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嘉健:安娜·卡列尼娜之死:神经症危机的解脱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640 次 更新时间:2017-05-03 1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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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嘉健 (进入专栏)  



  精神失常,就是人格体系的完全崩溃。神经症与正常之间,不存在截然的分界线。神经症为人共享,普遍存在。


  绝望和痛苦正是这类神经症状的原因,使之免于生存中心诸多深刻矛盾的折磨,消除自己的无价值感。

       

                                                                        —— 《死亡否认》,P167,P169




一. 问题的提出


安娜·卡列尼娜的自杀终结,显然是《安娜·卡列尼娜》这部巨著需要解释的重大难题。安娜的精神危机事实上是属于所有人的,但是她的自杀向来并没有得到部分读者甚至是批评家的认同,许多人也不想认真追究其必然性。


英帝国极盛时期重要的文学批评家马修·安诺德在评论《安娜·卡列尼娜》时,这样来解释安娜的自杀:


在当时条件下,她简直无法生活下去。一个小小的误会就引出了那个无可避免的结局。一天早晨,渥伦斯基和安娜发生了一场口角,接着就去乡间看望他的母亲。安娜发电报要他回来,她接到他的回电说要到晚上才能回来。她跟踪到他的母亲的乡间别墅去,在火车站上,她听到了一些话,使她相信他不会回来了。她妒忌怨憤,不能自持,便走下月台,投身在一列驶过车站的货车的车轮底下。货车开过去了——那颗姣好的头颅仍然完好,但是身子的其余部分被压成血肉模糊的一对。可怜的安娜!(1)


用“误会”引起了安娜的妒忌怨憤,使她不能自持,走向自杀来解释,这是轻率不负责任的文学批评的表现。“文人思维”的缺陷在于浮光掠影式的直觉,感情用事。钱锺书先生在解释“阐释方法论”时说:“积小以明大,而又举大以贯小;推末以至本,而又探本以穷末;交互往复,庶几乎义解圆足而免于偏枯,所谓‘阐释之循环’者是矣。”(2)文学批评需要整体互为循环的逻辑解剖,而不能只是简单的出于估计性的判断。必须以缜密的逻辑分析和整体性密切联系的证据出示,基于丰富的人生经验和人性洞察,以充分的细节显示怎样的心理发展,环环紧扣地展示其行为逻辑。


文学批评是一个解释人生、人性深度问题的文化研究。简单的解释仿佛告诉人们:人们的过激行为只是一时之间误会造成的心理浅狭反应的错误,这种解释影响读者总是从表面看问题的心性。由此可知:感性判断的文人思维,是靠不住的结论,未经深思熟虑,特别未经过深入周详的研究,遽尔做出轻率的判断。但是文人思维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大众在错误传播的文化信息下形成自己的价值观和方法论,并以简单化的武断和粗鲁的感情用事回馈社会,一个社会之缺乏公共理性,与文人思维的泛滥息息相关。社会总是无辜的。


另一种态度是对待重要的主题,只是根据经不起证伪的既有观念(prejudice)而提出反对意见。例如诺奖得主、英国大作家高尔斯华绥在为《安娜·卡列尼娜》英译本作序时,发表了如下不可思议的评论:


简直不能相信,结尾时如果不是作者对她随意簸弄,她竟会去自杀的。实际上安娜是一个热情洋溢、精力充沛、生命力非常旺盛的人,是不会像她那样结束自己的生命的。小说的结局在我们看来是出乎意料的,故意制造的,在这里作者似乎要在结局中否定自己所塑造的人物。人们不由得想,托尔斯泰开始写作这部书时是无拘无束的,一点也不为他人的好恶所左右,以开朗的眼光看事物,但是在写作这小说的岁月里,他的世界观不知不觉起了变化,结果是说教者压倒了艺术家。(3)


