怕君着眼未分明[①]

——论叶嘉莹先生的《艳阳天》研究

叶嘉莹先生是当代著名的女词人，以诗词研究蜚声海内外学林。除此之外，她还倾力于浩然的《艳阳天》研究，这点随着叶先生的论述不断被征引渐为人知，且影响有愈来愈巨之势。据叶先生文字，她在1974——1976间年，将浩然的《艳阳天》——“这一部百万字以上的巨著前后阅读了三遍，并发表过三篇与此一巨著相关的文稿。第一篇是1976年连载于香港《七十年代》的一篇长达八万字左右的专著《我看<艳阳天>》，第二篇是1977年连载于北美《星岛日报》的一篇论述书中之爱情叙写的长文《萧长春与焦淑红的爱情故事》，第三篇先后曾刊载于香港的《抖擞》双月刊及纽约《海内外》的一篇《浩然访问记》。”[②]专著《我看<艳阳天>》被孙达佑、梁春水编入由百花文艺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浩然研究专辑》，《萧长春与焦淑红的爱情故事》和1994年写的《<艳阳天>重版感言》则收入由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迦陵杂文集》。这些著述累积起来，洋洋十几万字。叶先生通过对浩然的生活经历、写作经验，以及《艳阳天》的时代背景、结构艺术、人物刻画与萧长春同焦淑红爱情等方面的细致分析，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艳阳天》是极为成功的小说作品，“之所以特别成功，便因为它不是在套式样板中的口号教条，它是作者对革命的理想和热情正当的高潮时，结合了斗争实践的体验孕育出来的作品。小说的作者所代表的农村的无产阶级成分，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生的血液；小说的内容所叙述的农业合作化的路线斗争，是中国小说中未经前人写过的革命题材，这种开新创造所获得的成就，可以说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应该引起所有关心中国文学的读者们的注意。”[③]如此高文宏议，足以惊煞人也。接下来的论调，可谓是石破天惊之论了。叶先生提到，有个叫马森的人著文认为，“就凭《艳阳天》的成绩，也未尝不可以获得一项诺贝尔文学奖。”叶先生觉得这话“绝非溢美之辞”，她说，“当然，中国可以根本就不重视西方世界所玩弄的像‘诺贝尔奖’这些花样，可是浩然的《艳阳天》之所以列入世界伟大小说之林，则是不容置疑的一件事，只是这部小说的篇幅之长，人物之众，以及复杂的情节和生动的口语，要想翻译介绍给西方的读者，并非是一件易事。”[④]这段评论，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是《艳阳天》诞生以来的最高评价。如果不标明出自著名的加拿大籍华裔学者之口，读者会以为这是“文革”时期的评论。《艳阳天》绝不是“中国文学史上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生的血液”，在此之前我们知道已经有大量书写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小说创作，这点可谓不顾历史史实。“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的确不假，但绝不是叶先生所言的那样，而是浩然的《艳阳天》在“文革”中独霸文坛、一枝独秀、扭曲现实和宣扬阶级斗争，在中国乃至人类历史上，恐怕也是空前绝后的。

浩然的写作，从政治理念出发，被捆绑在阶级斗争的战车上，已完全不是个人意义上的写作。也无法如叶先生所努力的那样，仅仅从文学的角度来评价。“文学艺术作品其实与所有文著作品文本有共同之点，即它是用它的内容意义向我们述说的。我们的理解并不特别关注于作品作为艺术作品应具有的形式成就，而是关注于作品究竟向我们述说了些什么。”[⑤]在一部艺术作品中，“思想必须具体地和形式融合在一起，就是说，必须和它构成一体，消逝、消失在它里面，整个儿渗透在它里面。”[⑥]正是由于“内容和完全适合内容的形式达到独立完整的统一，因而形成一种自由的整体，这就是艺术的中心。”[⑦]因而，叶先生这种思路本身就值得商榷。如何评价浩然的创作，关系到我们这个民族对“文革”这一浩劫的历史体认，牵系着无数在“文革”中受到伤害的人的感情，因而不可不慎重焉！

叶先生长期羁旅海外，故国之思真切，在与国内隔绝的情况下，将《艳阳天》视为“旷世奇作”，作一家之言，未尝不可。在回国之后，叶先生于华夏千古未有之浩劫，认识应该有所深化，她在著述中也不止一次提到“文革”对于师友亲人之摧残伤害，而唯独对《艳阳天》评判依然。在08年出版的《迦陵杂文集》中，收入了其溢美《艳阳天》的两篇文字，可以看出叶先生的认识仍未有鉴照洞明。对于此种矛盾，有人说叶先生有赤子之心，不懂政治；有人传布叶先生与浩然目遇神接，如何如何；有人援引叶先生论《艳阳天》之文字，作为翻案的权威之论……叶先生说自己不懂政治，其实未必；至于其和浩然之间私人感情，另当别论，但作为学者，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不能因为私人感情而虚美扬恶，“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然后能平理若衡，照辞如镜矣”[⑧]；矮子观场者援引叶先生文字作为权威之论，一是对这段历史并不了解，二是一些年轻论者并未认真细读过《艳阳天》，三是评论者普遍缺乏经典小说的阅读背景，缺乏鉴赏能力、判断能力和独立意识。他们援引著名学者的论述，拉大旗作虎皮，殊不知这个大旗本身漏洞百出。还有一些论者从对现实之诸种不满出发，对这样一段“浪漫”历史产生无限眷恋，于是便“自将磨洗认前朝”，赞颂并妄图回到那个“理想”时代。凡此种种，都使我们有必要对叶先生的思想及《艳阳天》研究做一番梳理分析。

一、“隔帘惟爱枣花香”[⑨]：叶嘉莹对“文革”的双重态度

叶先生在分析小词意蕴丰富起来的原因时，反复谈到“双重性别”的原因。她常以《花间集》的为例佐证，《花间集》的作者都是男性，而所写“形象、情思和语言却都是女性的”，这种“双重性别”，“就容易引发读者丰富的言外联想。”[⑩]笔者以此为开端，并不想去讨论叶先生对于小词的分析，而是发现叶先生在对待“文革”上，有一个与之类似的“双重态度”。那就是在对待整个“文革”上，叶先生表现出痛心疾首、民胞物与的态度；而在对待代表“文革”文学的《艳阳天》时，却不吝笔墨，说尽美言。是什么导致了叶先生这种双重态度呢？

叶先生旅居海外之时，拳拳爱国之心溢于言表。1979年她第一次回国讲学，曾写下“书生报国成何计，难忘诗骚李杜魂”的动人之句。“文革”开始之后，她也曾失望地想再也没有报效国家的机会。对于“文革”，她曾说：“当时在中国所进行的‘文化大革命’，则对自己国家的宝贵的文化却正作着无情的扭曲和摧残。这自然使我的内心中常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感慨。”11她在多处颇为痛心地谈到“文革”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践踏和对友人的伤害。如赵朴初给她送了一副书法作品，书自己在1968或1969年所作的一首吊陈同生的词——《临江仙》。叶先生对之进行了精到的分析，她说，“我之所以抄录此词，一则既可以借此说明朴老在小词创作方面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兴于微言的幽约怨悱之意境的成就，再则也可以借此说明朴老对人世之一种悲悯的关怀。”12在给朱维之的书序中，叶先生谈到，她在撰写《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一书时，国内正值“文革”，对学术和学者的摧残迫害，比起王氏的遭际，有过之而无不及，因而“对王氏所言深有所感”，“全国皆投身于斗争而不复为学，这当然是一种可悲的现象。”13这些文字，表现出叶先生对“文革”的深切批判，以及真挚的爱国赤忱和对传统文化的无限热爱，实在难能可贵。

