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政治现象学是政治哲学的可能理论进路，在这一进路上，思想的展开方式与在分析政治哲学和批判理论进路上的方式存在着一些区别。政治现象学对于其他政治哲学理论进路上的思想展开方式具有补充作用，这在阿伦特的政治思想中有着清晰的体现。同时，作为政治哲学的理论进路，政治现象学也有着自身的不足与缺陷。
关 键 词：政治现象学 分析政治哲学 批判理论 阿伦特
现当代西方政治哲学有多条理论进路，在这些理论进路中，我们最常看到的主要有两条，即分析政治哲学与批判理论的理论进路。这两条主要的理论进路在学术界被讨论得比较多，而且两者都已经比较稳定，有很多成果与理论作品围绕着这两个谱系诞生，因此分析政治哲学与批判理论的理论进路也可以被视为现当代政治哲学的两种理论范式。就分析政治哲学与批判理论的理论进路来讲，虽然两者的理论支点、思想进路与方法论并不一样，但它们主要的问题意识与现实关怀总体上并没有本质性的区别，这两个进路的政治哲学理论都关注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即人的自由与社会正义问题。在理论的影响与意义上，它们都为现当代政治哲学理论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并且都体现出对人与对生活世界中的政治与社会问题的关怀，在对现实政治世界的规范与引导(范导)上都具有积极的影响。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它们也各自存在着自身的缺陷，这些缺陷值得我们重视。今天的政治哲学理论一般围绕着这两种范式展开，但我们发现，这些理论对于一部分政治世界所发生的事实的解释力比较微弱，这也使得政治哲学理论对现实的范导力弱化，因此，我们需要对这两种理论范式作出更深的反思，以建构更具有解释力与范导力的政治哲学理论。在这种反思的过程中，我们看到政治哲学中一条被遮蔽的理论进路：政治现象学。
事实上，把政治现象学看作一种政治哲学可能的理论进路，并不是我们凭空创造或想象出来的，就西方思想而言，这一理论进路已经在阿伦特、黑格尔、福柯、马克思等思想家的政治思想中得到了体现。①但很多研究者在对这些哲学家的思想进行探索时，并没有明确意识到或指出这些政治哲学理论中所可能蕴含着的不同理论进路，也就是说，政治现象学作为政治哲学可能的理论进路，现在仍然是被遮蔽的，因此，如果这一进路是存在着的，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把它揭示出来。国内现象学学者郝长墀教授在他最近发表的两篇论文，即《胡塞尔与黑格尔：政治现象学何以可能?》与《阿伦特政治现象学》中，对政治现象学作出了解读与论述。笔者试图在郝长墀教授论述政治现象学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对阿伦特政治哲学的理论进路的简要分析，揭示与探讨政治现象学何以是政治哲学的可能理论进路。
在本文，笔者将对现当代政治哲学中两条重要的理论进路作出论述，在此基础上，揭示政治哲学的另一条理论进路——政治现象学，并阐释政治现象学对分析政治哲学与批判理论的可能补充，同时论述了政治现象学的不足之处。这三条理论进路的政治哲学具有不同的理论视野，对我们理解与解释政治经验并推进政治世界的正义性而言，这些理论进路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相互取代的，而是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从而共同推进了政治哲学对现实政治世界的解释力与范导力。
一、两条主要的理论进路
