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吴宓日记》细致翔实地记载了洪深清华和哈佛时期的戏剧实践和戏剧活动，纪录了吴宓和洪深交流戏剧经验、切磋演剧技艺、商讨戏剧编法的生活细节，从一个侧面披露了洪深早期的戏剧兴趣和探索努力。同时也可以看到，吴宓对洪深早期戏剧活动产生了不可忽略的重要影响。相对于匮乏有限的洪深早期研究文献而言，《吴宓日记》无疑存档了一份极其宝贵的资料。
关键词：《吴宓日记》；洪深；早期戏剧活动；影响
《吴宓日记》作为吴宓的“心灵史”，可谓倾注和凝聚了其毕生的心血精力。他从十几岁开始记日记，到晚年的足膑目盲，六十余载从未辍弃，其心恒恒如一。其毅力之坚定，自非常人可及。对记日记之难以坚持，吴宓也深有体味。在1910年日记的序言里他写到：“天下之事，不难于始，而难于常，所以毅力为可贵也。日记，细事也，然极难事也。”在二十世纪的学人中，有记日记习惯并留下的完整日记的，仅有胡适、竺可桢、叶圣陶、吴宓等人。由三联书店出版的皇皇十几卷《吴宓日记》，不但忠实地记录了其一生的志业、感情与遭际，也如实记载了社会变迁和文化嬗变在中国知识分子内心引发的巨大冲击和震荡，同时也为我们“记下了文人与学术的巨细之事，记下了文人与社会的关系和感触，记下了天气与时事，记下了文化人们之间的交往关系以及特有的敏感的精神气质的活动。这是《日记》的一个重大成就，是无可取代的贡献。”[1]131
对于自己的日记，吴宓有着清醒自觉的价值意识。他曾经这样评价好友吴芳吉的《碧柳日记》：“此精详之日记，实为世间之一伟著，可以表现作者特出独具之毅力、精神、聪明、道德；可以洞见个人身心、情智、学术、志业之变迁、成长；可以晓示家庭、社会生活之因果、实况；可为二十世纪初叶中国之信史。而尤可为《碧柳诗集》之参证及注释，凡曾读碧柳之诗者，乃知有吴芳吉之名者，均不可不细读此日记。”[2]130此番言语，诚可当作夫子自道之语。1957年8月20日，他萌发撰写自传的想法，觉得自传可以和诗集及历年日记互相参读，相辅而行，“虽记私人生活事实，亦即此时代中国之野史。其作法亦即史法，虽以自己为线索，其书之内容实有可传之价值，而人之读之者，必亦觉其亲切有味也。”更为重要的是，吴宓自称“中国之野史”的日记，是逢“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转型时期的知识分子的“心灵史”，也是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制度的备忘录。同时也是中国现代学术、现代文学起步发展的见证。对于现代文学这一学科而言，吴宓和梁实秋、林语堂、凌叔华、闻一多、朱自清、叶圣陶、巴金、卞之琳、丁西林、叶公超、庐隐、李健吾、林徽因、钱钟书、沈从文、谢冰心、周作人等人不同深度的交往，从不同层面上记录呈现了民国时代文人学者的学术研究、文学创作和精神风貌，从中我们可以窥知中国现代学术、现代文学建立过程某些潜隐复杂的现象，甚至可能梳理出现代学术、现代文学孕育生发的耐人寻味的蛛丝马迹来。细览1920以前的《吴宓日记》，我发现，吴宓笔触涉及最多的现代作家，就是和其后来成为清华、哈佛同学、被称为“中国赴美专攻戏剧第一人”的著名剧作家洪深。
洪深是著名的剧作家、杰出的戏剧教育家、戏剧理论家和导演，同时也是中国现代戏剧
