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看到关于连锁超市里销售假冒伪劣馒头等一系列报道，让笔者脆弱的心理大受刺激。由此，笔者想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以及一些社会背景，来对这些扭曲的现象做一番分析。为什么这些其实应该算很变态的行为会如此轻易发生？像上海连锁超市大量销售的劣质馒头，据笔者所知，至少在其曝光前3-4年就已经在超市里畅销，笔者本人还多次买过这种馒头（然而公布的调查结果却大大压缩了这一销售时间）。那么，有这么多的受害人，如此龌龊的事件，为何会在我们的身边每天这样堂而皇之地发生？
大家应该都知道，社会是一个很复杂的集合体。社会是由很多人构成，每个人的行为也都会影响其它人的思想、判断和行为，并且不断反馈、再反馈，在局部会形成稳定状态。当然，局部也只是社会中的一个小单元而已，不同局部之间也会相互影响，不断以利益、意图和行为来进行互动，形成一个社会在整体上的相对稳定状态。当然，社会整体的这种稳定态，以及文化、思想、集体意识和无意识，包括制度等刚性的因素，也都会同个人的思想、判断和行为联系在一起，相互建构。所谓社会，就是在一个如此相互联接的复杂体系中形成的稳定态集合体。而所谓社会规范，则是指在上述人类行为和社会活动中所形成的规矩和准则，它应当是在较长时间尺度内形成的，也具有一定稳定性。
刚才提到了“假馒头”，提到了“变态”，提到了“劣质”。那么其实这显然已预设了，存在着“真馒头”，存在着“常态”，存在着“优质”。也就是说，预先存在着某种标准来对这些事情进行判断。也很显而易见地：如果根本不存在这些可以把握的标准，那也就不存在所谓真的和假的，不存在所谓常态和变态、所谓优劣对错这些区分的意义了。那么，就无所谓“假馒头”和“劣质馒头”，也就根本没必要对“变态”行为进行判别。在笔者看来，这种标准就应当是在一个社会中经过长期博弈所形成的更具稳定可靠性的规范。然而，事情还不是这么简单，因为更具稳定可靠性的规范，却未必就是好的规范。稳定可靠和是否美好并不是两个重合的标准。因此，判断这件事情必须依托于整个社会背景来看。而社会背景又可能是千差万别的，判断此事并非这么简单。
我们具体拿“馒头”这件事情来分析。比如超市卖的馒头是黑作坊生产的，它说是玉米面的馒头，但玉米面含量极低，却掺了不少色素。而且，还把超市未卖出即将过期的馒头重新掺和到面里边，生产出新的馒头。那么，说这种馒头是“劣质”的，其依据到底是什么？有人会说，玉米面含量太少，还掺色素，当然是“劣质”了。那笔者可以模仿下制造商敢怒不敢言的口吻反驳一下：凭什么玉米面少就劣质？玉米面太多不好消化，馒头也不细腻，玉米面多质量未必就更好呢？谁又说的馒头不能掺色素？掺了色素馒头看起来颜色更好看，满足了大家的心理需求，为什么就不可以呢？
可能有人又会质疑：先不提玉米面和颜色，超市把即将过期的馒头重新掺和到新面粉里边，这个总归是劣质生产手法吧？可是，假冒制造商同样可以进行反驳：谁制定的那种浪费粮食的标准，说即将过期的馒头不可以重新再利用？即将过期的馒头重新掺和到面里面，再加工制成新馒头重新上市，这为何不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创新行为，而且还很具有节能环保的功效？更重要的一点在于，有没有非常明确的证据能够证明这样加工出来的馒头，会对人体造成明显的损害呢？既然人们可以用再加工的饲料喂鸡喂鸭，喂猪喂牛，为什么不可以利用类似的再加工再利用的食品来给人吃呢？我们其实也都知道，人不能长命百岁，一万年太久，一百年都有点长，那么吃点再加工饲料只怕是没机会也没确凿的证据对这一百年还不到的短暂人生造成太大的影响吧？更何况，闹大饥荒和战乱的时候，连观音土都能吃，更夸张的还有父子相争家人互食，甚至还有人吃人的事情，各位看官为何非要跟一个做馒头的小作坊过不去呢？
