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被誉为思想的艺术家。由于他终生探索解脱社会苦难、追求人生的真谛，人们还尊奉他为“人类的良心”，“生活的导师”。
在俄国，托尔斯泰的思想体系从形成、传播、产生影响到受批判、被冷落，而后又再度兴起，一个多世纪以来，他的名字与他的民族、他的人民的命运息息相关。到本世纪中叶，备受二次世界大战和极权主义之害的俄国人民对托尔斯泰有了更深的理解，产生了更强烈的爱戴。许多作家、艺术家把托尔斯泰的思想在不同历史时期所起的作用体现在艺术形象中，并予以新的阐释。有些作家，如贝科夫，在他的中篇小说《方尖碑》中，描写了一位乡村教师，以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作为教材，教育孩子们自觉地与德国侵略者进行斗争，而当孩子们被捕时，身在游击区的教师，却不顾组织的决定，毅然跑到孩子们的队伍中，与他们共同受难。战后，在树立方尖碑时，有人认为这位教师自投罗网，是无谓牺牲，不配在方尖碑上留名。经过相当时间的争论，最后人们才承认这位教师也是烈士，是更值得纪念的人。这一争论的本身正是作者对什么是托尔斯泰精神的阐释。作者肯定的不是为一时一事的利害得失考虑的理性主义，而是永恒的道义，是言行一致的人格力量以及与所热爱的人们同命运的精神。
另一些作品，像帕斯杰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1956年完稿）和格罗斯曼的《生存和命运》（1961年完稿，1988年出版），不仅在审美评价上被公认为“当代的《战争与和平》”，而且两位作家各以自己的方式弘扬了托尔斯泰的学说，使之成为全书哲理思考的基础，史诗性长篇的内在建构。
帕斯杰尔纳克在长篇中明确交待了他的主人公日瓦戈人生观形成的过程：自幼失去父母，受舅父伊凡·伊凡诺维奇的影响。而他的舅父是立足于“托尔斯泰主义，又不断地向前探索”的学者。他真诚、言行一致。在信念上他绝不盲从，认为“人只能单独地探求真理”。他有自己的思想体系，其主要立论是：“人不是自生自灭，而是生活在历史中”，而“历史是千百年来对于死亡的一系列的谜以及将来如何战胜死亡的探索的记录”。生命的最高形式就是爱他人，生命就是自觉的牺牲。基督的降世使人类意识到要为避免相互残杀、扼制强暴、战胜死亡而努力，这是历史进步的标志。这些思想影响并主宰了日瓦戈一生的行为，而且显然也是作家自己对托尔斯泰的历史、哲学、宗教观的综合阐释。
然而，帕斯杰尔纳克对托尔斯泰的理解是极为独特的，作家通过他的主人公日瓦戈的感受，居然把十月革命与托尔斯泰精神联系起来了。日瓦戈说：“多么了不起的手术！巧妙的一刀，一下子就把多少年发臭的烂疮切除了！痛痛快快，干脆利索，一下子就把千百年来人们顶礼膜拜、奉若神明的不合理制度判了死刑。这种无所畏惧、讲求彻底的精神，是我们固有的民族精神。这是来自普希金那种毫无杂念的光明磊落和托尔斯泰那种一丝不苟的精神。”
初看起来简直令人不解，以宣扬“不以暴力抗恶”，或者说反对一切暴力闻名世界的托尔斯泰与主张只有以革命的暴力才能消灭反革命暴力的十月革命为何能一致起来？显然帕斯杰尔纳克不是“正宗”的托尔斯泰主义者，也不是革命者，他只是作为一个诗人，一个正直的俄国知识分子（其主人公是个出色的外科医生），为摆脱千百年来扼杀人性的旧制度而欢迎十月革命的，在他的心目中这次革命应是俄罗斯民族的精英所体现的精神（作家概括为普希金的光明磊落和托尔斯泰的一丝不苟）。实质上这仍是由那些具有崇高理想，不顾一切的磅礴胆识和高度文化修养的十二月党人所开创的民主革命。这就是体现在作品主人公日瓦戈身上的悲剧根源。热烈欢呼十月革命的日瓦戈，在革命后的年代中因国内战争时的自相残杀而震惊，因人性沦丧，文化断裂而痛苦、失望，最终不得不自我封闭，以诗歌创作呼唤人性、思考人生的终极意义，正是在这里作家的心灵与托尔斯泰契合了。
格罗斯曼在《生存和命运》中最尖锐地提出了当代人类信念危机的问题：让一个老布尔什维克，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与纳粹主义理论家、与难友中的托尔斯泰主义者进行了一场全面系统的论战，或者更确切地说，在三种信念的对话中来肯定托尔斯泰主义。