分析政治哲学的理论进路一般被视为来源于罗尔斯的《正义论》，在其中，罗尔斯以“理性实验”为支点对正义概念与正义问题作出了探讨。《正义论》的出版复兴了政治哲学理论，而罗尔斯在这一著作中所运用的方法，即通过对政治哲学概念的理性分析而关切政治与社会问题，也成了政治哲学重要的理论范式，即使是罗尔斯的重要理论对手诺奇克，也在他的著作中运用这种方法。可以说，今天，英美政治哲学思想中，最重要的理论进路仍然是分析政治哲学的理论进路。欧陆批判理论的理论进路则是主要基于时代的社会与历史背景和马克思的理论视野，对资本主义作出更深层次的探讨与批判，在这个过程中，理论家们对马克思主义作出了具有深度的理论拓展，卢卡奇、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等哲学家是批判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一般来讲，他们的理论关切点在于，试图通过分析与批判资本主义制度下工具理性和资本逻辑在人们观念世界中的支配和统治地位与由此带来的人的异化现象，寻求人的解放与人的自由。可通过分析与论述两条理论进路下的政治哲学理论来呈现这两条理论进路的特点。
(一)分析政治哲学
一般来讲，英美分析政治哲学侧重于通过逻辑分析的方式在横向上对概念与事情作出深度的分析，因此分析进路下的政治哲学理论通常具有比较完备的逻辑自洽性，也因为这样，其在规范性的维度上就显得很厚实，但因为缺乏纵向分析的视野，使得分析政治哲学缺乏历史感，从而限制了理论的解释力。②分析政治哲学比较重视理论在形式逻辑上的融贯性，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它只具有逻辑的维度，事实上，分析政治哲学家的问题意识也来源于政治世界与生活世界，他们试图针对某些政治社会问题作出分析并提出直接的策略来回应与解决问题，这就使得分析政治哲学的理论同样具有现实经验的维度，尽管在有些哲学家那里，这一维度会被隐含在理论性的语言中而没有明显显现。然而，或许因为太重视概念的分析与推理，这一范式下的政治哲学，历史感一般会显得很单薄，对生活世界与政治经验缺乏在纵向上作出深层次的解释。我们知道，政治哲学核心关注的对象不是物，而是事，事是在历史中发生与展现出的对于理解与解释政治世界的事，如果一种政治哲学理论缺乏纵向的历史分析之维，它对现实政治经验的解释就会受到很大程度的限制，这也正是分析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短板。从总体上讲，分析政治哲学对事情的分析是直接的，它能简明地把握事情的直接之因，并在此基础上推导出面对事情的行为策略；但对于分析与把握政治社会中的事情自身的更深层次的问题与原因，分析政治哲学是存在着局限的，这与它背后的理论视域，即形式逻辑，有着重要的关系。分析政治哲学一般比较强调理论在形式逻辑上的自洽性，而形式逻辑是无历史维度的，因此，分析政治哲学一方面会侧重于对概念与事情自身作出横向的理性逻辑分析(其优点在于条理清晰、一目了然，可以对应然状态作出深刻论述，从而使得规范性维度非常厚实)；另一方面，则缺乏对概念与事情作出纵向的历史探讨，使得事情的历史维度无法呈现出来。由此，在分析政治哲学的理论进路下，事情并没有被放置在历史进程中以它自身的方式得到显现、理解与解释，因为缺乏历史维度，分析政治哲学很难做到面向事情自身来解释事情，使得理论的解释力受到了限制。③
不少学者为此辩护，认为分析政治哲学单薄的历史感是厚实规范性维度的必要代价，这种辩护在某种意义上讲是成立的，但我们不仅要考虑政治哲学理论的规范性维度问题，同时也必须还要考虑，在对政治世界的规范与引导上规范性自身的实现性问题。我们必须承认，分析的政治哲学具有很厚实的规范维度，对于政治活动、建构政治制度来讲，规范性的维度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但问题在于，如果一种政治哲学理论对于政治世界中的事情自身不能作出有力的解释，那么它所可能拥有的厚实的规范性维度就很可能无法真正地在现实政治世界中实现出来，因为它的触角与根基没有伸进现实与历史的纵深处，因此，难以在问题的最深处实现实质性的变革。所以，虽然分析政治哲学理论通常具有非常厚实的规范性维度，可以对某个或某些直接的具体问题提出直接的、有效的规范方式，但在对深度问题实现变革上，它的规范性由于没有纵身投入到政治世界的纹理中，而难以在政治世界中实现与其厚实性相匹配的变革性与范导性。
(二)批判理论