如果有人看到这里很恼火很愤怒，那笔者还得澄清一下——笔者当然不是馒头制造商，也不是他请的辩护律师，笔者也是劣质馒头的受害者。上面举出的那些荒谬的辩护词，其实是想解释清楚几个问题：首先，在任何一个社会中，都存在着某种人们进行判断的标准；其次，或快或慢地，这些标准其实是可以不断变化的，它们既是集体行动的逻辑，也是社会建构的产物。由此，就要引出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潜规则。那么，什么是潜规则？它其实说的就是在社会规范的外观表象之中，真实存在的另一种行为模式，它其实比表层规范更具有稳定性。说的直白一点，就是社会规范是做样子看嘴上说的，是中看不中用的。但潜规则却是在隐秘之中真实运行的有效准则。
接下来，笔者先讲两个亲身经历的案例，来描述下笔者亲眼目睹过并印象极为深刻的潜规则（乃至造假）的现象（这里要提一句：关于“潜规则”，中国学者吴思曾做过专门的研究，比如他对中国历史上“血酬定律”和“清官淘汰定律”的分析，都非常著名）。本文讨论潜规则，并不停留在政治制度的意义上进行，而更着重于社会建构过程。顾名思义，潜规则并不是明文的、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它是指社会建构过程最终得以形成的某种稳定态，大家的行为最终都必然围绕着这一稳定态进行。即使这种稳定态可能和表层社会规范相抵触，但如果有人偏出这一真实稳定态，那么一定会被社会建构过程和集体行动的逻辑拉向这一稳定态。个体行为偏离得越远，就会遇到越大的阻力（甚至惩罚）。
第一个案例，是几年前笔者在地处上海徐家汇的某个写字楼里遇到的情况。有几次为了办事，笔者曾去那个写字楼乘电梯，上到十几层，之后再下来。但在下楼时，却遇到了尴尬。笔者站在电梯处等候，怎么也等不到下楼的电梯。刚开始有两个女生在笔者旁边一起等，也不知道她们是上楼还是下楼，但有上楼来的电梯，她们就进去了。而笔者在等下楼的电梯，就是等不到。大概过了30分钟，过来一个男生怀里抱着大箱子和一堆东西，笔者就问他怎么没有下楼的电梯。他先是一愣，然后就说：你要想下楼，得进到上楼的电梯里，笔者听了半天没听明白，觉得很奇怪。他见状就不解释了，让笔者跟着他一起走。一会儿，有个电梯往楼上去，笔者就跟着他一起进去了。这个写字楼的楼层大概有将近30层。就这样往楼上去，接下来门一开就有人进来，很快电梯就快满员了。等到电梯上到接近最高层，基本上处于满员状态，于是下了两层之后就直接到一楼了。这时那个男生开始冲笔者笑起来，亲身经历了一番，笔者这才恍然大悟，连忙感谢他的提醒。但之后笔者就开始仔细琢磨这件事情，因为印象深刻，也牢牢记住了事情的经过。笔者觉得这个案例非常经典，很有代表性。
第二个案例，是更早的时候。当时笔者还在北大读书，校内有时会有机会给研究生打工赚点辛苦费。一次，北大某学院组织批改北京市自学考试的试卷，笔者也参加了。这次的经历，笔者的印象更加深刻——虽然只参加了两次，后来就再也不参加了。印象深刻的原因在于，在批改试卷的过程中，笔者几乎在所有人当中倒数第一，享受了一次刻骨铭心的耻辱感。说到这里，有好奇的读者会问了：批改试卷的倒数第一，到底是个什么意思？说起来答案也很简单，一个字：钱。前面说了，笔者一共只参加了两次试卷批改，第一次拿到的钱，基本上是倒数几名。第二次拿到的钱，更是倒数第一。那么，原因是什么呢？得事先申明：千万不要有读者误解，往歪处和坏处想——笔者拿钱少是因为批改的速度最慢，而不是因为其他任何不可告人的原因。
