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鬼魂来担当小说的叙述者或主人公这种写法在小说史上并不鲜见，国外远有但丁的《神曲》、歌德的《浮士德》，近有胡安·鲁尔福的《佩德罗·巴拉莫》、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等；中国古代则有魏晋志怪、唐宋传奇以及明清文人笔记小说，当代则有美籍华裔作家伍慧明的《向我来》、莫言的《生死疲劳》等。对于信奉“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敬鬼神而远之”、“不敬鬼神敬祖先”等的现实功利而又缺乏宗教意识的中国人来讲，鬼神叙述并未僭越他们的审美期待和审美习惯，因为小说中的“彼岸”世界不过是现实纷扰的“此岸”世界的复制、挪移或倒影，并没有衍生出具有精神意义的崭新生活。因而对于中国小说家而言，让鬼魂担当小说的叙述者或者主人公，是否能走出传统观念的藩篱，无疑是一件极富挑战的写作冒险。
就中国当代小说而言，这种探索可以说是失败的。魔幻现实主义的幽灵在中国文坛徘徊的三十余年，产下的是葛川江最后一个渔佬，是鸡头寨的丙崽，是西藏隐秘岁月的“天葬”，是《生死疲劳》中驴、牛、猪、狗的折腾……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中国小说林林总总的魔幻，始终没有走出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魔掌，中国的小说家如同五行山下的孙猴子，亦步亦趋，直不起腰来。当我们将目光从拉美拉回现实并投向传统开始，传统中或为精华或为糟粕的魔幻，一直没有停止发酵，但结果始终没走出这个民族的深层文化心理或集体无意识，即孔老夫子的戒语：“未知生，焉知死？”对现实的把握尚且无力，又何谈把握遥远的“彼岸”？以莫言的《生死疲劳》为例，阎罗世界的残酷阴戾契合了作者血腥残暴的美学诉求，形成了德国汉学家顾彬所言的18世纪的诡谲离奇的小说风格，不符合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混乱驳杂的鬼神观念，也未切合中国人对鬼神世界的现实而功力的想象，更遑论基督教世界中经历磨难的“净界”和“天堂”。《生死疲劳》只不过用“旧瓶”装上莫言追求感觉放纵和语言狂欢的“新酒”。诺贝尔文学奖冠冕的不吝，毋庸置疑膨胀了中国小说家这种乖张的艺术追求。至于是否刺激了余华，我们未可置否，但余华无疑使用了莫言式的荒诞离奇的中国魔幻的写法。
《第七天》在对鬼神以及“彼岸”世界的理解和表达上，既不是彻底的基督教世界的“彼岸”世界，也不是纯粹的中国传统鬼神观念里的“彼岸”世界。小说中既可以看到中国观念里“彼岸”世界的高低贵贱、贫富美丑之分，也可以看到基督世界里的众生平等和静穆祥和。中西鬼神观念的杂糅并陈，前矛后盾，扞格别扭。更匪夷所思的是，余华要用西方世界对基督教的虔诚和皈依，来为在生存生活线上挣扎的中国芸芸众生寻找出路，那就是放弃希望，放弃抗争，到第七天这个“圣日”休息。余华在题记中引出了《旧约·创世纪》关于第七日的一段文字：
到第七日，
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
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
安息了。