然而，在论及“一个作家和八个样板戏”中的“一个作家”浩然时，叶先生完全换了另外一幅“面孔”。她说，浩然的“政治立场之正确，自不待言。至于他的写作良心，我以为就《艳阳天》而言，浩然也可以称得上是一位非常诚挚的作者。他歌颂新社会，然而却不是为政治教条而歌颂，他歌颂，是因为他对于新社会的革命理想，确实有着热爱和信心。而且他也并没有隐瞒新社会中所存在的许许多多缺点和问题。只就东山坞这一个小小的村庄而言，其中的问题就有投机干部的错误领导，有干部路线的彼此分歧，有偷卖粮食的罪行，也有真正缺粮的现象，有抢粮抢牲口的暴动，更有对无辜幼童的阴谋杀害。”14《艳阳天》虽不是“文革”时期所作（1966年三卷出齐），但其主旨和出发点同“文革”中所倡导的“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论”和“血统论”本出一源。浩然自己也说：“在《艳阳天》和《金光大道》中我非常突出血统论。”15正是因为如此，再加上《艳阳天》情节的紧张、讲述的流畅和浓郁的泥土气息，使其影响远远超过了浩然在文革中所创作的《金光大道》（第一部），江青也将其视为当时文坛的代表之作。叶先生认为浩然“政治立场之正确，自不待言”，“写作良心”、“非常诚挚”，这和主流意识形态的评价以及浩然的自我宣扬是完全一致的。浩然说，“写农民、给农民写是我自觉自愿挑起的担子……我要把这副担子挑到走不动、爬不动、再也拿不起笔时为止。”16浩然所谓的“农民”，是按照意识形态期待和规定“想象”出来的农民，而不是现实生活中的农民，这些形象虽然在局部有着一定的真实性，但在整体上虚假的、扭曲的、畸形的，违背了农民的根本利益和真实意愿，是一种虚幻的农村生活场景。浩然自己也说过：“我也知道农民的苦处，我是在农民中熬出来的，农民的情绪我了解，那几年挨饿我也一块经历过。但是这些事当年能写进书里吗？不行啊！”17他所描绘的“现实”，是一种经过精心打扮的“歪现实”、“伪现实”。浩然曾这样介绍过他的写作技巧：“我在构思小说时，对在生活中遇到的事情，常常从完全相反的角度去设想，譬如,一个生产队员懒散消极自私自利，我就设想一个勤劳积极大公无私的形象。”18《艳阳天》虽写农业合作化运动，但主旨是贯彻八届十中全会提出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沿袭着鲜明的战争思维。浩然的优势在于他长期在农村生活，对农村非常熟悉。于是，这部作品出现了奇怪的矛盾面貌：“一方面，它有一种夸大声势，惟恐天下不乱的氛围，这是忠于当时政治观念的表现；另一方面，在人物的行为方式、性格特点、情感方式和语言方式上，又不能不说有一种真切的生活韵味，这又是浩然忠于生活的表现。由于阶级斗争这一贯串性矛盾终究带着人为夸大的痕迹，处身矛盾漩涡的人物就又都在真实生命之上平添着各种观念化的光晕。这既真切又虚浮，既悖理又合情，《艳阳天》就是这么一个奇妙的混合体。”19正因为这个“奇妙的混合体”将优点和缺点鲜明地融合在一起，因而才使大家意见纷纭、莫衷一是。然而，最关键的是这个小说的主旨是什么，一切技术上的考虑都是为主旨服务的，这是小说分析围绕的原点。

有人说叶先生之所以被《艳阳天》这个“奇妙的混合体”迷惑，是因为她旅居海外，对国内现实并不了解。实际上，叶先生1976年专著《我看艳阳天》的写作，并不是完全与大陆隔绝的。她曾于1974年回国旅游探亲，时隔三年之后，叶先生又再次回国。应该说，叶先生对大陆的社会形势与人情世态应该有一个浮光录影的感知。叶先生的两次回国访问，在政府的刻意安排下，参观了“不少与革命事迹有关的名胜之地。”这种“刻意的安排”，赵树理早在五十年代就沉痛地说：“从五五年后我是有这经验，不写模范了，因为模范都是布置叫我们看的。”20凡是熟悉中国“国情”的人，都明白诸如此类的“模范”、“先进”是怎么一回事。叶先生当时对此可能并不明白，由眼前所见不禁联想到抗战时期的亡国奴生活，生发出无限感慨，“看到祖国终能独立自强的种种成就，确实极为激动和兴奋，因此曾写了一首题为《祖国行》的两千余字的七言长古。”21诗中写道：

……陶然亭畔泛轻舟，昆明湖上柳条柔，公园北海故宫景色俱无恙，更有美术馆中工农作品足风流。郊区厂屋如栉比，处处新猷风景异，蔽野葱茏黍稷多，公社良田美无际。长城高处接浮云，定陵墓殿郁轮囷，千年帝制兴亡史，从此人民做主人。几日游观浑忘倦，乘车更至昔阳县，争说红旗天下传，耳闻何似如今见。……22

应该说，这些句子流于印象，和当时主旋律作品没有什么差别。叶先生后来也提到，此诗“虽不免因当时政治背景而有不尽真实之处，但就本人而言，则诗中所写皆为当日自己之真情实感，”23因而她在收入文集时特作此说明。1977年第二次回国，正值全国“学大庆”，旅行社曾安排叶先生到大庆参观，她“对于大庆当年艰苦创业的精神也甚为感动，于是就写了一首题为《大庆油田行》的七言长古。”内容都是从感时伤身到歌颂抒情，和《祖国长歌行》几无差别。叶先生说，当时所见“都是从来未曾在古典诗歌中出现过的新生事物，因此在写作时自不免用了一些融新入古的尝试，”格调“激昂奔放”。叶先生的这些作品发表时候，香港的左派报纸赞赏有加，台湾报刊则予以严厉批评。而叶先生认为，这些作品她是“真诚的叙写”她的见闻和感动，与缪钺先生称述的早期作品“称心而言、不加雕琢”的写作态度是一致的。她也因缪先生的早逝而未能“指正和品评”感到遗憾。24然而在我看来，老辈学者襟怀开阔，奖掖后学，常有夸大之言，不可句句当真，被夸赞者应有自知之明。如钱锺书题勉后学，尽是客套赞扬之词，岂可句句当真！在“文革”刚刚结束之际，老学者惊魂甫定，被整怕了，常对歌颂工农兵不置否定之词。缪先生称叶先生早期作品“称心而言、不加雕琢”已是1989年，应该为肺腑之语。而对“文革”前后之歌颂工农之作品，恐怕不能给予“称心而言，不加雕琢，自与流俗之作异趣”的评语。叶先生所见，不过走马观花。虽然工农之热情及精神可嘉，但更多是准备好的“先进”、“模范”，稍加留意，不难发现这种表面的繁荣与振奋下掩藏的病态与弊端。由此我不禁想到余英时1978年的11月随美国国家科学院组织的“汉代研究代表团”访问中国大陆，这期间他拜访了著名学者唐长孺，从谈话开始，余先生就觉得唐先生“多少有些顾忌”，“异常谨慎”，唯恐失言。余先生“说话时也不得不加倍小心，以免为他添上困扰。”25在余先生的眼里，看到的却不是叶先生笔下的景致，反而是到处疮痍，人们言语谨慎，唯恐失语带来祸端。如果说叶先生对这些没有些微的感触，恐怕也难以服人。

