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6月25日，中评智库基金会、中国评论通讯社不久前在中评社北京总部举办座谈会，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袁征研究员、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胡继平研究员、清华大学刘江永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黄大慧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董向荣研究员、外交学院周永生教授与会。座谈会由中评智库基金会高级研究员、中国社科院首席研究员王键主持。与会者围绕美国总统拜登上台执政后的美日互动，及其可能在东亚产生的影响，各自给出了独到的判断。

文章内容如下：

王键：开场白

美日首脑峰会在最近举办，在峰会之前，美日还举办了外长防长“2+2”会议，几天七国集团外长会议举行，中国已经成为西方国家关心的重要话题，所以今天我们有请6位专家共同就此展开探讨。

袁征：从“百日新政”看拜登政府政策趋向

至4月30日，美国总统拜登上台执政已达百日。美国《外交政策》网站发文评论道，拜登执政百日是“自富兰克林·罗斯福以来最为至关重要的100天”。分析上台执政百日的举措及表现，有助于我们研判拜登执政的风格和政策趋向。

第一，“百日新政”的突出特点。自1月20日上台执政，拜登签署了多项行政令，推翻了多项特朗普政府的政策。拜登强化抗击新冠疫情的举措，全力推进疫苗接种工作。执政百日，美国新冠疫苗接种超过2.2亿剂，提前完成了拜登政府设定的目标。尽管还有起伏，但美国疫情相较之前已然得到了一定的控制。拜登政府还实施了规模巨大的纾困救济计划，在经济复苏、就业、社会平等方面采取了举措。根据最新《华盛顿邮报》和美国广播公司发布的民调，52%的美国人赞成拜登的表现。不过，只有13%的共和党人赞成拜登的表现。52%的支持率在战后历任总统中排倒数第三位，仅仅高于特朗普和福特。即便如此，《华盛顿邮报》的评论认为，“在这个两极分化非常严重的时代，不被憎恨是一项重大的政治成就。”

执政百日，拜登政府的施政突出地展现出如下特点：

一是先内后外，重点突出。拜登上台，主要精力投入到国内议题上，包括抗击新冠疫情、推动经济复苏、强化社会保障、种族不平等、气候变化等。这些是拜登国内施政的重要路线图。在拜登看来，美国首要的就是要解决美国自身的问题，恢复美国的民主机制，这样才能改善美国的国际形象，提升美国的软实力。他表示，“我们将引领世界，不是因为我们所显示的实力，而是因为我们所树立的榜样。”这也是拜登团队聚焦国内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是“大政府”色彩颇为浓厚。拜登政府的施政方案强调联邦政府的主导作用，扩充联邦政府的权力。上台伊始，拜登政府就强行通过了1.9万亿美元的纾困计划，重点救助中下层家庭。这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经济刺激措施之一。3月31日，拜登又提出2万亿美元基建计划，称是“一代美国人的一次投资”。不过，这一基建计划被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称作为“特洛伊木马”，认为拜登的目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交通和基建，而是包括了可负担的住房补贴、老年护理、社区设施和其他项目。为了确保联邦政府的财政收入，拜登政府有意大幅提升向富人征税，以便帮助中下层民众。其中，主张对顶部1%的富人加征39.6%的税收。这与民主党“大政府”的传统理念一致，但势必会招致共和党的极力反对。

三是党派之争凸显。尽管拜登有意弥合美国社会的分歧、但回归两党共识的状态无异于是“天方夜谭”，实在是难以完成的任务。如同参众两院通过1.9万亿的纾困计划一样，完全以党派划线投票，所有共和党议员都投票反对。而在同性恋、枪支、移民等问题上，双方针尖对麦芒，难以达成共识。为了避开共和党的反对，拜登更倾向采用发布行政命令的方式来推进自己的施政方案。

四是立法效率颇低。尽管拜登团队有意模仿上世纪三十年代富兰克林·罗斯福政府，采取举措来应对新冠疫情的蔓延，但在美国社会极化、党派之争加剧的情况下，国会立法阻力重重。在执政百日内，拜登仅仅签署生效了7项法案，和小布什一起成为自富兰克林·罗斯福以来执政百日立法最少的总统，而富兰克林·罗斯福则在执政百日里签署了76项立法。

五是回归多边主义，意在维护美国的领导地位。首先是加强与盟友和伙伴的沟通与协调，改善与盟友的关系，维护西方所主导的国际秩序。其次是重新加入国际机制，力图发挥主导作用。

六是强调意识形态，用“民主社会”对抗“专制政体”，刻意用西方价值理念拉近与盟友的关系，加强西方内部的凝聚力。拜登政府声称要打造一个统一战线，今年年内召开“全球民主峰会”。

七是继续推进大国竞争战略，遏制和打压中俄。拜登执政百日，显然部分继承了特朗普政府的外交遗产，采取遏制中俄的态势。

应该说，拜登政府“百日新政”的特点还是非常鲜明的。4月23日，《芝加哥论坛报》发表社论，认为拜登政府的所作所为，与特朗普时期相比，“是受欢迎的，也是姗姗来迟的回归常态”，给予了拜登正面的评价，认为拜登政府执政百日，虽然不完美，但正在有条不紊地推进其施政日程，假以时日就会取得明显的效果。

第二，从“百日新政”看拜登政府对华政策趋向。依据拜登执政团队的言行，结合当前美国的对华氛围，可以确认美国将延续对华强硬的总体趋势，战略竞争将继续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主基调。拜登政府制衡中国、维护霸权的出发点和特朗普政府并没有本质的差异，只是在策略和手法上会有明显的变化。

一是，在战略定位上，拜登团队同样将中国视为头号战略竞争对手，延续对华强硬政策。拜登认为，中国是美国“最严峻的竞争对手”。布林肯把应对中国挑战列为美国外交的八大优先项，认为中国是“美国21世纪面临的最大地缘政治考验”。《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临时指南》指出，中国是唯一有潜在综合实力挑战“稳定和开放的国际体系”的“主要竞争者”。按照布林肯的说法，中美关系会在该竞争时竞争，能合作时合作，必须对抗时对抗。美国将加强在印太地区的投入，竭力维护美国的主导地位，全力阻遏中国影响力的拓展。

二是，拜登团队更加强调意识形态，重视人权民主价值理念。凸显价值观之争，对内能够争取国内支持，凝聚共识，对外则可以拉近与盟友的关系。拜登政府从意识形态角度干预中国内部事务的冲动更为强烈，未来继续插手台湾、香港、新疆、西藏等问题。

三是，尽管拜登不赞成特朗普政府的对华贸易战，但在贸易逆差、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人民币汇率、国有企业补贴等问题上态度强硬，不会放弃特朗普政府强调的对等原则，两者目标也大体一致。拜登政府甚至会以取消对华产品附加的高额关税作为条件，要求中国在诸多问题上做出让步。拜登也会寻求与盟国协调，联手施压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

