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的联合早报网于6月10日刊登了一篇题为“游览哈尔滨的‘斯大林公园’有感”的读者来信。在文中，作者北春先生在游览哈尔滨后提出了不少批评意见，比如，认为哈尔滨有太多“沙俄殖民时代”的印记（如中央大街一带），诸如此类，以及对标志性的“斯大林公园”（松花江江堤公园偏西方位的部分）这一不合适的命名方式的指责。
我的感觉是，北春先生对哈尔滨的历史并不太了解，在这种情况下就对很多他认为不合适的事情轻易下了过于简单的判断。其实这也难怪：尽管笔者出生在哈尔滨并在那里长大，从小就沐浴在哈尔滨的生活情景和文化气氛中，但真正对它的历史有些稍许深入的了解，也是在少年时代的很久之后——在离开家乡多年之后，笔者偶然和陆续地读过了一些相关史料，才逐渐认识到哈尔滨这座城市与其它城市的不同之处。
首先，我认为北春先生在头脑中有太过浓厚的“民族主义”成见，太喜欢拿“被殖民”来说事。没错，近代中国自1840年以来“是一部饱受列强不断侵略瓜分的屈辱史”，但这些事情毕竟都早已经时过境迁。尤其在中国已经崛起之后，逐渐转换了过去的角色和身份的情况之下，一说事就摆出这种穷凶极恶的“你祖上欠我钱（甚至人命）”的架势，这并不是一种健康良好的心态。
其次，作为一名也是从小接受中国官方控制的教科书体系之正统教育而长大的过来人，我非常痛感那种传统教育方式存在严重缺陷：它既缺乏吸引力，也缺乏创造力，而且还会扭曲人们的是非观念和正常心态——这种“敌我划分”式的仇恨灌输教育方式，在未来注定不可持续。
熟悉世界历史的人应该都知道，近现代以来随着工业革命和技术革新的出现，西方国家率先开始高速发展，并且不断向外扩张，开拓新市场，发掘新资源。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很多不好的现象（暴力，种族压迫，甚至大规模的战争）。而实际上，中国当时遇到的这些困难，是普遍存在的，不止中国感受到了这种压迫力，全世界绝大多数地区都受到这种压迫。
现如今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是美国，可连美国当初都是殖民地。先不说遥远的美洲大陆，就看看亚洲的近邻，至少日本和泰国在这一过程中并没有沦为殖民地（此处是指在19世纪到二战之前的亚洲启蒙阶段）。笔者以为，与其动不动在那里表达对殖民者的仇恨态度，还不如分析分析这其中的原因：作为亚洲文明的核心区，中国为什么没能像日本和泰国那样，用对外开放的方式，或者利用政治博弈的方式，有效地化解源自外来殖民者的威胁？比起一味指责别人，反省自己更加重要。
而且，简单地把“殖民主义”这个词妖魔化是很有问题的。客观地分析，先发的西方各国对外扩张的过程，确实有不好的一面，比如暴力和压迫，甚至滥杀无辜，造成大规模的冲突，等等。但因此而把先进文化、技术和生活方式的传播也一并抹煞掉，这就是过分的反应了。如果我们换个角度来看，在西方各国的对外贸易中，大量先进的东西不断输入亚洲各国，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改变了落后地区人群的生活方式和观念。如此说来，它不也有好的一面吗？其实，在资本主义的运作过程中，国际差异和民族矛盾只是外部斗争。而在资本运作的实质中，按照类似于殖民主义的解释模式，同一个国家内部的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的排挤、压榨甚至肉体消灭，丝毫不会逊色于殖民主义方式。极端民族主义者很难面对这一现实，忽略民族国家内部同样存在的残酷压榨，对此不能进行有效改良，反而将责任全都推卸到外部。这种简单视角是很成问题的。
