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当我俩的灵魂壮丽地挺立起来，
默默地，面对着面，越来越靠拢，
那伸张的翅膀在各自弯圆的顶端，
迸出了火花。世上还有什么苦恼，
落在我们头上……再往上，就有
天使抵在头上，为我们那一片
深沉、亲密的静默掉落下成串
金黄和谐的歌曲……
是的，每当我想象着阿伦特与海德格尔最初的情恋，我耳畔总像有人轻吟着白朗宁夫人这几句诗，我心里疑疑惑惑地想：在马堡大学那批新入学的快乐的男女学生中，汉娜·阿伦特何以一下子就吸引住头顶闪烁着光环、满目飞扬着哲思的马丁·海德格尔呢？
我们从照片上，只能看到当时只有18岁的阿伦特那睿智的双眼、那有些瘦消的面容；其实，那里或许并无太多女性魅力。当然，我也没忘记，那不该是一次普通男人女人的对视，那最初的对视就是非凡的——那是两个哲人心灵的交汇；那眸子里的波光，抖闪着人类最深沉的热情。只是有点让人不敢相信，那光波竟很快浸透融解了对方……
还是从阿伦特童年说起。
是的，天才的出现多多少少都带些独特的人生迹象。谁能想到，释加牟尼是生在宫廷里；耶稣出生在马厩里；而我们的孔夫子，却是个相差60岁的老夫少妻的优生子。
汉娜·阿伦特生在东普鲁士科尼希堡一个富裕的犹太家庭。她父亲是工程师，母亲学习过法语和音乐。她出生前，父亲曾染上梅毒——这是一种在普鲁士扩散较广的传染病，大约百分之二十的普鲁士男子都有这病。婚后，这对年轻夫妇一直担心这病殃及下代。所以，汉娜父亲用了几年时间疗病，在认为病情得到控制的时候——才有了汉娜。可喜的是，父亲的病并没遗传给小汉娜。小汉娜像母亲，挺爱唱歌，但总是跑调。
1913这一年，汉娜7岁。人挺聪明，但有点怪僻。这一年，家里连遭不幸。3月，爷爷去世，10月父亲又去世。汉娜从窗子里看到人们密麻麻地围着运尸车，表情十分悲痛。但她却没什么悲痛，甚至因为有那么多人为爷爷送葬而感到骄傲。在父亲的葬礼上，她哭了，但她哭泣的原因是为那丧歌“唱得那么好听”。过后，这位刚满7岁的小精灵还安慰她的母亲：“妈妈，别哭了。你想，有很多妈妈也经受了这些。”
——这，可能就是天才的女哲人最早的哲学思考吧。
就在这一年，小汉娜进入市立女子学校，同时她也能从街面上的“排犹”标语中认识到“我是犹太人”这一严酷事实。当时科尼希堡只有25万人，犹太人仅4500；像阿伦特家族这样早已融入德国文化的犹太人，一方面希望自己被德国社会视为普通公民，可内心深处绝不否定自己的犹太传统。这显然是小汉娜最初体验到的人与社会的矛盾。
整个童年，汉娜体弱多病，常常休学；但其休学原因还在于：母亲告诉她，如果老师在学校里散布反犹言论，汉娜应该立刻站起，离校回家，以示抗议；接着，自然是母亲给校长写信——抗议。然而，即便这样磕磕绊绊的，汉娜的学习成绩也总是名列前茅。
人说，天才的早熟是独特的，又是长满芒刺的。
13岁的汉娜进入中学，可她常把自己关在父亲的图书室里，读小说、诗歌、哲学著作。那时，她已接触到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以及她日后的恩师雅斯贝尔斯的《世界观心理学》。在学校，她独立的个性和思想很让老师头疼。15岁时，她在课堂上跟一位年轻教师口角起来，并动员同学一起罢了那老师的课。这一“造反”举动，招致学校开除。母亲想尽办法也没顶用，只好安排还没中学结业的她到柏林大学当旁听生。1924年春，通过母亲周旋，原中学专门为汉娜举办了中学毕业考试。汉娜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考试，并获得金质奖章。而汉娜原班里的同学还得等到下一年才能毕业。