与分析政治哲学在规范性维度上的厚实不同，欧陆批判理论更具批判性的维度与特性。我们看到，分析政治哲学在其规范性维度事实上也已经内在地蕴涵着批判性，但欧陆批判理论在对资本统治与人的异化现象所作出的批判是更具有直接性与解构性的，而且，分析政治哲学与批判理论所要批判的对象也存在着差异。批判理论使得我们更清楚地看到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与工具理性对人的统治与支配地位，对于我们理解生活与政治经验、人的解放与自由问题来讲，批判理论自身所具有的意义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因为批判理论主要基于一种批判的视域与态度，这一方面，使得资本与物质繁荣形象下的人的异化现象显现出来，但因为批判理论在态度上所隐含的前见——批判或解构，这个预先设定的理论态度也使得理论的对象在自身的呈现上并不完整。另一方面，批判性是政治哲学理论不可缺少的维度，也是批判理论所具备的，但问题还在于如何使理论的批判性实现出来。要在最大意义上实现政治哲学理论的批判功能，也必须走进历史深处发现现实政治世界中的问题自身的生成理路，在对理路的分析与解释中实现批判功能。但与分析政治哲学一样，批判理论缺乏历史分析的维度，这使其批判性维度的实现性受到某种意义上的限制，也就是说，这弱化了它对现实问题的批判力。
此外，批判理论还可能存在着另一种不足。在把握资本与工具理性的真实形象的基础上，批判理论对人的异化现象作出了深刻的批判，从而，解构了资本主义的形象，也解构了资本主义所描绘的图景。对于理解问题与事情自身来讲，这种解构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现实的政治世界在需要被批判的同时，也需要被引导向更好，也就是说，现实的公共世界需要人们的爱与建造，在这一角度上讲，政治哲学理论应具有某种意义上的希望向度，而这正是批判理论所缺乏的。思辨哲学(理论哲学)与政治哲学(行动哲学)既相互联系又有所区别，在理论哲学中我们可以也应该对理论的前提与实践领域中的价值规范等保持无限反思、批判、解构的态度；但政治领域是行动的领域，是与经验之事相联系的领域，这就要求政治哲学思考“去做……”与“如何做……”的问题。在“去做……”与“如何做……”上，无价值或去价值的虚无主义立场是危险的，因此，对于政治哲学来讲，只有解构性的维度是不够的，它还需要建构性的维度或给出某种意义上的未来向度，这里的未来向度并不是指对未来的某种具体的构想，而是指某种朝向未来的向度，在很大意义上，它指向的是价值维度。④当然，我们应该看到，批判理论自身并不是去价值维度的，批判理论的思想核心是通过批判人的异化现象而寻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已经蕴含着价值维度或某种朝向未来的向度，但因为批判理论在具体论述中通常侧重于批判性与解构性，使得它所蕴含的这个维度经常在理论的具体阐述中被弱化或被遮蔽，因此，批判理论经常会带给我们一种世界意义感丧失的感觉，也因此，它可能带来虚无主义的态度与立场。
批判理论领域的重要哲学家哈贝马斯同样看到并指出了批判理论所可能带来的虚无主义的危险，但这无法真正地改变批判理论整体上的理论气质。在整体上看，批判理论因为在强调批判性的同时忽视或缺失了在理论中给出某种希望或信心的维度，使其可能陷入虚无主义的困境之中，从而，批判理论不仅不能在公共领域上给出意义感，而且还可能给人们带来公共领域的意义感丧失的感觉。也就是说，批判理论无法为人们建造公共世界提供意义感，而就现实经验来看，维系与建造公共世界对于保护我们每个人与子孙后代的公民权利来讲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批判理论在给出希望或建构的维度上却是单薄的，因此，作为一种社会政治哲学理论，批判理论是不健全的。作为社会政治哲学理论，批判理论如果不能给出建造公共领域的意义感，缺失希望、信心与爱的维度，而以虚无主义的立场介入政治领域，就会潜藏着责任伦理在政治活动中缺失的危险，责任伦理的缺失将可能对公民权利与公共世界造成严重的损害。这是作为社会政治哲学理论的批判理论需要我们加以反思并对之作出补充的地方。
二、可能的理论进路：政治现象学
(一)何为政治现象学
在对现当代政治哲学中的两种主要理论进路作出简要分析与论述后，我们进入对政治哲学的可能理论进路——政治现象学——的揭示与探讨，我们首先需要对何为政治现象学作出界定。