的拓荒者和奠基人，他与欧阳予倩、田汉被称为“中国戏剧的三个奠基人”。“戏剧”这一概念，即是洪深确立的。辛亥以来的“爱美剧”，是宋春舫按Amater一词译出的谐音。洪深认为极不妥当，将“爱美剧”一律改正为“戏剧”。在《从中国的新戏说到戏剧》（马彦祥著《戏剧概论》一书序言）一文中，他评述了“新戏”、“文明戏”、“爱美的戏剧”的名称存在的问题与不当，阐述了“戏剧”的正确的意义。洪深不但在概念上摆正了“戏剧”，同时也建立起严肃规正的现代戏剧表演体制。1922年，师从著名戏剧家、哈佛大学教授乔治?皮尔斯?贝克(George Pierce Baker)的洪深学成归国，率先冲破“文明戏”兴起以来中国戏剧“男扮女”和当时“男女合演”被视为大逆不道、有伤“风化”的陋见，演出了一出角色全为男性的《赵阎王》，打开“男女合演”戏剧的新局面。同时，针对“文明戏”散漫松弛的的“幕表制”，他导演了自己改编的王尔德的名剧《少奶奶的扇子》（1924年4月），建立起规范严肃的戏剧演出制度，使得“戏剧”在“京戏和文明戏的夹缝中露头角，争得了存在。”[3]
洪深对中国现代戏剧的确立与发展的贡献自不待言，然而，其早期的戏剧兴趣的萌生以及演出实践，在极为有限的文献资料并未提供多少信息。也可能由于其仓促谢世，没有来得及整理记录。庆幸的是，《吴宓日记》细致地记录下了洪深在清华和哈佛读书时期的戏剧实践和戏剧活动，为早期的洪深研究存档了一份非常宝贵的资料。
洪深学名洪达，字伯骏，号潜斋、浅哉，1894年12月31日出生在江苏武进(今常州市)的官宦之家，和吴宓同庚属马（吴宓生于8月20）。他的“名”和“字”十分有趣，“深乎？”“浅哉！”好像一问一答。洪深1912年考入清华学校后，和1911年进入清华的吴宓成为同班同学。洪深在吴宓日记中最早出现是1914年1月1日（吴宓日记1912年不全，1913年缺，不知是吴宓未记还是“文革”中丢失）。这一年的元旦会餐是洪深操办的，吴宓和同学非常满意。他在日记中写道：“十时，偕同班诸君十馀人大宴于食堂，食馔甚丰，洪深君所经理者也。”［4］261
吴宓和洪深的交往加深是洪深一次题为《敬惜字纸》的演讲。吴宓1914年3月3的日记中写道：“ 夕，洪深君约往工字厅。盖洪君将从事与中文竞争演说，特先期练习，约余为观察纠正。其演题为《敬惜字纸》也。”［4］301三天后，洪深又邀请吴宓观察纠正其演说，吴宓3月6记道 ：“午后，复为洪君深见招。练习中文演说。”［4］306在20多天后的4月2日，洪深再次邀请吴宓观看其演说，此时吴宓正为同学瑶城一再向自己借贷而常受经济之困难，并因其有“不欲依赖家庭，并友朋可恃”之意烦恼。所以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吴宓迁怒于洪深：“洪深是夕侮犯余至再，余颇不能忍，顾亦无如之何。君毅笺致余，言其人穷凶极恶，宜远避慎防为是；并谓余不善御外侮，故易为人所轻，若瑶城，则远出余上矣。余颇以为然。然天下事何乃竟如此伤心！正直聪慧之人乃常厄于境遇，为龌龊卑鄙之小人所欺。世界如此，余何乐而长住哉？”［4］325后来洪深中文演说得了第二名，请对此事有帮助的同学吃饭，独独忘记了吴宓，吴宓颇有点怨言。［4］336不过这只是两人交往中的小芥蒂而已，并无大碍。
吴宓慷慨好义（很大程度也由于其嗣父吴仲旗的影响。吴仲旗有视金钱如粪土的“侠士”风范，于右任称之为“大侠），再加上经济比较宽裕，一直乐于解人之急，因而才被同学“一再借贷”而烦。应该说吴宓不是小气的人。只是由于他也是向家中索款，再加之自己生活购书开支不菲，帮助的同学也不是一二人。如他对好友吴芳吉的帮助，以至于后来负担起吴芳吉一家六口人的全部生活费用。据笔者大致计算，吴宓一生中慷慨资助的同学朋友乃至不认识的人不下数十个。另外，由于吴宓老实笃厚，处事公正，热心于公共实务，同学友朋也乐于找其帮忙倾诉。无论是早期参加清华学生社团，还是作为哈佛时期（1920-1921年）留学生审查委员会的主要人员（如审查哈佛中国学生会成员罗景崇利用职权贪污腐化之事是明显的例子[5] 205-209），还是1925年的履任清华国学研究院主任，都能充分的说明这一点。