——这些，显然都是这位人类奇有的大智慧者必经的人生之路吧。
然而这时，更险恶的命运魔掌正伸向阿伦特和她的民族——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后，德国社会陷入政治经济的空前危机，人心躁动。这“躁动”预示着社会未来的畸形。
1924年的晚秋，18岁的汉娜·阿伦特考入马堡大学哲学系，成为了马丁·海德格尔的学生。这年海德格尔35岁，他那紧蹙的眉头，深不可测的表情，使情窦初萌的汉娜心动。当然，让汉娜心旌飘摇的不可能是海德格尔那又黑又矮的体魄和他有妻室子女的男性身分，而是他与另一位哲人雅斯贝尔斯共同颠覆当时学院派哲学界那奇伟的名声。在汉娜眼里，海德格尔就是能让远古希腊哲人的思想在课堂上重新发光的神人。
此外，我们还有必要追索一下汉娜的深层心理，补述她丧父后的家庭。
汉娜从小就崇敬母亲，但母亲丧夫后频频外出，不是疗养就是访亲。小汉娜每次心怀惴惴，生怕妈妈也一去不归。 她13岁那年，妈妈再婚。这对汉娜是心灵重击：此后家中不但有了个陌生而让她疑忌的男人，还出现两个令她生厌的姐姐。可他们跟汉娜的妈妈相处得都蛮好。她若有所失，自然感到伶仃无助、缺少护佑。但她常常摆出一副勇敢神气，这又让她心神疲惫。这无疑会使少女本来存在的“恋父仇母情结”滋生。
该说，这也是她很快投入海德格尔这位成熟男性怀抱的重要潜因。
那么，海德格尔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呐？
海德格尔是学院最吃香的教师，着装举止十分讲究；他有意拉开自己与学生的距离。他也是第一眼看到这位大眼睛、总爱侃侃而谈的“绿衣姑娘”就一下子爱上了她的。
不久，他们常幽会——在汉娜赁居的大学附近的阁楼上，尽管那里常有老鼠出没。
他们的爱情之舵跟那个时代的哲学思潮一样，一直握在老师海德格尔手里；海氏这时的人生也许正像他“存在论”的核心语言一样——“人类诗意地居住在这地球上”那样的美学感觉、人文意境。当然，他既不可能弃妻弃子，又舍不下这热情纯洁的女学生；和汉娜约会的种种暗号都是他制定的，汉娜心悦诚服地接受安排。这段婚外情被隐藏得极好。后来的传记家们发现，他们竟没留下一张那一时期的照片。这时期，海德格尔正在写他最著名的《存在与时间》。跟朋友的通信中他不断强调，没有人能像汉娜那样理解他的思想，汉娜是敦促他写作的精灵，能激活他的灵感。后来，海氏承认，如果没有汉娜，他是写不出《存在与时间》的。可一年以后，阿伦特离去；海德格尔也同意了，并介绍她去海德堡，到他的“哲学战友”雅斯贝尔斯那里，攻读博士学位。
然而，他们的相爱并没停止，以至汉娜有了男友之后。
一次，阿伦特跟她的密友凯迪·列文到纽伦堡及近郊去游玩——这事她们筹划挺长时间了。可在途中，她对凯迪说她接到了海德格尔的一封信，让她去赴约。结果,她一分钟都没迟疑，撇下朋友就朝海德格尔奔去了。可以想像，这是怎样的一种生命热情。
自然有人用世俗眼光品评汉娜和海德格尔的恋情，用小痞子的话说是“外版‘色戒’”。可作为一种对人类大智慧者的情感探寻，那是两颗伟大灵魂的碰撞——既是精神的又是肉体的融洽，是一个精灵对另一个精灵的倾诉与激发，是闪电、是雷霆、是豪雨。