作为诗人和词人，可以天真，“不失赤子之心”。 然而叶先生同时也是一位学者，应该有深邃的洞察力和敏锐的判断力，这在叶先生的研究著述中不难发现，然而在这些诗词中难窥端倪。这究竟是视而不见还是叶先生不愿言说呢？缪钺先生这一代知识分子，饱经政治运动之折磨，如果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就是年代初看见叶先生这样一味颂扬的调子，恐怕会百感交集，遑论赞赏！叶先生将这几首作品收入诗词集时已是二十世纪末，只加短短说明之语，强调自己当初感情之真实，缺少反思性的内容，不能不令人遗憾。当然，这不仅是叶先生个人之问题，而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问题。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叶先生在对“文革”的判断上，有两副“面孔”，或者说没有一以贯之的看法，什么场合说什么话，到什么山唱什么调，缺少知识分子的独立性。我们不难理解国内知识分子在高压环境中形成的这种双重人格，那么叶先生身处海外，完全可以独立，这种又是为何呢？这点是令人深思的。这里我不禁想起叶先生丈夫的话。叶先生丈夫在台湾因为思想问题被捕入狱，叶先生一人独撑家庭，养育儿女，无怨无悔，很不容易。可是她丈夫却对她说：“你应该感谢我，如果你不是跟我出来，文革时在内地你早就被批斗了。”26此话未免刻薄了点，但说的却是实情，如果叶先生留在大陆，应该是劫数难逃，当然，如果她八面玲珑，又当别论了。叶先生口口声声说自己不懂政治，然而，她的文字在涉及政治问题的时候却能玩于鼓掌之间，游刃有余。除此之外，在杂文集中，我们可以看到，叶先生屡屡提及政治人物为自己脸上贴金或者为达官显要作序美言，往往有过誉之词，这都有悖于中国知识分子卓然独立的优秀传统。这些我们姑且不论，还是回到她对《艳阳天》的研究上来。

二、误把杭州作汴州：叶嘉莹的婚姻之痛与爱情之梦

据叶先生自述，她当初阅读《艳阳天》的时候，刚从台湾到加拿大不久，“一旦从对大陆的一切都予以封锁的台湾，来到了完全脱除了封锁的西方社会”，她“当时对祖国一切都深怀着既关心又好气的探索之情。”在“探索”的过程中，叶先生也曾阅读过一些大陆革命斗争题材的小说，但大多并未引起她的兴趣，但阅读了《艳阳天》之后，才改变了她对这一类小说的“抗拒心态”。27她认为“文学的创作不该含有政治的目的”，因此每当看到满纸“革命”、“斗争”等字样时，便“往往会产生一种直接的反感，而否定了它们的文艺价值”。再就是她觉得这些作品所写的人物和生活，距离自己的生活过于疏远，“对之自然也就产生不出阅读的兴趣来。”但是对《艳阳天》，她“由初读、再读至三读，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喜欢到仔细分析进而找有关的资料作一番研究。结论认为这是一本具有世界水准的佳作。”28第一次阅读，“不由自主地被其中紧张的情节吸引住，急于想知道‘后事如何’的‘下回分解’而已。”29第二次阅读，“开始对于小说中所叙写的在农业合作化过程中的尖锐斗争，有了真正的关心。因此认识到作者浩然在这部小说中所写的斗争，原来正是中国经历社会主义革命，在农村所掀起的巨大变化的忠实反映，具有极重要的时代意义。”30《艳阳天》之所以能改变她对以“斗争”为主题的小说的成见，是因为她了解到，“‘斗争’原来既是在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普遍存在着的事实，那么以斗争为主题，就不仅是主要的，而且是必然的了。”31除此之外，是因为“这部小说充满了一种由热情与理想所凝结兴发感动的力量，而凡是具有这种品质的作品。都必然可以超越不同时代与不同的环境，而可以恒久地唤起人们的一种感发和共鸣，浩然这部小说的重新出版，相信仍可获得广大读者的欢迎和喜爱。”32

是的，《艳阳天》的确有叶先生所言的情节跌宕起伏、斗争剑拨弩张，使人有急于想知道“下回分解”的阅读冲动，这是《艳阳天》艺术构思上的一大特点。但真正的乡村日常生活是这样吗？显然不是！作者用阶级斗争的场景代替了正常的乡村日常生活，“幻化”出你死我活、硝烟弥漫的两军对垒和阶级斗争来，汲取了古典章回小说的构思技巧，歪曲了正常的乡村生活，塑造出一副迷人的革命斗争的“伪现实”和“伪浪漫”。这点叶先生显然没有觉察到。至于叶先生所说的“这部小说充满了一种由热情与理想所凝结兴发”的“感动”甚至“超越不同时代与不同的环境”的魅力，显然只是叶先生的个人阅读经验，并不是文本客观呈现出的自然蕴涵。叶先生在谈到自己早期的诗词评赏作时，夫子自道说《几首咏花的诗和一些有关诗歌的话》、《说杜甫赠李白诗一首——谈李杜之友谊与天才之寂寞》等作品，“是从颇为主观的欣赏态度开始的，属于以一己之感发为主，既带有创作之情趣也带有个人心灵之投影的作品。”33她分析《艳阳天》，仍然沿着这样的路子。我们分析作品，必须按照文本所呈现出的客观效果来做适当的阐发，而不能作脱离文本的凌空高蹈。《艳阳天》中的“热情与理想”，是一种违背现实、违背人性的阶级斗争主题和仇恨哲学，将阶级情幻化为超越一切人伦的最伟大的革命感情，将阶级斗争视为人们生活的唯一主题，将生活视为你死我活充满斗争的战场，而这一切，都是为了向所谓的伟大思想、伟大生活、伟大领袖恪尽职责和效忠尽力，这样的东西岂能“超越不同时代与不同的环境”？我们知道，“真正的艺术作品，永远摆在人性的天秤上。这天秤永远会说：‘不足’。艺术家的生活经验与反映此经验的作品间具有某种关系，一如‘威廉·麦斯特’（Wilhelm Meister）与歌德成熟间的关系。当作品的目标是要在解说文学的镶金纸上所表现的全部经验时，那种关系便是坏的。当作品不过是经验的片段，是钻石的一面，不受限制地缩影其内在光泽时，那种关系便是好的。第一种情况是对永恒的润饰与夸大。由于其内涵的经验，第二种乃是丰富的作品，虽然其经验的价值被人怀疑。”34叶先生毕生沉浸在中国伟大的诗词传统中，应该知道什么才是文学作品超越时空的决定性因素。那么，为何在对《艳阳天》的分析上，偏离了最基本得价值经验呢，这就是叶先生不幸的婚姻使其对《艳阳天》中萧长春和焦淑红的“志同道合”的爱情无限歆羡，叶先生所谓的《艳阳天》蕴涵的“热情与理想所凝结兴发感动的力量”能超越时空，也是即此而言，这才是叶先生赞誉《艳阳天》的最根本的原因。在这里，我们不能不秉持知人论世的原则，提及叶先生不幸的婚姻。