另外，从吴宓早期和洪深的交往、20年代中后期和王国维的交往以及和陈寅恪持续大半生的“管鲍”之交，也不难看出吴宓的为人。洪深是恰好碰到吴宓烦恼的节骨眼上，另外，请客吃饭，独忘了帮其指导纠正的吴宓，也难怪吴宓抱怨。作为十七八岁的的年轻人，发几句牢骚也不难理解。 当然，忘记请吃饭的小小嫌隙并未影响吴宓和洪深的友谊。相反，他们后来成为来往密切的挚友。茶余饭后，他们经常海阔天空的乱侃，洪深向吴宓等人“历述数年来政变之秘相，及种种黑幕中之运动，愈出愈奇，再演再幻”，吴宓“殊觉津津有味”。［4］343陈通夫结婚，吴宓与洪深共致贺仪。［4］455洪深约吴宓作笔记一种，售之《小说月报》，吴宓应允合作。［4］342后来吴宓又有点后悔，在日记中写道：“余前受洪君深邀，作《榛梗杂话》笔记一种，售之《小说月报》。今洪君必欲续之。余以此等事似不衷于道，且余原非宜从事获利者，然苦无术辞托，只得勉强行之。此亦行事可悔之一错也（后登在商务出的《小说海》月报中，详见《吴宓日记》1915年2月13日）。”［4］356他们也经常聚餐或是去看戏。洪深对戏剧感兴趣由来已久。在上海徐汇公学、南洋公学读书时，当时风行的时事新剧引起他的强烈兴趣。在清华学校时，他常常利用假日到学校附近农村访贫问苦，与贫民百姓交朋友，听到了许多凄惨故事。吴宓1915年1月16日的日记记录了洪深在清华学校的戏剧演出：“晚，观剧于礼堂。剧名《五伦图》，洪君深所主办，意思尚佳。”［4］389后来洪深创作的我国戏剧史上第一部比较完整的剧本《贫民惨剧》，就是从当时积累的生活素材中提炼出来的，且获得很大成功。洪深后来回忆说：“记得我从前在清华读书的时候，凡是学校里演戏，除了是特别团体如某年级的级会不容外人参加的以外，差不多每次有我的份；我又是很高兴编剧，在清华四年，校中所演的戏，十有八九，出于我手…”［6］474也就是在这一年即1915年，洪深创作了处女作——独幕戏剧《卖梨人》。
1916年8月，洪深公费赴美留学，喜欢戏剧的他却选择了实业救国，人俄亥俄州立大学学习化学工程的烧磁工程。他发愤读书，同学谓其为“书虫”。他改学戏剧是极其偶然的。一次洪深一位同学经过哥伦布市探望他，见洪深满架满床都是文学书，桌上却摊着未完的化学算稿，待描的砖窑图案。他劝洪深说：“你读烧磁，未必读不好，但你终究不过做一个平常普通二三路的工程师而已；你如一心一意研究戏剧，前途未可限量也！”［6］479这一席话促动洪深下决心放弃了烧磁而改学感兴趣的戏剧。此时洪深的父亲因宋教仁案而被处死，也促动了他学文弃工。洪深的父亲洪述祖，曾任袁世凯政府内务部秘书，因宋教仁案于1919年被处绞刑。他在狱中曾寄信告诉在美国读书的洪深不必回国，并附有一诗：“服官政祸及于身，自觉问心无愧怍；当乱世生不如死，本来何处着尘埃”。父亲被处绞刑后，妻子离婚，洪深跟鲁迅一样，觉得重要的是唤醒国人的“魂灵”，戏剧或许是个较好的途径。他向哈佛大学著名戏剧教授贝克特邮寄作品，受到赏识并成为贝克特唯一的中国戏剧硕士生，也成为最早专业学习戏剧的中国留学生。
入哈佛后，除了名师的指导之外，同学中也是人才荟萃。如1936年获得诺贝尔奖的尤金·奥尼尔即和洪深同班，奥尼尔的《琼斯皇》（1920）对洪深的《赵阎王》（1922）影响很大。洪深在哈佛的实验剧场“四七工厂”尝试舞台艺术创造，赴波士顿表演学校、柯普莱广场剧院等机构学习表演、导演和艺术管理，也曾在纽约的职业剧团参加演出，积累了丰富扎实的戏剧实践经验。在参与戏剧实践的同时，洪深也开始戏剧创作，先后创作了三幕英文剧《为之有宝》（The Wedded Husband）（1918）和独幕英文剧《回去》（The Return）（1918）。
