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1年的整个趋势来看，随着中国的崛起和国力强大，中国的周边态势越来越不容乐观。尤其在海权问题上，中国开始面临越来越大的源自内、外的双向压力。在对外的海域问题上，中国自年初至年终已多次同日本和韩国发生摩擦。其次，而在南海，中国在年中更是因南沙等问题一度同越南和菲律宾等国纠缠不清，在南海问题背后终于出现了美国的身影。中国内部，大量民族主义者一直要求政府对外动武，而近年中国军费投入也相当大，鹰派声音渐起。

2011年7月，美国国务卿克林顿在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议期间大谈南海与美国国家利益关系，大谈维护南海航行自由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反对“胁迫”，反对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11月，希拉里在APEC峰会前又大谈亚太战略。“美国重返亚太计划”包括：强化美日韩三国安保同盟关系；深化与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关系；参与亚太地区多国间协调事务；扩大美在亚太地区的贸易和投资；建立广泛和稳定的军事存在。12月，希拉里又历史性地访问了缅甸。

不只是希拉里，美国防长帕内塔在10月份访问亚洲时也曾对印尼说：“美国是太平洋国家，在这一地区有持久利益，美国对地区盟友和伙伴有持久承诺。”此外，他还对“中国军力不透明”表达了关切。在APEC峰会之后，奥巴马总统又出访澳大利亚并前往印尼，成为参加东亚峰会的首位美国总统。整个11月份，奥巴马在亚太停留了10天，这在美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奥巴马在亚太之行中高调宣示，美国是“太平洋大国”，将“留驻”亚太，通过“坚持核心原则”和与盟友及伙伴的紧密合作，在“塑造”亚太地区未来中发挥“更大、长远的作用”。美国与澳大利亚达成军事协议，美军将进驻澳北部地区。

美国在此年度APEC峰会的首要目标是力推《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TPP是从2002年开始酝酿的一组多边关系的自由贸易协定，原名亚太自由贸易区，旨在促进亚太地区的贸易自由化。2009年11月美国正式提出扩大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计划。美国借助TPP的已有协议，开始推行自己的贸易议题，全方位主导TPP谈判。TPP的施行，一方面可以缓解美国的经济危机，另一方面又将在亚太建构地区新均势，这是美国力推它的动因。值得注意的一点是，TPP的推行计划中，并没有纳入中国这个主要贸易伙伴。

从全球权力分布的格局变化来看，美国重返亚太的行为具有必然性。首先，理解美国行为应当从美国自身的特殊全球地位开始。美国经过其特殊的天然具有全球性和后民族特性的发展道路，在二战后成为全球秩序的核心。尤其在苏联解体后，美国更是成为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必然会竭尽全力维持其独一无二的地位。其次，同全盛时期英国对欧洲的“势力均衡”战略类似，并且自身比英国具备更好的战略位置，美国在欧亚大陆之外对可能出现的新焦点不断进行再平衡，调节势力失衡的状况。无论是当初的苏联，还是今天的中国，由于幅员辽阔并具备强大国力，都不可避免地会成为美国重点提防的再平衡对象。由于苏联之后的俄罗斯始终处于衰弱状况，并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问题重重的俄罗斯都不再有能力维持当初的扩张性，因而俄罗斯逐渐不再成为全球焦点。显然，整个欧亚大陆上的新焦点区，只能是中东和东亚。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必然会团结其盟友和伙伴关系国，利用其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动员能力，来对这些新焦点区进行合围，在局部促成“势力均衡”以消除势力失衡的局面出现。而对美国而言，相对于顶多能成为局部霸权、且有强邻土耳其和沙特在旁边进行制衡的伊朗，幅员辽阔又拥有多大13亿人口的中国肯定是个更刺眼和更长期的制衡对象。而且，同历史上中国限制商业或闭关锁国的情形不同，也不同于前苏联依赖于计划经济封闭模式的庞大军事集团，中国在改革开放后逐渐接受了全球化和市场经济，在不断追逐利润的同时，资本走向全球扩张的要求也逐渐要求中国政府越来越重视海权和全球利益。因此，中国不断向外扩张的巨大动力，必然会撼动周边的区域板块构造。在南海问题中出现的美国身影，只是这一必然性逻辑链条在现实中的具体展现而已。