平生热情洋溢、生命力旺盛的人不会走向“绝望”的边缘?不会有巨大的精神危机?仅仅凭着热情和生命力旺盛的单面性格,不能判断一个人是否具有精神危机。有些人热情、旺盛而同时是完美主义者,将自我精神视为至高无上的尊严,往往正是这种平生热情洋溢的理想主义者一旦失去自我认同和产生自信危机,才容易走向精神崩溃的境地。高尔斯华绥并没有具体研究安娜复杂纠缠的精神心理难题如何折磨着她而导致她的心理疯狂,他仅仅依赖一种并不成立的唯理主义前提,便推导出普遍性的结论,其逻辑是绝对性的一律,抹杀了生活的复杂性和个别性。


虽然上述两位都是富有智慧和文学观察力的有成就的大师,但是任何人一旦对研究对象只是出于一种自以为是的直觉观感,那么随时随地都会发表不可靠的意见。今日还有兴趣阅读《安娜·卡列尼娜》的读者甚至研究人士,当然不乏认为安娜不会自杀的结论。所以“安娜之死”值得深究。



二. 安娜心理分裂症状所显示的精神危机


由于《安娜·卡列尼娜》在“心灵辩证法”方面的巨大成就,将之称为“准精神心理小说”,是恰当的。如何解释安娜那复杂而痛苦的心理结构和精神危机过程,会有助于人们理解某种特殊而复杂的人性对精神心理具有之决定性影响力,亦有助于理解任何人一旦在自己精神心理种下了致命的危机感,则便会失去自主性以及造成整体心性的崩溃甚至走向疯狂。


安娜不是一个典型意义上的精神病人,但她已经表现出严重的精神分裂症状。断定一个人是否是一个病人可能会有相对性的结论,最犯难的是如何解释正常人会在精神心理危机时期出现非正常的精神心理状态。准确而详尽地分析、描述和理解一个特定人物的精神心理难题,而不是给他判定是什么典型的病症,这才是最需要做的事情。托马斯·萨斯这样认为:“精神疾病不是病,而应该把它看作是由社会和环境因素引起的生活中的问题。”(4)“心理问题是精神内部冲突、无意识的动机和外部要求与性格结构的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5)“性格的内在冲突都能造成分裂,如果思维与感觉之间的裂隙过大,那本身就已是轻度神经症了。当你在某件事上与自我发生冲突时,你就正在接近神经症状态。”(6)


弗洛伊德的杰出弟子奥托·兰克这样说:“人愈是正常、健全、幸福,人就愈会...成功地...压抑、移置、否认、文饰、自欺并欺人,往后,人会遭受神经症的折磨,这种神经症...来自痛苦的真相...患者看穿了感觉世界的欺骗和现实的虚假。”(7)


兰克这段话似乎恰恰针对安娜而总结的:安娜原来生活得正常而健全 —— 当然所有人的正常都是不完美的正常,带着平庸单调之幸福的常态生活 —— 她是俄国贵族生活中高尚祥和的典范;这种高尚祥和当然是压抑了她旺盛的生命力,移置了她跃跃欲试的情欲于无意识,否认了她追求爱欲的浪漫性,文饰了她一切不完美的表象。在渥伦斯基火车上第一眼看到她的时候,就看出了她“有一股被压抑的生气”,“一种过剩的生命力洋溢在她的全身心,违反她的意志”闪烁着。(《安娜·卡列尼娜》,第一部,一八章,P90,周扬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3,以下同)


这是一种残酷的精神折磨过程:当安娜自觉地克制与回避自我的情欲时,她艰苦地挣扎着。舞会之后,第二天她立即决定离开莫斯科。她整个人都改变了沉静温婉的心性,连杜丽的孩子们都感觉出这个姑母不再那么可爱了,她的烦恼包藏着对自己的不满,深感别扭,盈溢着眼泪,涨红着脸,她自动向杜丽坦白自己忍不住的放任,她激动地说:“我可不是斯季瓦(她哥哥)!就因为我不能容许我自己对自己有片刻的怀疑...结果完全出人意外。也许违反我自己的意志...”她对自己有绝对诚实和严肃认真的人格要求,所以说“我可不是斯季瓦!”