四是，中美科技竞争会白热化。美国不会放松对中国的科技封锁和出口管制力度，会本着“小院高墙”的手法来防范中国对于高科技技术的获取，竭力阻挠中国“弯道超车”。

五是，拜登政府还有意通过各种规则来规锁中国的行为方式，要求中国遵守国际规则。这涉及到知识产权、国有企业、劳工标准、环境保护、投资透明等多个议题。拜登表示，不会延续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而专注于国际规则。

六是，拜登政府注重与盟友和伙伴的协调与合作，构筑排华小圈子，打造对华统一阵线。在全球层面，拜登政府有意推动“全球民主联盟”。今年年底，拜登政府有意组织和主办首届“全球民主峰会”，这是迈向“全球民主联盟”的重要一步。美国还会根据议题打造不同的“民主国家”小圈子，包括民主国家科技联盟、“芯片”联盟，加强对中国的科技封锁。在地区层面，着力推动美日印澳四国安全对话机制朝着地区民主联盟的方向发展。尽管形成“亚洲小北约”军事同盟尚待时日，但从现在的发展来看也不是完全不可能。需要指出的是，三个动向值得重点关注：其一，巩固既有的双边和多边同盟体系，拓展合作的空间。其二，构筑新的多边同盟机制，打造地区和全球民主同盟体系。随着拜登上台执政，一直酝酿的“全球民主联盟”设想也将进入具体操作阶段。其三，推动各个同盟之间的联动性，加强欧洲与东亚同盟之间的勾连，北约进一步“东扩”。

七是，美国政界和战略界一些人士有意树立一个外部敌人来转移国内视线，缓解美国内部的矛盾，增强国内凝聚力。民主、共和两党在对华认知问题上形成共识，都主张对华采取强硬政策。而美国国内的消极氛围将对拜登对华政策构成潜移默化的牵制。拜登团队已经表露出明显的苗头，就是利用中国问题来缓解国会立法进程中的阻力，以便推销自己的施政举措。

八是，未来中美竞争的重点：一是技术竞争；二是规则竞争；三是意识形态之争；四是周边地缘战略博弈；五是人民币国际化与美元霸权之争。

即便难以从根本上改变美国对华强硬的政策底色，但拜登上台执政给直线下坠的中美关系提供了一个止跌的机会。从拜登执政百日来看，尽管氛围不佳，但高度紧张的中美关系还是会逐步稳定下来。拜登团队有意识着眼美国自身，认为要应对中国的挑战，美国首先应当是从国内解决问题，在科技创新、经济发展等层面加大投入，保持美国的绝对领先。拜登政府重视多边国际合作，中美在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环境保护、军控不扩散等全球治理议题上有更多合作的空间。如同阿拉斯加对话和克里访华表明，中美对话将恢复，两国的沟通将有所改善。这有助于缓和气氛，避免战略误判。拜登团队相对理性务实，执政风格可预期性较强。拜登本人及其团队均为主流建制派，从政经验丰富，在对华关系上既谈竞争，也谈合作，寻求一定的平衡。拜登政府强调，美方欢迎竞争，但不寻求与中国的冲突。

尽管中美战略博弈日益加剧，但相较于反华歇斯底里、根本不讲规则的特朗普团队，拜登执政有助于中美关系逐步回归相对理性而有节制的竞争轨道。人们可以抱有期待，但幻想不可有。拜登团队将会受到多方力量的牵制，其对华政策调整将是有限的。拜登的四年任期基本上和中国的“十四五”规划在时间上重迭，这期间中美关系如何发展，将对未来中美关系的走向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

第三，美日峰会释放的信号。4月16日，美国总统拜登与到访的日本首相菅义伟在华盛顿举行首脑会谈，发布了名为《新时代美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插手我香港、新疆和台湾地区事务，并表示将“共同应对中国带来的挑战”。两国首脑峰会是拜登执政以来首次与外国领导人的面对面会晤，具有一定程度的象征性意义。尽管白宫发言人曾表示会晤目标为“深化美日同盟关系”，但从双方《联合声明》内容看，该会议更像是以中国为核心议题的“专题讨论会”。

美日联合声明体现出美日同盟长期以来在对华战略层面的延续性，但涉华内容更负面，更具挑衅性。就联合声明看，海域问题俨然已成为美日关切的焦点。一是，在台湾问题方面，公开而明确地将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列入两国共同关切的议题，同时也鼓励两岸问题和平解决。二是，在钓鱼岛问题上，美国公开承认日本对钓鱼岛的管辖权，对中国主权形成严重侵犯。三是，《联合声明》以所谓“人权问题”为由，对我国新疆和香港事务进行了干涉和指责。四是，在《联合声明》中，强调双方强化高技术领域的合作。

我认为，近年来日本出于自身利益考量，采取了一系列迎合美国的制华行动，表明日本已然公开选边站队美国，至少在安全问题上如此。日本大力推动印太战略，支持和追随美国遏制中国。3月12日，拜登主持召开了美日印澳“四边安全对话”首次视频峰会，会议的主要议题实际上就是制衡和围堵中国。这次峰会标志着四国安全合作的重大突破。四国机制成为拜登政府印太战略的关键支柱，期望建立印太地区多国之间协调互动的框架。3月16日，日美外长和防长在东京举行“2+2”会谈，并发表联合声明，称“中国的行为不符合现有的国际秩序，给联盟和国际社会带来了政治、经济、军事和技术方面的挑战”。该声明还对台湾、涉港、涉疆等问题表示关切。美日狼狈为奸，互有需求。在2+2会谈中，应日方要求，写入了类似“对中国海警法感到忧虑”、“钓鱼岛适用《美日安保条约》”等表述，而美方则要求日本同意写入“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

其中原因并不难理解：其一，日美同盟关系一直是日本外交的基轴，也是“美国亚洲政策的基石”。菅义伟终于如愿以偿，成为首位与美国总统拜登握手的外国首脑。2016年11月，时任首相安倍晋三几经努力，赶着第一个与特朗普会面，从而为特朗普上台后的美日蜜月关系创造了契机。菅义伟无疑也想继续加强与美国的合作，加快日本实现“正常国家”的步伐。