在认识到美国重返亚太的必然性之后，中国应当对此制定相应的战略和对策，加以有效应对。首先，与美国所具有的综合优势不同，目前中国的优势主要在于经济实力。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跃居全球第二，而中国自身经济增长的潜力仍然远远没有得到充分释放。尤其不同于美国的自由经济模式，中国自身的国有经济模式在客观上造成政府对于对外投资有非常强的影响力。在这种情况下，在理论上中国政府确实可以有效地调动资源，鼓励一部分企业集团走出去，同时令他国的私人企业集团很难与之进行市场竞争。当然以上表述还有个前提：还要能保证中国国企的决策大致正确，从长期来看，资源消耗将会拖垮决策出问题更多的一方。无论如何，相对于美国，中国在贯彻对外战略时有更强的执行力和政治经济整合能力，这应是事实。其次，对于东南亚等国而言，由于它们的经济规模小，工业并不发达，若同中国进行经贸合作，将会在经济上大大受惠于中国。而且中国同东南亚在地理上距离较近，具有天然的贸易优势。这有利于在中国和周边打造出一种“中心-边缘”的依附结构。在2009和2010两年，中国已超过美国和日本，连续成为东盟的最大贸易伙伴。在这一点上，美国并不具经济和地缘上的优势。中国同东南亚国家在经济上和地缘上具有较大的互补性，这既是现有的既成现实，也是中国在未来应当不断去努力巩固和建构的发展方向。

但是，抛开经济实力再看，中国同亚太各国进行深度合作仍然存在着诸多障碍。在制度方面，与美国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法治体系并依此建立的同盟和伙伴关系不同，中国自身的制度发育仍然处于初级阶段，法律体系远非成熟有序，社会规则体系也漏洞百出，远达不到足以建立亚太同盟的水平。回顾在冷战时期的共产主义阵营，各社会主义国家在意识形态和制度体系方面保持高度一致。即使如此，这些国家在维持同盟关系方面也暴露出了易变和不成熟的特征。在目前的阶段，虽然东南亚各国在制度体系方面也处于较低的发展水平，但相对于中国，他们在历史和传统上同美国和日本等国进行对话和接轨的平台是更加“无缝”的。比如菲律宾、印尼和马来西亚，都拥有与欧美类似的民主选举制度和三权分立架构。尽管这些国家也同欧美存在较大差异，制度的运行和实效也存在很多问题，但制度体系平台同欧美确有较大的契合特征。与其相反，中国制度体系的优势并不在于规范，而在于执行力和灵活性，但这也造成中国的决策过于依赖领袖或少数官僚-精英群体，而缺乏持久维系的法理和制度的基础。除非东南亚各国能够接受类似于党委书记、各级宣传部或街道办事处这样的制度安排，不然中国同东南亚各国的持久合作就难以避免这一类的制度接轨障碍。

此外，在文化方面，中国的大陆生活方式同东南亚的海洋生活方式也存在着一定的冲突。中国自古由于气候较为严酷，君主专制长期维持，生活比较艰辛，而且内外战乱不断，这就形成了较为特殊的民情气质。东南亚一带由于相对较为隔绝，战乱较少，很多岛国地处大洋之中，气候同大陆地区完全不同，物产和生活方式也有极大差异。这就形成了非常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体系，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中国同东盟进行深度合作的文化障碍。此外，在东南亚各国宗教势力都有相当大的影响力，比如伊斯兰教在印尼和马来西亚，佛教在泰国、越南和缅甸，天主教在菲律宾等等。这些特征都与中国差异甚大。中国的国民大多数都是无神论者，而且中国官方的意识形态也更倾向于无神论信仰。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若要同各国进行深度合作，一方面要不断加强自身的软实力建设，着力于打造自身文化魅力，另一方面也必须能够吸纳这些不同文化、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体系。在这个基础上，也是从更长期尺度来看，中国才有可能同东南亚建立持久、深刻且牢固的合作关系，逐渐将其纳入自己的影响范围。

尽管美国重返亚太的战略举措在很大程度上必然是针对中国的，中国政府也不应当对此过于敏感。因为从历史上看，美国并非必须要介入亚太的安全格局。

比如在上世纪的1910年代，美国在美西战争后一度占领了菲律宾。但在没有受到强大威胁的情况下，美国此后主动从菲律宾撤出，最终促成了菲律宾的独立地位。在当时的情况下，美国国内政治舆论实际上支持了菲律宾的独立选择。进入1920年代，在日本不断崛起的情况下，美国最初也着力于平衡而没有刻意去围堵日本。但在二战爆发前后，情况发生了变化。由于日本不断对外扩张，甚至妄图吞掉整个中国大陆，这严重破坏了远东的均势，美国越来越感受到了威胁，才逐渐把日本看作敌对方。此后事态愈演愈烈，日军偷袭珍珠港，使美国不得不武力介入亚太局势。若从当前世界“金砖五国”的情形来看，除中国和俄罗斯外，尽管印度和巴西的军力都在大幅增长，美国对印度、巴西和南非也都没有很强烈的戒备心理。以上足以说明美国的决策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对威胁的判断来做出的，并非一概地把某个区域强国的出现看作敌对的威胁。