回到哈尔滨的地方文化特色这个话题来。在历史上，哈尔滨不止是受俄罗斯风格的影响，还受到德、法、犹太（近现代东亚地区最大的犹太人聚居地）以及日本等群体的多元文化的影响。从二十世纪初到二十世纪30年代，哈尔滨存在着大量的国际移民，先后接纳了20多个国家的移民在此居住，总数有二十万以上。一般对哈尔滨城市兴起过程的说法是，它本来是个小渔村，19世纪末因沙俄修建中东铁路而兴起。实际上，哈尔滨完全是个移民城市。不止是俄国人，也有很多其他欧洲国家的移民（当然也有后来的日本人）。当然，俄国人是其中人数最多的主体。北春先生并不知道，哈尔滨之所以能够出现，哈尔滨之所以是哈尔滨，之所以曾经如此繁荣，它之所以不同于其它中国城市，能够在二十世纪上半叶成为远东地区罕见的国际大都市（号称“东方小巴黎”），其决定性的因素就在于这种国际贸易和国际移民。
当然，这段历史同样早已时过境迁。但历史也是最好的检验标准，尤其是真正美好的事物，在经过漫长的历史检验之后，总是会让人流连忘返。笔者小时候经常耳濡目染的一些词汇和事物，如“布拉吉”（一种女式吊带裙），“塞克”（秋林公司卖的一种俄式咸面包），“苏合力”（一种香甜脆口的烤面包片），“里道斯”（秋林公司卖的一种俄式香肠，是哈尔滨几大红肠品牌之一），以及一些老品牌名称，如“马迭尔宾馆”等，一些著名的街道和建筑，如“圣尼古拉大教堂”（远东地区最大的东正教教堂，由此可见当时哈尔滨的国际地位，可惜在文革期间被毁），“索非亚大教堂”，“中央大街”（那一代的街道由欧洲的建筑师设计规划，几乎与当时欧洲最先进的规划同步接轨）……这些东西，至今回想起来，都会感到回味无穷。而人们喜欢这些东西，仍然沿用这些名称，不简单是因为它们来自哪里，是俄国的还是中国的，是欧洲的还是亚洲的，也不是谁钦定的，而是因为这些东西始终很有魅力，并且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魅力不减。
因此，北春先生应该抛开狭隘的民族主义封闭心态，好好解读历史，仔细体会在哈尔滨蕴藏的这种特殊背景和传统。也可以预料，在这样一种氛围下，“奋斗路”改名变回“果戈里大街”，在哈尔滨这座城市应该是不会让人感到大惊小怪的。同样，在江畔公园使用“斯大林”这个命名，也决不会是件让大家觉得惊讶的事情。作为一座城市文明的自然传承，没有理由强迫大家放弃这种自然的追求，更何况这种强迫本身也是不可能实现的。
至于北春先生在文中对斯大林做出的很多判断，对此笔者也是同意的。斯大林确实犯下了众多不可原谅的错误，对此连俄罗斯人自己都无法否认。但是，笔者倒很想反问一下北春先生：关于斯大林犯过那么严重的错误，俄罗斯对此似乎已经进行了较为深刻的反省，那么反观中国，像毛泽东这样的高层领导人，同样也犯过非常严重的错误（其严重程度甚至不亚于斯大林），对此我们的民众或官方有没有进行过真正深刻的反省呢？
不同于北春先生“洗脑式”的简单删除和屏蔽的方式，笔者倒是以为：阻塞不如疏导，与其宣扬仇恨，还不如表达宽恕。斯大林公园在哈尔滨已经是妇孺皆知约定俗成的地方，让大家改变一个熟悉的名称，即使可以找到充足的理由，基本上也不太可能实现。与其强制改名，还不如在斯大林公园里设置一些客观翔实的介绍材料，让大家充分了解历史真相，并让更多的民众认识到：即使是非常优秀超凡脱俗的大人物，也同样避免不了凡人的局限，甚至是罪恶的。通过这种方式，如果将来的某一天，大家真的很容易达成改名的共识，那么到时再去操作这件事情，可能就会是顺理成章的。
同样地，不同于俄罗斯对斯大林残存的肉体印记的简单消灭，笔者倒是会希望在将来毛泽东和它的纪念堂也能够长久保存下去。但这种对传统的尊重和维护，绝不只是为了宣扬大人物的光环及其功绩——而是为了展示更真实的历史，同时真真切切地告诉大家：错误也好，缺陷也好，罪恶也好，同样不可避免地是每个人的人生中不可忽视的，并且必须面对的一部分。
我们应当认识到：消灭现成的有形印记是简单的，但改变人们内心深处的无形观念却会难上加难。我们所需要的，不只是戴光环的纪念堂，或者是批判性的大字报，而是发自内心的，关于反省、忏悔和良知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