在此前，笔者并没有参加过任何类似的批改试卷的活动。所以，批改的速度确实比较慢。刚开始的时候笔者也发现自己改的慢，也没多想，认真改就是了。而且当时笔者的导师也参加批改活动，她对笔者要求很严，多次抽查笔者批改的试卷，有时还会返回来要求修正。于是笔者就一直保持较慢的速度。但此后发生的一些事情，逐渐改变了笔者最初的看法。因为笔者发现很多人此前同样没参加过批改试卷工作，但却越改越快，让人望尘莫及。甚至于，改得慢的人变成了一些“富人”讥讽的笑料，比如有人一看笔者批改的工作量，就嘲讽说“你这么改得这么慢，怎么搞的？”。改了几天，到最后收工一计算工作量，自己拿的钱倒着数，而且更低的人是因为有其他事情脱不开身，没有完整参与整个批改日程。不过当时觉得，第一次参加能拿到这些钱也还可以了，多些少些无所谓，也就没太当回事。但第二次参加改试卷的过程，一个偶然发现，就让笔者震惊了。
这一次，笔者同样改得很慢，一直落后。但一次非常偶然的机会，笔者协作修改旁边一位同学分工批改的试卷，发现他改过的几个题目居然分数是有规律的。也就是说，他一边和别人聊天，一边挥着大笔批改给分。然而从分数分布情况看，他改出的几个题目的分数，肯定不是按照答卷内容要点给的分，而是他为了追求速度随便往上写的，基本上按套路随便给几种分数，形成了规律。发现这个事情，确实让笔者很震惊。笔者性格不够沉稳，犹豫半天，还是忍不住私下里跟当时的主管老师反映了一下，但出乎笔者的意料：主管老师虽然很耐心地听完了笔者反应的事情，也说会处理这件事情，但接下来一切照旧，乱改试卷那位哥们照常坐在那里改卷，一边和周围的人胡扯，一边落笔刷刷刷地给分……此后，笔者仔细琢磨了一下，不禁心头一震：该不会是大家都这么改的吧，要不怎么这么多人改的飞快，笔者怎么改也达不到这样的速度？
其实笔者自己也忍不住以为：像这样的猜想实在是太邪恶——既阴暗猥琐龌龊，又太不“政治正确”。记得当时笔者往四周一望，仔细观察琢磨了一番，感觉至少有几位师兄师姐还是很有品德的，虽然速度稍微快了些，但也没有那么夸张，应该还是靠谱的。但更多的人……笔者就不知道了。记得那次改卷过程中，笔者此后又再次被多位速度可以赛过新长征突击手的“富人”嘲笑讥讽一番，最后弄得个灰头土脸的落魄心境。更要命地是，笔者发现这种潜规则是会“传染”的，可以诱导教坏那些本来可能还很淳朴的人们。譬如，笔者发现第一次改试卷时少见的哲学系的研究生，也开始地出现在了这次的批改过程中，当然也是为了那点钱……于是，在心理压力和反复刺激下，笔者决定退出，还是不去赚这笔很窝心的钱。此后就再没有参加过批改试卷的工作。
有些意料之外却又在情理之中的是，事后发生的一些事情，很不幸地验证了笔者的阴暗判断：在一年后接下来的一次批改试卷过程中，因为北京市教育部门很偶然的一次严格抽查，居然查出有两个批改试卷的学生是在乱改试卷，其中的一位还是某学院的学生干部骨干。这次是因为抽查出严重问题了，导致学院几位核心教师的相关奖金被扣，主管的老师利益受损因而非常恼火，才下决心把这两个被抓住的倒霉蛋从批卷队伍中剔除掉。
两个案例讲完。笔者先要承认自己可能确实比较“哥特”，具有一些偏向阴暗的心理。然而，在这样一个充满阳光的世界，有那么多美好的事情，那么多美女，美酒，美食，美事——为何我们非要盯着这些阴暗猥琐的丑事呢？笔者认为答案说来也很简单：因为这个世界从来都是正反相合，相辅相成，相生相克。我们若不能理解阴暗，也不会懂得美丽，若从未洞察龌龊，也绝无可能真正高尚。也就是从这两个案例里，我们很可以分析一下在整个社会中的这两个小小局部，“潜规则”究竟是如何生成的？“稳定态”又是如何实现的？以下笔者尝试引入几组概念来讨论这一问题。