相对于印度和巴西等国，中国由于自身存在一些与美国非常不同的制度、政经关系和文化特征，就更容易被一部分美国人看作是潜在的威胁，而这是美国在对亚太安全局势进行评估和决策时的重要影响因子。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首先应当努力避免加剧地区紧张局势，适当控制自身军备的发展，以免造成亚太地区的军备竞赛。在周边并不存在强大军事安全威胁的情况下，尤其在中国的东部和南部，过度的军事投入必然会引发邻国担忧，一方面会造成军备竞赛，另一方面也会诱发外部力量的介入，这并非明智之举。其次，摆脱大力扩军的简单思维后，中国应当着力于加强自身的制度转型，为大范围内的商业环境和中小企业发展提供更好的规则和秩序，进一步理顺政经关系，提高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的运营效率，消除地方壁垒、既得利益集团和官僚体制自身的异化特征，最终逐渐同东南亚各国处于更接近、更互补的发展模式，为双方的经贸合作加深提供更好的平台，也为日后整个亚太地区从经济到政治的无缝对接提供良好基础。最后，中国还应当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促进社会文化的转型和创新，鼓励多元文化的视角，促进中国同周边国家的劳动、科教、商贸、旅游等方面的人员流动，促进文化交流，从长远视角来看，为亚太地区的整合提供有效的人力基础。

面对美国的重返亚太，中国尤其应当在大的战略方向上寻求平衡。一方面，随着中国国力的强大，中国对海权的追求具有一定正当性，也应该是可以理解的，但这种追求不能脱离中国的历史语境和地缘现实。尤其不能因为中国暂时的经济宽裕而毫无约束地在某些军事方向上放手发展，这是不明智的，也是很难持续的。在另一方面，中国自身应是以陆权为核心的国家，因此在战略布局方向上，不应只局限于东进和南进的战略考虑，而应当同时考虑西进和北进的方向。尤其对于中国和俄罗斯的同盟关系，值得更谨慎地思考和定位。由于从一个更大的时间尺度来看，俄罗斯正在不断为其历史上的过度扩张而买单，它的衰落趋向恐怕是短期内难以扭转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应当认识到联俄制美战略的局限性，根据全球格局的变化来及时有效地调整对外政策。目前的联俄策略，在很大程度上倒是很符合俄罗斯的战略考虑，而却未必符合中国长远的国家利益。中国尤其不应局限于上合组织的框架约束，而应采取更灵活的外交路线。比如对中蒙关系，中日关系，中印关系，中澳关系，中国都应当进行有效的政策平衡，避免给美国、欧盟或俄罗斯提供对中国进行制衡的手段和口实。

美国高调重返亚太，将使整个亚太格局的情况变得更加复杂。但中国没有必要对此过于敏感和忧虑，而应从自身的问题和发展着手，来应对这一更加复杂的局面。这种复杂局面的产生具有必然性，因为随着中国不断崛起，中国已经不再是原来那个并不太引人注目的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而逐渐成为全世界举足轻重的政治和经济的力量。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问题成为全球焦点是难以避免的，这一天早晚都要到来。中国应当积极地看待这种自身角色和全球情况的转变，而非消极地或敌对地看待这种外部的正常反应。无论如何，中国问题的真正动力在于内部，发展前途也取决于中国自身的自我反省和改进能力，以及对问题的解决能力。归根到底，中国能否顺利实现转型将会决定自身的成败。美国重返亚太将对中国的上述这些能力进行有效的检验，这将会考验中国的智慧，考验中国到底能不能顺利转型。显而易见，只有在充足能力保证下，在内部与外部、资本与民生、市场与政府、权利与权力、世俗与信仰之间寻求有效的平衡，中国才不会受制于人，进而造福亚太泽被世界，实现真正的持久崛起。

作者简介：王键，毕业于北京大学，在上海从事科研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