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西方历史哲学的发展向着两个方向展开。其一是思辨的历史哲学，它延续了19世纪以黑格尔《历史哲学》为经典的思路，试图以形态学的方式思考世界历史的行程与命运；其主要代表有德国思想家斯宾格勒和英国思想家汤因比。其二则是分析或批判的历史哲学。历史哲学家们要从认识论上追溯历史知识的本质，探究历史认识何以可能的基础。历史哲学在这个方向上的发展最终为作为学科的历史学提供了理论的基石，也为人们认识历史，认识自我的生成提供了恰当的思维途径。本文意在对这第二个方向给予一种概述性描述与综合，希望能够为读者勾勒出20世纪历史性思维的宏观图景。

一、分析或批判的历史哲学之内涵

分析的（或批判的）历史哲学的出现跟分析哲学的兴起有着密切的关系，分析派的哲学家们严厉地批评了以往的思辨的历史哲学体系。理解历史事实，首先就要分析和理解历史知识的性质，这是分析派历史哲学家们的出发点。对历史的假设、前提、思想方法和性质进行反思，就是历史哲学的任务。这样一来，分析派的历史哲学就把研究的重点从解释历史的性质转移到解释历史知识的性质上来。分析派所面对的问题更多地是历史知识是什么，而不再是历史本身是什么；更多地是人们是以什么样的思维方式认识历史的，而不再是历史自身是怎样运动的。对于分析的（或批判的）历史哲学来说，更重要的问题已经不再是对历史本身的探讨和解释，而是对历史学的探讨和解释。因此，在哲学应该成为科学的总的潮流的影响下，历史哲学也走上的力求成为历史科学的道路。分析的（或批判的）历史哲学提出的要求是，应该从哲学的角度来考察历史知识的性质，或者说，对历史知识进行一番哲学的批判。

1907年德国历史学家齐美尔（Georg Simmel）提出了康德式的问题：历史科学是怎样成为可能的？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构成了本世纪以来历史哲学文献的主体，包括像卡西尔（Ernst.Cassirer）的《近代哲学与科学的认识问题》，亨普尔（C.G.Hempel）的《普遍规律在历史学中的作用》以及诸如德雷（W.H.Dray）的《历史学中的规律与解释》，加德纳（Patrick Gardiner）的《历史解释的性质》，伯林（Isaiah Berlin）的《历史的不可避免性》之类的著作层出不穷，其内容实质可以说都是环绕着这一中心问题而展开的。

英国唯心派哲学家布莱德雷（F.H.Bradley）的著作《批判历史学的前提假设》（The Presuppositions of  Critical History）一书于1874年出版，通常认为这是现代分析历史哲学的开端。布莱德雷是英国哲学家，他认为历史必须有批评的方法。历史的事迹，大多不是作者自己所能作证的事件，常由以往述说事实的人作证。这些作证的人是否可靠，应该由作者本人来进行评判。作者接受作证人的作证，就是作者本人在自己的心灵中重建作证者的思想（这点同柯林武德的“历史重演论”有些相似）。也就是说，历史知识不是盲目地、消极地接受证词，而是要对证词做出一种批判的解释。布莱德雷在这本书中讨论了历史客观性的可能性问题，他不仅反对当时实证主义的客观主义，也反对当时图宾根学派和历史主义派的怀疑主义。此后，历史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异同问题，成为历史哲学家们所讨论的一个热门。有趣的是，当时在英、法两国，实证主义的史学理论正在流行，他们极力要把历史学纳入自然科学的方向和轨道；而在德国，情形却恰恰相反，在这里开始掀起了反实证主义的思潮。下面我们就从狄尔泰谈起。

二、狄尔泰的“体验论”

现代德国哲学的奠基人之一的狄尔泰（W.Dilthey）于1883年在他的《精神科学序论》（Einleitung in die Geistessenschaften）中区别了历史科学与自然科学两种研究方法的不同。在狄尔泰看来，历史论述具体的、个别的事物，而自然科学论述的则是抽象的、一般的事物。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是观察，而精神科学的研究方法是理解。新康德主义哲学家们继承并发挥了这种观点。自文艺复兴以来，由于自然科学的发展，哲学思想不能不受到影响。而对于如何获得外界的知识，洛克、休谟和康德曾进行过详尽的讨论，但是“关于怎样才可以说得到了历史认识这个专门问题”，洛克、休谟和康德都没有做出回答，或者忽略了它。狄尔泰试图根据康德的模式来写一部《历史的理性批判》的巨著，以补充康德所建立的哲学结构。可惜的是，直到狄尔泰逝世，他的这个宏愿仍未完成。