先提第一个概念，“社会供给”。在第一个案例中，人们为何会采取电梯门一开，无论上下一定要进去的策略？很显然，在社会总体的意义上，这是个既不经济也无效率的策略：因为电梯要为此多做功浪费能源，人们也要在更加拥挤的电梯里呆上更长的时间，呼吸肮脏的空气，忍受紧张的气氛。但从个人的角度，这个策略确是最优的：因为这个局部已经形成了这个规矩，你要不这样做，就根本下不了楼。倘若追溯原因，首先可以从这座写字楼的特点来分析：这座楼的电梯数偏少，而进出的商家和办公人员太多，有时还有大量货物周转，因此电梯经常出现拥挤现象。由于“供给”不足，导致在楼上等候下楼电梯的时间偏长，这就诱使一部分人“钻空子”，先进到上楼的电梯里，而这个“不正常”的行为又引发了后面别人的一连串连锁反应，最终造成整体行为规则的颠覆性改换。
这个案例不禁让人想起另一个例子：20世纪50年代由美国行为学家卡尔海恩所做著名的老鼠实验。实验中，他把一群白鼠关在一个封闭空间里，食物充足，有理想的、受保护的筑巢空地，没有天敌和疾病的干扰。卡尔霍恩的本意是想看看，在一个没有控制的环境下，白鼠能够过度繁殖多少。在后续的修正实验中，他还设计出一个有四个隔间的空间结构，来考察老鼠群体的行为演变。实验结果显示，在空间资源匮乏的老鼠群体中出现了很多变态的行为。卡尔霍恩认为，应该是过于拥挤的环境（可以理解为社会供给不足）使老鼠们的行为发生了变异。在某种意义上，这也可以看作社会供给不足造成资源稀缺，由此诱发群体行为出现变异。
第二个重要概念是“自我约束”。光说到“社会供给”还是不够的。大家都知道，资源总是稀缺的，也没有哪种资源可以是无限的。如果电梯数确实偏少，在楼上等候下楼电梯的时间偏长，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并不是只能有一种。比如，就算电梯的数目无法增加，至少电梯还可以适当提速，或者，可以最优化电梯的程序指令，也可以提高效率，缓解问题。再者，可以安排专职的电梯管理员，杜绝下楼却挤上行电梯的现象。倘若这些方式都解决不了问题，在最低意义上，人们也可以用严格排队的方式来确立规则和秩序，以这种方式实现的整体效率至少还是要比电梯门一开就进人要更高一些。
但无论采取哪种方式，都不可能取代人的因素：这些规则都是为人设定的，都有赖于人们遵守。而如果人们不遵守规则，那么这些规则就必然要调整。常识告诉我们，上楼乘坐向上的电梯，下楼乘坐向下的电梯。但通常并不存在任何强制的手段来约束人们遵守这一常识的规则，因此，究竟有多少严格进行自我约束的人存在，这些自我约束者所占的比重有多大，就决定了常识的规则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被颠覆。显然，如果只有一两个人，或者极少数人钻电梯的空子，那么他们对整个体系的运行并不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也不足以“传染”给大多数人，那么这个原有规则的运行体系，是不可能发生大规模改变的。毕竟，人和老鼠不同，可以有更强的反思和自控能力。若从这方面来看，也根据社会中出现的诸多类似现象，恐怕不只是社会供给有问题，社会群体和个体的自我约束能力也都是欠缺的。
第三个概念是“相互认知”。“社会供给”描述大的背景，“自我约束”描述个人状态，“相互认知”则描述了个人与他人、群体和社会的相互理解和相互关系。这也就是说，作为每一个体，他是如何认知自我，如何认知他人，如何认知群体，如何认知社会的？在个人、他人、群体、社会这些不同层次，在每个范围内所形成的认知结果之间，存在着一种什么样的相互关系？
很显然，如果在这些认知之间，存在着诸多的信任和协调，那么逐层形成的稳定态可能就会更正常，也更持久更可靠。从电梯这个案例中，我们可以发现：在这个楼里的所有人（除笔者之外，因为笔者是外来的），都知道别人不会遵守正常的规则，而所谓正常的规则已经被不正常的规则所颠覆并取代，因此，大家就更加一直地采取不正常的行为模式，而最终付出的代价确实整个系统的不持久和不可靠（电梯的超常磨损，更高的成本，更拥挤的气氛，更低的可靠性）。