叶先生1948年结婚，婚后同丈夫去了台湾。1949年，叶先生的丈夫因为思想问题在台湾被捕，出狱之后性情大变，叶先生1978年提起她这段人生经历：“其后外子虽幸获释放，但他不幸的遭遇自然造成了他内心的许多牢骚愤怨，我对此有相当了解，而因此也就于生活的重担外，更加了一副精神上的重担。”35在1999年的文章中，叶先生这样重述这段经历，“数年后外子虽幸被释放，但性情发生变异，动辄暴怒。……至于我自己则在现实物质生活与精神感情生活都饱受摧残之余，还要独立承担全家的生计。”36在2004年，叶先生详细谈到自己的婚姻，介绍说丈夫是她中学英语老师的弟弟，这个老师对她很好。她的弟弟常去找她，她没有答应。后来他去找她，她还是犹豫，“可他正是倒霉的时候，又失业又生病，他的姐夫给他找了一个在南京海军部队教书的职务，”他说叶先生不答应，他就不去，叶先生就答应了，因而叶先生说“这可能算是同情而不是爱情吧”、“ 我结婚的先生不是我的选择”。后来叶先生丈夫被关，她一个人支撑家庭，养育儿女，无怨无悔，可是她丈夫却对她说：“你应该感谢我，如果你不是跟我出来，文革时在内地你早就被批斗了。”叶先生在2009年曾这样说，“我的一生都不是我选择的。我的先生不是我的选择。他姐姐是我中学老师，她很喜欢我，我老师选择了我。”37婚姻乃人生大事，不可不慎重焉。而合心与否，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因而我们对于叶先生之婚姻不便置喙。然而，叶先生“我的一生都不是我选择的。我的先生不是我的选择”这样的话语却未免有些过头。叶先生结婚时24岁，属于成人，应该有独立的判断能力和选择能力，也应该为自己的选择完全负责。她将责任完全推与他人，自己不负一丁点责任，于情于理，都说不通吧。

正是叶先生不幸的婚姻，使她对志同道合的爱情充满了向往和羡慕。而《艳阳天》中萧长春和焦淑红的“志同道合”的爱情，契合了她对爱情的这种期待，改变了她对“斗争”主题小说的看法，并花费大量心力，著文阐发。这也是诸如董桥等海外学人，翻了当年红彤彤的《艳阳天》，毫无感觉而叶先生甚为吸引的原因。38叶先生认为，“浩然对萧长春和焦淑红之间的爱情发展，实在写得非常细腻。”据她的札记，《艳阳天》关于“长春和淑红之间爱情发展的叙写，全书共有四十余处之多，此外非正式的伏笔和暗示，远不计算在内。”在全书的斗争主题以外，“长春与淑红的爱情，实在是贯穿全书的一条重要副线。”39叶嘉莹认为，读者之所以对作者的细致用心不能体味，认为其不写爱情，一是“可能是由于我们看惯了现在资本主义社会作家所写的爱情故事。一般总是在男女主角一出场时，便光描写对方的容貌仪表如何彼此吸引，然后又安排一些花前月下的场面，用浪漫热情的笔调，写他们由谈请、接吻、拥抱甚至上床的进展过程。可是《艳阳天》中，却全没有我们所熟悉所预期的这些描写，这该是我们这些读者，认为浩然‘不写爱情’的主要缘故”；40二是“浩然对于长春与淑红的爱情叙写又往往多用曲折含蓄的笔法，而且常与当时的斗争事件相结合一起来进行，这很可能是使读者以为‘不写爱情’的另一缘故。就我们本身预期的落空而言，我觉得那是由于我们的预期，本来就可能是一种错误的成见。因为不同的思想性格，对于爱情的表达，自然有不同的方式。”41叶先生为此列举了鲁迅和许广平的《两地书》、徐志摩和陆小曼的《爱眉小札》的例子。她认为，“萧长春和焦淑红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激烈斗争中生活的青年男女，他们对于农村有着共同的热爱，他们对于合作化有着共同的理想，他们在斗争的情势中，面对着共同的敌人，他们之间爱情的紧张和表达的方式，其不可能相同于小资产阶级有闲有钱的男女们之谈请说爱的方式，毋宁是一件极为自然的事。所以要想欣赏和了解浩然对于长春和淑红二人间爱情的叙写，也许我们应该对我们过去的成见先有一些反省。至于浩然之多用曲折含蓄的笔法，而且常把爱情的进展与当时的斗争相结合在一起来叙写，则主要是由于小说本身的需要，而并不是由于作者不肯或不会描写爱情。”此外，“这部小说的背景是中国的北方农村，一般说来，关于男女间的爱情，在国内，北方较南方表现得含蓄保守，农村又较城市表现得含蓄保守。”42在叶先生看来，萧长春和焦淑红基于共同理想的爱情，是一种非常令其向往和欣赏的“志同道合”的爱情。

在叶先生看来，萧长春与焦淑红的爱情毫不逊色于中国古典诗词中的爱情表达。她说，“《艳阳天》中的某些品质，与古典诗歌中某些优秀作品，却是颇有相似之处的。那就是他们既都具含有作者内心中一份真正感动的诗意，而且写出了对社会大我的一种关怀和理想。如果用我一向评说古典诗歌时所习惯常用的语言来说，那就是那些作品的好处，乃在于它们同样具含了一种深厚博大的感发的生命。”43她讲到《西北有高楼》末尾两句“愿为双鸿鹄，奋翅起高飞”的时候，联系到李白《大鹏赋》中的“我呼尔游，尔同我翔”和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的“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分析道“总之，远走高飞，离开这个龌龊的、勾心斗角的尘世，这是千古以来很多读书人的共同向往，或者说是一种共同的心态。”这不仅是古代诗人、士大夫的的想法，农民也有，特意举到浩然的《艳阳天》——“大陆作家浩然是农民出身，只受过三年小学教育，从小就参加了游击队，后来又参加过土改。他写过一部小说《艳阳天》，男主角叫萧长春。书中还有一个女孩子叫焦淑红，她对萧长春发生了爱慕的感情，却又不能够确知对方是不是也爱她，在一个有月光的夜晚，两个人在路上一边走一边谈话，焦淑红就说：看到月光这么好，我真想变成一个什么飞到月亮里边去。所以你们看，不只是诗人士大夫，即使是从事革命工作的人，当他们在工作中遇到很多挫折和烦恼的时候，也会产生失望的情绪，也会产生这种高飞远走的想法。所以，这实在也是人类一种基本的心态，我们不宜对这种心态作过分求全的责备。”44在讲到晏几道词的一首《鹧鸪天》的时候，因为其上阕有“舞低杨柳楼心月，歌近桃花扇底风”一句，而联想到“明月”的意象。她说，“在中国旧文学里，明月与高楼常使人联想到曹子建的‘明月照高楼’的富贵人家，可是在新文学里，浩然在他写得成功的《艳阳天》的小说里，他描写的月亮就不再是照着高楼轻歌曼舞的月光，而是照着北国平原一片麦田的劳动人民眼中的月光。书中开头写主角萧长春从工作地点夜晚回到乡村一路见到到的月光，后来经过一次斗争以后，他去找乡村的一位党委王国忠谈话，然后同对他深有情谊的少女焦淑红一起走回来所见到的月光。他这两段完全不是继承旧文学的写法，而是根据他亲身经验描写农民心中的月光，写得很美，”45写得很成功。那么，《艳阳天》中的爱情真有叶先生分析得那么精彩吗？

三、“多情恰似总无情”46：《艳阳天》中萧长春与焦淑红的爱情

文学作品中的爱情，对于“了解人们对爱情的看法及表现方式对，理解一个时代的精神是个重要因素。从一个时代对爱情的观念中我们可以得出一把尺子，可以用它来极其精确地量出该时代整个感情生活的强度、性质和温度。”47从《艳阳天》中的爱情我们也可以看出阶级斗争时代爱情的特征，那就是情侣之间的爱慕评价，完全以政治觉悟、工作能力、工作态度为标准，除此之外不允许有其他的任何标准，情侣之间的卿卿我我被视为腐蚀人心的“小资产阶级情调”，是绝对不许可的，爱情和婚姻被极端政治化和“纯洁化”了。