莫斯托夫斯科伊是小说中的一个主要人物，他是俄国党的创始人之一，共产国际领导中最早的一个成员。战争期间被俘关在德国集中营里。由于他精通几种外语，在集中营的各民族战俘中进行工作，产生影响，受到尊敬。他还是集中营里苏军战俘秘密组织的成员。一天夜里，德国秘密警察总头目希姆莱在集中营管理处的代表、国家社会主义理论家利斯把莫斯托夫斯科伊召到自己的办公室。利斯正在写一篇题为《敌人的意识形态及其代表人物》的文章，想要检验一下自己的一些想法。他完全出乎莫斯托夫斯科伊的预料，一开始就直接了当地对比了德国和苏联国家体制的共性，指出当前进行的战争胜负虽未定， 但前途却可测，利斯说：“我们的胜利也就是你们的胜利。”“如果你们胜利了，那我们又会完蛋，又会依靠你们的胜利活下去。……我们将换一种形式继续发展下去，实质还是一样。”他认为两国的“政体实质是一样的，都是党统治的国家”。两国的伟大领袖的意志产生了“国家的民族主义”。正因为如此，利斯说只有德国人能理解苏联1937年的大清洗运动，认为“应该这样！完全正确！”叶若夫、贝利亚所干的，也正是希姆莱所干的。利斯甚至口口声声称莫斯托夫斯科伊为“老师”，说苏联和德国一直相互学习，而他们二人互为“镜子”，他们都是各自的党的忠实战士，为了党的需要随时可以抛下黑格尔，不怕弄脏自己的手，去执行组织分派的一切任务。利斯的话象一根根毒针扎进莫斯托夫斯科伊的心上，引发起他内心潜伏着的、他曾不断与之斗争的“怀疑”，他感到可怕，拼命压制这种“怀疑”。在这场“谈话”中，莫斯托夫斯科伊以最大的毅力坚持“不说话”，只在心底深处与之对白。然而，“有一种使他非常厌恶的想法：他们两个都是病人，两个人害的都是一种病，只是一个人憋不住，说出来了，和别人分一分痛苦，另外一个人却不说，瞒着，可是听着，听别人说”。
更令莫斯托夫斯科伊惊讶的是利斯对被搜查出来的托尔斯泰主义者伊康尼科夫所写的东西的态度。他说：“你们和我们都十分厌恶这上面写的东西。你们和我们是站在一起的，另一边才是这些乱七八糟的玩意儿！”
多么尖锐，又多么明确！作品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一边是托尔斯泰主义，另一边是极权主义和军国主义！
小说的第二部第16章以整整一章的篇幅“披露”了在几张肮脏的纸上所写的“乱七八糟”的玩意儿的内容。应该说，这是一篇20世纪托尔斯泰主义的宣言。
“宣言”首先提出关于“善”与“恶”的概念问题。认为当世界分裂为不同的阶级、民族、国家宗教分裂为不同的宗派的时候，善就失去了普遍性；每个宗派、阶级、民族、国家的善总是尽可能使自己带上虚伪的普遍性，以便为自己同自己认为恶的东西进行斗争作辩护。
基督教教义号召爱一切人，包括你的敌人。“你想要别人怎样对待你，你就怎样对待别人，因为这是规律和神意。”然而，各教派的形成导致了相互残杀和仇恨。人道主义学说也经历了相同的命运。
伊康尼科夫亲眼目睹了强大的以善的思想为旗号的力量，这股力量造成“肃反”、集体化运动、反犹太运动以及法西斯暴行。由此，也许可以得出结论：“现实就是恶。”
同时，伊康尼科夫又在个别的、普通人的心中发现了善，这是一种对生灵的爱。用他的语言讲是“个别人对个别人的个人之间的善良，是不需要证明的，没有用心的小的善良。是宗教的善和社会性的善之外的人的善良。”他甚至在法西斯的集中营里也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了这种善。他的最后结论是：“这种善良越傻，越是没有意义，越是无力，就越是巨大。恶对它无可奈何。圣人、传教士、宗教改革家、首领、领袖对它无可奈何。它是一种不看什么、不说什么的爱，是人的本义。
人类的历史不是善极力要战胜恶的搏斗，人的历史是巨大的恶极力要辗碎人性的种子的搏斗。但是，如果人的人性就是现在仍没有被摧残尽的话，那么，恶已经不可能取得胜利了。”