当她坐上火车离开莫斯科时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哦,一切都完了,谢谢上帝!”多么复杂的一切都完了。可是,骚乱和嘈杂搅扰着她,她在是否有权利渴求自己生活的欲望和羞愧之间反复寻思,她的神经好象是在什么旋转的木栓上愈拉愈紧的弦,她的眼睛愈张愈大了,她的手指和脚趾神经质地抽动着,身体内的什么东西压迫着她的呼吸,疑惑的瞬间不断地降临到她心上,她无法确定火车是向前走,还是往后退,或者是停了,她害怕自己陷入这种迷离恍惚的状态。


“他的精神自我无法安居在自己的身体之内,他负荷着一个“异化的”动物身体,他发现自己的动物身体对自己而言是一个威胁,他依赖一种过度放大的精神过程,只剩下符号意识在极端紧张状态中漂浮...”(8)


于是在“终于如愿以偿了”之后,安娜收获到的是一个不可能的、可怕的、因而也是更加迷人的幸福的梦想,联翩而来的是滚滚不断的羞耻感、罪孽深重感、屈辱感、憎恶感、荒谬感、恐怖感和绝望感,举凡人类精神上最深恶痛绝的感觉,她全都在瞬间体验到了。她呼喊着“天呀!饶恕我吧!”“一切都完了!”从此,她在自己精神的裸体面前痛切地感到的羞耻之情,交织着疯狂的欲望满足和荒谬感的梦像恶魔似的折磨着她。—— 只有这种交织着狂欢迷失与厌恶恐怖感双重心理性格中的灵魂,才会被神经症危机纠缠不休。


经由她的自我扩张、情欲突围,安娜发现了生活的真相,陷入了不可遏制的面对“残酷真实”的痛苦之中:包括自我情欲的丑陋,自我精神并非纯粹高贵,爱人并非完美,情欲失去新鲜感之后的空洞和回复常态,身体容貌可以很完美匹配但两人的精神世界并不心心相印,爱情与自由的冲突和不可兼容,男人满足情欲之后更热爱他独立的权利,男人不喜欢情人完全的缠绵,这个社会允许游戏式偷情常态化但拒绝为了爱情而损害婚姻...面对这种种所谓“爱情”的脆弱性、动物性,她突然清醒地发现:她和渥伦斯基之间并没有建立起精神之恋却迫不及待地、疯狂地进入了肉欲的亲密关系,安娜由此“看穿了感觉世界的欺骗和现实的虚假”,她无法接受这残酷的真相!


这正是安娜的精神危机:她发现自己的身体竟然充满动物性的性欲,非常强烈的性渴望,她高贵的精神和自尊被骚动飘忽的情欲搅拌得心猿意马、轻浮冶荡,她完全丧失了对自己这具身体的信任。于是她极力从情欲的身体里剥离自我的精神尊严,让它们在紧张状态和找不到归宿的空荡荡的虚幻世界里飘游。可惜,她的尊严和高尚性,同样始终未能接纳她的情人渥伦斯基,这自然迫使渥伦斯基越来越与她保持距离。一个不满渥伦斯基的高贵精神与一具不能满足情欲的身体,都对渥伦斯基产生了强烈的怨怼情绪,越是这样,她便将自己的苦恼投射到渥伦斯基的身上,变成一种咄咄逼人又尖锐刻薄的敌意,这种敌意实际上正是“自我憎恨”心理的移情。换言之:她最终憎恨的,是自我。


于是,安娜开始进入一种神经症的状态。精神分裂症的状况是:人的经验被分裂成两种形式:符号的自我(精神概念的)和生理的自我。两种经验方式无法协调,他们是过分敏感的个体,把身体视为身外之物,完全不可信任和无法控制。


