不见，都是暂时的，这一天迟早要到来。

托尔斯泰目睹沙皇俄国的暴虐、冷酷和腐化，一次次地选择了“我不能沉默”，他为那些无依无靠的弱者说话，为那些被戕杀的冤魂说话，为千百万挣扎在边缘、底层、无力发出声音的同胞说话，在急风暴雨的大革命即将席卷那块广袤大地的前夕，作为文学家、忠诚的俄罗斯之子，他似乎敏锐地呼吸到了空气中的火药味，他不断地写下《到底怎么办？》、《不可杀人》、《死路两条》、《我不能沉默》、《俄罗斯性格和俄罗斯的出路》等文章，他提出“勿以恶抗恶”，他倡导非暴力，在1906年写下的《停止服从政权不参加暴力》，对他的非暴力反抗思想做了很好的阐释：

“暴力产生暴力，避免暴力的唯一手段只有不参加暴力，这对于没有丧失理智的人来说似乎应该是非常清楚的。这种手段照理说是非常容易看到的。很显然，人们，即大多数人，之所以会受到少数人的奴役，只因为这些被奴役的人自己参加了对自己的奴役。

……目前在俄罗斯民族中间发生的事，并不像许多人想象的那样是人民为用一个政府取代另一个政府而发动的反政府起义，而是一个伟大得多的、意义也更为深远的现象。现在撼动着俄罗斯民族的东西，是对任何暴力即一般意义的暴力的非法性和无理性的朦胧意识，是对有可能和有必要建立一种不是以暴力政权为基础（在各个民族中间至今仍是这样）、而是以合理而自由的协调一致为基础的生活的朦胧理想。”

他并没有亲身经历身后大规模的暴力革命，对一个民族带来的巨大冲击和伤害，但他似乎预见到了一个腐化堕落而冷酷的政权一旦崩盘，统治者将遭到的是同样的对待，暴力带来的暴力反抗，同样是一种恶，出于人类的良知、爱和怜悯，他呼唤非暴力，他呼唤更文明的方式来改变旧制度、旧世界，虽然他心目中的“朦胧理想”当时落了空。伴随着暴力压迫和剥夺的将是暴力的反抗、报复和清算，史不绝书都是这样的以恶报恶的恶性循环，托尔斯泰以他巨大的文学成就和道义感召力所提出的非暴力反抗思想，在现代社会尤其具有深刻的意义，它提醒生活在这个星球上的人们还有另外的选择、另外的路径。当然，非暴力思想能根植人心，并开花结果，不仅有赖于被统治者的良知、理性和勇气，同样有赖于统治者人性的发现、良心的复苏、理性的抬头，在面对社会和平反抗时的宽容、节制和忍耐，这是对双方的呼唤，如果只是单方面的要求被统治者恪守非暴力的原则，统治者继续任意的严酷的暴力手段来回应一切非暴力的社会抗议，其结果就是对人类文明的摧毁，不仅是对肉体的伤害和杀戮。

…… ……

2012年5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