这段话也是小说名为“第七日”的缘由。我们知道，犹太教规定“第七天”为“圣日”，上帝在六天内创造宇宙万物，第七天应该休息，所以这天叫“安息日”。摩西律法规定：以色列人应该劳作六天，第七天应该休息，并把这个规定作为同上帝订立的盟约不可变更。凡敢犯这日的，必须将其治死；凡在这天工作的，必须从民中剪除。犹太人以日落作为一天的起始，“第七日”指从星期五日落到星期六日落。基督教承袭犹太教关于守安息日的规定，宗教改革以前，基督教也以星期六为安息日。后来根据基督在星期日复活的故事，改为在星期日守安息，圣安息日指决不可变更的约定或盟约。如果“第七天”即圣安息日指决不可变更的约定或盟约，那么余华的“第七天”又蕴含怎样的寓意？如果我们做一个大致的概括，发现基督教宣扬的中心理念是尽管人们在世俗生活中处于不同的阶层，有高低贵贱之分，但在上帝面前众生是平等的。这使得笃信基督教的西方世界有了强大的精神支援，这种精神背景也使得西方文学尤其是俄罗斯文学与中国小说截然不同。因而，相貌平平的简爱可以倔强自尊地对罗切斯特说，如果经过坟墓，我们可以平等地站在上帝的面前；普希金可以平静而高傲地对不可一世的沙皇说：陛下，如果我在彼得堡，肯定会支持乃至参与十二月党人反对您的行动。正是因为“彼岸”世界的平等，才使得那些有宗教意识和宗教背景的作家能够坚强地反对专制，维护生命个体的尊严、荣誉、爱情和理想等。这是历史悠久、注重实用理性的中国所不具备的。余华在小说的开头部分对此也有所表现，已经死去的“我”看到了殡仪馆的三六九等之分：
我坐在塑料椅子里，这位身穿蓝色衣服的在贵宾候烧区域和普通候烧区域之间的通道上来回踱步，放佛深陷在沉思里，他脚步的节奏像是敲门的节奏。……
塑料椅子这边的候烧者在低声交谈，贵宾区域那边的六个候烧者也在交谈。贵宾区域那边的声音十分响亮，放佛是舞台上的歌唱者，我们这边的交谈只是舞台下乐池里的伴奏。（余华：《第七天》，第9页。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年6月版）
至于贵宾区和普通区，那不过是现实世界或者“此岸”世界的世俗性划分，在已经成为鬼魂的等待火化者之间，如果看到这种区别，无疑属于中国传统的鬼神观念；如果看不到这种差别，可谓是西方的“彼岸”世界了。小说前半部分呈现给我们的是中国传统的鬼神观念，实用而理性，人有等级贫贱之分，一切同“此岸”的现实并无区别。候烧者对等待市长用进口的炉子焚烧气愤不已，对那些面朝大海、云雾缭绕的海景豪墓羡慕不已。然而小说的结尾，“彼岸”世界却是西方世界的图景：
…那里树叶会向你招手，石头会向你微笑，河水会向你问候。那里没有贫贱也没有富贵，没有悲伤也没有疼痛，没有仇也没有恨……那里人人死而平等。（余华：《第七天》，第225页）
整部小说呈现给我们的，是东西方鬼神亡灵观念的冲突以及杂糅。虽然小说的结尾大力渲染“彼岸”世界的平等、关爱，但我们觉得与开头部分中国化的“彼岸”世界掣肘反向，。作者稀里糊涂地将二者放在一起一锅煮了，结果成了一锅非中非西、不中不洋的大杂烩。西方宗教意识的挪移，缺乏历史和现实的依据，这种舶来的洋货悬浮在作者理念和意识中，并不能将精神之根扎入中国的大地。记得余华在《音乐影响了我的写作》（原名《高潮》）中一直标榜西方音乐中的宗教因素对自己创作的影响。由此可见这种影响非但不够彻底，而且与中国本土的鬼神观念杂交盘错，紊乱而无章，恐怕作者也未必洞察知晓。
在这种非中非西的伪宗教意识的笼罩和结构下，余华将当前中国社会的症候蜻蜓点水似地连缀在一起，以成为鬼魂的杨光的人世生活为主线，串起一串串鬼魂的“此岸”生活，其中有感人肺腑的父子深情，有忠贞不渝的炽热爱情，有疲惫不堪的白领生活，有蜗居地下的鼠族生活……一切都绾结在杨光这个纽结上，生活容量巨大：墓地问题、房价问题、鼠族问题、地下器官移植问题、环境污染问题等，当下生活中的问题几乎都在这部薄薄的小长篇中有所反映。不过这一切如同一只敏捷的燕子轻轻划过水面，有容量而无深度，有悲悯而无思索，没有将涉及题材的社会性意义转变为文学性意义，没有揭示出社会表象之后的深刻矛盾和本质性的东西，甚至没有超过滚动的网页或猎奇的报纸。虽然语言和表达比《兄弟》干净和流畅了许多，但仍无法挽救这部作品的致命失败：思想的匮乏和深度的缺失。