政治现象学并不是指某位政治学家的现象学思想，也不是指某位现象学家的政治哲学思想；从理论的类型上讲，政治现象学既属于政治哲学，也属于现象学，但它并不是政治思想与现象学理论的简单相加。政治现象学，就是关于政治现象之学，是描述、理解与解释政治现象的学问，正如郝长墀教授在其论文《胡塞尔与黑格尔：政治现象学何以可能?》(以下简称为《胡塞尔与黑格尔》)中所指出的：“政治现象学的核心问题是，在政治经验中，人们所体验到的‘对象’是什么，以及它是如何在人们的体验中显现出来的。”[1]29对于何为政治现象，郝长墀教授也在论文中作出了总结：“政治现象是指人与人的某种关系，这种关系发生于公共空间。在公共空间中，我与他人之间的关系构成了我的政治经验的内容。而政治现象就是指在这种公共空间中产生的政治经验。”[1]29因此，对公共空间中的政治经验作出描述、分析与解释就构成了政治现象学的重要维度。那我们是在什么意义上说它是现象学的，这是在于，政治现象学的理论与思想在理念上与胡塞尔的一般性现象学理念是一致的。⑤也就是说，政治现象学遵循让政治现象或政治经验在自身之中显现自身的原则，郝长墀教授在其论文中也指出并分析了这点。
在《胡塞尔与黑格尔》中，郝长墀教授指出，政治所关涉的，“不是人与物的关系，而是人与人之间在公共空间所发生的关系，所以我们要避免用人与物的关系(认知的、工具性的或审美的等)来研究政治经验或政治现象”[1]29，因此，为了让政治经验呈现自身，我们在描述、分析与解释政治经验时首先要进行现象学悬置，悬置我们对于政治经验的先见或偏见[1]29，在这种悬置中，辨别出“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的“非政治(apolitical)或反政治(anti-political)的因素，让政治现象自身显现自身”。[1]29在辨别非政治或反政治的因素并对之进行悬置的过程中，已经蕴含着对何为政治的本质的某种洞察，这种洞察也就是现象学的本质直观部分，正如郝长墀教授所指出的，“现象学的本质直观或本质还原就是从个别事例或事态中直接洞察到事物的本质”[1]33。通过某些在公共空间中发生的政治经验，政治现象学家洞察到政治的本质，在此基础上，人与人关系中的非政治或反政治的因素才会被辨别出来并被悬置，使得政治经验或政治现象自身一步步地呈现出来。
由于人自身的有限性与作为事的政治活动自身的动态性，人们对政治的本质的理解与把握就不可能是一下子完成的。通过从某些政治经验或政治现象中获得对政治的本质的某种洞察，政治现象学家在这种洞察与理解的基础上，对更多的公共领域中的事态作出了分析与理解，辨别公共领域中的非政治或反政治因素。这些分析与理解会促使思想家对政治的本质的理解作出调整，拓宽思想家对政治的本质的理解，这一拓宽也会使得思想家对公共领域的事态的理解被相应地拓宽。正如郝长墀教授所指出的，在现象学中，现象的两端(显现与显现者)之间的构成关系是相互的和动态的，“一方面，对象随着主体视域的变化而呈现不同的内容，另一方面，主体也会随着对象内容的拓展而拓宽自己的视域”[1]29。因此，政治现象学是解释学的，政治经验与政治的本质之间有一种相互解释的关系，这种解释性的关系所具有的动态性使得视域、解释与理解具有敞开性，现在的视域、对过去的事情的解释与对未来的可能性的理解，都在相互地影响、相互地构成，在不断地(被)拓宽。也因此，开放性是政治现象学所能具有的特性，虽然在不同的思想家那里，这种开放性的敞开程度并不一样。
对历史中的政治经验作出分析与解释是政治现象学理论的重要维度，在这一理论进路中，思想家们经常走到历史的深处，走进遥远的时代，在政治经验的自身呈现中发现源初性的政治经验。政治经验是在时间中生成的，具有历史性，因此，一般来讲，政治现象学家对政治经验作出描述与分析就需要深入到历史之中去，基于“现在”的视域对公共领域中所发生的事情作出分析，在这一过程中辨别并悬置公共领域中的非政治或反政治的因素，使得政治经验自身呈现出来。根据上面的论述，我们知道，这种对历史中的事情所作出的描述与分析不是反映论意义上的，而是解释性的。思想家可能从身边的某些政治经验中对政治的本质有某种洞察，但这种洞察如果不纵身到历史当中，缺少了历史的维度，其内容就会是贫乏的，因为没有与历史中的政治经验形成动态性的解释关系，这种洞察就会被静态化、固定化，因此很可能就转变成一个或一些抽象的概念，这些抽象概念也很可能会转变为思想家的先见、偏见，使得思想家以某种固定的思维框架来描述、分析与解释公共领域中的事情，也因此，政治经验无法呈现自身。