在《艳阳天》中，我们可以看到，萧长春和焦淑红之间的私人感情，是在革命和斗争中成长起来的，是完全革命化和政治化的。焦淑红这种情感的萌生和发展，是因为萧长春作为一个大公无私的革命者所表现出的人格魅力和精神魅力的吸引，或者说，是完全被党的化身——萧长春身上体现出来的革命精神所吸引，这场恋爱，已经完全不是生命个体意义上的恋爱，而是具体的生命与抽象意识形态的恋爱。在他们的爱情活动中，“政治话语似乎彻底征服了爱情话语，但就在爱情话语面临着被政治话语全面代替的‘危机’之时，爱情话语与政治话语的关系却表现出非常微妙的复杂性：爱情话语开始改头换面，以政治话语为掩护展开隐蔽的爱情对话。”48在他们的爱情中，革命爱情的伦理已经超越甚至抹去了基本的乡村生活伦理。萧长春是焦淑红的表叔，在中国传统的伦理中，不同辈分的人是不能谈情说爱的，这种跨越辈分的情恋或婚姻是作为“乱伦”受到斥责和惩罚的。萧长春和焦淑红的爱情一开始就面临着辈分的壁障，焦淑红反驳自己的母亲说：“同志不分辈儿。再说，我们又不是真正的亲戚，我不跟你们排。”49这个革命化的称呼抹去了传统伦理的禁忌，以革命话语完成了对传统伦理秩序的颠覆，同时也完成了革命话语对爱情话语的置换。这样以来，他们的爱情才有了合理的、不受到世人诋毁的生成条件。因而可以如此来说，这个革命化的爱情从开始就是一场违背中国传统伦理的乱伦，而革命话语为它披上了合理的外衣。对焦淑红产生吸引的，也不是基于正常的两性吸引，而是意识形态和革命话语预设的吸引——萧长春一心为公、光明磊落，“像碧玉无暇，像真金放光，像钢铁一样放在那儿丁当响，”50能够完成她的革命意识形态的塑造。在这场“爱情”中，萧长春是居于主导地位的，有着巨大的磁力，能够完成对焦淑红的“引导”。这种虚假的先进人物的崇拜常常是革命爱情萌生的动力，置换了爱情之中正常的人情和人性。焦淑红就是在这种虚假的爱情意识的推动下，要求小石头说：“往后不许再叫我姐了”，“叫姑姑，好不好？”并由此“常常不知不觉地流露出一种她接受过的、却又没有支付过的母爱的感情。”51这种急切的感情流露，更多的不是基于一种女性的母性意识，而是基于革命化的爱情的促动，在这个促动中，代表革命话语的萧长春实际上已经完成了对她爱情心理的重置。正如孟悦所分析的，“政治话语通过女人自身转译成欲望、爱情、婚姻、家庭关系等等的私人语境，它通过限定和压抑性本质、自我以及所有的个人情感，使女人变成一个政治化的欲望、爱情和家庭关系的代理人。”52焦淑红正是这样一个“政治化”的欲望，她在自己崇拜的代表意识形态话语符号的萧长春身上，才能找到存在的意义。

因而我们可以说，萧长春和焦淑红的“爱情”，是逼真的革命话语，却是虚假的爱情意识。他们爱情萌生及发展，是在完全政治化、革命化的场景中展开的（马之悦想利用嫁出焦淑红削弱萧长春的政治势力；萧长春一方面是喜欢上了焦淑红，但他似乎更看中焦淑红的政治能力）是一种预设的意识形态的渗透和认可，而不是正常的、健康的两性相悦和灵魂碰撞。“革命同志”关系比恋人关系更为重要，个人的感情完全被政治化了，对待农业社、对待社会主义、对待贫下中农的态度同对待爱情婚姻的态度紧密地焊接在一起。同时，这种虚假的爱情有一个“志同道合”的迷人外表，叶先生就被这一点迷惑了。如第二十九章，焦淑红和马翠清的谈话中说：“爱人是互相帮助，你帮助他，他帮助你，谁也不兴瞧不起谁，谁也不兴光闹气儿；要没有互相帮助，还叫什么爱人啊？”第三十五章写淑红的心思：“她回味着昨天晌午的干部会，回味着昨晚月亮地里的畅谈，特别回味着刚才跟萧长春面对面坐着剖解东山坞的阶级力量，他们的恋爱是不谈恋爱的恋爱、是最崇高的恋爱。她不是以一个美貌姑娘的身份跟萧长春谈恋爱，也不是用自己娇柔微笑来得到萧长春的爱情，而是以一个同志，一个革命事业的助手，在跟萧长春共同为东山坞的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的同时，让爱情的果实自然而然地生长和成熟……”叶先生认为，从这些叙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焦淑红对爱情的观念，应该是互助的、恒久的，有着共同理想、参与共同奋斗，以同志爱为基础的身心完全相合为一的爱情。这种爱情观念，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彼此为满足暂时的自私的欲望，而产生的调情泄欲的恋爱，当然有着绝大的不同。”53叶先生因为自己婚姻爱情的不幸，对志同道合的、互助恒久的爱情有着本能的期待。然而，萧长春和焦淑红的这种“志同道合”的爱情传达着意识形态话语，承载着阶级斗争的号角，私人感情的空间完全被挤占了。在他们的恋爱关系逐渐趋于明朗时，萧老大催促儿子，萧长春却说，“不管怎么说，这是个人的事儿，往后，就算我们两个人可能各奔前程，这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不是永远都是一条线上的好同志吗？还有比革命同志再亲近的吗？”54他们的爱情是政治之爱，基于空洞的一大二公、无私奉献，基于对阶级敌人刻骨铭心的狠，这种感情不是从生命个体出发的，而是从抽象的政治教义、革命律令出发的同志之爱，没有丝毫的鲜活的人性气息。而且在这种爱情中，夹杂着中国旧伦理的糟粕，那就是以焦淑红为代表的女性不是和男性站在平等的地位，而是“助手”、从属的地位，这点和我们长期抨击的“三从四德”并无不同。我们知道，叶先生已经尝尽婚姻中“大男子主义”的辛酸，而她却为这种本质上还是男性中心主义、存在着新的人身依附的爱情摇旗呐喊，岂不痛哉！

有意思的是，叶先生在分析《艳阳天》的时候，一再强调自己撇开政治，仅从文学性上进行分析，然而她在分析萧长春和焦淑红爱情的时候，却一直将其与资本主义社会中“满足暂时的自私的欲望”的爱情进行对比，以突出萧长春和焦淑红爱情的圣洁。这种简单的对比如同刘勰所说的，“故比类虽繁以切至为贵；若刻鹄类鹜，则无所取焉。”55我们知道，在西方文学中确有不少叶先生所说的那类作品，但同时也有大量作品并不是叶先生所说的那样，岂能用一个简单的姓“社”还是姓“资”来作简单的对比划分？诸如《艳阳天》之类的不写亲昵和欲望的作品果真就崇高和圣洁吗？并非如此，这种清教徒式的禁欲主义不但虚伪矫饰，而且泯灭了人性，导致了人性的变态和异化。奥威尔是这样分析集权主义“党文学”中的禁欲主义的——“党的目的不仅仅是要防止男女之间结成可能使它无法控制的誓盟关系。党的真正目的虽然未经宣布，实际上是要性行为失去任何乐趣。不论是婚姻关系以外还是婚姻关系之内，敌人与其说是爱情，不如说是情欲。……唯一得到承认的结婚目的是，生儿育女，为党服务。性交被看成是一种令人恶心的小手术，就像灌肠一样。”56这种禁欲主义所表现出的虚伪的“圣洁”，可以说是反人性的，而叶先生却对之交口称赞，实在匪夷所思。