其二，美日既有共同的利益，也有各自的盘算，美日各取所需。在双方互惠性同意下，美国在钓鱼岛问题上成为日本坚定的后盾，日本则成为美国印太战略的最前沿。从日本对华战略而言，出于对钓鱼岛、台海和南海地区等安全利益的考量，乃至在东亚地区影响力的渴望，日本更多从负面角度看待中国的崛起，更倾向于依托美国来遏制中国的崛起。这从近些年日本政要的言行可以明确看出来。在科技合作领域，美日的利益考量也有微妙的差异。拜登政府要强化对华“科技战”，保持美国在高科技领域的领先优势。而日本则能够有效协助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制衡中国的“数字丝路”建设，是实现对中国技术遏制的重要一环；另一方面，对于日本来说，加入此前由美国提出并主导的半导体供应链重建计划，有助于其在未来获得半导体规则方面的制定权及主导权，是强化自身在数字领域竞争力的“重中之重”。

其三，从国内政治角度而言，菅义伟支持率低迷，面临很大压力。抗疫不力，内阁丑闻不断，个人形象备受打击。如果拿不出政绩，那么就难以在9月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连任。面临疫情、经济、奥运会等国内难题，因此菅义伟就更加看重美日同盟，希望通过加强美日同盟，来改善自己在国内低迷的支持度。

当然，日本也试图在中美间寻求一定的平衡。面对中国的坚决反对，菅义伟政府也试图缓和氛围，在诸如台海问题上进行一定的澄清。4月28日，日本国会参议院批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对日本来说，中国和韩国分别是第一大和第三大贸易伙伴，尽快批准实施RCEP，将中日韩三国纳入同一自贸框架，对推动日本出口、拉升日本经济复苏有现实意义。即便如此，日本越来越鲜明的立场和在诸多问题上的言行，表明日本在中美战略博弈中已经选择站在了美国一边。

胡继平：日本试图推动以民主价值观为标准　　构建新的国际秩序

首先，这次日美峰会表明日美关系正在发生新的变化，同时美国因素将给中日关系带来影响。在特朗普时期，日美关系出现了一些问题。日本对特朗普政权是“又爱又恨”。“爱”的是特朗普对中国下狠手，一定程度上符合日本心理期待；“恨”的是特朗普奉行孤立主义，忽视与盟国合作，也不顾及盟国利益。奥巴马执政时期，美日关系相对较好，中日关系较差。特朗普上台给中日关系带来一定机遇。2017年之后中日关系出现比较明显的转机，与美国因素有一定关系。回到这次美日峰会，因为拜登在竞选期间就表明要与盟国联手共同应对中国，比较符合日本的想法，所以日本对拜登政府非常期待。此次拜登上台后，美日关系磨合比过去美国政权更迭时更快，背景是双方战略目标比较一致。

从日本角度说，它将应对中国崛起视为外交安全首要课题，并已持续多年。拜登政府的战略方向符合日本的期待和利益，所以日本马上展现出了迎合姿态。可以说，在这一过程中，日本发挥了主动和积极作用。从美日一系列互动看，日本是以钓鱼岛问题为抓手，拉近美日同盟关系、挑拨中美关系。拜登当选以来，日美领导人及高层官员多次通话、会谈都将钓鱼岛问题和东海形势作为重要甚至首要问题，这极不自然、正常，显然是有意图的，领土问题已经成为了战略工具。在台湾问题上，美日在共同文件中自1969年以来首次谈及台海问题，日本也试探着往前走了一步。由于美国因素的变化，日美关系基本上回到了特朗普执政前的状态，甚至可能继续深化，这将不可避免地对中日关系带来负面影响。

第二，日本试图推动以民主价值观为标准构建新的国际秩序。战后国际秩序是以二战结果为基础构建起来的，日本因其战败国身份而在其中处于劣势，对殖民、侵略历史的暧昧态度和修正企图更使其处于被动。2006年麻生太郎作为安倍内阁外相发表“自由与繁荣之弧”演讲，大约从那前后开始，日本频繁强调所谓民主价值观而淡化历史问题。我认为这是日本的一个长期战略，目标是以民主价值观为标准重新构建新的国际秩序，洗白日本的战败国身份，从而获取优势、孤立中国，进而在国际秩序变动中占据有利地位。从2006年的“自由与繁荣之弧”，到2012年安倍再次上台后提出“民主钻石联盟”，再到后来的印太战略，日本的战略是延续的，这在此次中也有体现。

第三，未来的中日关系仍有变数。由于当前中美关系依然紧张，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中日关系的前景并不乐观。但拜登政府刚上台100天，中美关系仍处于磨合期，美国也强调在对华关系中并不寻求冲突，中美双方在争吵的同时，也都预留了合作空间，未来的中美关系更可能是合作、竞争、对抗并存的复杂关系，日本在处理与中、美的关系时也将不得不适应这样的局面。另外，在经济领域，日本也离不开中国市场。在出口方面，美、中分别占日本出口市场的近20%。据日本国际协力银行2020年的问卷调查结果，日本企业仍然将中国作为海外投资的首选地。尤其是对内需增长乏力的日本来说，巨大且还在快速扩大的中国市场的吸引力是不言而喻的。这些都将成为促进中日关系发展和稳定的正面因素。

第四，推动中日关系健康发展需要坚强的政治引领。因为领土问题、历史问题、台湾问题等老问题一直存在，中日关系如果没有强而有力的政治引领，就很难稳定发展。这也是中日关系发展的历史经验。1972年中日关系邦交正常化时，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也曾遇到巨大的国内政治压力，甚至面临被右翼刺杀的风险。但现在，即使在日本国内，田中访华的历史性功绩也是不容置疑的。目前中日关系面临的日本国内舆论也非常不利，包括香港问题、疫情问题和东海形势问题，日本媒体的误导性报道带来了非常负面的影响，而且现在还看不到有好转迹象。面对国际秩序的剧烈变动，中日作为亚洲两个最重要的国家，有责任维护双边关系和地区形势的稳定。两国领导人唯有从战略的、未来的角度出发，为双边关系制定长远目标并加以强有力的政治引领，才可能实现两国关系的稳定发展，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为地区带来繁荣和稳定。

刘江永：钓鱼岛问题已不是可“搁置”的局部问题

今年4月16日发表的美日首脑联合声明，堪称是3月日美“2+2”会谈联合声明的升级版。其中除了干涉中国内政的内容外，谋求美方就协防钓鱼岛再度表态等，基本上实现了日方既定的“中策”目标。其“上策”的高目标是，希望美国支持钓鱼岛主权属于日本，但这一点未能实现。