荣格说:“在精神分裂症中,人们常常可以看到一种人格迅速地变为另一种。”(《分析心理学的理论和实践》,P8)安娜的人格,从出轨之后,从温婉得体、优雅娴熟、端庄持重和诚实真挚迅速变为喜怒无常、蛮不讲理、轻浮任性和虚伪说谎,有时甚至故意折腾、突然狂躁,心理状态的反常无可理喻。



三. 安娜人格体系之崩溃与自我憎恶之危机


贝克尔指出:“精神失常,就是人格体系的完全崩溃。”(9)


安娜人格体系的完全崩溃,是她精神失常的原因,然而这个后果非常严重:一旦人格体系崩溃,人的心性会一直向着变态性的恶劣状况加剧,就像旋螺丝钉一样越转越紧,一直拧巴到无可回旋。既使亲密者无法承受,但关键是,她本人再也无法接受精神自我这个主人,人会完全失去生存的意义和趣味。


安娜“终于如愿以偿”之际,表现出一个生命力旺盛的女人长期压抑的强烈情欲的满足,一个贞洁的贵族女性冲决道德规则而内疚的羞耻心,一个善良妻子背叛丈夫而问心不安的负罪感。(第二部,一一章)在这一章里,作家尽情地、浓墨重彩地刻画安娜·卡列尼娜那强烈的联翩不尽的“羞愧”:她低下她那曾经是自负和快乐的、现在却深深羞愧的头,她弯下腰,从她坐着的沙发上缩下去,缩到了地板上他的脚边;要不是他拉住的话,她一定扑跌在地毯上面了。她抽抽噎噎地说:“天呀!饶恕我吧!”她感觉得这样罪孽深重,这样咎无可辞,除了俯首求饶之外,再没有别的办法了。当她想起用羞耻这种可怕的代价买来的恋爱,她就觉得可怖和可憎。她带着恐怖和厌恶说:“什么样的幸福啊!”她不断地做着荒谬的、赤裸裸的恶梦:她有两个丈夫,同时在对她滥施爱抚,和她做爱,这样的梦像恶魔似的折磨着她。即使自己面对自己的时候,她也“羞得满面通红”,“她对于以前所从未加以考虑的耻辱感到恐惧”(P423)。


当时出版家卡特科夫曾要求冲淡这里的“鲜明的现实主义”,但托尔斯泰断然拒绝说:“这一章分毫不能更动”。“这是整部小说的立足点之一。假如它虚假,就全都虚假了。”(10)


这个立足点是什么呢?它是指安娜一向有一个高贵、诚实、善良和古典美的灵魂(“那曾经是自负和快乐的”),这个精神自我从来不会允许自己的身体表现出完全相反、极端违背灵魂要求的丑陋作为。但是终于、竟然克制不住了,她感到无地自容、彻底地崩溃和灵肉在瞬间分离:从此开启了不可控的精神分裂症,越演越烈。


当一个人认为自己出轨是合情合理或者有充足的道德补偿性的,TA必感到心安理得,继而简单而快活地生活着,且容易面对事实上的冲突矛盾,没有精神危机来在TA和情人之间障碍着。这是物质主义者和娱乐至死的享受主义者之后现代人的单面心性。而安娜是古典时代的标本美人。


理解了这点,就可以知道,后来安娜不断地、频繁地在她和渥伦斯基之间无理取闹,是出自其精神紊乱和危机动荡下的无意识冲动。而且,她的人格的裂变,也是这种丧失了尊严后的疯狂发作。阿德勒说:“低自尊是精神病的中心问题。”从高度尊严的贵妇人到社会遗弃与自我憎恨的“动物性女人”,安娜在自己内心里感到何其巨大的精神地震!