洪深在吴宓的哈佛日记中出现，是1919年9月17日。不过，吴宓对洪深印象不佳。 “下午，清华旧同班洪深、曹懋德诸君来。洪君专来此学戏剧一科。宓导之见校中执事人等。哈佛旧日中国学生，皆老成温厚，静默积学之人。此次新来者，则多少年俊彦、轻浮放荡之流，于是士气将为之一变矣。”［5］72吴宓之所以有如此话语，是因为美国一部分中国留学生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因而愤慨不满，并非针对洪深而言。如同年9月从纽约来的同学向吴宓讲述纽约留学生情形，“若辈各有秘密之兄弟会，平日出入游谈，只与同会之人，互为伴侣。至异会之人，则为毫不相识”。这些学生以竞争职位和纵情游乐为业，基本上不学习。此种兄弟会亦甚多，如鸭党（起于清华）、Flip-Flap（简称F.F.）、仁友社（起于清华）、诚社(Sincerity)等。“其范围及宗旨，皆非如其会名所包括者。多系少数好事逐名逐利之人，运用营私而已”。他们竞争职位，“必皆以本党之人充任，不惜出死力以相争，卑鄙残毒，名曰‘Play Politics’”［5］60。胡适日记亦载：“留美之广东学生每每成一党，不与他处人来往，最是恶习”（《胡适留学日记》（1914年9月25日）。由吴宓、李济等组成的审查委员会（1920-1921）审查哈佛中国学生会成员罗景崇利用职权贪污腐化之事是明显的例子。［5］205-209
在吴宓1919年的日记中，洪深和陈寅恪、汤用彤（锡予）是吴宓交往最多的、最为欣赏的同学兼朋友。除过常和陈寅恪、汤用彤切磋学术、议论时政之外，吴宓还和洪深经常讨论戏剧、观赏戏剧，如：
9月25日：“晚，洪君深来，谈戏曲之学，兼及小说，颇多心得。由其曾专心研究，多费时力故也。宓学无专长，应读之书，多知其名，而未开卷，模糊度日，殊自惭矣。”［5］77
10月5日：“…归后，在洪深曹懋德处闲谈。每一种人谈话，各有其题目，各有其口吻；易席之顷，竟隔天渊，如风马牛。…”［5］78
10月7日：“晴。午一时，课毕。偕锡予及洪君深，赴波城，至醉香楼午饭。饭后在Tremont戏园，观名优Walter Hampden演莎士比亚‘Hamlet’（By Shakespeare）一剧。”［5］80看完后又一起进晚餐。
10月26日：“晚，洪深来，商编戏之情节等。”［5］87
11月8日：“洪君深来，谈编戏之方书及经验，颇多心得也。”［5］90
11月22 日：“晚，在洪君深及陈君振宏处谈，曾谈及足球之事。…”［5］93
11月24日：“晚，本校及Radcliffe College女校戏剧科学生The 47 WorkShop演剧。洪君介宓等往观。…是晚，凡演三剧：（1）‘The Next Step On’（《下一个加速行动》）；（2）Mother Love（《母爱》）；（3）Cook ＆Cardinal（《厨师和红衣主教》）。…”［5］94
11月27日：“晚，偕锡予及洪君深，赴波城醉香楼吃中国饭。”［5］96
11月29日：“晚，洪深君等来，议共编戏剧一本”。［5］96
12月20日：“晚，洪君深等，来室中编《徐氏三女》一剧。又唱京戏。”［5］108
12月21日：“洪深、胡光两君述其办事之经验，美国各地中国学生之行事，及夏令年会中，男女学生交际之情形，殊为短气。”［5］108
12月22日：和洪深等人邀请同学凌幼华看戏。［5］109