我们承认，“爱情里确实有一种高尚的品质，因为它不只停留在性欲上，而是显出一种本身丰富的高尚优美的心灵，要求以生动活泼、勇敢和牺牲的精神和另一个人达到统一。”57但同时，“不应该把精神和肉体分开。这会导致人的本质的变态，导致扼杀生命。”58因为“即使在最崇高的爱情中也有肉体的基础。”正常的爱情描写，不但会体现出丰富美好的人性，同时会产生迷人的艺术魅力。如果否定摈弃了爱情中正常的肉欲基础，倡导清教徒式的的纯洁、崇高，必然会导致“人的本质的变态。”59对于革命者而言，情爱不能撼动革命者的伟大理想和坚强意志，这是不能怀疑和亵渎的革命纪律。文学作品中如果突出情爱的魅力，则无疑会腐蚀软化革命者的精神世界，体现出“小资产阶级的情调”。 对于革命者而言，当彻底摒绝肉体诱惑追求真理的时候，才会保证革命精神的纯正，并爆发出巨大的能量来。革命的“天理”，压抑着正常的“人欲”，人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和符号。男女关系在革命者中间是圣洁的、无性的，只有那些灵魂发臭的阶级敌人，才暴露出动物般的情欲，因而姚文元说，“一切男女关系也只是阶级关系。”60

四、爱屋及乌——叶嘉莹对浩然及其作品的评价问题

《艳阳天》是浩然影响最大的作品，也是他最好的作品。这部作品的优点，目前可谓众人皆知。叶先生1975年在《我看<艳阳天>》一书中早就指出，浩然的“小说在结构和叙述方面，特别具有娓娓引入的故事性，而且在人物的描写方面，特别富有民间色彩的鲜活的生命力”61，“对于人物的介绍和刻画，并不像《水浒传》似的作个别突出的出场，而是与小说斗争的发展结合在一起推进的。初看时，虽觉得头绪纷繁，可是正是这种错综的交织，才造成了这一部小说的完整的结构和宏伟的气魄。”62费正清等人也指出，浩然的《艳阳天》“从小说的流畅方面来说他是没比的。他精心选择的人物，在姿态、特点以及语言的措辞上都具有感染力；他选择的事件，通过隐喻本身的内涵避免陷入琐事；他选择的象征，斧子是指快刀斩乱麻，绳子是指在团结中寻找力量。所以这些生动的故事的构成看起来像是从浩然那易于流淌的小溪中流出来那样。”63应该说，这些分析是公允和到位的。《艳阳天》的成就以我之见，也就止于这些。然而，这对一部小说来说，并非决定性的。决定小说本质的是小说要表现的内容，而不是采取的艺术形式，《金瓶梅》和《洛丽塔》可谓最好的例子。但在对《艳阳天》的分析中，叶先生不但被小说中的“伪爱情”迷惑，过度推重技艺，忽略了小说的主旨中心。浩然《艳阳天》、《金光大道》、《西沙儿女》等作品，从政治律令出发，为政策写作，已经完全不是个人意义上的写作，而是贯彻着阶级论、血统论的革命“战歌”，承载着中国二十世纪一段不堪回首的痛苦历史，无法简单地用诸如“好”、“坏”之类的字眼加以评骘判别。《艳阳天》在细节、技术等方面固然有它的独到之处，但从本质上说，这种阶级论、血统论、斗争论是违背人情人性的，造成的伤害已无需赘述。因而，我们不能采取“明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的态度或视角。然而，好多论者在分析的时候，都是将“秋毫之末”无限放大，将萌芽说成大树，将鸡蛋说成小鸡，而独独忽略最为本质性的东西，对“舆薪”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叶先生就犯了这个毛病。64当然，这和叶先生不幸的人生遭际有关，正是叶先生情感婚姻上的不幸，以及对此时国内的生活缺少体验和了解，才使得她把这种“伪爱情”当成了志同道合、海枯石烂的坚贞爱情。

从上述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叶先生由于爱情婚姻的极其不幸，而对《艳阳天》中萧长春和焦淑红所谓的“志同道合”的爱情产生羡慕之情。这种解读小说的方式，和叶先生论诗词时“极重感发兴起之功”65的路子同出一辙。这种方法只要使用适度得当，并无不妥之处。然而难度就在于，只有“感发兴起”不脱离文本所呈现的客观意蕴，那么这种“感发兴起”才是有意义的。《艳阳天》中“志同道合”的虚幻爱情，恰恰填补了叶先生的爱情婚姻的不幸和虚空，激发出叶先生强烈的认同来，以至于沉湎其中，失去了冷静的理解、分析和把握，离开了文本实际，遮蔽、忽略了这种以阶级和血统为根基的政治化的、病态化的爱情的弊端，无限放大其表层的迷人之处，忽略深层的“反人性化”特征，悖离了中国传统文论“知人论世”的良好传统，甚至表现出“虚美扬恶”的效果来。

如果我们结合叶先生的爱情婚姻不幸以及长期的海外羁旅，叶先生这种刻舟求剑之解自不难理解。不过遗憾的是，叶先生在熟悉国内的情况之后，不仅没有对自己此前的研究进行深刻的反思和修正，而且变本加厉，由对《艳阳天》的喜爱，辐射到浩然人品的不吝褒赞，以及浩然自传体小说的无限封赏，乃至更多尔尔。在叶先生的如椽巨笔之下，浩然俨然成了人品、文品无可挑剔的“文豪”，这不是笔者信口雌黄，前文所引的叶先生的文字即是证明。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评价浩然的写作以及他的为人呢？

