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属于中日关系的日台关系

形成于二战后的日台关系从属于中日关系，按照1972年中日两国的政治约定，日台关系被限定为民间性质的双边关系。就现实性而言，日台关系是中日关系之台湾问题与两岸关系之日本因素的主体，亦是日本协力美国长期介入干涉中国内政、阻挠两岸统一的主要表现。众所周知，美日的介入干扰是迄今两岸不克统一的最大外部因素，由此，日台关系的任何变化，都极易造成中日关系与台海局势的跌宕起伏，由此，日台关系始终是衡量中日关系与台海局势的一个晴雨表，这充分表现出日台关系的特殊性和敏感性。冷战结束以来的东亚区域的跌宕演变以及中日关系的起伏发展，清楚地显示日本对台策略与日台关系持续升温的发展态势，以及21世纪新时代中日关系框架下日台关系的主题由冷战时期“经济文化交流”演变为包括“政治安全合作”在内的全方位合作、由“美日共同协防台湾”渐变提升为“日台战略合作层级”、以及民进党蔡英文执政下日台间“结构性矛盾难以消融，但仍在起伏中持续推进”的趋势等。我们必须认识和把握日台关系这一演变趋势，提升战略研判准确度和持续强化战略定力，不论发生任何台海危机，始终保持战略主导地位。

1、台湾问题的历史渊源。1874年3月日本藉口“琉球事件”出兵侵犯台湾，这是近代中日关系史上最初产生台湾问题的滥觞。1894年7月厉兵秣马的日本联合舰队突袭中国兵舰，挑起震惊世界的甲午战争。1895年4月《马关条约》在日本签署，一败涂地的清廷被迫将“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割让予日本。6月首任台湾总督桦山资纪海军大将在台北主持“始政大典”，自此，台湾进入50年之久的日据时期。

日据初期台湾总督府武力镇压台民的抗日抵抗运动，残酷剿杀大批敢于抵抗的台民抗日义士。然而，日本占据台湾的目的是永久性占据台湾，为此，必须彻底割断台湾同祖国大陆的文化血脉联系，其中最重要的手段就是强力推行“皇民化”，将台民彻底改造为忠实日本天皇的“皇民”。“七七事变”之后，为配合全面侵华战争，日本在台湾颁布《国民精神总动员实施纲要》，试图把“日本国民精神渗透到岛民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去??”，其目的就是摧毁植根于台民思想根底的“中国意识”。

残酷的史实告诉我们，尽管广大台民抗拒日本殖民统治的斗争从未停止过，也涌现出如罗福星、柯铁、黄国镇、林少猫、林添福、简大狮等一大批台民英烈，但“皇民化”亦的确造就出一批思维错乱与精神分裂迭加的“皇民”。而且，“皇民化”遗毒对台湾社会产生的影响延续至今，如以李登辉为代表的“皇民”与蔡英文为代表的“皇民二代”就是其典范。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后，驻台日军部分法西斯军官暗中支持一批台湾“皇民”士绅发起“台独运动”，企图以台湾岛作为日本军国主义复兴的基地。虽然这个计划最终以失败告终，但从此开启了战后“台独”的混浊源流。战后很长一段时间，日本是“台独”分子的主要活动基地，一度活跃在台湾政坛的“台独”骨干，如前台湾“驻日代表”许世楷、前台湾“国策顾问”黄昭堂、“台独”理论家史明等也多在日本“发迹”并持续与日本亲台势力保持密切的联系。战后初期，吉田茂首相亦一度幻想“将台湾返还给日本统治”，吉田曾多次向美英驻日外交官征询建立“日台邦联”(union between Formosa and Japan)或“日台联合王国”(Japanese United Kingdom)的可能性。幻想破产后，则暗中资助廖文毅等“台独”分子在日本活动，以为日后介入台湾问题创造时机。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开始在经济与军事上重新扶植日本，日本成为侵朝美军的重要后勤基地。为围堵社会主义新中国，在美国主导下，《旧金山对日和约》（1951年9月）与《日台和约》（1952年4月）先后签署，开启所谓20年（1952-1972）战后日台关系史进程。