有人认为，战后中日围绕钓鱼岛归属矛盾的产生是美国在中日之间打进的一个“楔子”。这是由于美国1971年擅自将钓鱼岛列岛的施政权交给日本造成的。但实际上，战后钓鱼岛问题的始作俑者是当时日本的佐藤荣作内阁。1969年佐藤首相在与尼克松总统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提出，“台湾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对于日本的和平与安全同样重要”，并要求美国将钓鱼岛划入归还冲绳主权的范围之内，坚持对华“政经分离原则”，推行“一中一台”政策。而当时的尼克松总统正通过基辛格秘访北京，试图打开中美关系大门，加之中国海峡两岸都反对将钓鱼岛划归日本，所以美方并未完全接受佐藤的主张。美国政府与国会一致表示，美国对钓鱼岛主权不持立场，将这些岛屿的实施政权交给日本并不影响各方对该等岛屿主权的主张，希望通过对话解决。由此可见，无论在台湾问题还是在钓鱼岛问题上，都并非日本追随美国，而是日本主动“带节奏”。这导致中日关系无法实现正常化。直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日本自民党推选田中角荣出任日本首相，其对华政策才发生根本改变。日本与台湾断交，与中国大陆搁置钓鱼岛争议，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

52年后的今天，日美首脑联合声明首次提及台湾，“在强调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的同时，促使两岸问题和平解决。”中国两岸问题的和平解决如果意味着和平统一，与中方立场并无分歧，但若包括在美日军事威慑下的台湾“和平独立”，则是中方绝不接受和坚决反对的。于是，今年5月3日，拜登政府国务卿布林肯表示，美国将一直支持“一个中国”政策。中美双方在多个领域都有明显的共同利益，对抗、竞争与合作并存，并希望双方通过对话减少误会。这对日本当局是个“冲击”，但日本右翼议员仍在企图通过议会管道组织日美同台湾的所谓安全对话。

在日方要求下，美方在这次首脑联合声明中再度确认“日美安全条约第五条适用于尖阁诸岛（钓鱼岛列岛）”，甚至增加了一条所谓“日美两国也共同反对一切有损日本对尖阁诸岛（钓鱼岛列岛）施政的单方面行动”。这一方面反映出美国坚持把钓鱼岛“施政权”交给日本的错误立场没有改变；另一方面也等于日美间接承认，实际上日本对钓鱼岛并未实现所谓有效“施政”或“统治”。与此同时，美方再度拒绝承认钓鱼岛主权属于日本的主张。

很显然，菅义伟内阁在台海和钓鱼岛问题上不仅继承了当年佐藤荣作的立场，也贯彻了安倍晋三内阁的既定政策，在具体步骤上也沿用了安倍的套路。在这方面，拜登执政以来，包括日美“2+2”会议以及日美首脑联合声明，都是日本在“带节奏”，拿方案让美国认可。这必然导致中日关系严重倒退、受损，有可能持续恶化。所以，我认为，现在的钓鱼岛问题已不再像1972年时是一个可以“搁置”的局部问题。当年，中日两国领导人就这个问题做出了一个正确的选择，就是把它先放一放，以两国关系大局为重，但现在的实际情况已和过去完全不同了。

其主要原因如下：第一，日方不再承认中日之间有需要解决的领土问题存在；第二，日方也不承认中日之间曾经达成过搁置争议的共识；第三，从2014年奥巴马政府开始，日本连续向三届美国总统带节奏，敦促美国高层表态钓鱼岛适用安保条约第5条。第四，日方在钓鱼岛问题上不断挑衅适得其反，中方则后发制人，保持对钓鱼岛领海的常态化巡航。2008年日本的海保船撞翻了台湾省渔船后，中国政府表示抗议，迫使日方向台湾船主道歉。随后，当时的中国海监船在钓鱼岛领海进行了首次巡航。在这个背景下，日本自知在钓鱼岛领土主权归属问题上不占理也不占势，于是希望美国能够替他撑腰，应对中国，并将钓鱼岛作为一个战略支点，撬开中美关系，形成美日联合对华的战略格局。面对中国海警船在钓鱼岛领海执法巡航及今年2月出台的《海警法》，日方危机感加深。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当局进一步利用钓鱼岛问题制造国内民族情绪，渲染“中国威胁论”，藉以推动日本国民支持修宪。

安倍的国家战略主要包括对内修宪；对外打造美日澳印四国联盟。实际上，钓鱼岛问题已成为目前日本推进国家战略中的一个棋子或最重要的抓手。当然，不同的日本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安倍在第一任期便提出了针对中国建立美、日、澳、印四国联盟。这是因为，他认为中国强大之后，日美同盟不足以抑制中国，必须加强跟印度和澳大利亚的关系。日本的这种印太战略已运作多年，2017年促使特朗普政府制定了美国的印太战略，同中国全面对抗，这次又促使拜登联合声明中强调“塑造自由开放印度太平洋的日美同盟”。安倍的这些路线和政策包括他的历史观、战争观，都继承其外祖父岸信介。二战后，岸信介曾任东条英机内阁工商大臣，被定为甲级战犯嫌疑犯，后因亲美反共而被美国扶植上台，成为战后日本政治右倾化的鼻祖，积极主张修改战后宪法。因当年出席东京审判的印度法官帕尔曾为日本战犯翻案，所以岸信介高度重视同印度发展关系。安倍也不例外，其国家战略就是基于这样一种政治底色。

钓鱼岛列岛是中国固有领土及台湾附属岛屿，本无争议，但日方有不同看法，因此产生了中日围绕钓鱼岛主权归属认知的争议。实际上，钓鱼岛从来不是琉球的一部分，琉球群岛（如今的冲绳县）也不是日本的固有领土。这是琉球学界的基本共识，日本政府也不得不承认。既然中日双方对钓鱼岛归属认知不同，那么两国可以就此进行理性对话、交流和沟通。但日本当局自知钓鱼岛历史上不是他们的，所以回避1895年窃占钓鱼岛之前中国拥有这些岛屿的历史史实，封杀这方面正确知识的传播，竭力在钓鱼岛的归属问题上进行单方面“洗脑”式的宣传和虚假信息的灌输，包括修改教科书及建立固定的展馆等。

实际上，日方拿不出一件可以在国际法上站得住的证据证明钓鱼岛列岛属于日本。日本从1895年到1945年通过马关条约殖民统治台湾，这期间日本民间人士在岛上的殖民开拓行为根本不足为据。战后伴随《马关条约》作废，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日本必须把台湾及其附属岛屿等所有从中国窃占的领土归还给中国。日方所谓根据日美《旧金山和约》第三条，钓鱼岛属于日本同意美国托管的西南诸岛范围，但实际上所谓“西南诸岛”只注明琉球群岛及大东岛等，根本就没有钓鱼岛或日方所说的“尖阁诸岛”。所以，日本无论从历史、法理还是从现状，都没有任何根据占有钓鱼岛列岛。就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的客观情况看，涉及中日政治、安全关系最关键的问题之一是，钓鱼岛究竟是属于谁的，需要不断澄清争议。我认为，在日本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了，将有助于中日关系的根本改善，以及日本民众对华感情的改善。