我曾经深入探讨过安娜的二律背反之两重精神心性。在安娜出场时显现的带着精神品质标志的美貌中,分明体现着巨大的分裂性和融合性:一面是端丽、温雅,严肃的、有时甚至忧愁的 —— 道德和尊贵品质含蓄节制的;一面是特别迷人的柔情蜜意,亮晶晶的眼睛闪耀着,灵活的举动和饱满的精神 —— 情欲光辉灿烂地诱惑着。吉提感觉到安娜十分单纯而毫无隐瞒,其实她却是生活在另一个复杂的、富有诗意的更崇高的世界,那世界是吉提所望尘莫及的。(P92,P105)


使天使和魔鬼同样卓越的品质融汇在一个女人的精神中,这是上帝的实验性杰作。安娜的命运注定她一定会走向人格崩溃和神经紊乱,因为这样的心性结构,互相撕扯着,两者同样的旺盛。从形而上的虚荣来说,她有理由自负和快活,但从来就隐藏着巨大的危机。她是贵族中的精神贵族,美人中的绝色尤物,道德教养中的高尚尊严者。有政治权力和地位,高尚的家庭,富有,美如女神。但从形而下的世俗享受而言,她深知自己仅有唯一的严重的缺失:难言的情欲饥渴。她渴望这些但深知不能越雷池半步。所以,优越感和自卑感纠结在她的灵魂深处,纠结在她的精神自我和身体自我交接的薄弱地带。


情欲之门就是地狱之门,一旦打开,身体恶魔和灵魂心魔就会同时抓狂,精神自我时刻在鞭挞、谴责身体的自我,身体自我在获得满足的高潮时,就开始了新的空洞性。于是懊悔更深,而罪恶感和羞耻心越来越强烈,不但之前的优越感失去了,同时收获的还有强烈的失败感。


贝克尔也论述过相同的例子:“某人把得救的希望全然寄托于一场爱情,如果这一狭隘的努力最终失败,他就会成为神经症患者:完全被动,依赖,害怕独自行动,需要人陪伴并为此不惜忍辱负重。对象成为了她的一切和整个世界。”(11)


她本意是想逃避欲望缺失的焦虑,结果却让自己遭受那么多的损失:尊严,道德优越感,人格,社会,家庭,儿子,相当于自我孤立和自我否定,最终变得虽生犹死。于是我们可以理解,这时候的安娜为什么那么苛刻地要求渥伦斯基时刻不要离开自己,因为她不能承受孤独,她的灵魂折磨需要依赖性的陪伴。


一个高阶级的正派人误入歧途,心灵为魔鬼控制,此刻,她的精神结构已经被颠覆,先前高高在上的优越感被一向没有合法地位的卑劣感压抑着,失落感、堕落感和不可救赎的忏悔心交织着失败感,于是产生势不可挡的自我鄙视和自我憎恨感。


人无法回避做人的问题。安娜恼羞成怒,身不由己而倍感沮丧,憎恶自己沦为了低下而自卑的祈求者。作为具有强势性格的安娜来说,她无法忍受这样的局面,她必须突围出去,自杀就是这样的突围形式。当精神分裂症成了间断发生的状态,当无意识占了主导地位时,极端性、固执、绝望和紊乱就充当了杀手。


安娜是死于自我报复。自我报复源于自我憎恨和自我绝望。对自己无法克制罪孽的沮丧感,对欲望毁灭了一切美好和秩序,对情欲颠覆了宗教道德,对卑劣的放纵所带来的坏心性,包括说谎,轻浮,兽性的享受,诱惑所见到的各种男人,不讲理的纠缠,任性的发作和纠缠,无辜的猜忌和嫉妒,无理取闹,泼妇似的争吵,内心失控的空洞和折腾,加上一直挥之不去的罪感和羞愧心,等等,“下作”背叛了她一生美好的教养和贵族尊严。带着这些丑陋,生不如死。