2、冷战时期的日台关系。冷战时期美国主导下形成的日台关系严重侵犯中国主权，中国始终坚决反对日台关系的存在与发展。台湾问题完全是中国的内政，是中国内战的遗留问题。而长期以来严重影响台海两岸统一的外部因素，就是来自美日的干扰。二战后美国对台介入主要体现在政治与安全领域，而日本更多地体现在经济与文化领域。但冷战结束以来，日本持续“以台制华”，积极发展与台湾的“全方位实质性”关系，在中日关系中台湾问题的比重急剧增大。1943年12月中美英《开罗宣言》明确规定日本侵占的包括台湾和澎湖列岛在内的中国领土必须归还。1945年7月中美英又发表促令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同年8月8日苏联加入)。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向盟国投降。10月25日，台湾光复，回归祖国。由此，二战后的台湾不仅在法律上而且在事实上已归还中国。之所以又出现台湾问题，最重要的是美国等外部势力的介入。美国冷战思维指导下签署的《旧金山对日和约》严重违背和篡改《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的国际正义精神，仅仅规定“日本放弃对台湾、澎湖列岛、南沙及西沙群岛的一切权利和要求”，只字不提这些领土的归属问题，为日后之“台湾地位未定论”与“两个中国论”制造所谓的法理依据。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军第七舰队开始巡航台湾海峡；1952年4月日台“建交”；1954年12月《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签署，东瀛列岛与台湾列岛共同成为美国围堵中国大陆的第一岛链重要据点，这就是战后日台关系得以发展的历史背景。

日本战败标志着台湾作为日本殖民地的历史宣告终结，迫使日本对台政策作出重大调整，但两岸暂且分治的台海现实，“又给日本采取其他形式继续控制台湾提供了某种可能。因此战后日本制定对台政策的基点和指导方针便由直接的殖民统治向着谋求实质性控制的方向转变。由肢解中国向着促成分裂，在分裂中实现对台政策目标的方向转变”①。

历史事实表明，冷战时期的日台关系始终保持着“前行”态势，日本一直配合美国对台战略，形成美日台三边政经合作机制；美日对台湾的军事保护和经济支持，就是在美日同盟的基础上，不断提升加强美日军事同盟对台湾的保护“力度”；不断在经济上扶植并控制台湾。

现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外祖父岸信介被称为日本“台湾帮开山鼻祖”，战后曾被指定为甲级战犯。1957年2月岸信介出任首相不久就匆忙赴台与蒋介石会谈，鼓吹“日台合作”，推行敌视中国大陆的亲台政策。1958年5月，岸信介更怂恿日本极右分子制造侮辱中国国旗的“长崎事件”，中日民间关系陷入全面停顿。1959年7月岸信介在伦敦与英国首相麦克米伦会谈时表示，如果中国大陆统治台湾，“将成为对日本国家安全的重大威胁”。1960年2月岸信介公开宣称：美日安保条约之“远东”条款涵盖“台湾地区”。岸信介之胞弟佐藤荣作担任首相后，更加大对台“亲善”力度，自1965年开始，佐藤内阁对台实施取代“美援”的日元贷款，日台经济关系日益密切；1969年11月发表的《佐藤—尼克松联合声明》载有“台湾条款”，公开干涉中国内政。

国际风云变化无常，中美中日战略接近是冷战时期世界局势发生重大转变的典型事例，从1954年中美日内瓦会议、1955年日内瓦中美大使级谈判到1971年中美乒乓外交等，隔绝中美战略对话的坚冰渐次消融。而中美战略接近直接推动了中日的接近，在日本接受中国建交三原则（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二、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三、日台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的前提下，中日邦交实现正常化。1972年9月《中日联合声明》对台湾问题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1978年8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则从政治和法律上进一步确认了《中日联合声明》对台湾问题的政治表述。同样，在接受中国建交三原则（一、美台断交；二、废除《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三、撤出驻台美军）的前提下，中美正式建交。1978年12月《中美联合公报》对台湾问题明确规定“美利坚合众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此范围内，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至少在美日东亚战略层次上，台湾的重要性略有降低，但美日台三边合作机制仍继续维持运行。