洪深是否也和其他同学经常讨论戏剧、观看演剧，无从知晓。从吴宓的日记中，我们可以看洪深常和吴宓“商编戏之情节”、“谈编戏之方书及经验”，甚至“议共编戏剧一本”，应该说二人的审美趣味甚为相投。虽然吴宓毕生没有从事戏剧创作，但其有极高的审美鉴赏能力，日常的交流探讨自然会对洪深的戏剧理想、戏剧兴趣产生影响，尽管这一影响究竟有多大，无从考察和衡量。当然，也不是没有分歧，吴宓对洪深的某些演剧作法，也是不以为然的。如1919年12月18日，洪深有两张赠票，赠吴宓一张，两人同看。波士顿有一戏剧业余爱好者组织演《黄马褂》，此为描摹中国旧式戏台景象的中国戏，且不对外售票，只是亲友宾客自娱，因为洪深曾指示襄助，得赠戏票两张，邀吴宓一同观看。吴宓批评其中一些情节失真，如“杀人于台上，取其首级而玩弄之，嗜杀之心、残忍之语，则实为吾国旧戏所无”，“太子见美女而悦之，月下相偎抱，接吻不止，则中国罕见者”，“另有西宫之子，为纨绔，而其手爪之长，竟逾一尺，以形中国人之长爪。凡此皆以意度为嘲笑之资者。” ［5］107吴宓以为，《黄马褂》描摹中国旧式戏台景象，迎逢欧美趣味，严重失实乃至侮辱亵渎中国旧戏曲。其“嗜杀之心、残忍之语，则实为吾国旧戏所无”、“太子见美女而悦之，月下相偎抱，接吻不止，则中国罕见者”，对“西宫之子”嘲讽恶搞，并不符合中国旧戏实情，有有意丑化中国传统戏曲之嫌疑，吴宓因而大为不满。即使我们今天看来，亦愤愤不快。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黄马褂》将中国旧戏“洋化”，极有可能采用了荒诞漫画化的西洋剧法，并不一定是有意嘲笑侮辱，但对坚持古典主义审美理想的守成主义者吴宓看来，显然是过分了。
吴宓虽素不喜中国旧戏，但对精彩之演出却不吝啧啧。如1919年的圣诞节，吴宓和同学一起赴校中青年会的会厅庆祝年节会，他在日记中记道：“（年节会）会序甚长，中有洪君深唱《打棍出箱》及《李陵碑》二剧。”［5］110散会时已是晚十一时，洪深去吴宓住处，述其在俄亥俄州立大学办会务及演剧之经历，引发吴宓无限感慨。圣诞节后的第三天，即12月28日，洪深和其他同学晚饭后在吴宓处闲聊，并诵读其戏剧，吴宓不仅钦佩其才华并自责在学业上没有专攻。他在日记中写道：“洪君深诵读其新编The Wedded-husband （《为之有室》）剧本（这是洪深投考哈佛时寄给贝克特的两个剧本之一），系春间所编而在Columbus，Ohio排演者，当时甚受欢迎。洪君专研戏剧之学，确有深造，此剧尤属完美。窃观此间同人所学，多不免浮泛敷衍之病，求其能如洪君学戏之殚心竭力、聚精会神者，不可多得也。” ［5］111在次日日记中，吴宓又自责自己学不精专，并谓“陈君寅恪之梵文，汤君锡予之佛学，张君鑫海之西洋文学，俞君大维之名学，洪君深之戏，皆各有专注，高明出群。”［5］112
哈佛时期二人亦有摩擦抵牾。清华时，洪深多次请吴宓为其纠正观察演讲，吴宓觉得厌烦，但还是前往帮助。哈佛时期，洪深将吴宓视为可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朋友，总喜欢在吴宓处闲聊。如在吴宓日记里有：“1920年正月四日，午，陈君寅恪、洪君深来谈。”［5］119洪深絮叨，浪费了吴宓的时间，吴宓自然就不高兴了。1920年4月18日记道：“晚，略读书。洪君又来。洪君近因办宴请人事大会之事，与卫君互有芥蒂。自谓办事掣肘，多不如意。在此畅发牢骚，直至深夜二时始去。宓因之入寝甚迟。如此闲谈周旋，耗费时间，殊可哀也。” ［5］151虽有抱怨， 1920年4月30日晚上，哈佛大学中国学生和认识的美国人开会欢叙，吴宓还是颇有兴致地观看了洪深的演出，并指出其存在的问题。他在日记中记道：“会中有洪君深编排之中西戏剧，并有幻灯影片，中国风景等。惟英文戏剧，虽系中国人物，然摹仿美国男女交际之事，作者固然煞费苦心，然来客之高明者，则不免讥中国人之易染习俗也。” ［5］160同观看《黄马褂》一样，吴宓责备洪深演出并不纯正，并没有把原汁原味的中国戏剧呈献给高明的来客，则“不免讥中国人之易染习俗也”，同时也羼杂了吴宓自觉复杂的爱国心理。