小说卷首写下的圣经名句“伸冤在我,我必报应”,作为题词,表达了上帝在人性灵魂深处的终极制约影响力。对于人类而言,“上帝的报应”是我们放纵了感性生命的任意欲望后的自性惩罚,任性之下,或者感到彻底的没有意义感(精神空壳化),或者纵欲的同时还具有强大的道德反思感,那么人之所以为人,就无法对自我认同有合理性的交代。只好希望从当下的事件中解脱出来,从自我憎恶感中解放出来(人需要净化)。解脱也是对自由的追求。在现代社会,人类的精神心理问题和自杀现象越来越广泛和严重,“安娜之死”所隐藏的精神心理问题,值得继续深入研究。



四. 在无意识和意识紊乱危机中渴望解脱的灵魂


“神经症状态”正是安娜在危机感最强烈时的表现,她始终在清醒的理智和无意识状态之间徘徊。例如她无意识地运用她的全部魅力来唤醒列文的倾心爱情,包括对待所有的年轻人,无非是想证明自己风流依然、魅力未尽,然后就陷入百思不得其解的质疑渥伦斯基对自己的冷淡与远离。


安娜的结局表现了意识和无意识巨大冲突悖论导致了寻求解脱的必然性:意识否定这爱情,道德审判自我的肉欲,但无意识却死死地抓牢和留恋这春宵一刻值千金、稍纵即逝的情欲;她的意识痛恨自己的谎言和轻浮,责备自我情欲的专制和疯狂,无理和野蛮,但无意识却越来越任性。这样的混乱、反复、纠缠不休,使她深感自己的神经紧张到失控状态。这是一个与生俱来一直在优越感中沉静从容、应对裕如的贵族女性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危机状况。她感到了精神尊严的无效,失败感笼罩着无助的心性,她无法不痛恨自己。她处在精神分裂和失常的边缘,解脱了才得到安乐。


“她双手紧按着胸脯,停在杜丽面前。穿着雪白的睡衣,她显得分外的庄严高大。她低下头,激动得浑身战栗,她用珠泪盈盈的晶莹的眼睛愁眉深锁地凝视着穿着补丁睡衣、戴着睡帽的、消瘦而可怜的娇小的杜丽。”


“她走过去,坐在杜丽旁边,带着有罪的神色紧瞅着杜丽的面孔,拉着她的手。”


“‘你在想什么?你对我怎么看法?不要看不起我!我不该受人轻视。我真是不幸。如果有人不幸,那就是我!’” (P935)


当她哥哥带着列文去探望孤独中的安娜时,哥哥问她:“你今天身体好吗?”她答道:“还好。神经还跟平常一样。”(P1017)此时的安娜已经敏感地时刻关心自己的“神经”了。不久,安娜和渥伦斯基再度发生激烈争吵的时候,她已经开始越来越严重地陷入无意识发作的恶劣状况。


“一个思想,只有一个思想,以各种各样的形式苦苦地纠缠着她。‘如果我对别的人们,对这个热爱他妻子的已婚男子具有这么大的魅力,为什么他对我这样冷淡无情呢?...我不是活着,而是在等待着一种拖延又拖延了的结局。...我抑制着自己,等待着,给自己找娱乐,这一切都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不过是一种吗啡而已。他应该可怜我的。’她感觉着自怜自爱的眼泪涌上她的眼睛里。”(P1028)苦苦地、以各种各样的形式纠缠着她的只有一个念头,她严重地陷入了被无意识控制,而不是自主意识清醒的状态。越来越狭隘的纠结,挥之不去的强迫症,越害怕越充满焦虑感,自动地膨胀,蕴蓄着恐惧感,准备着一旦面对渥伦斯基时,会控制不住地爆发出来。


当独自一人在家时,她努力寻找事情去做,以期忘记这种强迫的念头、焦虑的恐惧感。只要一看到从外面独自活动回来的渥伦斯基,安娜“不知不觉地就采取一种斗争的姿态。”注意 “不知不觉”的无意识状态。


开始还是好好说话的,“突然她的脸上的表情是冷淡而又怀着敌意。”渥伦斯基总是想修复甜蜜的关系,“她很高兴他这种要求柔情蜜意的表示。但是一种奇怪的邪劲不让她屈服于她的冲动之下。”她越来越激动地发作了。