黄大慧：日美首脑会谈后的中日韩关系走向

2021年4月16日，日本首相菅义伟访问美国并与拜登举行会谈，这是拜登就任以来接待的首位外国领导人。加强日美同盟，利用“印太”遏制中国成为此次访问的重点。除此之外，菅义伟与拜登就经济合作、疫情防控、气候变化、安全保障等主要议题发布了联合声明，在这些领域处处针对中国。其中，在经济合作领域，两国明确了在5G技术、网络安全方面的进一步合作，意在集中两国技术，在尖端领域与中国展开竞争。在气候变化领域，日美设定了2050年碳排放为零的目标，藉此施压中国，促成中国给予合作。在疫情防控领域，日美达成了通过“四边安全对话”机制，加强彼此之间以及对“印太”各国的疫苗供给，试图与中国在“疫苗外交”方面抢占话语权。在安保领域，日美除了反对“中国在东海以及南海地区以实力单方面改变现状”以外，还再次确认了“钓鱼岛适用于《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并破天荒地标记了“强调台海和平与稳定”等内容。日美两国领导人还就中国香港与新疆的所谓人权问题表达了共同“关切与担忧”。

众所周知，日本外交以日美同盟关系为基轴，所以，日本领导人访美高调宣扬日美友好，加强双边关系，这是意料之中的。但令世人关注的是，菅义伟访美的核心话题，始终是围绕中国展开的，如何应对、牵制、遏制中国，成了日美首脑会谈的主要内容。

此次日美首脑会谈与此前3月16日举行的日美外长与防长“2+2”会谈如出一辙。那次会谈的大部分内容也都与中国有关，日美不仅刻意强调双边同盟的“基石作用”，还大肆渲染“中国威胁”。尤其是，在会谈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十分罕见地公然点名批评中国，胡说什么中国的行动“不符合国际秩序”。

早在2015年4月，日美修订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中，就已将应对中国崛起作为日美同盟的基本战略目标，但彼时双方“担心引发中国的不满甚至摩擦”，并未明面上过分针对中国，表现得比较“克制”。然而，时过境迁，今天的日美，无论外长与防长“2+2”会谈，还是首脑会谈，不仅遏制中国成为核心议题，而且胆敢公然直接指责中国。尤其是日本，在“挟美制华”道路上越走越远，扮演起急先锋的角色。由此，就不难理解，为何中方要使用“甘愿仰人鼻息，充当美国战略附庸，不惜背信弃义、引狼入室，出卖本地区整体利益，令人不齿、不得人心”这些词语，对日本进行猛烈痛批了。在我们的印象之中，这种情形，自1972年两国邦交正常化以来，好像还是第一次。

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两国关系经历了三个阶段，即1972到1992年的“友好期”或“蜜月期”、1992年到2012年的“过渡期”或“摩擦期”，以及2012年之后的“对抗期”。事实上，自2012年前后，伴随中日关系竞争性、对抗性加强，日本已开始视中国为其主要战略竞争对手了。在这一点上，实际上日本远远走在了美国的前头。美国特朗普政府是在2017年才明确将中国当成战略竞争对手的。

在东亚地区，面对中国的崛起，多数国家的反应是采取对冲策略，两面下注，而唯独日本采取制衡为主、对冲为辅的策略。2012年到2017年，安倍政府在“俯瞰地球仪外交”下，积极配合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远交近攻，挟美制华，中日关系严重恶化。2017年后，鉴于国内外环境的变化，制衡中国的政策难以为继，于是强调中日关系要“化竞争为协调”，对对华政策做出策略性调整。于是，才有了特朗普“美国优先”背景下的中日关系重回正轨趋势。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中日关系的转圜是有限度的，“中日接近”更不意味着“日美乖离”，必须认清中日美关系的表象与实象，切不可抱有不符实际的一厢情愿的幻想。

拜登上台之后，宣称要修复与其盟友的关系。对此，日本抱有非常高的期待，试图藉机加强日美同盟关系，并构筑遏制中国的反华统一战线。值得注意的是，与以往不同，此番日本在日美同盟中发挥了积极的引领作用。

从近期日本的表现来看，日本的对华政策出现了明显的倒退，仿佛又回到了2018年前的“竞争”状态。基于这样的判断，是否可以说中日关系重回正轨的态势宣告结束了呢？进入新世纪以来，中日关系经历了“恶化—改善，再恶化—再改善”的循环过程，现在是否进入了“再恶化”的状况？中日关系能否走出这种循环？这些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

再从中日韩关系的视角来看，面对中国的崛起，韩国和日本的反应和战略选择是有很大差异的。如前所述，在东亚地区，面对中国崛起，只有日本把中国当成战略竞争对手，采取制衡策略，其他一些中小国家皆采取对冲策略。韩国总体上把中国发展作为本国发展机遇，并不像日本一样把中国当成竞争对手。韩国虽然与日本同为美国的盟友，但这并非意味着韩国对华政策与日美步调完全一致。韩国方面最近明确表示，美国是韩国的最大盟友，中国又是最大贸易伙伴，韩国不会在中美之间“选边站”。

展望未来，随着影响中日关系的国内外环境的变化，历史问题、领土问题、台湾问题等因素，仍将对中日关系产生重要影响。如果说，在本世纪第一个十年，影响中日关系的主要因素是历史问题，第二个十年是钓鱼岛问题，那么第三个十年台湾问题可能成为中日争端的焦点。中日未来在钓鱼岛问题上擦枪走火的可能性未必很大，因为双方深知钓鱼岛冲突的巨大危险性，且积累了一定的管控经验；而历史问题由来已久，难以造成震荡性的影响。相比之下，台湾问题更加充满不确定性，且日益凸显起来。此番日美首脑会谈，自1969年以来重提台湾问题，干涉中国内政。对此，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董向荣：美朝双方新一轮的互动即将展开

感谢主办方的邀请。我从美国政府换届与朝鲜半岛政策变化的角度，来谈谈“美日峰会与朝鲜半岛”。

第一，关于美朝相互认知与双边关系的变化。

众所周知，外交是国与国关系，也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两国领导人的主观认知，对外交决策有重要影响。主观认知决定政策走向，进而影响政策实施。

具体到美朝关系，美国方面如何看待朝鲜这个国家、如何看待朝鲜领导人，直接影响美国的对朝政策，朝鲜亦如此。美国政府换届了，金正恩还是金正恩，朝鲜还是朝鲜，变化不大，但是美国对朝鲜及其领导人的看法已经完全不同。在特朗普眼里，金正恩和他是某种“fallinlove”的关系。朝鲜也知道，特朗普这样“独特”的领导人对朝鲜来说是一个机会。