狄尔泰之重要性有二：第一、他继尼采之后讨论生命问题，这与齐美尔[1]、柏格森、詹姆士（William  James）等在科玄之战中造成了二十世纪哲学之转向。第二、19世纪末，在德国马克思主义刚刚抬头，而科学主义则已盛大输入，使历史主义动摇，他是代表德国历史主义－－洪堡、黑格尔、兰克之传统，反抗科学主义最早之一人，而其见解亦在一般学理上影响最大之一人。狄尔泰标榜历史主义（或历史的相对主义），以“体验”（Erilebnis）这一概念作为理解历史的关键，即历史是要从内部加以认识的。为巩固历史主义基础，狄尔泰研究历史哲学。从来历史哲学研究历史之因素、其发展之法则与价值之标准。此所谓“实质的历史哲学”。但要决定实质问题，还要追究其根据，此即历史知识有无可能，界限如何，方法之原理如何。此所谓“形式的历史哲学”。而狄尔泰所研究的，他称为“历史理性之批评”。他是仿效康德，在确定科学知识之前，须有理性批评，巩固科学知识之根据。

1883年他发表《精神科学序论》第一卷，当中讨论史学—精神科学独立方法论问题。德国人的所谓精神科学包括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这个名词的用法由狄尔泰开始。史学是精神科学背景，精神科学是史学工具。精神科学能否独立，在于它有没有与自然科学不同的方法。历史知识是可能的。狄尔泰高唱“历史意识”，企图树立史学独立的方法逻辑，拒绝科学与哲学对历史的干涉，以求得人类之自由。狄尔泰开始现代新历史主义，它与旧的不同，它主张历史与史学之自动性与独立性，主张在历史过程中分析和研究人类社会之事。它将生命与历史合并起来。他的历史哲学亦与旧的不同，他并不研究历史发展的原则、规则，而注意历史知识本身种种问题（性质、方法）之检讨…。

三、把历史学与自然科学对立起来的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

在狄尔泰之后，德国新康德主义哲学家弗赖堡学派的文德尔班（W.Winderband）和李凯尔特（Heinrich Rickert）、历史学家梅尼克（Friedrich Meinecke）等人都严格地区分了历史学与自然科学之不同。强调其不同，就在于历史学是对只出现一次的、独一无二的现象的理解，因而人们也就不可能总结其普遍的规律。他们都强调直觉在历史认识中的重要作用，并把历史理解说成是主观的东西。

文德尔班著有《历史学与自然科学》，这是他于1894年在斯特拉斯堡发表的校长就职演说。他认为历史学和科学是两种不同的东西，各有其自己的方法。自然科学以总结普遍规律为其目的；而历史学则以描述个别的历史事实为其目的。他说：“在自然主要是倾向于抽象，相反地，在历史思想中主要是倾向于直观。”柯林武德曾这样评价文德尔班：“文德尔班在他讨论科学和历史学之间的关系时，实际上所做的一切就是向历史学家们提出一种主张，要他们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去做他们自己的工作而不要受到干扰；它代表着历史学家们要脱离在自然科学束缚之下的文明总体的那种分裂主义运动。”但是柯林武德又告诉我们，文德尔班没有意识到“这是办不到的。”

文德尔班的《哲学概论》一书分为两大部分：一是知识理论；二是价值理论。他把历史学划归到第二部分，也就是价值的理论这部分。这样，历史学就被驱逐出知识的领域，历史学家所做工作，似乎不是了解它或思考它，而是以某种方式直观它的价值。这就是文德尔班的思想。

李凯尔特在历史哲学方面的主要著作有：《认识的对象》（发表于1892年）、《自然科学概念形成的界限》（发表于1896）、《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1899年出版）。李凯尔特认为，文德尔班述说了科学与历史学的两种区别而不是一种区别：第一种区别是一般化和个体化思想之间的区别；第二种是价值判断与非价值判断思想之间的区别。李凯尔特说：“历史上的东西，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就是那种仅仅出现一次的、件件都是个别的、属于经验范围的实际事物；它既带直观性，又带个别性，因而是自然科学构成概念的界限。”在李凯尔特看来，成其为科学规律的东西必须是反复出现的，而历史事件却是不可能重演的。然而，历史事件是否重演，就不可能从其中抽出某种模型或规律来呢？后来汤因比的工作所蕴涵的回答则是：历史事件虽然仅只出现一次，然而它所采取的形态却是重复出现的，所以历史形态学的研究就是可能的，而且是理所当然的。