政治现象学家基于“现在”的视域对历史作出描述、分析与解释，这也使得“现在”这个视域会被不断地拓宽，这个过程同时蕴含着对未来的可能性的潜在性理解，现在、过去与未来三个维度相互影响，不断地(被)拓宽。因此，对历史的描述、分析与解释就构成了政治现象学的另一个重要维度。事实上，思想家并不能走回到活生生的历史场景与历史经验中，他们一般是依靠包括文字记载、古物等在内的文本而走进历史，因此，在政治现象学的理论进路中，对文本作出分析与解释成为呈现政治经验的重要方式，通过悬置文本中的非政治或反政治因素，使得文本中真正的政治经验呈现出来。
(二)政治现象学的展开方式
在现代西方政治思想史上，我们可以从阿伦特、福柯的政治思想中看到政治现象学的理论进路，在近代的黑格尔与马克思的政治思想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这条理论进路。下面，笔者以阿伦特的政治思想为例，探讨政治现象学这一理论进路的展开方式。
政治现象学有相互影响的三个维度：过去、现在与未来，对于这三个维度，阿伦特指出，“时间连续体的形成是因为我们每日生活的连续性与每日生活的事务”[2]205，“现在被过去与未来环绕，是因为它是个基点，从它那里，我们确定方位，回顾过去或盼望未来”[2]205。在阿伦特那里，这三个维度对应着三种心智生活，即判断、思考与意志。这在她的晚年著作《心智生活》中可以看到：我们“反思过去并判断它，而未来，则形成意志的期许(projects)”[2]192，而“思我(the thinking ego)在时间里面的位置是在过去与未来之间，即现在(present)，这个神秘与滑溜的现在(now)，是时间里的一个缝隙”[2]208。
通过政治经验，阿伦特对政治产生了某种理解与洞察，她认为，行动的自由“是一切政治之物的实质和意义所在。在这个意义上，政治和自由是一回事。自由不存在的地方，真正意义上的政治空间也是不存在的”[3]118。亦就是说，在阿伦特看来，政治的实质就是自由。怎样理解这里的自由概念呢?对此，阿伦特指出，“成为自由意味着不受制于生命必然性或他人的强制，亦不受制于自身的强制。意味着既不统治人也不被人统治”[4]20。因此，她进一步指出，“平等(不像现代那样与正义相关)正是自由的本质：成为自由的意味着摆脱统治者关系上的不平等，进入一个既没有统治也没有被统治的空间”[4]20。所以，在阿伦特看来，政治生活指的是人们在公共领域中平等、自由地行动与言说，对公共事务进行交谈与协商。对于行动与言说之间的关系，阿伦特指出，真正的政治行动是以言说来进行的，而且，“在恰当的时刻找到恰当的言辞本身就是行动”[4]16。阿伦特把根本性的人类活动分为三种，“劳动(labor)，工作(work)和行动(action)”[4]1，真正的政治经验所关涉的是平等与自由的行动与言说，劳动与工作则是非政治的因素，为使得政治经验呈现出自身，我们就需要在人类的活动经验中辨别出劳动与工作的活动经验，并把它们悬置起来，使得政治经验自身呈现出来。郝长墀教授在他的论文《阿伦特政治现象学》中同样指出，“对于劳动和工作概念的非政治性的分析属于现象学悬置的任务：消除我们对于政治经验的根本误解，从而面对直接的政治经验本身”[5]。
阿伦特对政治活动的理解与洞察和古希腊城邦政治经验之间构成了一种相互解释的关系。在走进古希腊、探索古希腊城邦的政治生活中，通过悬置强制、统治与暴力等非政治或反政治的因素，阿伦特发现了原初的政治经验，那就是，在公共领域这一自由空间中的平等与自由的言说。通过纵身于古希腊的城邦政治中，阿伦特看到，“成为政治的，生活在城邦中，意即任何事情都要取决于话语和说服，而不是取决于暴力和强迫”[4]16，“城邦的领域是自由空间”[4]19，“城邦区别于家庭之处在于唯有城邦知道‘平等者’，而家庭则是最严格的不平等场所”[4]20。古希腊的城邦政治经验拓宽了阿伦特对政治的内涵、本质与意义的理解，对后者理解的拓宽也会使她拓宽对前者的理解。