自1972年中日建交以来，日本多次表示恪守《中日联合声明》等四个政治文件所确定的原则，虽然也有日本政界人士多次发出违背上述原则的言论，但整个冷战时期日台互动过程持续保持“低调”前行态势，日台“断交”后仍维持密切之经贸与人员往来。

二、21世纪的日台关系

以前苏联解体为标志的国际冷战格局结束后，美日同盟重新定义假想敌，日本亲台势力蠢蠢欲动，中日关系中的台湾问题亦开始突出。台湾岛内亦发生重大变化，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病逝，心怀叵测的李登辉继任台湾地区领导人；1996年3月23日，在所谓的台湾地区领导人“直选”中，开始绽露“台独”锋芒的李登辉当选。为给李登辉“鼓劲”，4月10日，日本外务省亚洲局局长加藤良三在日本国会宣称：对中国关于“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主张，日本只是表示理解和尊重，而并不是承认；“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只是中国的说法，而不是日本的说法。这是日本公开支持“台独”的首次官方表态，不仅严重违背《中日联合声明》的精神，也严重背离外交信义与道德。其后，日本政界这种颠覆性的观点反复出现。

1，日本始终支持“台独”。1999年7月9日，存心险恶的李登辉悍然对德国媒体公开宣称台海两岸是“‘国家’与‘国家’，至少是特殊的‘国与国’关系”，即所谓的“两国论”，其“台独”面孔彻底暴露。2000年3月18日，“台独”政党之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台湾地区政权第一次更迭。陈水扁完全继承李登辉的“台独”路线，2002年8月3日，陈水扁向在日本东京举行的“世界台湾同乡联合会第二十九届年会”发表视频讲话，公然声称“台湾跟对岸中国‘一边一国’”，鼓吹要用“公民投票”方式决定“台湾的前途、命运和现状”。为遏制陈水扁铤而走险的“台独冒险”，中国大陆于2005年3月颁布《反分裂国家法》，全球唯有日本“声援”陈水扁当局。

李登辉、陈水扁以权谋推动“台独”进程具体谋略之一，就是篡改历史教科书，误导台湾青少年一代。比如李登辉时期推出的《认识台湾》历史课本，打破时间轴，台湾史单列，强调台湾本土英雄，培养学生的“台湾意识”。陈水扁时期更把《历史》科目从台湾中学生的课表中“永久”剔除，取而代之的历史、地理、公民三合一的《社会》课程数量也从每周两节变为每周一节。从《历史》到《社会》，不仅中华民族历史人物少了两百多个，几经修改课本中还多了许多仇蒋、媚日的内容，如将日本侵略中国的行径称为“日本帝国的扩张”。

蔡英文上台后更是公然美化日本侵台历史，2016年6月冲绳岛建成的悼念“台籍日本军人”的“台湾之塔”上就有蔡英文的题名落款；8月初她向原住民道歉时公然声称日据台湾时期实施了“全面而深入的理番政策”；11月初她又在“追思纪念台籍老兵秋祭活动”上颂扬“台籍日本军人”的业绩。2017年4月在蒋介石、八田与一铜像分别被破坏事件上更是奉行“双重标准”等。

2017年11月5日，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中心前主任傅高义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以“中日关系与东亚的未来”为题发表演说时指出，导致中日关系在1992年后逐步恶化，日本支持“台独”也是关键因素之一。

2，渐次升温的日台关系。毋庸置疑，日台关系是日本插手台湾问题、干涉中国内政的主要表现，日本亲台势力和岛内“台独”势力的合力则是促进日台关系持续升温的重要因素。未来一段时期，这一因素将继续对日台关系的升温发展有明显的影响。日本对“台独”势力的“潜在”襄助，是影响中日关系与台海稳定的重要因素，更是日台关系持久升温的动力。