2
悲壮是一种完成，
而苍凉则是一种启示。
用张爱玲这两句妙曼哲思来阐释阿伦特走向人生的成熟，再准确不过。
命运之手不但捉弄着这两位哲人，也捉弄了整个德意志。这孕育了世界最优秀的哲学家（康德、叔本华、黑格尔、尼采）、文学家（歌德、黑塞、卡夫卡）、音乐家（巴赫、贝多芬、门德尔松）戏剧家（布莱希特）的土地，居然孕育着一场时代动乱——纳粹运动。
——这，怕是上帝也会为之叹息的。
是的，现在当我们冷静回眸上世纪人类世界曾发生的一切，我们怎能不因之颤栗；同时，我们该如何立于人类发展，看待那些人所不齿的罪恶与畸形的一切呐？我们眼下这些冠冕堂皇的现实、各国各民族那种有如“儿童钻草丛捉虫”似的执着、“化妆舞会上戴假脸”似的虚伪，现代人的享乐化、实用化、金钱化的种种，难道就不令人担忧吗？是的，发展经济、警惕战争显然已成国际共识，可战争的发起根源，人类真的已经锁定了吗？我们的政治家们真的就比文学家哲学们更高明吗？真的能把灾难、瘟疫、罪恶摄回到潘多拉匣子里了吗？达摩克利斯之剑真的被上帝收回了吗？宇宙祥和了吗？
显然，哲学家和文学家们不这样想，汉娜·阿伦特不这样想。
现在，我们已无法推测海德格尔究竟为什么那样的与纳粹思维同步了？是形势裹挟还是心灵默契？只知道他确实加入了纳粹，当上了弗莱堡大学校长，且投入到对大学的“改革”并在德国各地举办宣传性讲座；每讲座结束，海德格尔从不忘高呼“嗨尔希特勒”。
而这时的阿伦特却经历着生存、奋斗、爱情的种种人生考验。
可能是在多年以后了，汉娜才认识到海德格尔对她的爱情与海氏哲学之间的关系。在海氏看来，一个人只有在孤独状态下，在离群索居之时才能真正获得自我。以这一思考为认知基础，海氏认为：现代个体的人是一个神，一个英雄般孤独的神。而在这一观点上，汉娜与海德格尔恰恰相反。汉娜认为，做一个孤独的神并非幸事，而与观念相同的人在一起，共同建构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并在这样的世界里生活，才是幸福的。
可在我看来，这二者都有偏差。这该类归于必然的两类意识：母性思维的与父性思维的。我们姑且把海氏的称之为父性哲学意识，而把阿伦特的称之为母性的哲学意识。譬如老子的哲学和尼采的哲学就属父性的哲学，而孔子和马克思的哲学就属于母性的哲学。
显然，与海德格尔在一起，汉娜感受的幸福是残缺的，而她对海的依赖使她始觉恐慌——这种“恐慌”既是一种女性的成熟也是一种哲人的成熟。她无疑是强迫自己离开海德格尔的。这显然是汉娜哲学人生的又一次必然。而正是这一必然造就了她另一必然——汉娜的哲学家的真率在海德堡得到了新的滋养——他遇到了又一位哲学恩师——当时与海德格尔齐名的卡尔·雅斯贝尔斯。而雅氏显然是托起汉娜的又一只上帝之手。
雅氏是从心理学研究转向哲学的。 他身患重疾却能严格自律，他以坚强的毅力确保着自身的正常生活与学术探索。他讲课很少宣讲成形的学术，而是竭力启发学生自行思索；尤其他那能毫无保留地袒示自己的胸怀的伟大哲人的真诚，对年轻的汉娜更显重要。因为这一点对从小心灵存有某些阴影、常常跟他人在心理上保持距离的汉娜，得到了无形的抚慰和疗治。这为后来把哲思触角转向社会公众的阿伦特，储蓄了心灵条件。