这个问题归根到底，是社会信任问题。由于基本信任的匮乏，导致大家达成的共识不是相互信任，而是相互戒备。唯一可信的结论就是别人都不可信，全都靠不住。
第四个概念，“行为预期”。这个概念描述了个人或群体对于自己行为的对象的反馈进行判断，以及对造成的结果的预期。在第一个案例中，由于电梯没有管理员，钻空子的人可以随意施行其意愿。在第二个案例中，批改试卷的工作实际上演变成了一种类似于集体分赃的活动。根源在于被批改试卷的最终客户方是毫无话语权的自考学生，作为利益相关者，其诉求完全遭到了屏蔽和忽视。本来作为学生代理人，监督方本来应当负责监督，但限于监督的成本太高以及对利润的考虑（更重要的一点在于客户对其本身进行问责的职能几乎是缺失的），他们也不太可能对试卷的批改结果进行充足有效的监管，这就造成个人以及机构对于不良行为所造成的结果熟视无睹，并且愈加为所欲为，客观上鼓励了造假行为。
“自我约束”是一种内在的约束，“行为预期”则是一种外在的约束。内在约束部分源于个体自身生理心理的发育，以及外在社会规则的内化。而外在约束则源于众多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相互博弈，所形成的一般均衡结果。在内在约束已经匮乏的情况下，如果也不存在有效的外在约束，那么人类行为就不可避免地会走向腐化（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化）。
第五个概念是关于“逆淘汰”规律（或“竞劣”取向）。由于以上各概念所描述的恶劣情景的出现，最后造成集体行为的驱善求恶的“反常”行为策略，这其实是和吴思先生所描述过的中国历史上的“清官淘汰定律”很相似。清官是很好，大家都想要，但人们的主观欲望和客观规律之间存在冲突。在真实的社会博弈中，清官很难生存，必然遭到淘汰。而不做清官的人却左右逢源，如鱼得水。而且这种行为策略可以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不断扩散，仿佛传染病一样，由该封闭环境中的劣性行为者或群体对良性个体或群体造成感染。最终潜规则取代了写在纸面上阳光美好的社会规范，成为社会主流。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系统免疫力完全失效，对竞劣行为听之任之，视而不见习以为常。
围绕上面这几个概念，可以解释在人类社会或其中的某个局部，通过个体和群体之间的认知和行为的不断互动，建构出尽管在明面上可能受到否认，但在实际行为中却稳固存在的潜规则，以及所谓的“造假”现象。我们必须要承认：在社会中出现的如此之多不良现象，归根到底是由在这个社会中存在的复杂建构过程所形成的，对于从正常到不正常的颠覆，对于存在众多和广泛的分不清优劣的逆淘汰现象，它显然并不可能是某一个或少数个体和群体的行为所形成，而不可避免地是由这个社会的大多数个体和群体参与建构的。不管是假冒劣质馒头，还是反常的电梯乘坐方式，或者是批改试卷中暴露的丑恶现象，这种对于“正常”观念的“不正常”颠覆，却是同每个“正常人”是密不可分的。
再回到笔者此前曾提出过的那个问题：社会的稳定态绝不简单等于更好的状态，这两个标准完全是两回事。因此，那种片面强调“稳定压倒一切”的观点，可能是有问题的。在假馒头事件之后，广东还爆出了18个路人视而不见，导致小女孩先后被两车碾压致死的事件。更早的时候，更有轰动全国的三鹿奶粉掺假事件。这些事件都反映出中国的问题绝不只出在个别人少数人身上，而已经表现出一种“集体造假”、“集体撒谎”、“集体装傻”的扭曲社会行为准则。