吴宓1921年回国后，应梅光迪之邀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教，并开始编辑《学衡》杂志。一年后，东南大学成立西洋文学系，吴宓任教授。1922年2月9日，鲁迅化名“风声”在《晨报副刊》发表《估〈学衡〉》一文，吴宓被鲁迅称为“假古董”，从此被视为封建复古派的代表，离开清华国学研究院主任一职后开始了半个多世纪沉寂。洪深于1922年回国，曾先后在复旦大学、暨南大学、山东大学等校任教授。他在复旦大学任教时，领导成立了“复旦剧社”，推动了大学戏剧活动，不久又与田汉等人成立了“戏剧协社”和“南国社”，成为 “戏剧界最有权威的人”。由于地理上的隔阂和文学志向的不一，两人交往甚少，洪深在吴宓日记中出现的次数也很少。1923年9月3日吴宓记道：“访洪君深于赫德路民厚里，未遇。晤其夫人，取得寄存之白璧德先生照片及哈佛大学画册等。”［5］249 1924年7月29日：“洪深君招宴于陶乐春酒馆，肴馔至精美。”［5］267 1924年8月1日 ：“洪深君来访。”［5］269十几年后，在1936年7月26日的吴宓日记中洪深出现，这一次是为为张骏祥作函介见洪深。［7］22此后吴宓日记中再很难找见洪深。
概而言之，吴宓见证和参与了洪深早期的戏剧实践和戏剧理想的萌生成长，并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同洪深互相琢磨切磋戏剧、探讨编戏、演戏的心得经验，对洪深的戏剧实践和戏剧创作产生了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甚至可以夸张的说，洪深早期的戏剧创作和戏剧实践，也多多少少凝结了吴宓的心血，尽管我们无法对这一影响做具体细微的考察和衡量。虽然吴宓和洪深对中国传统戏剧的看法不同甚至抵牾(部分由于审美理想不同)，但在长期的交流学习中，二人互相规范矫正，鼓励相长，最终都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现代学术的巨擘，在各自的领域作出了杰出贡献。
（原刊《咸阳师范学院学报》 2010年03期）
作者简介：王鹏程（1979—），男，陕西永寿人，咸阳师范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讲师，清华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此文为咸阳师范学院2006年院级项目“‘愣娃’精神及‘愣娃派’论—陕西当代小说的地域性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06XSYK224）。
注释：
［1］张曼菱.关于日记与灵魂的失落［J］.文学自由谈，2000（4）.
［2］吴宓.吴宓诗集·空轩诗话［M］.上海：中华书局，1935.
[3]茅盾.祝洪深先生[N].新华日报.，1942-12-31.
[4]吴宓.吴宓日记(1910-1915)Ⅰ［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5] 吴宓.吴宓日记(1917-1924) Ⅱ［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6］洪深.戏剧的人生.洪深文集(一) ［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7.
［7］吴宓.吴宓日记(1936-1938)Ⅵ［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