然而，生活实践对各门类的智者，都是最重要的。现在我们从1928年阿伦特在雅斯贝尔斯指导下完成的博士论文《奥古斯丁的爱的概念》里，仍能嗅出她倾注了大量的个人情感，她似乎在圣奥古斯丁※1的爱的理念里寻觅她与海德格尔情感中缺略的东西。这虽然与她后来的“极端的恶”和“平庸的恶”的哲学理念略显相通，但那毕竟是幼稚的。
3
就把我的话语，像是灰烬和火星
从还未熄灭的炉火向人间播散！
让预言的喇叭通过我的嘴唇
把昏睡的大地唤起吧！要是冬天
已经来了，西风呵，春日怎能遥远。
这是我很小就喜欢的雪莱的《西风颂》最后几句。我想，“她”该激励过阿伦特。
幼稚与成熟总是在不经意间度过的。纳粹上台之前，阿伦特还经历一次短暂且美满的婚姻。她丈夫京特·斯特恩是她同学，其父母是著名儿童心理学家，也是犹太人。可1933年之后，纳粹在德日盛。犹太人的生活开始颠荡。阿伦特的婚姻也自然被颠荡了。
这时，阿伦特怕是早已无心于“哲学”乃至家庭。
首先，让她最失望的是那“知识分子圈子”，肯定也包括她从广播里听到的海德格尔那篇臭名昭著的“校长就任致辞”。她后来回忆说，当时德国的知识分子“仿佛在自己的周围建造了一个虚无的空间”，她说自己“再也不卷进任何知识分子的事务”。她开始参与犹太人的活动；当然，很快就被发觉，被抓了起来。可她竟对那看守编出个天方夜谈故事；那个长着一张蛮正派面孔的看守，居然信了；她仅坐了8天牢就被放掉。
可从此她上了黑名单、被注上“不得出国”。于是，她开始了漫长的流亡生涯。
这是1933年8月，正是海德格尔就任弗莱堡大学校长四个月之后的事。
可以想见，当时的流亡是要拼性命的。何况对于责任感极强的阿伦特。
在巴黎，她继续着犹太人的活动——帮助去巴勒斯坦的年轻人做培训。那时，浪漫的法国人早被希特勒的“闪电”搞晕，甚至为犹太人设集中营。这时，阿伦特跟她的第二任丈夫海因里希·布吕歇尔被关在两处。而布吕歇尔跟著名的瓦尔特·本雅明※2住在一起。当阿伦特成功地组织了一次200多妇女逃离集中营，她本能地感觉到丈夫一定会逃往一个叫蒙托邦的地方；她在扬尘的大道上高喊着丈夫的名字……这情景，一直牵着我的心，随之想象着；可无论如何我也想象不确，所以我一直不知道该怎样来描述一下那时阿伦特盼念亲人的焦苦欲绝之心……后来，他们到底在马赛汇聚一处……那时的激动是可以想象的。人群里还有她敬慕已久的瓦尔特·本雅明。本雅明把自己的《历史概念论纲》手稿托付给了阿伦特。想来，那也是绝望的。后来，他在离西班牙不远的布港自杀。
阿伦特一家还算幸运，在一位美国外交官的帮助下，获得了赴美签证。当她终于捱过大西洋的惊涛骇浪，望见波德罗哀岛上的自由女神时，她口袋里只剩下50美元。
——这已是1941年了。
流亡群落的适应性，自不必说。美国对于人的平等以及对人的品量，是严肃的。阿伦特对新的国土与文化产生浓烈兴趣。为了尽快驾驭英文，她宁可给人家当女佣，同时她又给德语杂志撰稿。更突出的是，她的家很快就成了犹太流亡群落中的文化人的聚集地，且吸引了许多美国文化人。其中就有后来成为她好友的美国小说家玛丽·麦卡锡和诗人罗伯特·洛威尔。他们讨论柏拉图、康德、尼采，也讨论卡夫卡……这种自由的学术气氛中，很快稀释了她7年流亡的心理阴影。她的哲思在沉淀、化合、在飞升——个人的际遇、民族的命运、现实与世界、历史与未来，都在她心底思辨、凝聚、升华。