拜登对朝鲜领导人的看法与特朗普截然不同。早在2019年5月，拜登就曾在总统竞选活动中发问：“我们是一个向普京或金正恩这样的独裁者和暴君张开怀抱的国家吗?”朝中社当即刊文予以驳斥，文章题为《连人类最起码的品格都不具备的败类徒劳的丑态》，称美国前副总统拜登亵渎朝鲜最高尊严，是无可容忍的严重政治挑衅。

从主观上讲，朝鲜是很希望特朗普连任的。拜登政府上台是朝鲜不愿意看到的。美国政府换届对朝鲜而言很可能意味着以往与美国达成的某些共识、默契可能化为云烟，领导人之间的关系会急转直下。美国总统拜登在4月28日国会演讲中称，朝鲜和伊朗的核计划对美国构成威胁，将通过外交和严厉威慑加以解决。据朝中社5月2日消息，朝鲜外务省负责美国事务局长权正根发表谈话称，美国当权者在首次施政演说中用这样的方式表示对朝立场，不能姑息纵容；美国把朝鲜的自卫能力诋毁为“威胁”，是对朝鲜自卫权的侵犯；如果美国依旧从冷战思维出发，通过陈旧落后的政策来操纵朝美关系，“不久的将来就会面临不可收拾的危机”。“互怼”是美朝互动的主要形态。在美国政府选举和换届过程中，朝鲜一直在观察美国的政局变动。从朝鲜长期的语言风格来讲，对待拜登政府的一些批评和表述符合常规。

从政策制定和实施的角度看，特朗普时期的对朝政策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总统主导、自上而下地处理与朝鲜的关系。这种模式现在已经不太可能重现，拜登时期的美国外交会回归一个正统的、建制派主导的对朝关系。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4月30日，白宫新闻发言人普萨基宣布，拜登政府已经完成了对美国对朝政策的评估与审查，政府将实施“经过校准的”、“切实可行的”对朝政策，在特朗普的“大交易”和奥巴马的“战略忍耐”之间寻求一个中间道路。目前美国拜登政府尚未对外公布其新对朝政策的详情。

此外，在特朗普政府时期，韩国曾积极斡旋美朝首脑峰会，在新的背景下韩国还能不能再度扮演重要的斡旋者角色存疑。4月23日韩国总统文在寅接受《纽约时报》采访称，特朗普在朝鲜问题上“绕来绕去，没能把事情做成”。对此，特朗普回击称：“我是在最艰难的情况下认识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他从来就不尊敬韩国现任总统文在寅。我才是一直阻止韩国遭到侵略的那个人，但对他们来说不幸的是，我已经不在那里了。文在寅作为总统和谈判者都是很软弱的，除了涉及对美国的持续的、长期的军事掠夺。”客观地讲，在特朗普任期内，朝鲜对外展示的核能力以及远程投射能力都在提升。从政策评估角度来讲，以无核化为目标的国际社会对朝行动是失败的，特朗普四年再次给了朝鲜一个增强核遏制力的空间。不仅如此，美国建制派对特朗普处理与朝鲜的关系的方式极为不满：作为一个全球霸权国的总统，特朗普亲自到新加坡、河内、板门店与金正恩举行会晤，将外交主导权拱手相让。这在拜登时期几乎不可能重演。从韩国方面来讲，文在寅政府还是希望美朝能够在新加坡会晤基本共识的基础上再往前迈一步，推动半岛无核化进程向前迈进。韩国能发挥多大的影响力？5月21日的韩美首脑会晤备受关注。

第二点，讲讲美日峰会与朝鲜半岛问题。

2021年4月16日举行的美日首脑会晤，对于日本外交来讲意义非同寻常。作为拜登政府正式会见的首位外国元首，日本首相菅义伟对此次活动做了充分的准备，把日本关于朝鲜半岛、钓鱼岛等方面的安全关切统统兜售给拜登政府，试图对美国新政府的外交施加影响。从对外透漏的信息来看，日美峰会对美国的半岛政策有重要的影响。菅义伟这次着重强调，朝鲜的威胁不只是远程导弹，中短程也会对日本有非常严重的威胁。这与特朗普时期相比变化明显：特朗普时期，美方和朝鲜之间似乎达成了一个默契或者说是共识，就是只要朝鲜不触碰洲际导弹和核试验这两条红线，美方和朝方就可能达成某些交易。因此，日本在特朗普时期就处在非常危险的境地，认为其自身的安全没有得到美国方面的保护和重视。在菅义伟和拜登这一对领导人的带领下，日本要把自己的安全变成日美共同的安全，这是非常明确的信息。

在2021年5月5日发表的G7外长会声明中，有两段话直接针对朝鲜，内容主要强调了两点。第一点是关于朝鲜的人权，包括朝鲜人权的记录、朝鲜在关闭边境以后可能造成人道主义的灾难。因为现在能坚守的驻朝外交官、媒体记者等比较少，朝鲜境内现在发生了什么，外界不清楚，所以G7外长会对朝鲜国内的人权状况非常关切。第二点是关于无核化问题，G7共同的声音对外传出清晰信号，即“CVID”式弃核，就是重新回到原来的轨道，要求朝鲜完全地、可核查地、不可逆转地放弃核武器。这种新的提法基本上是告别特朗普时期的对朝政策，至于在哪些方面可能展现灵活尚不清楚。G7外长声明还强调，其它国家在执行联合国的决议中应该要受到更多的监督，虽未点名但可能主要针对中国。而现实是，中国海关数据显示，中朝双边贸易额2020年大幅度下降80.7%，只剩下5.39亿美元。

第三点，不使朝鲜半岛局势出现恶化的主动权主要掌握在朝鲜手里。

朝鲜有自身的安全诉求，采取了一些自认为能够捍卫其安全利益的行动。国际社会一系列关于朝鲜的制裁决议和行动，包括联合国决议，大多是对朝鲜行动的反应。从当前的局势来看，只要朝鲜不进一步采取行动，那么其它国家没有理由采取激烈反应，特别是对美国拜登政府而言。在拜登政府的议题中，国内议题优先，特别是弥合国内的社会分裂、控制疫情、稳定经济等成为重要优先事项。在国际议题上，气候变化、俄罗斯、中国等议题的重要性都超过朝鲜议题。尽管美国依然把朝鲜视为重要的安全威胁，但如果朝鲜不再继续采取刺激行动，至少可以保证其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就不会再恶化，而且还有可能得以出现某种转圜。这个主动权是掌握在朝鲜手里的。朝鲜如果能认清这样的大势，它的国际环境或迟或早会得到改善。如果它继续对抗国际社会的话，这对它而言可能不是好消息。通常，在美国政府换届的时候，正是最考验各国政府外交智慧和定力的关口。当然，朝鲜有自身的逻辑和对国家利益的考量。