这篇“宣言”在长篇中的作用类似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一书中的第二部第二卷《赞成和反对》中的第五章《宗教大法官》，集中体现了全书的哲理探索。
从人物形象体系看，伊康尼科夫既是莫斯托夫斯科伊的思想上的对立面；又是后者心灵上的知音。只有这两个人物是长篇小说中最忠于自己信念的。尽管莫斯托夫斯科伊内心被怀疑所折磨，但他的党性不允许他否定他终生的信仰。最后，在他看完伊康尼科夫的宣言，得知他因拒绝建死亡营和毒气室被枪毙以后，他仍然信守一个党员的准则，在行动上与组织保持一致，服从并承认集中营内地下党组织的决议：为了保持党的唯一的核心，他们把一位苏军少校军官，享有威望的叶尔绍夫，假手一个管理处“同志”之手，调到另一个集中营去了。他的罪名是不服从领导核心的指挥，是“异已分子”，是“身分不明的人”，而莫斯托夫斯科伊本来是对他非常信任的，称赞叶尔绍夫是集中营里公认的“思想领袖”。莫斯托夫斯科伊在德国垮台时，作为第一号敌人被处死，他始终保持了布尔什维克、马克思主义的信念。但与伊康尼科夫不同，莫斯托夫斯科伊忠于信念靠的是党性原则，而伊康尼科夫凭的是人性。因而，前者坚持信念经历着深刻的矛盾和痛苦，而后者却经常处于内心和谐状态。
格罗斯曼在作品中对莫斯托夫斯科伊的矛盾心理有不少刻意描述。他写道：“要知道，他的怀疑也许并不是软弱无力的表现，并不是可鄙的两重性的表现，不是疲惫和无信心的表现。也许，他这种时强时弱的怀疑正是他的最真诚、最纯洁之处。可是他却拼命压制、排斥、痛恨这种怀疑。也许，这里面就有革命真理的种子？这里面就有自由的炸药！”在这里作者流露出自己对莫斯托夫斯科伊的悲剧的沉痛心情，挖掘出这一悲剧的根源：那被压制的内心的声音正是人性的呼唤！也由于这一声音始终压不息，那些不同信仰的人仍然信任他，尊敬他。伊康尼科夫平时愿意和他交谈，赴刑前把“遗言”留给了他。
在长篇小说的众多人物形象中，也许伊康尼科夫是唯一的“自由人”。他一生中每一个重大的选择都是由自己决定的。青年时代，彼得堡工学院学生伊康尼科夫迷上了托尔斯泰主义，没有毕业就离校，到北方僻远地区的农村当人民教师。8年后移居南方，在敖德萨一艘货轮机房当钳工，到过印度、日本和澳大利亚。革命后回到俄罗斯参加了农业公社。这是他的理想，他相信，农业公社的共产主义劳动，能够创造人间的天国。但是全面集体化运动中消灭富农，成千上万人被逐出家园，饿死、冻死的惨状使他一度神经失常，宣讲福音书，祈求上帝拯救死难者，被关进监狱一年。出狱后他投奔在白俄罗斯大学任生物学教授的大哥。在他帮助下找到一家科技图书馆的工作。战争一开始，德国人占领白俄罗斯就对犹太人进行大屠杀。这一灾难又使他陷入发狂状态。他不仅自己，而且还求周围的人拯救犹太妇女和儿童。这样，他就进了集中营。伊康尼科夫做任何事都只是出于自愿，出于不能不做。没有任何功利目的，不受任何力量的约束。同时，他所做的事总是少有成效的，是无力的，被认为是疯子、白痴。在集中营他睡在全屋最差的地方，又有过堂风，又有马桶，他却有超人的耐力，顶得住各种磨难。他在任何场合，敢于对任何人讲出自己真切感受到的想法。他对老布尔什维克说他们为了目的不择手段，而他们的手段是残酷的。他承认当一天之内有二万名犹太男女老少被杀害的时候，他不再相信上帝的存在。在当今的黑暗中，他看到了红军的力量。而他自己决定拒绝建造消灭自己人的毒气室时既不用征求别人的意见，也不动员别人一起干。他做一切都那么平静，不声不响，却坚定不移。
从全书的情节结构看，核物理学家斯特拉姆和他妻子的家族把长篇的四块层面（苏军作战部队、德国集中营、苏联卢比扬卡监狱和后方）联系起来，而斯特拉姆可以说是中心主人公，他所选择的生存方式以及他的命运，在某种意义上看，也是与伊康尼科夫相对照的。斯特拉姆在学术上毫无顾虑地与同行争论；敢于突破前辈名流的成就，继续探索；对研究所领导的不公正发表自己的看法，因而处于孤立境地，遭到围攻。这时他也曾惶惶不安，准备被捕、流放和一切厄运降临，但却没有丧失人格。后来由于他科研成果的实际意义，斯大林亲自过问，把他从困境中解救出来。当荣耀、权利簇拥着他，使他时刻感到这一切都来自最高权威时，他开始患得患失，终于在一份迫害犹太医生的材料上签了名，从此，他的良心受到折磨。在这位核物理专家身上表现出的人性的弱点，最终使他成为不自由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说格罗斯曼塑造托尔斯泰主义者伊康尼科夫的形象，其意蕴是很深沉的。