而在这“思辨”中，有两个要点最纠缠阿伦特：1-是“德国”——这个让她既怀念又不堪回首的“祖国”。她弄不懂，怎么就能在“国家”和什么“政治”的名义下，社会管理突然就变得暴虐、乖戾、无人性了呐？2-是基督教义和康德哲学中的“基本恶”这一概念与现代“暴行”的关系。阿伦特上下求索，并把自己流亡中的苦思、断想、灵感汇聚成一个巨大的哲学经典——“极权主义的起源”。她要从本质上探究人类的境况，并揭橥之，她要让今人和后人能更清晰地了解纳粹及前苏那些法西斯政治家的谎言。
后来，阿伦特把本雅明这位社会学家形象的描述成“潜水采珠人”。她说“他的目的不仅是采掘，他还造就了珍贵与新奇，让我们对珍宝的藏身之处有了进一步了解”。是的，这是哲人对哲人的总结、概括、理解；但我觉得，阿伦特这话更像说她自己。
这一时期，阿伦特这位奇女子、21世纪人类最伟大的哲学家终于以她特有的天赋、独具的人生经历，成熟了。她高临社会与众生之颠，透视历史、现实与未来，她要把自己心灵锥穿到的真知灼见、醒悟感悟、美好向往，都坦然地向大地向人类向自己的族群——诉说；这既是她自命的责任，也是她那母性爱欲的升华，更是她这位天才哲人的本能。她陆续出版了《极权主义的起源》《人的境况》《在过去和未来之间》《论革命》《黑暗时代的人们》《共和危机》《心智人生》《康德哲学讲座》等。尤其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在全球轰动很大，尽管有些政府冷眼旁观，但那愈说明“她”刺痛了某些政治集团。至于某些地域封锁“她”就更是一种必然。而且，这本书开拓了社会科学的论域，极具原创性和经验性，是亚利士多德以来的政治学经典中，前所未有的。
4
恐怖已经充分传播，
要想出解救的办法则可！
快用这条魔杖用劲地打，
打得地面动震，声响哗啦！
你呀，你广大的太空，
要用清香把自己充满。
这是《浮士德》中，财神普鲁都斯对众神的几句话。我觉得这很像阿伦特的心音。
当然，阿伦特仍是阿伦特——一位有学识、很性情的女性。
1949年，阿伦特为保护犹太人文化遗产，战后回到欧洲。她首先见到了慈父般的恩师雅斯贝尔斯。是的，在阿伦特的心中，雅氏是不可取代——她的哲思向度几乎是从他那里来的。卡尔·雅斯贝尔斯几乎是在一种充满敌意的世界里（自幼多病，又因妻子是犹太人而遭纳粹迫害）用哲学表述并试图捍卫普遍人性与世界公民的思想。在阿伦特看来，他就是真正的政治哲人，是榜样；他所致力的“哲学与政治关心每一个人”的设想，应该是公共领域的基本要素；而这种公共领域“远远超过我们通常说的政治生活”。阿伦特觉得，她与恩师的友谊恢复与长久交流，对于她是一种“美妙的享受”。
几个月后，她来到了弗莱堡见到了昔日的情人——马丁·海德格尔。
那是1950年2月，是海德格尔人生的最低谷——他受到监督不说，还要受审判，且不许给学生授课。这次相见，阿伦特徘徊了很长时间。可当海德格尔终于出现在面前，阿伦特被自己心中的喜悦震撼着。她形容说“时间突然静止”“这是对整个生命的确认”。可阿伦特已不再是那不闇情事的女学生了。她说“我本能的力量仁慈地拯救了我，使我没有犯忠诚的错误，没有错误地对待自己的生活”。但后来，她能在法庭上为海德格尔的“附逆”辩护，为他在美国出书而奔波。这是阿伦特的一种超凡的“平静”。
然而，大智慧者们的“冷”与“热”，又总是怪异的、超常人想像的。