近年来，日台也始终企图谋求所谓的双边关系“制度化”与“法律化”，而一个重要风向标就是近年来沸反盈天的所谓日本版《台湾关系法》动态。2005年10月在台湾“驻日代表处”资助下，日本平成国际大学教授浅野和生发布其拟订日本版《台湾关系法》（全称为《日本与台湾之间相互交流的基本法律》）草案。2014年2月自民党“促进日本台湾经济文化交流年轻议员之会”（安倍首相胞弟岸信夫担任会长）通过推进日本版《台湾关系法》的决议。安倍首相外交智囊、东京基督教大学西冈力教授称，要从“价值观外交”出发，制定日本版《台湾关系法》。2016年12月自民党众议员岸信夫公开宣称，虽然“日本政府目前没有在做任何的动作，但是国会议员有在进行这方面的研究”。2017年5月与12月，日本自民党众议员长岛昭久与铃木馨佑先后放言，鼓吹制订日本版《台湾关系法》，建立日台安全战略合作。日方政治家的言辞再次证实日本将持续打“台湾牌”的既定策略，在给中国大陆施放压力的同时，又持续对台湾拉拢控制。

2009年5月，日本交流协会台北事务所代表斋藤正树在台湾中正大学举办的“国际学会年会”上，公然声称“台湾地位未定论”，在遭到海峡两岸的强烈批判后被迫离职。台湾“驻日代表”谢长廷多次宣称日台已是“命运共同体”；2017年8月台湾“联合国协进会”理事长蔡明宪在日宣称，台日是命运共同体，台湾是日本国家安全的一部分，建议自民党议员支持将台湾纳入美日安保条约的一部分。是年12月蔡英文在接见日本参议员泷波宏文等人时，呼吁日方能协助台湾加入CPTPP，尤为希望未来双方可以加强安全战略上的合作关系，共同维护区域和平稳定。

随着特朗普东亚政策的调整，日本对台湾的控制欲进一步被启动，2017年初，日台相互修改联络窗口名称，日本“交流协会”更名为“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台湾“亚东关系协会”更名为“台湾日本关系协会”；3月日本总务副大臣赤间二郎以“官方身份”赴台活动等，这是日台力求双边互动向“准国家层”升级的渐进式举动。

共同应对中国的战略崛起是日台的最大“阈值”，因而这种相互需求趋势必将促使日台持续合力对抗中国，而蔡英文极力呼吁日本参与“新南向”动态，亦可视为未来日台合作的重要领域之一。然而，以合力对抗中国大陆为政治蕴含的日台经济互动，从根本上与日益深化的东亚地域经济合作的大方向是背道而驰的，是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蔡英文当局企图以“新南向政策”强化与美日经济联系的配套与延伸，企图以东南亚市场替代中国大陆市场，注定难逃失败的结局。

3，日台战略合作的不确定性。历史事实显示，日台关系在20世纪50年代初形成后，在美日台三边合作机制下，进入起伏不断且持续提升的发展进程。虽然目前日台战略合作的层级仍处低级状态，亦曾有多次跌宕起伏，但这一进程持续进行，日台战略合作已成为日台关系发展变化的重要内涵之一。

日台战略合作具有两个层次内涵。其一，日本借助美日同盟把台湾纳入其“军事护卫”范畴；其二，日本始终利用台湾作为其处理中日关系的重要筹码。无论冷战时期或后冷战时期，正是在这两个层次上形成了日台战略合作。未来仍继续是这两个层次的起伏变化，导致日台战略合作在起伏中持续强化，而未来日台强化战略合作极有可能体现在日台海洋合作，更体现在蔡英文极力拉日参与“新南向”，极力参与日本主导的CPTPP及美国主导的印太战略等方面。2017年11月蔡英文在与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晤谈时说，台湾是“印太区域”的自由民主国家，自然是“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的相关者。但日台战略合作取决于日本的战略利益、战略判断，台湾只能被动接受。

后冷战时代美日持续合力干扰台海已成定局，1996年台海危机中，日本桥本龙太郎内阁不仅催促美国克林顿政府派遣两支航母编队武力威慑中国，而且是西方七国中唯一向中国提出抗议的国家。近年来，日本反复强调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在国际社会渲染中国“好战”的形象，2017年12月在北京举行的第十三届“北京——东京论坛”上，前防卫大臣中谷元就狂言称，“决不允许中国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自2005年2月美日安保“2+2会议”将台海地区列为美日“共同战略目标”以来，日本积极配合美国介入台海问题的趋势明显。美日同盟“全球化”定势以及日本集体自卫权解禁、武器出口三原则废除以及安保法案的通过等，台海问题日趋复杂化亦是必然，日台战略合作则借势推进。