“‘如果你知道我在这种时刻是如何地濒于绝望,我多么害怕,多么害怕我自己就好了!’‘我自己也不知道,是这种孤寂的生活呢,还是我的神经...’”(第七部,一二章,P1027-1030)再一次提到她的神经。当她有意识的时候,她深深地知道,自己的神经已经脆弱地陷入一触即溃的境地。她已经明确地提到自己的绝望心境,而且到了害怕自己正处于失控的绝望处境。


从心理学来说,人们发脾气经常是一种心理能量的转移,将内心的失败感和自卑感甚至是自我谴责投射到可以有理由被发泄的对象身上。安娜即如是。


一次一次吵架之后,安娜“后来发觉她本来想安慰自己的,结果又绕上她已绕了那么多次的圈子,又回到她以前的愤怒心境中,她为自己吓得浑身发抖。‘难道我不能够控制自己吗?’ ”(P1083)


“转瞬之间她醒悟过来,因为又违背了她自己的决心而吓得毛骨悚然。但是虽然她明明知道她在毁灭自己,她还是约束不住自己...”从无意识到有意识,来回折腾,时而清醒,时而失控。


这种无意识渐渐发展成为:“我要爱情,可是却没有。那么一切都完了!一定要完结!”“她的心灵中有另外一种唯一使她感到兴趣的模糊念头,但是究竟是什么她却捉摸不定。她回忆起她的产褥病和当时萦绕在心头的思想,她回忆起她的话:‘我为什么不死呢?’于是她恍然大悟盘踞在她的心头的是什么了。是的,这就是唯一可以解决一切的想法。'是的,死!...'”


“‘阿历克赛·亚历山德罗维奇和谢辽沙的羞惭和耻辱,以及我自己的奇耻大辱—— 都会因为我的死而解脱。’”(P1088)并且,“她一心只要惩罚他。”


她睡觉必须要一次一次地服用鸦片才能入睡。而经常沉入一种难过的、梦魇纷扰的睡梦中。当有一次争吵后渥伦斯基离开时,安娜站在百叶窗前自言自语:“走了!全完了吗!”

她的蜡烛熄灭了的时候那种黑暗和那场噩梦所遗留下的印象,混合成一片,使她的心里充满了寒彻骨髓的恐怖。


在绝望中思绪混乱地反复自言自语,安娜自问,我梳过头发没有?她怎么也记不起来了,甚至都不相信她的手。她凝视着镜子里的那个用明亮得惊人的眼睛吃惊地望着她的发烧的面孔,“这是谁?”“是的,这是我!”她恍然大悟。“怎么回事?我疯了吗?”(P1101-1103)


荣格指出:无意识倾向有一种明显的特征,即因缺乏意识的认知而不得不失去能量,也就是它们带有一种相应的毁坏性特点。...使主体陷入无法解脱的混沌,最后以灾难的结局收场。(12)


临终的证明就是:当她最后要投进火车轮子的时候,“一种仿佛她准备入浴时所体会到的心情袭上了她的心头,于是她划了个十字。这种熟悉的划十字的姿势在她心中唤起了一系列少女时代和童年时代的回忆。笼罩着一切的黑暗突然破裂了,转瞬间生命以它过去的全部辉煌的欢乐呈现在她面前。”她投进去、扑通跪了下去,“同一瞬間,一想到她正在做什么,她吓得毛骨悚然。‘我在哪里?我在做什么?为什么呀?’”她再想逃出来已经不可能了,她觉得无法挣扎...(P1122)投进去时是朦胧的无意识主导,突然间她又回到了清醒的意识状态,无论意识还是无意识,她都无力控制了。