在此基础上，阿伦特对西方政治思想史作出了分析与解释，通过悬置思想史中的非政治与反政治因素，使得政治自身(自由)呈现出来；在这个过程中，她对政治思想史中的反政治因素(特别是暴力因素)与制作思维作出了深刻的批判[4]177，从而实现对政治活动与公共领域中的统治与暴力因素的批判，同时论证了政治的意义是自由。
阿伦特的政治思想中不仅包含着历史分析的维度，也蕴藏着对“未来”的某种理解，但她对未来的理解并不是在对未来作出预测，阿伦特并没有对未来的情景在可能性上作任何具体的判断或推论。在政治上，阿伦特非常反对依据某种原理或方法而对未来的情景作出某种具体的推论或者试图以制作的方式来框定未来的发展，在她看来，这些与行动自身所具有的自由性是相互违背的，而她自己正是基于对自由的理解来理解未来的，这是与她对政治的洞察与理解联系在一起的。在阿伦特看来，政治活动指的是复数性的人在公共领域自由的行动与言说，她指出，行动与言说具有开启的能力，一个微小的行动，甚至一句话，都可能开启一个过程，改变整个局面[4]149，行动所开启的过程具有不可逆性与不可预见性。[4]184因此，一个行动开启的故事就有着无限的潜在的可能性，行动所带来的后果可能是辉煌的业绩，也可能是苦难，阿伦特指出，“一个行动开启的故事包含着由它造成的业绩和苦难”[4]149。行动的困境是否可能得到拯救呢?如果可能，是何以可能的?对此，她看到，要把行动从困境中解救出来，“不能依靠另一种或许是更高级的能力，而要依靠行动自身的一种潜能”[4]184。阿伦特指出，对于不可逆性，“摆脱其困境的可能的拯救之道是宽恕(forgive)的能力”[4]184。“而对于不可预见性，对于未来不确定性的拯救，则包含在作出承诺和信守承诺(promise)的能力中。”[4]184在拯救之路上，或许会充满荆棘与坎坷，但拯救却是可能的，对于未来与对于人类事务，阿伦特一方面是担忧的，这担忧是来自对这个世界的真诚的爱；另一方面是怀着信心与希望的，这信心与希望是来自行动的创造奇迹的能力，是来自诞生性的事实，也是来自一些男人与女人坚持用他们的生命与作品来传播光亮。
在阿伦特看来，“事实上，行动就是人的一种创造奇迹的能力”[4]192，而诞生性的事实也是“行动能力的本体论根源”[4]192，所以，她指出，“对世界的信念和希望也许在福音书宣布的‘福音’中可以找到它最荣耀、最简洁的表达：‘一个孩子降生在我们中间’”[4]192。不仅在对诞生性的理解里，在看到黑暗时代里仍有一群人在坚持点燃与传播光亮后，阿伦特也传达了这样的信念，在《黑暗时代的人们》的序言里，阿伦特指出，这本著作隐含着她这样的信念：“即使是在最黑暗的时代中，我们也有权去期待一种启明(illumination)，这种启明或许并不来自理论和概念，而更多地来自一种不确定的、闪烁而又经常很微弱的光亮。这光亮源于某些男人与女人，源于他们的生命和作品，它们在几乎所有情况下都点燃着，并把光散射到他们在尘世所拥有的生命所及的全部范围”[6]。所以，即使在黑暗的时代里，基于对政治的洞察与理解，在诞生性里，在一群人对点燃与传播光亮的坚持里，阿伦特对世界与人类事务领域是怀着信心和希望的，这信心和希望不是盲目性的，而是审慎性的。
三、简评政治现象学的理论进路
与政治哲学的其他理论进路一样，政治现象学具有规范性(价值)与批判性的维度，但它在理论与实现的进路上与分析政治哲学和批判理论有一些不同。政治现象学更侧重于在描述、分析与解释历史时，即在政治经验的自身呈现中，实现批判性与规范性。政治现象学通常把规范性的价值纵身到历史中，在与历史的政治经验的相互解释中阐释、拓宽与调整自身的价值维度，因此，它的价值维度包含着更厚的具体内容；在实现对现实世界的规范与引导上，政治现象学的规范性的价值因为走到政治经验的发展脉络中，具有比较深的历史基础，因此，更有利于在把握问题的深处中实现它的规范性与引导性。因为与政治经验之间有着比较厚的交互性，政治现象学的价值维度在规范性的内容上是呈动态性的，而不是体现为一些固定的原理。同样地，政治现象学更侧重于在历史的纵深处实现它的批判性。