经过四个多月的评估以及与日本、韩国、欧洲盟国的沟通，经过与特朗普政府参与对朝谈判的高官的接触，美国拜登政府可能于5-6月份公布其对朝政策核心内容，这条“经过校准的”、“切实可行”的中间道路能不能走得通，取决于各方的安全关切是否能得到较为平衡的重视和回应。目前的朝鲜半岛局势表面风平浪静，实则暗流涌动。美朝双方新一轮的互动即将展开。

周永生：日美紧密联合针对中国的格局形成

非常感谢给我这样一个题目，就是美日首脑会议之后的东北亚局势。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宏观战略的考虑，我的思路主要是四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形成了由过去日本在中美之间相对中立变为现在日美紧密联合针对中国的格局转换。我认为，我们对这一格局的转换事先是有预判的，因为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事先和日本外相茂木敏充通了电话，警告日本不要把手伸得太长，干涉中国的事务。实际上就是警告日本首相访问美国时不要点名批评中国。估计王毅外长并没有明说，日本应该能够理解中国这种表达的意图。但是我们也看到，现实情况是日本毫不反思和反省，更加肆无忌惮地和美国发表联合声明批判中国，批判中国的人权问题，批判中国在台湾海峡制造紧张局势，要对台湾表示关注关切等等。这一类话语正是我们反感的。这是1969年以来，日本首次公开在国际声明中对中国进行点名批评，所以这个变化是非常严重的，带有历史性格局转换的模式。过去，尽管日本实质上站边美国，但仍想保持某种中立，在中美之间表现出某种平衡，现在，日本连表面上也都站到了美国那一边，这是第一个大格局的变化。

第二个方面，四国联盟由原来不断扩大和明确范围转变为要以日、美两国为基轴，所以，实际上日、美两国已经成为四国联盟的核心，或者说是轴心。原来尽管也是核心但没有明确提出，现在通过联合声明明确提出来，这意味着日本的国际地位已经大幅度提升，甚至提高到超越了印度和澳大利亚，已经和美国在形式上平起平坐的状态，这又是一个重要的转变。

第三个方面，美国对华战略由特朗普后期对中国的全面打压，转变为竞争和合作、相互对抗的全面组合，日本虽然考虑自身的利益，同时也在追随美国战略的变化。特朗普在后期几乎和中国彻底翻脸，全面压制、围堵、打击中国。但是拜登上台后，实际上没有追随特朗普的极端做法，而是有一个区分，用沙利文的话来表达就是“该竞争的领域要竞争”，比如在高科技领域和中国竞争，在“该合作的领域要合作”，比方说在朝核问题、环保问题、气候变化问题上和中国合作，未来经贸领域也应该是一个合作的备选项，以及在“该对抗的领域进行对抗”，毫无疑问就是在安全和军事领域。这个层次非常明确，有步骤有计划。日本也会全面追随美国，因为这三个层次的战略也完全的符合日本的利益。

第四个方面，美日联合声明中明确表示支持日本增加防卫力量，也就是支持日本增加军力，使日本开启了加强军力的合理名头。二战以后，日本作为战败国不仅受本国法律的制约，也受到了国际体系的制约，没有理由进行大规模军备扩张，但是日美这样的联合声明等于明确支持日本扩张军事力量。就目前来说，日本没有太大的军事力量扩张的国内环境，也没有这样的内生动力。但从国际环境来说，日本有大规模制约中国大陆解放台湾的需要，这也是它一直在周密考虑的。现在美国提供了日本一个合理扩张军备的名头，一旦需要的话，比如海峡两岸如果发生危险性或者是冲突性的举动，还有可能刺激日本修改国内宪法，使安倍过去推动几年都没有成功的修宪，发生迅雷不及掩耳的转变，在短时间内实现宪法的修改。

王键：围绕台湾问题的外部因素空前复杂

当前，围绕台湾问题的外部因素空前复杂，在长期以来的美日因素之外，多种不确定因素急遽增加，台海地区愈加跌宕。

一，日美携手深度介入台海地区。美国拜登新政府成立不到两个月，就以“史无前例的速度”与日本举行主要指向中国的“2+2”会谈。2021年3月16日，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在东京与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防卫大臣岸信夫举行日美“2＋2”会晤。本次日美“2＋2”会谈是自2013年以来时隔7年半再度在日本举行，会晤结束后发表的联合声明点名指责中国的行为“与现有国际秩序不符，给美日同盟和国际社会带来了政治、经济、军事和技术方面的挑战”。声明还将中国不久前出台的《海警法》称为“破坏性事态”。这是历次美日2+2会晤针对中国措辞最为强硬的一份声明。两国也确认年内将再次举办“2+2”会晤。

在“2＋2”会晤前，岸信夫与奥斯汀举行了拜登政府上台后的日美首次防长会晤。日美防长不仅就台海可能发生的“不测事态”表达关切，还确认在台湾突发事态之际将密切合作，宣称大陆若武力“攻台”、美军驰援台湾，日本自卫队将考虑提供协助。岸信夫在会谈中提及飞越所谓“海峡中线”的大陆军机骤增。日美双方一致认为局势紧张加剧或将导致武力冲突。岸信夫称，与台湾海峡地理位置较近的日本的和平与稳定将受到很大影响，声称今后有必要探讨自卫队能为前往支援台湾的美军提供何种协助。报道称，把台湾突发事态作为会谈议题的要求由美方提出。

一个月之后的4月16日，日本首相菅义伟与拜登总统在华盛顿举行日美首脑会晤并发表联合公报宣称，“我们强调台海和平和稳定的重要性，鼓励和平解决两岸问题。”这是自1969年以来，日美首脑会谈联合声明中首次写入有关台湾的内容。

1969年，时任日本首相佐藤荣作和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在首脑会晤后发表联合声明称，“维护台湾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对日本的和平与安全同样重要。”

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进入新阶段；同年6月，日本政府在回复在野党议员质询时表示“对于支撑台湾条款存在的地域形势的认识已经改变”。同年9月25日，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北京；29日，中日发表联合声明，宣布中日邦交正常化。此后52年，美日首脑联合声明中都不再直接提及台湾问题。

2005年2月19日，时任美国国务卿赖斯、时任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与时任日本外相町村信孝、时任防卫厅长官大野功统举行日美“2＋2”会晤。在会晤会后发表的共同声明中，美日首次具体提到台海问题，并将“鼓励以和平方式经由对话解决台湾海峡议题”列为美日共同战略目标之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2月17日明确回应指出：中国政府坚决反对美日发表任何涉台共同文件，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国主权。

此次2021年的美日联合声明“点名中国”更清晰表明美日同盟的战略意图所在，也证实拜登新政府试图以对华强硬姿态刻意重塑美日同盟。在“2+2”会谈前美国国务院就刻意发表题为“重申牢不可破的美日同盟”的文件，宣称“美国对日本防卫的承诺是绝对的”，并宣扬将共同“对抗中国在亚洲和世界各地的挑衅”。