还有一些作家、艺术家，他们的人数可能相当多，着眼于社会改革、俄罗斯发展道路问题，把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学说溶为一体，提出通过非暴力的途径，建立“道德的社会主义”的设想。
索尔仁尼琴的《癌病房》（1968年完稿）极具代表性。作品通过主人公科斯托格洛托夫（极左路线的受害者，在集中营耗去全部青春的“犯人”）和他的病友舒洛宾（迫于压力靠委屈沉默保存自己，但头脑清醒的农业科学工作者）的一次告别谈话集中体现了作者对俄国社会改革的基本观点。当科斯托洛托夫的疾病得到控制，他被“解冻”氛围所鼓舞，全身心地渴望恢复生活的权力，拥有起码的物质保证，追求失去的爱情和家庭幸福的时候，舒洛宾在他即将出院之际忍不住讲出自己在将近20年的沉默中所观察、思考的结论，以打破他的幻想。
舒洛宾坚决否定资本主义，他认为私有带来贪婪，因此，“资本主义在经济上注定灭亡之前，在道德上早已注定灭亡了！”而苏联社会主义的问题在于“我们以为只要改变生产方式，人也就一下子会改变”，这是错误的，因为“人是一种生物类型！不经过千年万代，人是不会变的！”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基础？舒洛宾认为不是充足的商品，不是经济，更不是仇恨。他说：“我们要向世界展示这样一个社会；那里的一切关系、基础和法律都将发源于道德，此外别无源泉！”而这一观点的文化传统是深远的。“针对俄国的具体情况，考虑到我们的省悟、忏悔和反叛，考虑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和克鲁泡特金，只有一种社会主义才是正道，这就是道德的社会主义。”
索尔仁尼琴的“道德的社会主义”经过20余年的反复思考和在美国的流亡生涯，到1990年7月形成一本系统化的纲领：《我们应该如何重建俄罗斯》。这一纲领的基础仍是道德（特别在“土地”一节中他指出民粹派作家乌斯宾斯基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等19世纪作家学者认为土地不仅有经济价值，更有道德价值），但社会主义这一词已不用了。索尔仁尼琴提出建立以道德为基础，以农业为根本，发展民用中小工业的俄罗斯（他公开提出苏联应解体，因为俄罗斯不具备厚实的文化的和精神的力量足以同化所有邻国）；反对对外扩张，反对走西方的自由资本主义道路，提倡每个公民“自我制约”。
苏联解体后的，1993年夏，笔者在彼得堡参加了一座别出心裁的蜡像馆，在主题馆内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马克思、普列汉诺夫、巴枯宁及萨哈罗夫（当代俄国著名物理学家，原苏联持不同政见者领袖）等同聚一堂。据讲解员说，“主题馆”提出革命的途径问题：暴力与非暴力之争，并强调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关注人性的主张更能为现代人所接受，更能启示俄国的未来。
俄国思想界对托尔斯泰的重新认识和接受，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今世界较普遍存在的信念危机和忧患心理：厌恶挑动阶级对抗，厌恶挑动大规模的种族、党派、教派仇恨和残杀的“学说”；呼唤人性复归，增进相互理解。当然，主要反映了苏联建国70年来的遭遇在知识界心灵的积淀，反映了东西方文化传统的再度撞击以及斯拉夫派和西欧派之争在今天的延续和演化。可能，这也是当今俄国推行一步到位实现美国式资本主义方针受挫，知识界转向民族文化传统，探求俄罗斯道路的一种尝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