叶先生在对浩然为人的分析上，至少在分析的理路上难以讲通。叶先生在1978年回国探亲的时候，经人介绍和浩然认识。回国之前，叶先生为了了解国内情况，阅读了浩然的《艳阳天》，起初只想大概翻翻，“但后来我发现他写得非常生动”。从此，她和《艳阳天》结下了不解之缘，“不但讲古典诗词，还讲过《艳阳天》”，还“写了好几万字的《我看艳阳天》，给美国东岸的华人中的爱国人士讲《艳阳天》。”叶先生特别强调，自己是从“文学的角度来谈”的。叶心生将自己写的东西给浩然看，浩然说：“叶先生你真的写得深刻细腻，甚至有些我只是下意识地去写，您点评得非常深刻、非常正确。”661994年，叶嘉莹先生在《<艳阳天>重版感言》中再次高度评价了《艳阳天》，她说：“我在古典诗歌的评赏中，常常赞美一些杰出的作者，说他们乃是用他们的生命来写作他们的诗篇的，他们乃是用他们的生活来实践他们的诗篇的。而凡是具有此种品质的作品，就必然会在具有真诚善感之心的读者中，获得一种超越于外表所写之情事的局限以外之感发的共鸣。我认为浩然先生的《艳阳天》之所以能战胜了我由于不同之生长背景，与不同之思想意识所形成的抗拒之心，主要也就由于浩然先生的这一部小说，也同样具含了此一种品质的缘故。”叶先生认为，“浩然《艳阳天》所展现的雄伟气魄，众多的人物，便正因为他所要叙写的，不是片面的真实，而是整体的真实，不是一时偶发的事件，而是对于历史趋向的展示。浩然是一个既有写作良心也有政治理想的作者，他对于黑暗的反面势力的暴露，和对于光明的正面势力的歌颂，正是他的理思和信心的表现。”67叶先生写《我看<艳阳天>》时，《金光大道》还没有出齐，她认为，“就其已经发表的部分来看，则无疑是一部气魄宏伟的作品。”68对于浩然的革命儿童文学，她说，“如果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一个有名的大作家可能根本就不肯考虑去写这种并不能增加更多名利的儿童故事。浩然之写儿童故事，当然决不是为了名利，而只是为了给革命的下一代写下一些既正当有益也动人有趣的故事，培育他们自幼养成正确的革命人生观。这种写作动机和写作精神是值得我们尊敬的。尤其当我们从北美洲电视节目中看到青少年犯罪案件不断增加时，就更加觉得能够读到像浩然所写这些故事的祖国儿童是幸运的。”69浩然的《乐土》与《地泉》两本自传体小说出版后，她认为，作者“以如此深挚生动的文笔，传达出一种品行和人格的成长的过程。”70从这两本自传体小说中，“我们就可以越发清楚地明白了他的《艳阳天》之所以写得成功的主要因素。那就正因为他在《艳阳天》中所写的人物和事情，既有着他真正的生活的体验，也有着他真挚的感情的投注，而他在小说中所表现的理想，也正是他当时所正在衷心信仰和追求的理想。”71她进一步分析道，“如果一位作者的生活体验和思想及感情，都是与他所要表达的政治目的相合一的话，那么政治的目的对于他的创作生命便不仅不是一种遏抑，且有时还会成为一种滋养，因此他自然便可以写出一部虽然含有强烈的政治目的，也同洋具有强烈的创作生命的文学作品来。所以如果只就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而言，则只要作者在内容方面有真诚深锐的体验，在表达方面有完美纯熟的技巧，二者相结合，便该可以写出成功的作品来。可是如果要求一部作品，不仅育单纯的艺术阶值，还要有政治上的目的和效果，那么我们所求于作者的，除了前二者以外，便更需要作者对于所写的政治目的，也具有深切的了解和热爱，而且这种了解和热爱要真正出于池内心的生命，而不是虚伪的矫饰，如此三者相结合，才能写出成功的作品来。因此含有政治目的的作品，较之一般作品便有着更进一步更深一层的要求，而这也正是为什么含有政治目的的作品，往往会流为口号教条，而不容易写得好的缘故。可是浩然的《艳阳天》却无疑是一部兼有三者之长的成功的作品。”72如果说浩然的《艳阳天》等作品表现出“他当时所正在衷心信仰和追求的理想”固然不错，但由此可以推导出“真挚的感情的投注”以及人格和人品来，未免过分。这样的分析，完全不是严谨的学理意义上的分析，而是掺杂着某种复杂情愫的简单阿谀。前面提到，浩然自己也说过“我也知道农民的苦处，我是在农民中熬出来的，农民的情绪我了解，那几年挨饿我也一块经历过。但是这些事当年能写进书里吗？不行啊！”由此怎能窥察出叶先生上述的推论呢？我们知道，有时候的确“文如其人”，但“文不副人”也是文学创作的常态，这在文学史上屡见不鲜，浩然也是如此。在这里，我们不能不说到浩然的人品，这也是近年来大家聚讼的焦点。

用刘绍棠的话来说，“浩然是个好人”，也可以说浩然是个本质不坏的人，他有着农民的简单和质朴，也有着农民的倔强、固执、狡黠和自大。这在他晚年的自述中表现得很清楚，他在接受《环球时报》的采访时说：“我是不是一个作家，一个什么样的作家，怎样从一个祖辈为农民的平民百姓，竟然干起文学这一行。这种现象，在中国历史上是没有出现过的，除了前苏联有过高尔基之外，其他国家还不曾听说过。……我想我这是个奇迹，亘古未曾出现过的奇迹。这个奇迹的创造者是中国农民。……农民政治上解放我解放，农民经济上翻身我翻身，农民文化上提高我提高。我站在前列，在向文化进军的农民中间我是一个代表人物。……我不是蟊贼，不是爬虫，而是一个普通的文艺战士，一个有所贡献、上了伤的文艺战士。迄今为止，我还从未为以前的作品后悔过。相反，我为它们骄傲。我认为在‘文革’期间，我对社会、对人民是有积极贡献的。”73浩然自我崇拜的“奇迹论”曾引起轩然大波，是的，浩然的确是个奇迹，这个奇迹的出现离不开浩然的勤奋、执着和努力，然而更重要的是他被历史的洪流裹挟到风头浪尖，即使不是这个叫梁金广的浩然，也会有叫“张金广”、“孙金光”的浩然取而代之，浩然未免“大瞧”了自己，显然也无法和高尔基相比。至于他说的“农民政治上解放我解放，农民经济上翻身我翻身，农民文化上提高我提高”，恐怕未必尽然，当他享受无限的荣光、衣食无忧地撰写炮制“战歌”、“颂歌”的时候，农民的现实生活如何，浩然是非常清楚的，他自己也说“这些事当年能写进书里吗？”浩然明白如果按照现实生活的本来面目去写，将会付出怎样的代价，因而，他聪明地将现实生活进行了改造和粉饰，他并没有站在农民的立场，不会为农民负责，更不是他所说的，他是一个“农民”，他将生动真实的农民生活细节用政治律令绾结在一起，虚构出农村生活剑拔弩张的阶级斗争生活场景，他充分地体现了意识形态和时代话语，但绝未反映农民的新生，更不是农民的“代言人”。

浩然的可贵在于他在大红大紫的时候仍然执着于自己的文学之梦，没有撂下笔杆，并没有像一些得志者借势整人，或者落井下石，仍然最大程度地保持了农民的本色，在最大的限度内作了一些好事，保护了一些作家。74当然，他也伤害过一些作家。这比起那些曲学阿世、两面三刀、伪装和美化自己的知识分子来，浩然的一以贯之是可贵得多了。然而，内心深处的农民意识使得浩然高傲自大、固执倔强，缺少深刻的自省精神和反思意识，农民的本色又使得他纯朴简单、耿直善良，这二者在浩然身上非常突出地统一了起来。这些不能代替对他作品的评判，我们分析浩然、评判浩然，首先得面对这段不堪回首的历史，再就是要面对作品的主旨和意图，不能简单地从作品写得好坏来轻下结论。他的作品也无法和政治剥离开来，作纯粹的文学上的考察和分析。《艳阳天》采用军事化的思维构造情节，宣扬阶级斗争，将乡村生活的日常矛盾夸张为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在本质上鼓励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斗争和仇恨。“社会不能建立在相互仇恨的基础上。而强调阶级差异却正好鼓励大家相互仇恨。”阶级斗争煽动相互仇恨，破坏了正常的乡村生活秩序和人情关系，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给中国农村带来巨大的灾难。75马克思明确指出，“西欧的特殊的历史经验不能转化为一般性的历史哲学学说，以为一切民族都必然经历过同样的历程。他更进一步说，凡是把一般性的历史哲学学说当作万灵方的人都不可能了解历史，因为这种学说在本质上是超历史的（supra—historical）。正是因为当时的追随者滥用他的历史理论，马克思才愤然地用法语说：‘我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76我们知道，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很难从阶级性出发去刻画，“纯粹的阶级性，只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在实际生活中的具体的人身上是不存在的。文学的对象，既是具体的在行动中的人，那就应该写他的活生生的、独特的个性，写出他与周围的人和事的具体联系。而不应该去写那只存在于抽象概念中的阶级性。不应该把人物的活动作为他的阶级性的图解。阶级性是从具体的人身上概括出来的,而不是具体的人按照阶级性来制造的。……过去的杰出的古典作家，绝大多数都是不知道有阶级性这样的概念的，但是，他们却都写出了不朽的典型。”77而《艳阳天》的写法，恰恰是用贴在人物脸上的阶级性代替人情人性、用虚幻的斗争的“伪现实”代替生活现实，用两军对垒的、非此即彼的简单地军事化思维扭曲现实，用愚昧的、缺少反思的愚忠主义宣传政治政策，这样的沦为政治奴婢的“传声筒”文学，岂能如叶先生所谓的《艳阳天》“列入世界伟大小说之林”是“不容置疑的一件事”？