中国战略学者指出，台湾问题是日本对外战略全局中的一个环节和一个组成部分。日本对台政策的一举一动，莫不取决于、从属于，同时也受制于日本对外战略的基本目标。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中国不断增强的综合国力和强劲的发展势头，中国与日本相邻的地理位置，中国潜在的巨大市场，这三点对日本制定对台政策构成了巨大的威慑与制约力量。正因为如此，才有了日本在对台政策上“反复无常”的表现②。日本对台湾的“历史情结”、追求国家“正常化”政治因素、对外谋求更多国家利益以及日美同盟的战略需求，是日本“关注”台湾问题的根本性因素。对中国而言，台湾问题是一个集领土完整与国家主权、民族尊严与战略利益于一体的“国家核心利益”问题。维护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义务和职责。中国绝不允许“台独”分裂势力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为此，2005年3月全国人大通过《反分裂国家法》及2015年7月全国人大通过《国家安全法》，以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

岛内执政之民进党“台独”势力刻下仍在蠢蠢欲动，不平静的台湾海峡将再次成为东亚乃至世界的焦点。中日在台湾问题上的博弈纠葛，是非法干涉与正义反干涉的重大问题。我们必须全方位地审视中日关系中的台湾问题，面对两岸关系停摆及岛内杂沓乱局等现实，我们亦须保持战略自信。

三、日台关系的研判与展望

毋庸置疑，在中国战略崛起与中美中日关系发生重大战略调整的现阶段，日台关系的走向更加充满不确定性。而基本可以确定的是，由于蔡英文当局拒不承认“九二共识”而造成台湾岛内蜩螗沸羹、两岸严峻对峙的动荡势必进一步加剧，但民进党当局依托美日抗拒大陆的战略图谋亦是绝难实现。

民进党始终以权谋意识而非战略意识来处理对外关系，除了坚持亲美路线外，就是用日本作为美国之外的政治保险，亦是一种秉性使然的“台独”心态。蔡英文当局执政一年多来，精心谋划、虑周藻密地经营对日外交，希冀推动日台战略合作层级并构建台日命运共同体，其目标设定是依靠日方为其“台独”背书，抵御来自大陆的强大压力。

在蔡英文当局“潜心运营”与安倍内阁“笃志策应”的合力下，一年以来的日台政治往来、双边贸易等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提升，但“形有微澜、势仍依旧”，日台关系仍在中日关系的框限中，日台结构性矛盾仍难以消融。“日本在对台经贸互动中过分关注自身的整体利益与经济利益优先使日本在台日双方经济合作中更多地索取与提升讨价还价的砝码，使民进党难以招架”③。而且，随着特朗普退出TPP后国际形势的演变，再及日本面对中国的战略崛起及积极参与“一带一路”的新动态，似出现中日关系改善与日台关系停滞态势。然而，日本为谋取更多战略实惠，亦在台湾问题上频频向中国挑衅，凸显其对华政策一贯的两面性。

维持台海“长期分治”现状是美日的战略目标，亦是美日谋求对华战略“利益最大化”的手段。而日本在日台关系中一直处于主动地位，当下日本依靠美日同盟牵制中国，把蔡英文当局视作“以台制华”的战略契机，渐次提升支持蔡英文当局的力度。但必须明确指出的是，一向以蠡测海、管中窥豹的蔡英文试图在不承认“九二共识”情况下，依靠美日外力寻求拓展国际空间的“台独”企图实难实现。

总体来讲，当前的中美关系矛盾尚处可控阶段，以均势战略为核心的新现实主义仍然是美国外交战略的主导势力。中日关系全面转圜虽不确定但形势可控，一带一路框架下中日合作、以及中日共同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中日韩自贸区谈判等进行中，中日东海危机管控亦逐步加强。当下，日台在经济和安全合作等方面也存在进一步拉近的动力、动机，但主要由于冲之鸟礁渔业纠纷与日本食品解禁等结构性矛盾交织，造成日台FTA等双边经济合作进展停顿，蔡英文当局亦无力转圜徘徊不前的日台关系④。