君不见，偌大的三鹿奶粉厂众多员工，有几个人不是好人？有几个员工不是好员工？有多少人不是好老公好老婆好父母好儿女？而且，像这么大的一个国有企业，还屡获国家级殊荣，你能说它没实力或者不稳定吗？但是，这些通常用来评价个人或集体的社会身份或标准，已经骤然被钳制于一种完全扭曲了的稳定状态中，已逐渐失去了其正常具有的价值。而在某种意义上，对于这些不正常的社会稳定态的持久存在，其中的每个所谓的正常人，恐怕都不可能置身于事外而显得清白无辜——这些所谓的正常人，他们不可避免地会是“原罪”的。
无论如何，我们都得承认：如何摆脱这种非正常的稳定态，尚是一项异常艰难任重道远的工作。若从上述几个概念的分析过程来看，改善社会供给状况，改进民众价值观，建立法治和信任，以及重视利益相关者的表达，将是必备的四条路径。
首先，改善社会供给状况，避免资源过度短缺和不合理分配，是缓解“竞劣”行为泛滥传染的重要保证。根据中央党校的周天勇教授的权威研究，中国各级政府在2011年的实际财政收入已经高达约15万亿人民币。拥有这样大的一笔收入，在理论上中国各级政府是有能力大大缓解很多社会供给问题的。然而，倘若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之下，社会供给仍然迟迟跟不上民众的需求，那其中缘由需要全社会认真反思。
其次，除去改善供给的问题，中国社会民众的价值观问题也必须得到重视。君不见，无论是道德规范，还是宗教信仰，在中国社会中都处于一种江河日下的地位。这绝不止于最普通的信奉世俗中心、娱乐至死的民众。此前笔者曾看到过一组新闻，现在居然连各个寺庙的和尚都有行政级别，方丈开会进出豪华酒店，竟然要由漂亮小姐来陪伴，这种现象恐怕在中国历史上都是罕见的。道德沦丧的虚无主义价值观盛行，是诱发众多不良现象的另一大根源。对此，人们同样应当进行深刻的反思。我们的世界观，我们看待事物的方式，哪怕是中国的多数人都认为没有疑义的，是不是也可能是有问题的？那么，我们是不是应当更包容，多听听不同的观点？多容忍下少数群体的意见表达？
再次，社会信任的塌陷，是亟待解决的另一个问题。这在根源上，要求中国必须建立起一套依托于普遍规范的法治社会。在这个问题上，不能老强调中国特色，而唯有强调普世价值。强调这样那样的特色，只会在一个个局部制造出看似稳定却深不可测的小洞穴，最后局部的小洞穴是都稳定了，它们却黑暗幽深毫无自我反省力，这会瓦解掉普遍的社会信任。也正是因为普遍法治的匮乏，导致普遍信任的丧失，才诱发了人们多变的特色行为取向。当然，中国确有很特殊的社会背景，想建立普遍法治绝非易事，这可能要比通常设想的时间更长。但认识到这一点并不是说就不要法治了，而应当更加致力于加速推动法治。毕竟，解决社会信任问题，唯有通过法治而别无他途。
最后，种种不良现象的产生，都表明我们必须重视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表达，尤其重视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试问：如果写字楼里的常住人员可以理直气壮根据合同地向物业问责，如果被批改试卷的学生群体可以不用怕这怕那地要求公正的第三方机构对试卷分数进行合理复核，如果广东那个受害小女孩可以由此向所在地域责任人（譬如道路、交通负责机构和市场管理机构）索赔，如果三鹿奶粉的众多受害者可以充分、公开地表达他们遭受的伤害和诉求，给我们更切肤的警醒和教训，那么上述不良现象还可能这样三番屡次地发生吗？竞劣现象还可能持续吗？传染病毒还能四处扩散吗？机体的免疫系统还会失灵吗？
笔者相信，这些问题的答案已明明白白地写在每一位读者的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