弹指三十余年。迟至今日，巴金所呼吁的“文革博物馆”还没有建立起来，这不能不说是莫大的耻辱和悲哀。表面看来，“文革”成了和我们了无关系的魏晋往事，然而其思维模式仍然大行其道，各种为“文革”翻案的沉渣仍不时泛起。叶先生用浩然人品的优点或者作品细节上的优点来代替对整个作品的判断，不但缺少对这一段沉痛历史以及个人灵魂的反思，而且还将其标榜成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旷世奇作”。或许叶先生只是个人化的解读，但其论调却被诸多翻案者反复征引为据，因而我们有必要对叶先生的论调作一清醒的批判和分析。如此，才能既不负前人，亦无愧后世。

①陈师道：《小放歌行》。

②叶嘉莹：《<艳阳天>重版感言》，《迦陵杂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09页。

③④1428293031616267686972迦陵：《我看<艳阳天>》，梁春水、孙达佑：《浩然研究专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540—541页、542页、507页、471页、472页、473页、481页、479页、482页、538页、508页、537页、473页。

⑤伽达默尔：《阐释学I：真理与方法》，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239页。

⑥别林斯基：《<冯维辛全集>和札果斯金的<犹里·米洛斯拉夫斯基>》,《别林斯基选集》（第二卷），满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16页。

⑦57黑格尔：《美学》（第二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57页、第332页。

⑧55赵仲邑：《文心雕龙译注》，漓江出版社1982年版，第396、308页。

⑨该句系叶先生少作，无题，见叶嘉莹：《我与我家的大四合院》，《迦陵杂文集》，第5页。

⑩叶嘉莹：《当爱情变成了历史——晚清的史词》，《叶嘉莹说词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8页。

11叶嘉莹：《我与我家的大四合院》，《迦陵杂文集》，第10页。

12叶嘉莹：《悼念赵朴初先生——记我与赵朴老相交往之二三事》，《迦陵杂文集》，第81页。

13叶嘉莹：《朱维之先生<中国文艺思潮史稿>再版序言》，《迦陵杂文集》，第190页。

1573《浩然口述自传》，郑实采写，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40页、第303—304页。

16浩然：《写农民，给农民写》，《浩然研究专辑》，第26页。

17陈徒手：《人有病，天知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81页。

18李辉.李辉文集(第一卷)，花城出版社1998年版，第295页。

19雷达：《浩然，十七年文学的最后一个歌者》，《光明日报》2008年3月21日。

20赵树理：《在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座谈会”上的发言》，《赵树理文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6页。

21 24叶嘉莹：《<叶嘉莹作品集?创作集>序言》，《迦陵杂文集》，第391、第392页。

2223叶嘉莹：《迦陵诗词稿》，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28页、第127页。

25余英时：《追忆与唐长孺先生的一次会谈》，余英时：《文学研究经验谈》，邵东方编，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219页。

26叶嘉莹：《诗词里别有洞天》，叶嘉莹口述，刘晋锋采写，《新京报》2004年9月17日。

2732437071叶嘉莹：《<艳阳天>重版感言》，《迦陵杂文集》，第111页、第117页、第110页、第113页、第116页。

33叶嘉莹：《我的自述》，《迦陵杂文集》，第519页。

34加缪：《荒诞的创作》，崔道怡、朱伟等编：《“冰山”理论：对话与潜对话》（下册），工人出版社1987年版，第494页。

35叶嘉莹：《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69页。

36叶嘉莹：《<叶嘉莹作品集>总序》，《迦陵杂文集》，第348页。

37叶嘉莹：《我的遗憾都已过去》，《南方人物周刊》2009年第27期。

38董桥：《喝了饮料漫天艳阳》，董桥：《为红袖文化招魂》，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27—130页。

3940414253叶嘉莹：《<艳阳天>中萧长春和焦淑红的爱情故事》，《迦陵杂文集》，第96页、第97页、第98页、第99页、第107页。

44叶嘉莹：《汉魏六朝诗讲录》，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92—93页。

45 叶嘉莹：《晏小山词赏析》，叶嘉莹：《古典诗词演讲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08—209页。

46杜牧：《赠别》（二）。

47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法国的反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21页。

48余岱宗：《被规训的激情——论1950、1960年代的红色小说》，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200页。

495051浩然：《艳阳天》（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5页，第206页、第202页。

52孟悦：《性别表象与民族神话》（Female Images and Ntional Myth）第1119页，转引自刘剑梅：《革命与爱情》196页。

54浩然：《艳阳天》（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0页。

56奥威尔：《一九八四》董乐山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66页。

5859瓦西列夫：《情爱论》，赵永穆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9页、第9页。

60姚文元：《文艺思想论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66年版，第338页。

63费正清等：《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下），海南出版社1992年版，第845页。

64 孙绍振先生的看法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他认为，“《艳阳天》的艺术评价具有跨历史语境的奇特性。从纯粹政治文化意识形态价值来说，在中国当代农村题材的著名的长篇小说中，《艳阳天》并不被看好，但是从今天的审美历史语境来说，它不但比之《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秧歌》（张爱玲———英文版）、《三里湾》,而且比之《白鹿原》在艺术成就（审美价值）上要高得多。”同《三里湾》相较，“《艳阳天》对于现实农村繁琐的生活过程则有更高的艺术概括力。”“至于50年代的中国文学所最不擅长描写的爱情，在《艳阳天》中，虽然也未能完全突破政治化实用化的框框，但仍然能比较接近活人的感情，当然我们可以说它比之《青春之歌》可能要逊色一点，但是人物情绪的饱满却要比《青春之歌》略胜一筹。在‘文革’浩劫开始的时候，一切当代文学作品都被横扫，而《艳阳天》则仍然称雄文坛，排除了‘四人帮’的阴谋，审美形象本身的感染力是不可否认的。”孙绍振：《审美历史语境和当代文学史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史史学观念笔谈》，《文学评论》2001年第2期。

65缪钺：《迦陵诗词稿》序，叶嘉莹：《迦陵诗词稿》，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页。

66叶嘉莹：《诗词里别有洞天》，叶嘉莹口述，刘晋锋采写，《新京报》2004年9月17日。

74比如，1966年红卫兵冲击北京文联的事件，浩然保护老舍等作家的说法并不能坐实，傅光明和妻子郑实采访了当时冲击北京市文联的女红卫兵，她的回忆和浩然以及杨沫的说法不符。郑实：《新版后记?读懂浩然》，《浩然口述自传》，郑实采写，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13—314页。

75黄树民：《林村的故事》，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42页。

76见马克思的“Reply to Mikhailovsky”，（1877），收入Dvid Mclellan,The Thought of Karl Max,Aharper Yorchbook,1971，页135—136.转引自余英时：《十字路口的中国史学》，李彤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82页。

77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原载《文艺月报》(上海)1957年第5期。

（刊于《粤海风》2012年第2期，发表时编辑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