简言之，在中国战略持续崛起以及中美、中日关系战略调整的大背景下，日台关系“突破性”发展异常困顿。日本亦意识到“傍美攘华不具可持续性，地缘政治包围网更属空中楼阁，不仅无益地区局势，亦影响本国经济发展”⑤。日方唯有兑现在台湾问题上的政治承诺，早作战略判断及政治决断，推进中日利益交汇与战略互惠。中国学界认为，在中国总体实力不断上升的前提下，日本在台湾问题上也不敢贸然行事，“两面下注”、拉拢台湾加深合作，特别在海洋问题上分裂两岸合作以牵制中国的东海和南海政策、在安全问题上打造隐蔽性的美日台准军事同盟关系，将是日本的长期目标和战略⑥。

由此，未来日台关系以“逐步积累”或“小步慢行”的低调方式持续加强或提升日台政治、经济、文化关系，但中国执行《反分裂国家法》的坚定意志以及强大综合国力，始终是蔡英文当局政治野心的最大制约，亦严厉约束着日台关系“偏轨”发展。

综上所述，当今日台关系的形成和保持，不仅粗暴干涉中国内部事务，更严重侵犯中国的国家尊严与领土主权完整，中国始终坚决、强烈地反对日台关系的存在。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中国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反对“台独”的坚定决心以及强大能力，始终是对日台关系最重要、最有效的遏制因素。1972年9月中日建交前夕，日本接受中国提出的中日邦交正常化三原则，就是中国的战略决心和能力对日台关系遏制的最充分表现。21世纪中国的战略崛起则标志着中国实现决心的能力日益明显强化，对日台关系的遏制必将更加坚定有效。

回顾中日建交以来的两国关系，台湾问题始终作为一个重大的敏感问题存在着。是否严格遵守《中日联合声明》和两国领导人达成的有关协议和谅解，直接关系到中日关系能否健康、顺畅发展。中国希望日本政府遵守在台湾问题上曾经作出的不参与制造“两个中国”、不发展与台湾官方关系、不支持台湾“独立”的承诺，希望日方切实信守诺言，并对存在于台岛内外的“台独”活动保持高度警惕，遇事慎重处理，防止因此影响台海稳定与中日关系大局。2017年7月与11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两次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时，都要求日方在历史、台湾等涉及中日关系政治基础的重大原则问题上，要始终按照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和双方已达成的共识行事。

美台关系亦是影响日台关系的重要因素之一，特朗普继2017年12月12日签署《2018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之后，12月18日又发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宣扬要根据《与台湾关系法》继续协防台湾。2018年1月9日，美国众议院一致通过为美台高层互访解禁的《台湾旅行法》，要求美国政府“鼓励美台所有级别官员的互访交流”，可见美国已经在法律程序上逐渐完成提升美台关系的政治准备。虽然《台湾旅行法》签署成法律的时间最快也要到今年下半年，美台军舰相互停靠因为高雄左营港口还在扩建中，亦不能马上实现，但美台关系的“狂飙”势必促进日台关系的“跟进”。“中国大陆应该警惕日台关系提升将带来的危险性，避免日台强化关系导致台海地区乃至整个东亚地区的和平稳定遭受威胁”⑦。

注释：

①武寅：《日本对外战略与台湾问题》《世界历史》2000年第2期。

②武寅：《日本对外战略与台湾问题》《世界历史》2000年第2期。

③王星宇：“民进党再次执政以来台日互动探析”，《中国评论》月刊2017年10月号（总第238期）。

④参考王键：《21世纪以来台日关系演变—兼及台日结构性矛盾与未来走势因素》，《日本学刊》2017年第2期。

⑤陆忠伟：“日本缘何对“一带一路”积极表态”，中国社会科学网http://intl.cssn.cn/gj/gj_hqxx/201801/t20180108_3807010.shtml

⑥复旦大学中日关系（年度）战略报告书课题组：《中日关系：2016—低位徘徊与嬗变》。

⑦林艶：“浅析日台实质关系提升对东亚安全的影响”，《中国评论》月刊2017年10月号（总第238期）。

王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中国评论》月刊3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