与批判理论的批判性不同的地方还有一点，即，批判理论因为过于强调批判性的维度而容易使得其他维度缺失，因此可能陷入虚无主义的立场中；但在政治现象学的理论进路上，因为现在、过去与未来三个维度具有交互性，使得政治现象学不仅具有批判性的维度，而且一般也具有某种“未来”的向度或某种意义上的建构向度。例如，在阿伦特那里，基于对政治的理解，她非常重视政治共同体的建构与公民在公共领域中表达意见的权利，在这基础上，阿伦特对现实公共世界的制度建构提出了一些自己的构想，这在其著作《论革命》的后半部分中可以看到。在阿伦特的这些构想中，我们可以比较看到她的共和制政治思想，阿伦特对建构现实政治制度的思考也在体现她对政治的理解与洞见。在这些构想中，阿伦特仍坚持着视野的动态性与敞开性，她并没有提出以某种预先设定好的固定方式去实现她的构想，事实上，试图以遵从某种预先设定好的模式而抑制其他可能性的方式来实现某个目的恰恰是阿伦特所要反对的，因为在她看来，这种思维方式隐藏着在现实中运用暴力的危险。阿伦特自身所坚持的是，扎根于现实进行思考，依据现实自身的进程来调整理论与行动的方案。对于如何选择行动方案这一问题，在阿伦特这里，其依据在于现实与事情自身而不是某种“历史规律”或某些历史事件给出的“启示”。阿伦特所重视的是人们的行动所具有的创造性，通过自由与平等的行动，人们共同开拓与创造(注：不是制造)更美好的公共世界与更美好的未来。[4]193基于视域的动态性与敞开性，政治现象学不会对长远的未来提出某种具体的设计方案，但这并不影响政治现象学家基于“现在”的视域提出某些建构性的观念。
在政治现象学中，这些建构性的观念一方面蕴含着与体现着价值理念，另一方面又不是表现为某些公式或原理，而是表现为具有扎根于事情自身而不断自我调整之敞开性的内容。政治现象学的这种敞开性并不是指一种理论为不断地适应现实而不断地自我调整的敞开性，而是内在地蕴含着价值的敞开性，例如，在阿伦特那里，这种敞开性是基于“政治的本质与内涵是自由”而敞开的⑥，也因此，政治现象学的敞开性才可能具有批判性与引导性。这也使得政治现象学一方面在具备批判性的同时又区别于批判理论的缺乏建构性，另一方面，在具有建构性观念维度的同时又区别于分析政治哲学的原理性建构。政治现象学的这种建构性的观念同时是在表达对政治生活所怀着的希望，这种希望与建构性就为克服批判理论中隐藏的虚无主义提供了可能性。正如在阿伦特那里，她对人的行动能力的信心、对政治生活所怀着的希望与她对这个世界所怀着的爱，就在某种意义上克服了虚无主义。因此，政治现象学的理论进路在对历史作出描述、分析与解释方面和它的动态性与敞开性等方面，可以对分析政治哲学与批判理论的理论进路作出补充，也可以为我们建构与发展现当代政治哲学理论带来有意义的启发。
但这并不意味着政治现象学可以取代其他政治哲学的理论进路，事实上，政治现象学的理论进路同样有自身的不足与缺陷。政治现象学虽然在解释力方面占有优势，但是，现实政治世界的法律制度建构一般会要求要具有清晰的直接规范性的特点，在这点上，政治现象学是薄弱的，而分析政治哲学在这里是具有长处的。而且，政治现象学应该不断地到分析政治哲学那里吸收有意义的理论资源，政治现象学的视域融合了过去、现在与未来三个维度，它具有动态性与敞开性，这种敞开性是基于“现在”的视域而敞开，政治哲学的规范性分析与论述恰恰是在“现在”这个维度上具有明显的优势，对它的吸收就有助于政治现象学深化自身对政治的洞察与理解，由此也拓宽自身对于过去与未来两个维度的理解。在批判理论这里，今天，资本逻辑与工具理性已在人们的观念世界中占主导地位，支配与统治着人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很大程度地影响着生活世界，也渗透进政治世界并对其产生很深的影响，批判理论对这些异化现象所作出的批判是比政治现象学更具直接性的；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上，虽然批判理论主要是在表象上而非从根基处对其作出批判，而政治现象学更有利于呈现政治世界问题的深处并从中实现批判，但今天当资本逻辑与工具理性强有力地统治与支配着人们的内心世界，异化现象已十分严重时，在推动人们对生活世界与政治世界中的问题作出一些直接的反思上，批判理论比政治现象学更容易取得效果，它也因此有助于人们在资本的领域之外发现审美、信仰的自由领域。