她这位把社会、公共、公众看得很重要的哲人，又常以一种“背向世俗的身影”出现。尤其在她认定的是非面前，她桀骜不驯。正如传记作家阿·普林茨对她的琢磨——“猛禽还是夜莺”？1957年她为堪萨斯一地的种族冲突事件撰文，让美国人第一次尝到她的厉害。从此，她有了“亚里士多德绝望的女儿”之称。更有甚者，1960年她以记者身份参与耶路撒冷对战犯艾克曼的审判——她竟把广大的犹太同胞都得罪了——她鲜明的阐述自己重要哲学观点“平庸的恶”。她说“艾克曼并不因为具有深刻的个性（生性残忍）才做出那些可怕的事情，他仅仅是一个平庸无趣、近乎乏味之人……”。这话虽是哲人的“冷静”之语，却是把纳粹恨入骨髓的犹太同胞们所不能理解的。众多的犹太人辱骂她“没良心”“冷血”；很长一段时间，她的正常生活都被打乱了。可她坚持用学理用事实说话。最让她痛心不已的是，那多年来待她如父如兄的朋友布鲁门费尔德，没等到她亲自来向他解释，就满含对她的怨恨而死去。这让她几乎不能原谅自己。
其实，这就是哲人、大智慧者与社会与现实的悖论人生。
大智慧者与社会管理者跟老百姓不同。百姓们只关心自己的衣食住行，视域之窄是自然的。而社会管理者站得高些，但他们的人生行为若不与民众与现实结合——所谓有用武之地，是不行的；社会管理是有目的，要效果的。而大智慧者（哲人、文学艺术家）都有一份责任人生，他们把这份责任融释在自己的哲思与创作中；他们的灵犀深达茫远的未来，可往往现实中无人理解，这是智者们掌控不了，他们只好默默地独行其事。这就是孔子周游列国后回头教书著书的原因；也是尼采孤独10年，最后疯了的原因；也是苏格拉底、耶稣被判杀，伽利略、李挚被囚的原因。文学家有所不同：他们有的清醒，有的凭感觉直觉；司马迁、罗曼·罗兰都是清醒的文学家；卡夫卡就是凭感觉的，生前并不清楚自己小说的价值；而屈原、王国维，我以为既清醒又不清醒。否则，干嘛自己先死？
社会管理者跟大智慧者的矛盾，也属必然。社会管理者只有使用好民众、国家这两项资源，才能成事——所谓“民心所向”。而这时，人群中只有极个别的大智慧者才能洞悉一些社会管理的浅识、花招，乃至谋略；何况智者们是生产“思想”的，这思想是支撑灵魂的，一旦人们的灵魂接纳了某些“思想”，原子裂变之伟力随即产生。于是，社会管理者对这些明眼之人岂能不戒备——收卖、泼污、控制，乃至杀戮都在所不惜。这里有一个让上帝与历史最感悲戚无奈的症结——老百姓对这两类人的错识与误判：1-社会管理者的“言与行”是很难做到一致的，即使他们很想这样做，也白搭——因为社会管理是讲实效的，而“实效”从来就不具备长远性、完整性、不被利用的理想性（这就是“政治阴谋”的来由）；2-这些智慧者（哲人、文学艺术家）们，平时不见容于社会人群——天使真的降临俗世，焉能不“丑陋”？即便人们关注过他们，甚至崇敬他们，也很难辨识清楚乃至适应他们的思想价值。否则，民众就不是民众，智慧者也就不是智慧者了。民众从来都是后觉者，一向生活在受人指使被人左右之中——这是民众的必然。
——这也就是“社会盲从”的由来，与哲人、文学艺术家悲剧命运的由来。
阿伦特对极权主义下的群众犯罪有着深刻的理解。她这样说——“群众就是步调一致的庸人，他们成了极权主义这架残酷无情的统治与灭绝机器的帮凶，甚至与职业犯罪相比，他们能犯下更大的罪行，只要这些罪行组织有序、又摆出一副例行公事的样子”。
5
终于，我们到了一个海岸……
一片美丽、迷人的土地。
生命的弦乐在这里变成了低语的细浪。
这是波德莱尔的几句诗，充满了人类对“彼岸”的憧憬。