作者喋喋不休地讲述自己的稀奇见闻，如同街头巷尾好事多语的妇女那样重复早已充斥人们大脑的新闻消息，不禁使人有“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的感慨。作者除了让人们感知生活的艰难和不幸以引起同情之外，不但没有传达出更多有意义的东西，反而逃避现实，指出了一条幼稚的唯有一死可以抵达幸福“彼岸”解脱之道，暴露出思考的极度浅薄和思想的极度乏力。按照作者在作品中披露的思想，普通人或者小人物只有死亡或者逃逸才是沧桑的“正道”，那么我们不禁要问，这个世界是仅为权贵者而造吗？这并不是廉价地要求作家为众生指出一条反抗绝望或者超度苦难的大道，但如果作家的思索如果不能超越平面的网页信息或者报刊猎奇，那么这种创作的意义又有多大？小说写作，始终无法回避历史观、世界观和价值观这些门槛，这就是列夫•托尔斯泰所说的“生活的态度”——“任何一部文学作品中，对读者来说最为重要、最为珍贵、最有说服力的东西，便是作者自己对生活所取的态度，以及作品中所有写这一态度的地方。文学作品的价值不在于有首尾贯通的构思，不在于人物的刻画等，而在于贯穿全书始终的作者本人对生活的态度是清楚而明确的。”这种“生活的态度”，宣示着小说家对于历史的“常”与“变”的惆怅、痛苦、喜悦或者兴奋。如果小说没有作者自己“生活的态度”， 那么也就仅剩一堆丰富的材料了。
除此之外，《第七天》的细节也经不住仔细的推敲和生活的打量，即使魔幻现实主义的细节，也并非空穴来风、胡乱编造。如《百年孤独》中的随人而至的蝴蝶和卷走俏姑娘的被单，都有活生生的现实基础。但《第七天》中的不少细节，却缺乏扎实的生活基础，给人有面壁虚构之嫌。如杨光的养父年青时单身养育杨光，种种遭遇岂如小说叙述那样简单？鼠妹和男友即使全部失业，恐怕也不会如小说叙述的那样，不顾脸面丧失尊严地去乞讨。鼠妹因为男友送她的手机是山寨版苹果，竟选择轻生，在情理上也难以讲通。鼠妹男友卖肾的细节，似乎也是作者的凭空想象，难以使人信服……这些都缺乏生活逻辑的支撑，惊人而难以服人。在小说中，作者毫无顾忌地将现实中无法生存的人们赶入“彼岸”世界，这并没有超越一个接一个死人的《活着》的写作思维。我们始终觉得，活着比死去更艰难，我们固然怕死无葬身之地，更惧怕活无立足之处。
余华是一位非常聪明的作家，也是一位极富叙事才华的作家，同时也和当代不少小说家一样，深陷生活、文化资源同质化的泥淖。这样的作家我们有很多。我们缺乏那种老实的、笨拙的、能将精神之锚扎入时代五脏六腑、能够吐纳时代的极富深度的作家，而不需要那种浮光掠影、在生活水面上翩翩起舞的作家。浮躁腐烂的现实需要作家不留情面地刺穿，同时也需要作家经过咀嚼、反刍和消化之后，将他们自己的想象力和精神气息灌注其中。杰出的小说应当像一坛好酒那样通过蒸馏、窖藏，而不是像可乐或鸡尾酒那样迫不及待地予以勾兑可以完成的。当下狗咬乱麻般的现实，早已超越了小说家既往的知识积累、文化沉淀以及文学想象，即使小说家很难做出总体性的认识，最起码也应表明自己的生活态度、精神指向以及对现实的理解。余华极力用基督教的观念去把握中国的现世生活乃至为芸芸众生指出“突围”之路，橘生淮南则为枳，不合时宜、“不合地宜”尚且不说，同时也显现出作家精神的贫困和思想的懒惰。记得2011年译林版的胡安·鲁尔福的《佩德罗·巴拉莫》的宣传语里，有余华这样一段话：“在这部一百多页的作品里，似乎在每一个小节之后都可以将叙述继续下去，使它成为一部一千页的书，成为一部无尽的书，可是谁也无法继续《佩德罗·巴拉莫》的叙述，就是胡安·鲁尔福也同样无法继续。”遗憾的是，余华最终还是把持不住，画虎成猫，为《佩德罗·巴拉莫》进行中国式的“续貂”。至于结果，他也早已道明。
原刊《中国图书评论》2013年第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