另外，G7外长会议于5月5日发布公报，支持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WHO)及世界卫生大会(WHA)，同时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台“外交部”发言人表示，这是G7外长会议公报首度列入台湾，对此声明内容表示高度欢迎，并诚挚感谢G7成员国对台湾的坚定支持与肯定。

紧接着，法国参议院在日前召开会议，以304票赞成，0票反对的结果，全票通过了“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工作”法案，鼓动法国政府支持中国台湾加入世卫组织，国际民航组织，以及国际刑警组织等。

二，日本国内政治生态与日台关系走势。自2020年9月16日菅义伟上台主政之后，其执政业绩的亮点匮乏。受疫情持续恶化以及民生经济颓废等的影响，其支持率连续下跌。根据时事通信社今年3月的民调，日本国民对菅内阁的支持率相比2020年9月上任时下跌了16.2%，目前不足35%。所以，菅义伟亟待在外交方面打开局面，以为今年9月份维持执政的目标争取更多的民意。但日本的外交政策从本质上来说是由日本国内政治和国家利益决定的。此次日本深度介入台海问题，也是出于其国内政治和国家利益的考量。

日美首脑联合声明公开对台海问题表示“关注”，是“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但菅义伟返日后在国会上又迅即“澄清”日本没有预设军事介入台海冲突的“前提”，且日本外务省对内公布的日美峰会会议纪要中也避谈台湾问题。菅义伟在日本国内外不同语境下对台湾问题的态度判若两人，甚至出现矛盾情况。

但日本对台政策也确实在进行调整，今年2月10日，日本执政的自民党外交部会成立“台湾政策研讨专案小组”，专案小组召集人是自民党外交部会会长、参议员佐藤正久。小组顾问由“日华恳”会长、众议员古屋圭司担任，小组副召集人由曾任自民党青年局局长、前外务副大臣铃木馨佑担任。佐藤正久表示，大陆对台湾施压的力道愈来愈强，这可能影响日本的安全保障。自民党外交部会事务局长、众议员山下贵司对媒体表示，包括美国在内，各国共同的想法是为了实现和平且安定的印度太平洋地区，台湾问题是无法避开的。台湾政策研讨专案小组会议将战略性地探讨许多议题。

就目前而言，基于日本的国家利益主要是经济利益，秉持安倍对外战略的菅义伟内阁仍以稳定对华关系为要，很难因为台湾议题而与中国彻底翻脸，但非常“熟知”两岸的日本始终在“妙用”台湾问题试探中国的底线，同时观察中美矛盾的程度，以为日本保持足够的战略迂回与“对冲”余地。众所周知，日趋紧密的中日经济联系是日本经济的强大支撑是不争的客观事实，今年1月13日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发布年度国际战略报告——《危局与新局：复旦国际战略报告2020》指出“回顾2020年的中日关系，虽然遭遇新冠疫情、安倍辞职、美国大选等的冲击，两国结构性矛盾的短板再次显示出中日关系脆弱的一面；但在涉及全局的基本面、特别在经贸领域，却也经受住了考验，展示了基础上韧性的一面”。简言之，日本要保持自身安全与经济发展，就不能对中国采取战略硬对抗，但又要在日美同盟的框架下保持与美国协调一致，这就给中日关系增添巨大之不确定性。

就日台关系而言，在蔡英文第一任期内，日本期盼已久的福岛五县食品解禁依旧没有进展，此乃日台关系多年“徘徊”的一大因素。借用日本法政大学教授福田圆的表示就是，这一问题的“长期化、深刻化，成为制约日台关系发展的羁绊”。另外，2018年国民党主导的“反核食公投”高票通过更使蔡英文当局试图解禁陷入困顿，不仅让台湾加入CPTPP不克落实，更导致台日经济深度合作进程迟缓。再就是以冲之鸟礁渔权争端为焦点的台日渔业纠纷久而不解，虽然“反核食公投”二年有效期已届满，但最近日本决定向公海排放核废水以及福岛核泄漏依旧没有得到根本性排除等因素，福岛五县食品解禁势必遥遥无期。再加之CPTPP的若干成员国尚没有完成立法程序，蔡英文当局急迫加入CPTPP的愿望唯有“竹篮打水一场空”。2020年11月15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正式签署，成为全球最大自贸区。RCEP协议的签署，既是中国与日本的一次互利经济合作，也是中国与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新的里程碑，而台湾则被排挤在外。

台湾问题涉及中日两国的历史、战略布局以及地缘冲突，更关系到中国的核心利益。而日本基于历史、地缘政治因素，对台湾问题的关注含有更大的现实利益考量。同时，日台关系从来都不是单独存在的，只是依附于中日两国关系的一个部分，中日关系中的台湾因素或两岸关系中的日本因素将长期存在，并持续发挥影响。简言之，未来的日台关系将持续结构性矛盾交织，此起彼伏且跋胡疐尾之“低潮与徘徊”。

与会者简介

王键：中国社会科学院首席研究员、中评智库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兼任中国日本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华日本学会理事、复旦大学台湾研究中心兼职教授、厦门大学台湾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硕士（日本经济史）、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博士（日本经济史）、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后（台湾经济史）。主要研究方向为日本史、台湾史与东亚区域关系史。

袁征：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创新项目首席研究员、美国外交优势学科带头人、博士生/博士后导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担任中华美国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负责学会日常工作。主要从事美国对外战略与中美关系的研究。曾先后在美国斯坦福大学、马里兰大学和夏威夷亚太安全研究中心访学。

胡继平：1967年出生，历史学学士、法学硕士、博士。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主要从事日本政治外交、中日关系研究。曾任日本法政大学特聘研究员、朝日新闻社客座研究员等。

刘江永：中国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兼任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副会长、中日友好协会理事、中国外交学会理事等。主要研究领域是国际关系、可持续安全理论，重点研究方向是日本及东亚地区。

黄大慧：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中华日本学会副会长。主要从事亚太安全、中国周边外交、日本问题研究等。学术代表著作有《日本对华政策与国内政治——中日复交政治过程分析》《日本大国化趋势与中日关系》《钓鱼岛争端的来龙去脉》等。

董向荣：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朝鲜半岛问题，学术著作有《韩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韩国创造奇迹》、《列国志韩国》、《韩国起飞的外部动力》等。

周永生：外交学院教授、中华日本学会理事、东亚和平与发展战略论坛特约研究员、中华日本经济学会理事。研究方向有日本外交、经济外交、国际关系。学术代表著作有《经济外交》、《战后日本外交》、《大棋局—中日美关系风云五十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