比起先哲们，阿伦特是幸运的。正是她祖居的德意志发生令人发指的“纳粹动乱”，才把她推向美国。而美国政治尽管也有种种不尽人意，但美国的富足和“她”那对人对思想的重视与宽容，接纳了这位21世纪人类奇有的女哲人，使她的才思得以充分展示。拉普拉斯※3说“最强烈的情感之中有一种天才对真理的爱恋”。这话像是在说阿伦特。她竭心于现代社会——文化、政治、人的种种思索；她不但有智慧去锥（追）穿那表层的坚冰与迷雾，且有勇气把自己的真知表述出来，不避任何羁绊。她的哲学解剖刀不仅伸向纳粹前苏，也伸向法国美国，甚至伸向本民族，乃至伸向自己的思想误区。
阿伦特认为，当年古希腊城邦是公共生活组织的一个榜样，是作为人类活动的政治意义的重要典范，特别是公元前5世纪的典雅——150个城邦国的经验，对西方思想和实践发生决定性影响；她认为，城邦国与现代国家有着根本的区别，譬如现代国家是庞大的，是官僚制的组织形式，没有人情味；用一种外在形式驾御其公民；她认为，“极权主义”最重要的特征——群众、群众置身运动时所发挥的关键作用、意识形态、恐怖、公共生活的瓦解；她说，刻意宣传和大搞恐怖是极权主义国家，两大突出政治。
阿伦特对二战后世界出现的各种类型的“国家主义”十分警惕；她尤其认为犹太国家主义与别的国家主义一样会给人类带来不幸的。她认为犹太人应该有自己的居所，但她反对建立什么“犹太国”；她认为如果建立犹太国必然造成巴勒斯坦犹太人跟阿拉伯人的不和，且犹太国很容易被一些大国，如英美所利用；一旦这样，巴勒斯坦地区将永无宁日。结果，不幸被阿伦特言中了，眼下中东地区的局势充分证明她的断言。
一些社会学家始终认为“暴力”是社会进步的必须手段。而阿伦特在《关于“暴力”的思考》中说“剧痛虽然是发生在婴儿诞生之前，但并非是剧痛导致了婴儿的诞生”。
阿伦特最喜欢的德语作家是卡夫卡。她认为，卡夫卡用文学表现了与她的政治思想相一致的主题：一个现代社会中的个体在极权势力占绝对优势的政治条件下的生存状况。
阿伦特认为，勇气、感恩的心和忠诚这三种品德，是密切相连的。
“在我们生命的尽头，我们会知道，只有我们直到最终还对某些事物保持忠诚，而只有这些事物才是真实的”——这是她为导师雅氏的生日撰文中的话；当然也是说自己。
有人说：把女人和哲学联系一起，既糟蹋了哲学也糟蹋了女人。我认为这说法蛮有道理，因为这话既符合生理学心理学，也符合哲学。然而，我又认为阿伦特是一个奇异的例外。上帝造就了阿伦特这位大智慧者、哲人就是再一次证明“她”的平等与公正。
——这能让人诗意地想起《浮士德》中的话，“永恒的女神，引导我们前行”。
是的，阿伦特是上帝的一次神奇的例外。她不但把哲学研究到一个巅峰，作为一个女性也是极具魅力的。少女时代的她有幸与海德格尔这样的大师相爱——实无愧人生；后来在危难的流亡生涯中遇上了可敬可爱可信托的海因里希·布吕歇尔，他们相伴终生；1970年她丈夫布吕歇尔去世；不到一个月，对她崇拜多年的英国诗人奥登，向已65岁的她求婚；她拒绝了。奥登十分沮丧。3年后，从欧洲传来奥登去世的消息，阿伦特十分震惊。在奥登葬礼的留言薄上，她深情地写下自己常引用的奥登的两句诗：
在叹息的恍惚中
咏叹起人间的悲运。
1975年12月，阿伦特去世。五个月后，海德格尔去世。
——世界在失去了智者和哲人中，更显喧嚣。
※1 圣·奥古斯丁——中世纪天主教经院派哲学家
※2 瓦尔特·本雅明——著名哲学家、思想家、马列主义文学批评家
※3 拉普拉斯——法国数学家
（作者又名：余辔扶桑；此文曾在2010年《红豆》《文学界》两次刊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