我们还要意识到理论在介入行动/公共领域时所可能隐含的危险。在理论领域中，政治现象学对政治本质的理解与洞察是呈动态性与敞开性的，但理论领域是一个思考的领域，而思考活动与行动是很难兼容在一起的，因此，在思考者介入公共领域而成为行动者时，这种理解与洞察有可能会转变为某种非动态性的理解或理念。这种理念往往会给人在行动上带来某种激情，这种激情如果得不到约束，就潜在着暴力的危险，它很可能给公民权利与公共领域带来巨大的伤害，甚至可能摧毁公共领域。马克·里拉教授在其著作《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中指出，“主导意识形态的时代也许已成为历史，但是，只要人们思考政治——只要人类的思考没有终结——那么服从于某一理念的诱惑就还会存在，激情就会让我们看不到其中的暴政潜能，并使得我们放弃自己的首要责任，亦即控制内心的暴君”[7]。马克·里拉清楚地看到服从于某一理念的诱惑与不受约束的激情在政治中的危险性，也由此强调了责任的重要性，指出了知识分子在思考或行动的活动中都须担负起自身的责任。阿伦特也看到了在政治中的“理念论”思维隐含着一种制作的思维方式，这一思维方式潜存着在行动领域使用暴力的危险。[4]176-177在这点上，马克·里拉与阿伦特并不只是对某个思想家或政治哲学的某一个理论进路言说的，而是在对所有人(特别是知识分子与行动者)言说，他们的论述对每个思想者都具有警醒意义。
因此，当我们介入行动/公共领域，在看到理论与现实之间具有同质性的同时，更要看到它们之间的异质性的关系，然后，以审慎和负责任的态度与方式参与公共事务，这是对政治现象学家的要求，也是对每个知识分子与行动者的要求。
四、结语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看到，政治现象学作为现当代政治哲学的另一条理论进路是可能的，在思想上，政治现象学有自身的展开方式，这样的展开方式可以与政治哲学的其他理论进路的展开方式相互补充，共同促进我们对政治经验的理解与政治世界的规范性。今天，政治现象学的理论进路还处于被遮蔽的状态，但从上述的分析中我们看到，发现与揭示这一理论进路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政治现象学的理论进路对于政治哲学理论的发展与建构或许具有重要的补充作用。在上述分析中我们看到，分析政治哲学、批判理论与政治现象学的理论进路各自具有自身的特点、优点与不足。多元的理论进路对于我们理解和解释政治现象、应对公共生活中出现的问题来讲，具有积极的意义，对于现实政治世界中所呈现出的不同现象与问题，我们应该选择或建构不同的或多样的方法、概念与理论进路来作出理解、解释与反应，才更有可能对政治现象作出更有力的解释、批判与引导。因此，不同的理论进路之间应该相互补充、相互促进，以共同促进政治哲学理论的发展或建构，促进政治世界的正义。
注释：
①郝长墀教授也指出，在黑格尔、阿伦特、福柯的著作中，我们可以发现他们对政治现象学的不同论述。参见郝长墀《胡塞尔与黑格尔：政治现象学何以可能?》，《河北学刊》2018年第2期，第28页。
②罗尔斯那里其实还具有比较厚的思想史维度，这在其《政治哲学史讲义》与《道德哲学史讲义》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但后来的很多分析政治哲学学者把这个维度也给抛弃了。
③必须说明的是，笔者在这里并不是要批评理论的逻辑性，恰恰相反，笔者认为，政治哲学作为学术理论，必须具备逻辑性，否则政治哲学就不可能成为一种说理的方式。我们还要看到，对于政治哲学来讲，逻辑是思想的必要基础与根据，但它不是政治哲学思想的唯一的根据。
④在政治哲学与公共领域中，我们在看到价值维度的重要性时，也要看到价值与事实之间的异质性关系，也就是说，我们不能试图把价值作为一种观念模型直接运用于事实以期使得事实符合价值，因为这其实是一种暴力思维，它的运用常常会导致现实生活中的灾难。阿伦特对此有比较多的论述。
⑤正如郝长墀教授所指出的，我们必须区分开胡塞尔本人的认知现象学理论与他的论著中所蕴含的一般性现象学理念，后者是现象学理论的原则；违背了现象学一般性的理念的理论，就不能被称为现象学理论。
⑥“政治的本质与内涵是自由”，在阿伦特这里，“政治自由”所指向的并不是某种超越于政治并处于政治之上的理念。在政治领域里，阿伦特重视的是具体的政治经验中所显现出来的自由，而超越性的理念是她在这里所要悬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