精神心理病症是由社会、环境、生活和个人选择的定势等引起的精神心理方面连续性的障碍、变异和困难纠缠。而精神心理的难题是由于主人公处在一个性质异乎寻常地严重和颠覆性的精神危机状况下所引发的悲剧性情绪,它的难题体现在一个自我无可逃遁的深感肮脏但无法净化的心理折磨过程之中。自我精神折磨的人往往带着精神洁癖。


以安娜的人格和精神信仰,她唯一需要和最好的选择就是:解脱。自杀是她精神心理危机的必然结局,与社会环境和他人没有太多的因果关系。安娜复杂的两重人格、不能自控的精神分裂状态和间断爆发的变态心理、由罪恶感和羞耻感所带来的道德危机恐惧症和焦虑症、被遗弃感、强迫症、歇斯底里症状和绝望感等等,无情地撕扯着这颗美丽的灵魂。这足够使她万分痛苦和趋向崩溃,通过无法自主的无意识、自然而然地走向彻底的解脱。死亡并不可怕,最恐怖的还是精神危机之残酷折磨。



结语


安娜是高傲而胸怀磊落的女人。她不知道人作为“受造”的限制。“受造”深不可测且莫名其妙,是“受造”强大的魔力释放了自己的心魔,却又要另一个“端正的我”深深地正视自我“精神的裸体”。她在相反相成的两面都固执地坚持极致:既是情欲淋漓尽致的英雄,又是道德审判的最高法官;既是不正当的结合,又要对情人提出纯粹而极端的苛求。她是自己与自己作残酷的斗争。她鄙视苟且和自私,可惜越轨之恋在这个社会的惯例就是被视为苟且和自私之事,她不屑于为了习俗的舆论而改变自我评判的标准,更不会低下高贵的头。无论在哪一方面,安娜都坚持无与伦比的极致,这表现了她无比要强的精神性格。即使走向死亡,她也是充满高傲的勇气和胸怀磊落的。


良好的女子一旦堕落,假如她要坚持自我的精神尊严和良好道德感,她必定堕入万劫不复的精神心理危机之中,唯一的出路就是毁灭自己,这是完全解脱的彻底方式。在精神心理危机和寻求解脱这二者的标志下,可以看到安娜是一个真正的古典贵族女子。对比之下可以看到:现代人无论如何堕落,TA不会再有羞耻感和罪恶感,因为TA不再是一个“良好的人物”。现代人堕落后最佳的解脱办法就是利益计算下的补偿。


对比安娜遭遇的罪感文化所造成的心理压迫症与精神分裂障碍,可以发现,现代性已经解构了罪感文化而从根本上改变了西方的价值观,这是西方走向衰落的一个原因。人类的心理病症与时代精神和民族性息息相关。—— 正是在研究人物精神心理层面的伟大贡献,《安娜·卡列尼娜》具有无与伦比的镜像价值,在这个意义上,它是永恒的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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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1887年12月英国《双周评论》,转引自《欧美作家论列夫托尔斯泰》,P150-151,陈燊编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8

(2)《管锥编》,第一册,P171,中华书局,1979年版

(3)1928年英国《学人》杂志第2期,转引自《欧美作家论列夫托尔斯泰》,P184,陈燊编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8

(4)【美】罗杰·霍克:《改变心理学的40项研究》第5版,P272,白学军等译,人民邮电出版社,2014-12

(5)【美】墨顿·亨特:《心理学的故事》,下册,P731,海南出版社,1999-10

(6)【瑞士】卡尔·古斯塔夫·荣格:《分析心理学的理论与实践》,P182,成穷、王作虹译,三联书店,1991-10

(7)转引自【美】厄内斯特·贝克尔:《死亡否认》,P165,林和生译,人民出版社,2015-8

(8)【美】厄内斯特·贝克尔:《死亡否认》,P204

(9)同(8),P72

(10)《列·尼·托尔斯泰文集》,第17卷,P411,苏联国立文学出版社,1965

(11)同(8),P168

(12)【瑞士】卡尔·古斯塔夫·荣格:《心理的类型》,下册,P16,王秋洁编译,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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